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凡_2016-02-20 10:29:31 说： 牧师，今日早上，在微博上看到华东师大教师江绪林昨晚自杀．看他的学历也算你的校友和学弟(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土１９９９).自杀之前他在微博上留言： @江绪林：饶恕我吧，赦免我吧，上主啊，请你开启希望之门；哦，正义…我接受……我之前也读过他的一二篇文章．关于这件事，牧师有没有可说的？+亲爱的任牧，您好！祝您春节愉快！谢谢您的影评，总能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今天网上疯传江绪林自杀的事件，触动了我内心那根敏感的弦，同时深深恐惧自己身上的“江绪林”。因为从小到大，我经历了太多死亡事件……每一场死亡都带给我深深的伤害，我害怕亲朋死亡，也害怕自杀……直到遇见耶稣，才逐渐从灰暗中逃出来。2010年4月25日，我受洗成了基督徒，真正经历了自己的死亡。感谢主。2014年11月遇到“不寐之夜”，真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圣经真的被您打开了，原来只有神差遣的仆人才能宣讲出真理，诗篇119：130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真的看见天开了。感谢主让我参加CSMP，只是学习难以称心快意，吾真能之乎？求主保守您活得长一点，最好能把66卷书都宣讲一遍。

平安。死亡和自杀事件会击中每一个人，这是从“空中”覆盖下来的黑暗。更多人愿意在政治反应和病理反应上消解中弹之后的紧张与绝望。一方面，死亡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必须转移视线，寻找替罪羊；另一方面，自杀质问存在的意义，也同时自我质证——自杀也是自杀的自杀，实际上人走投无路。我们需要一场神学反省，因为解脱死亡之钩的力量不可能在人间或墓地。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一事件：第一、江绪林的信仰状况；第二、圣经中的自缢事件；第三、教会怎样面对自杀。无论作为校友还是几面之交，江绪林有一件壮举曾令我感动不已。我只是盼望下面的文字不会消散这种感动，也不会被这种感动所消散。

1、江绪林不是一位基督徒

首先必须澄清一份哀荣或身后喧嚣：江绪林不是一位基督徒。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不仅当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他写于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的《小札记：未曾虔信》，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的信仰状况。他其实什么都不相信，虽然对宗教感有不能割舍的迷思；他对教会历史那些神学家的追击，正像他对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人云亦云一样，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当他咒诅基督徒都是伪君子的时候，他却在跟政治伪君子们更虚伪地调情。只是他对宗教和哲学的寄情比很多人更为认真。对他来说，上主、安拉、厚重的生命（儒家），政治正义，基本上是同等的概念。他的灵魂被这些“外女”均衡地撕扯着，不安而恐惧地下到阴间。在他的准宗教话语中，只有上主，从来没有基督。圣经说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不认耶稣是主的灵不是圣灵。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包括其宗教及哲学系，基本上与神学无干。那所学校也可以是加尔文主义在当代世界充分世俗化的生动恶案。

江绪林甚至不是文化基督徒。他缺乏刘小枫的宗教认知，而他比海子更缺少更深刻的宗教敏感。但是江绪林毕竟抵达了汉语文化或远东旷野的边缘：“实现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们人生的苦难、愚昧和平庸，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和幸福么？”这可能是江绪林思想的顶峰了，但这句话远远没有海子深邃和干净：“远方除了遥远以外一无所有”。或者他只是人文主义和宗教情感的双重学舌者。他模仿得比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更孤独，至于身殉。没有救赎真理的人文关怀，如果你有足够的诚实和敏感，这条路无限地变形为一条绞索。中国人对江绪林的诀别自然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感同身受的绝望；另一方面是朝野普遍的惶惑，不知道“这是什么”。有这样一种共识：面对必然发生的被毁灭，先行自我毁灭是一个意志选项或精神胜利。江绪林自杀必然被普遍视为一种隐喻：与这个世界特别是政治黑暗象征性地同归于尽。但是江绪林的“遗书”面对的不是政治黑暗，而是死亡恐惧。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汉语思想没有能力穿越的旷野，大而可畏。“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

