传教士入华以来，弃婴、女童缠足、童养媳、一 夫多妻制同时成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是历史的传人，今天，中国社会伤害儿童的现象也与时俱进，一方面，弃婴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儿童成为“市场时代”的商品：国内贩婴活动日渐猖獗，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儿童出口国。

孩子要离开家了。他们要到学校去，要到社会上去。他们要进入一个更加陌生的世界，他们脚步迟疑，充满恐惧。动物世界有一条自然法则：弱肉强食！如果人类社会并未远离这种动物状态，那么孩子的厄运即将来临了！

返回历史深处寻找中国孩子的尸体是很难的。三国时期，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杀害，中国历史对这段黑暗时期唯一的记忆就是罗冠中笔下那几个杀人动物。因此我们更不能指望这个民族的所谓“史官文化”愿意承载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儿童，一直到传教士来华，中国儿童悲惨的状况才慢慢引起关注。我们关于中国儿童权利的研究因此集中于当代，并先从家庭开始。本文所收集的案例大部分取自网络，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案例仅仅是实际发生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孩子永远沉陷在时空的黑幕之中了。

上网以来，我在六月里用心写过三篇祭文。其中一篇是“祭李思怡文”，另外一篇就是下面的“祭沙兰镇小学生文”。2005年6月10日，一场洪水同样先通过摧毁校舍吞噬了100多位孩子的生命，这场悲剧如今已经整整三年了。很遗憾我未能在2008年6月10日那天想起这件往事——没有人能真正地把别人的悲剧当作自己的悲剧。今天是父亲节，我突然想起汶川的父亲节正在重复沙兰镇的父亲节——再过三年，我也将在遗忘的大洪水中参与对四川悲剧的精神埋葬。没有一种哲学能冲破这样的绝境，直到十字架竖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亚雅仑谷的月亮静止在空中。

把“政党”比喻为“母亲”，实际上是用文学语言为“政党的孩子”之说提供了理念上的根据。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抒情被泛政治化，仿佛它不再是隐喻，而是来自某种历史客观性。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母子关系中，显然，被刻意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强调“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伤害“孩子”的某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我的朋友老周今年出了一本书，《我只养你十八岁》（海南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本书在大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和他一次对话中称之为“老周革命”。老周是纹革后中国第一批教育学硕士，但从此一直与中国教育为敌。他认为学校教育就是学校对家长的绑票，而中国的“教育思想”完全缺乏对个人的尊重。

题记：多年前读作家冯冀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希望能写一本类似的书，但记述的是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100个普普通通的个人的命运。这本书首先要反对80年代那种“断代史”的观念，即仿佛“文革”以后中国人真的第二次“解放”了。我不否认“文革”后中国社会的某种进步，但在这个“新时代”，个体命运并没有结构性地告别悲剧时代，悲剧仍然在继续（正如文革仍然在继续一样），并由于“改革开放”的喧嚣反而使世界更不愿意倾听个人的呻吟。

我相信，鲁讯先生在呼喊“救救孩子”的时候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但不久他绝望了，因为“孩子死了”。 没有人救孩子，孩子更没有被救活，而且孩子死得那么悲惨、那么没有道理，又那么“平常”。 如果《药》可以换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 “孩子死了”。 两个母亲在墓地相遇，她们的孩子一同埋在黑土蓬蒿之下。嘎噶远去的那只乌鸦，株株僵立的野草，它们见证了“孩子之死”。

儿童权利应该视为基本人权的内容之一。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财产自由的权利价值在法学视域是显然易见的，但是儿童权利之保障，是上述基本人权历史中另外并行的一条线索，它将权利观念复制在人自身的历史中。对于汉语文化而言，基本人权和儿童权利观念的绝对匮乏，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两个范畴，与之对应的是绝对君权和绝对父权。没有人怀疑，东方专制主义的绝对皇权制是建立在军队实力和家长制文化的根基之上的，而孝道则为家长制提供了宗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