遗书是对自杀的最后挽留，甚至嘲讽。如果我选择自杀我不会给人类留下一粒粮食，不会对他们说一句话。然而，江绪林遗书是他对伪君子世界最后一次滥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归去来”又一次拖泥带水的吻别。从苏格拉底到王国维，由于他们并不确信彼岸和复活，这个世界临终仍然是他们失恋的情人。没有爱人，弃妇（指点世界）是唯一的性情和初恋。自杀者用遗书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贪爱——为什么他们的眼里含着泪水，因为他们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爱得更加深沉。绪林说：“我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也就不能有期望（指点世界），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已无法体察），如何亲吻和祝福你们以作别！”我在大洋对岸读到这里也热泪盈眶。遗书就是绪林写出的乐章，爱的拥抱、亲吻和祝福。更是对着世界最后一次祈求：关于优雅、关于爱的拥抱、亲吻和祝福。这份遗书是对每一个邻舍的临终乞讨，甚至在等候天使，从他手中夺走那瓶白酒。太平洋的风打湿了我空空的胸怀和臂膀，他已经远走高飞，不知所终。

太平洋上坐着贾宝玉，也埋葬着陈天华。太平洋以远有两个湖泊，昆明湖和未名湖，掩映着王国维和江绪林。陈寅恪不知真理与自由。《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虽矫情“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实俗不可耐之言，风靡有江一代。“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死者为大，但无由托大。所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过中国泛道德主义的梦话。这话反之亦然：“先生以一死见其不独立不自由之意志”——他靠自己根本不能胜过死亡的试探和催逼。寅恪弥天之谎，挟死者而令诸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大言泛泛，欺世盗名：“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攻击和谄媚死者都是一种邪教的人殉。可以无限怜悯和同情自杀者，也可以钦佩他们的某种勇气与决绝，也可以呵斥那些在死者身后翻弄隐私揭露肉身的网络流氓。但任何将人的自杀赋予基督之死之含义的人，若非井蛙，必是骗子。

北大精神是一个错误，北大从来没有精神。这种“北大精神”从未离开过“未名湖”，一塔糊涂。北大和中国从来没有能力给那个湖泊或那滴人工眼泪命名。未名湖，未知之神。倒影着欧风美雨，苦恋着绿瓦红墙。附近一座叫斯诺的坟墓，这个人1963年出版了《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在该书中他将1959-1961年间的危机称之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在任何意义上，无论是附庸还是对抗，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北大精神一直是政治的婢女。北大有两只青蛙王子，蔡元培和胡适。或者陈寅恪与梁漱溟。蔡元培掮客了法国文化的糟粕，包括其美学和无神论。胡适掮客了美国文化的糟粕，包括杜威和暴发户式的贵族气质。北大没有平安。北大的地理中心是一座外国人的坟墓，或一滴眼泪（未名湖，而且是人工湖），以及一座具有草原风格或草莽气质以及远东美学的佛塔（博雅塔）。这具有象征性：权力或死亡、伤痛、虚无。这是东方的“三位一体”，周而复始。

死亡在鄙视和逼视北大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无法回避。这是一种魔鬼式的俯瞰：死亡的毒钩，或者那颗黑色的子弹，比任何事件能更加拥有捆绑和搅动人心的力量；而在不相信复活真理的地方，死亡是唯一绝对统治人心、统一灵魂的势力。死亡不允许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死亡消灭所有不同政见；它的统治是所有极权主义、专制文化、戒严体制和封锁政策的本相。圣经说魔鬼是世界之王，因为死亡和阴间是它的宇宙真理或专断权柄。“人都死了，让死者安息，你闭嘴吧”；你循着这个声音望去，就会看见魔鬼在尸体上护食和得胜的表情。它也在掩盖它犯罪的现场；如同掩盖创世纪和启示录。就是那块巨大的石头：举帝国之力和世道人心要堵住坟墓的门口。只有天使能将之滚开。在复活节的黎明，石头已经被滚开了。那是海子曾经仰望过的石头：“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他说：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 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

2、圣经中的自缢事件

圣经中至少记载了两起自缢事件。现有的资讯远远不足以支持我们将江绪林自杀事件与这两起自缢事件相提并论。但这两起事件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性，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更与基督相关。

第一个自缢者叫亚希多弗，“22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23亚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备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24大卫到了玛哈念，押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撒母耳记下17:22-24）。这三节经文按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可以视为一个交叉结构。前后呼应的是“约旦河”，那是近东地区的昆明湖或未名湖，那是洗礼池，是出死入生的分界线，是旷野和应许之地的共同边境。亚希多弗死在约旦河边。亚希多弗也留有遗书，表达他对世界的绝望或苦恋。他的世界是大卫和押沙龙、本城或家，以及人民共同构成的。亚希多弗的家乡在基罗（撒母耳记下15:12，约书亚记15:51）。而基罗（גִּלֹה）是指流放或放逐之地。动词גָּלָה的意思就是揭露和控告，或者所谓公共批评，指点世界；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创世纪9:21）。这个动词另外一个含义则指神向人的显现，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创世纪35:7）。藉着揭露邻舍或掌权者的肉身，像上帝一样临在于人间或公地，这就是基罗人亚希多弗。值得一提的是，亚希多弗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有足够多的道德理由帮助押沙龙颠覆大卫（撒母耳记下11:3，23:34）。

当上帝也站在大卫一边的时候，亚希多弗对上帝仅存的模糊的信心可能也彻底破灭了。按人的道德逻辑，与“奸夫淫妇”站在一起的上帝是不公义的。可以理解亚希多弗那种深刻的道德绝望。显而易见，自由主义和宗教感动彻底崩溃了。这是一座道德高山的坍塌，如同耶利哥城向内塌陷。亚希多弗是典型的政治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不仅如此，自缢者总是自义者；人文知识加上宗教情结，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认信，这两种思想会不断捆绑这个人到自杀的自义高峰。中国知识分子厚颜着这种观念：知识分子是世界的良心。而亚希多弗这个名字传递的就是这个概念：אֲחִיתֹפֶל，my brother is foolish (folly)。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世人皆醉我独醒”，“质本洁来还洁去”；翻译成希伯来文：“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以赛亚书65:5）；翻译成希腊文：“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我在找一个真正的人”（狄奥根尼）；翻译成法文：“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罗兰夫人）……自杀者常有这样一种迷思：这个世界太脏了，我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当然，亚希多弗有更现实的自杀理由：恐惧政治报复，对未来失去了所有信心。

自缢或吊死这个希伯来字是חָנַק，to strangle, strangle oneself，勒死；窒息。这个世界叫人窒息，亚希多弗窒息而死。上帝也藉着一起“窒息”事件审判全地。因此可以说，自杀包含着上帝对世界的政治审判。那鸿书2:8-13将这个动词翻成“掐死”：“8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9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10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11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12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strangled）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13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尼尼微就是这个世界，就是那个国家。

最后，这个动词指向十字架，或咒诅。圣经中第一位被吊死在十字架或木头上的人是法老的膳长；他是因为侍奉肚腹而侍奉权力的人，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创世记40:19，22；41:13）。接下来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有艾城王（约书亚记8:28-31），迦南五王（约书亚记10:26-27），扫罗王（撒母耳记下21:12），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两个军长巴拿与利甲（撒母耳记下 4:1-12），大卫之子押沙龙（撒母耳记下18:10），亚哈随鲁王两个守门的太监辟探和提列（以斯帖记2:21-23），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以斯帖记7:9-10，9:13-14）；以及耶路撒冷的一些首领（耶利米哀歌5:11）。而申命记21:22-23让我们看见神对“十字架”事件的一种心意，当然这是预表基督的：“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23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耶稣为人的罪承担了上帝的咒诅：使徒行传5:30，“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使徒行传10:39，“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圣经中深刻地对立着膳长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这是死亡与救赎之间的对立，或者终极解决。这场对立充分体现在马太福音27章中，那是两场自杀，两场绝望，两棵树，或两种十字架的对立。其中马太福音27:1-10讲加略人犹大将自己挂在木头上；而马太福音27:11-66讲耶稣被罪人、也为罪人挂在木头上。对圣经上的人物包括加略人犹大不要作道德图谱式的理解，犹大不过是人或罪人的代表，不需要将之妖魔化。他爱钱财，世人都爱。他有道德上的敏感，有罪恶感，所以后悔，并且自杀。犹大真正的悲剧是他不要基督的救恩。对自己的罪恶恨到自杀的程度，在这一点上，犹大比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总是定罪别人的北大精神，要深刻和诚实得多。可以说所有北大和公知加起来也没有一个犹大更令人尊敬。北大不如犹大。但是，一个罪人即使用自杀的方式来忏悔认罪，却不要基督的救恩，这人也不可能得救。实际上犹大自杀是人类依靠自己的“道德勇气”自我拯救的最高方式，也是最后方式。但罪和死根本不是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重生和自由只能仰望生命之主的恩典。无论怎样锥心泣血、痛不欲生的自责，这人的归宿只能是作为“外乡人”埋在“血田”。

马太福音27章有两座山，以巴路山与基利心山。罪人靠自己的决绝面对罪恶和死亡，这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与异教文化的巅峰；罪人依靠上帝儿子的死难与复活，这是所有人文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终结与救赎。

3、教会怎样面对自杀

基督徒如何看待自杀，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认为自杀是罪并且绝对不能得救，实际上从未形成普遍共识。下面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供参考：

【教会对自杀的态度

据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的研究表明，在公元4世纪以前，教会遭受逼迫时代，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基督徒把自杀作为一种殉道方式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教会方面是保持沉默的，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自杀有罪的言论。

被称为基督教史学之父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一书可以为此做证。在这本书中，优西比乌只是提到了几个关于自杀的事例，如彼拉多的自杀以及一对基督徒母女为避免被罗马士兵侮辱而自杀等，教会并未对此有什么评价。作者并没有把恶人的自杀当作一种罪，而只是作为对罪的一种惩罚或报应手段。他把义人的自杀视为殉道，反映了基督教的良好品德，他对此是积极、肯定的。好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自杀没做任何表示。

最早谴责自杀的教会会议，是公元305年或306年的埃尔维拉会议。该会议谴责了那些为了殉道特意选择自杀的基督徒。这次会议发生在教会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之前，在时间上算是最早的。在这之后，由于教会忙于确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比如三位一体)和教会的建制发展，基督徒的自杀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直到公元452年的阿尔会议，教会才发表声明称，自杀是魔鬼在做工。到了公元533年的奥尔良会议，教会直接宣称，自杀者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向上帝所献的祭，是不会为上帝所喜悦和接受的。

公元563年召开的布拉加会议，教会则禁止在自杀的基督徒葬礼上唱赞美诗，并规定在自杀者的葬礼仪式上，自杀者的尸体不得带进教堂。公元585年的欧塞尔会议重申了这一立场。

公元693年召开的托莱多会议，则规定，那些意图自杀的基督徒在两个月内不得去领圣餐，除非在这两个月内他放弃自杀的念头，有所悔改。

公元878年召开的特鲁瓦会议和1184年召开的尼姆会议，都规定不许在教堂内为自杀者举行葬礼。1441年的瑞典会议重申了尼姆会议的决定，并且补充说，自杀者的葬礼会污染这个仪式。

……

1、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的观点。奥古斯丁是北非一教区的主教，针对该地区多纳图派(Donatus)对殉道者给予极大的尊崇，造成自杀狂热蔓延。奥古斯丁为抑制这一现象，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自杀，犯了此罪将下地狱。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卷一中第一次言及自杀的问题。他试图表明早期基督教时代普遍认可自杀的理由，如避免罪恶的愿望，逃避世界的苦难、赎罪、寻找超脱、逃脱他人的侵犯等，从正确的基督教教义来说，都是不被接受的。第一，为逃避这个世界的罪恶，是不值得去触犯永恒国度的律法的；第二，他人的罪永不能玷污无辜受害者的灵魂，但自杀却是可以的；第三，人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罪过而自杀，因为他需要的是悔改，而死亡剥夺了悔改的机会。奥古斯丁认为，十诫中规定的不可杀人包括了既不可杀别人，也不可杀你自己，因为自杀者所杀的也是人。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去讨论自杀问题的人，他的思想构成了基督教反对自杀的基本立场。

2、托马斯·阿奎那(Thom Aquinas。1224—1274)的观点。奥古斯丁的观点一直影响教会到十九世纪，其中在中世纪时期，透过神学家阿奎那，把奥古斯丁的观点加以强化。阿奎那和奥古斯丁不同，因为奥古斯丁是为了回应当时信徒自杀的风气及异教对自杀的鼓吹，而阿奎那则是为了完成他的巨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他在承接奥古斯丁的传统神学思想以外，又融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三点反对自杀的理由：第一，阿奎那认为每个生物都有保存自己生命的本能，因此，夺去自己的生命不仅侵犯了神的诫命，而且侵犯了自然法则，对自己造成侵犯。第二，阿奎那强调自杀是侵害政治团体的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在此，他再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视政治生命为一个人自然且根本的要求”的观点。没有人可以独立于团体之上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没有人有权忽视团体的法则，按自己制定的法则行事。第三，阿奎那相信生命是神的恩赐，只有神才能挪去。因此，他批评自杀是侵犯了神独有的掌握生死的权力。人的自由选择意志不包括掌握生死权力。有人把阿奎那反对自杀的理由浓缩为“自杀违反了爱己、爱人和爱神”。阿奎那对奥古斯丁的自杀观修正、完善成为教会对自杀观的权威理论。

3、马丁·路德(Matin 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的观点。到了改教时期，教会仍然非常反对自杀，甚至把自杀“恶魔化”，视之为魔鬼的作为。马丁·路德认为自杀者是被魔鬼所引诱，是撒旦所杀害的。加尔文指斥自杀，却保留神或会恩慈对待自杀者的可能性，并容许悔改。

4、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观点。到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对于自杀有较全面性的看法：他认为：(1)自杀是抢夺神的主权：神是生命的主宰，他将生命托付给人，让人服侍他；人并非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并不拥有自己生命的主权。自杀是属于谋杀的一种，因为自杀者把不属于自己的生命夺走。自杀是一种夺权的行为，要抢夺神对人生命的主权。自杀也是一种反叛神的行为，自杀者透过自杀行动宣告，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权不在神。(2)不应对自杀者轻易地作论断：自杀是一种反叛神的行为，但并非是不可宽恕的大罪。因为自杀者在作出自杀行动时，心中究竟存何种念头?是否有反叛神的意念?或仅是寻求解脱?一般局外人很难知道，这是自杀者与神的关系，由神来审判，我们不应对自杀者轻易地作论断。(3)靠福音而非靠律法防止自杀：对一个面临绝望的人，用《圣经》说不可自杀去吓阻，大都是徒劳无功的。一个人在孤立无助时，所需要的不是“你要活下去!”(这是律法)，而是“你可以活下去!”(这是福音)。因为神就在我们的周围，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帮助、盼望与宽恕。我们不是孤立无援地独自承担一切，可以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人生的失败并非不可逆转，所犯的罪并非不可赦免，我们要对自杀者宣告福音，而不是颁布律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作者对路德观点的称述是“乖僻”的，我们需要正本清源。首先推荐一个视频，真实反映了路德对自杀的态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hMuWn2dnUw。另外更应该参考路德的一封通信（The  Letter to Jonas Von Stockhausen，November 27, 1532）。

TO JONAS VON STOCKHAUSEN

November 27, 1532.

Grace and peace in Christ! Dear sir and friend, Good friends have informed me that you are afflicted with weariness of life, and longing for death. Oh, dear friend, it is high time for you to mistrust your own thoughts, and listen to others who have overcome such temptations. nay, put your ear close to our mouths, and let our words sink into your heart, and God will comfort and strengthen you thereby. First, you know one must obey God’s will, for He has given you life, and as yet does not will your death; so you must submit your thoughts to the said Divine will

Our Lord Christ had much that was bitter in His life, but He would not lay it down without His Father’s will, retaining it as long as He could, saying, my hour is not yet come. And Elias, Jonas, and other prophets cried for death, through their sufferings, even cursing the day of their birth, and ye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live on and put up with this weariness till their hour came.

Therefore, pluck up heart, and bid defiance to yourself, exclaiming, my good fellow, when thou art so unwilling to live, then thou must live in spite of thyself, for God wills it so and I also. Throw your devilish thoughts into the abyss of hell, with their dying and death, for they are of no avail here, and grind your teeth together, determined to repulse those which have found refuge in your head, making you as stubborn as the worst of peasants, or a woman nay, even harder, for they are not made of castiron!

If you thus struggle against yourself, God will assuredly help, and our prayers, with those of all pious Christians, will do the rest.

I herewith commit you to our dear Lord, the only Savior, Christ Jesus, who will retain the mastery in your heart against the devil, and cause us all to rejoice in the marvelous help accorded to you, for which we hope and pray, as He has commanded and promised. Amen.

MARTIN LUTHER .

WITTENBERG. (De Wette.)

路德并不主张所有自杀者都在地狱中，这需要参考TABLE TALK中的一些相关论述：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as to all persons who have hanged themselves, or killed themselves in any other way, ‘tis the devil who has put the cord round their necks, or the knife to their throats. Mention was made of a young girl who, to avoid violence offered her by a nobleman, threw herself from the window, and was killed.  It was asked, was she responsible for her death?  Doctor Luther said: No: she felt that this step formed her only chance of safety, it being not her life she sought to save, but her chastity.I don’t share the opinion that suicides are certainly to be damned.  My reason is that they do not wish to kill themselves but are overcome by the power of the devil. They are like a man who is murdered in the woods by a robber. However, this ought not be taught to the common people, lest Satan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cause slaughter, and I recommend that the popular custom be strictly adhered to according to which it [the suicide’s corpse] is not carried over the threshold, etc. Such persons do not die by free choice or by law, but our Lord God will dispatch them as he executes a person through a robber. Magistrates should treat them quite strictly, although it is not plain that their souls are damned. However, they are examples by which our Lord God wishes to show that the devil is powerful and also that we should be diligent in prayer. But for these examples, we would not fear God. Hence he must teach us in this way.

下面的短文可以代表LC-MC关于自杀事件的“官方立场”：

Q. What is the LCMS stand on suicide? If a person commits suicide, can his/her funeral be held in the church? Does the LCMS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is condemned to hell since after suicide there is no way to ask for forgiveness?

A. The Synod does not have an official position regarding the eternal state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mitted suicide, though theologians of the Synod have commented from time to time on pastoral questions that often arise in such cases.

Since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an individual upon death is known only to God, our theologians have proceeded cautiously in making judgments in this regard. LCMS pastor and author Otto E. Sohn, for example, has stated:

“Assuredly we would not wish to judge anyone who resorts to self-destruction.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plumb the depths of gloom into which even Christian people may sink and irresponsibly lay unholy hands upon themselves. Perhaps the Lord will not hold them responsible, but we do not know.” (What’s the Answer, CPH, 1960, p. 144).

In one of his “Table Talks,” Martin Luther himself commented: “I don’t have the opinion that suicides are certainly to be damned. My reason is that they do not wish to kill themselves but are overcome by the power of the devil.” Luther goes on, however, to express concern that this statement not be misunderstood or misused in a way that would downplay the danger and seriousness of this sin in the minds of people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 Vol. 54, p. 29).

With regard to burial services for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suicide, here again the Synod has no “official position,” but entrusts to its pasto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caring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s after weighing all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each individual circumstance. In the book Pastoral Theology (ed. by Norbert H. Mueller and George Kraus, CPH, 1990, p. 156), used at our Synod’s seminaries, the following counsel is given:

Before consenting to officiate at the funeral of a suicide victim, the pastor will want to make a full inquiry–not so much for a reason to avoid the question of officiating as to find a reason (even if weak) to accept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such situations is the state of mind of the deceased and whether the deceased was aware of what he/she was doing. Other important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evaluated by the pastor along with the congregation’s elders are the following:

As i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the service benefits the living and is part of the congregation’s witness. Death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the bereaved of the suicide of a loved one. Usually the family feels a tremendous burden of guilt that an excessively judgmental pastor only exacerbates by refusing to officiate. No one can determine with certainty the faith (or lack of it) in another person. People have been heard to say even at the funeral a church member, “If the pastor only knew . . . .”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deceased’s ongoing lif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manifest an absence of faith in Christ, the pastor cannot conduct a Christian burial service which offers the comfort of the hope of salvation for the one who has died. What and how much will the pastor say in his sermon? Would the pastor have to explain away or excuse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funeral? How clearly can he point to the incarnate Lord who invites all to cast their burdens upon him? Is the family asking/insisting that the service be conducted in the sanctuary, with everything that implies? The pastor, with the congregational elders, will need a mutually-drafted general policy, based on sound theological principles, to govern the funeral for a victim of suicide–a policy that still will have to be applied to each situation. As the pastor wrestles with any difficult case, he will find it especially helpful to consult with fellow pastors.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江绪林现在魂在何方，这个问题超越我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我只能仰望上帝的怜悯。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江绪林已经断魂中国。他不需要安息或我们怎样让他安息。实际上，“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马太福音2:3）。我们自己不安因此需要寻找安息。愿那安息的主与我们同在。（补充：自杀者真正的临终时刻，是否遭遇基督，我们不可能知道。第一、我不是他；第二、我不是神。除非我有足够的资讯知道这人在“死”之前所有的刹那中都没有认信基督，我才敢宣布他在地狱里。谁知道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临终和耶稣一句对话就得救了呢？圣经宣布犹大在地狱中，这是圣灵的权柄。）

附录：湟水河弟兄的相关译文

马丁路德1532年11月27日给Jonas Von Stockhausen的信

祝愿基督里的恩典和平安！亲爱的朋友：有朋友告诉我你厌倦生活，饱受其苦甚至渴望结束生命。亲爱的朋友，此刻你要放弃这种想法啊！请你听听有人是怎样曾经胜过这种试探的。不，这还不够，你的耳朵要贴近我们的口，让我们的话进入你的心，主会借此安慰你，使你坚强。

首先，你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祂赐给你生命，不愿意你死亡。你的思想要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想想我们的主基督，祂的生活充满愁苦，但是，祂遵循天父的旨意，不按自己的意思把命倾倒，反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以利亚，约拿和别的先知也曾经在苦难中呼求死亡，他们甚至咒诅他们出生的日子，但是他们活下来了，他们恒久忍耐一直到他们的日子来临。

因此，我的弟兄，当你想要死亡的时候，放下自己，鼓起勇气活下去，这是主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把那些魔鬼给你的想法扔到地狱的深渊里去吧！这些想法带着垂死的和死亡的意念，毫无果效！你要咬紧牙关，坚决抛弃那些盘踞在你头脑中的恶念。因此，你必须要比最固执的农夫或妇人还要固执，不不，这还不够，你的坚持要坚强如铁！

如果你这样和自己争战，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祷告和所有敬虔的基督徒的祷告吧！

因此，我要把你交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祂一定会在你的心中掌权抵挡魔鬼。祂也会赐给你奇妙的帮助并让我们在其中喜乐。我们为此期盼，我们为此祷告，这是主的吩咐，这是主的应许，阿门！

马丁路德在TABLE TALKS中的论述：

有些人为什么自缢？或用其他方法自杀？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魔鬼把绳子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或者把刀放在他们的喉咙上。”

有一个案例：一个年轻的女孩为了逃避一个贵族的强暴从窗跳下，死了。

有人问，她要为她的死负责吗？

路德博士答：不，女孩当时感到这是她唯一可以安全的机会。她当时想要挽救的不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的贞洁。我不坚持自杀一定被咒诅这种观点。 理由是有些人不愿自杀但却被魔鬼的权势胜过。

这种情况有点像一个人在树林里被一个强盗杀害。然而，为了避免给撒旦杀戮的机会，我说的这种情况不宜向普通人教导。因此，我建议可以严格遵守那种通行的习俗：如，自杀者的尸体不要从门槛上运过去等等。这些自杀者的死不是因为自由选择，也不是因为法律，因此，正如主允许一个强盗杀死了一个人，主也会安置这样的自杀者。人间的官员要严格处理自杀事件，但是还不能断言自杀者的灵魂一定会被咒诅。不管怎么说，主是借自杀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魔鬼是多么可怕，而我们是多么需要迫切的祷告。这些例子让我们对上帝心存敬畏：主有时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教导我们。

LCMC关于自杀事件的“官方立场”：

问：LCMS对自杀持何种立场？如果一个人自杀，他/她的葬礼能在教堂举办吗？LCMS是否相信一个人自杀后一定会下地狱并且永不得赦免？

答：对于自杀者的永恒状态我们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立场。当然，我们的神学家会常常就各种案例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发表评论。

一个人死后的属灵状况只有神知道，因此，我们的神学家在判断这类事情时非常谨慎。例如，LCMS的牧师及作家Otto E. Sohn 指出：

“显然，我们不愿意判断那些付诸于自杀的人。我们无力测透黑暗的深渊，因为即使基督徒也可能坠入其中，也会不负责地将不属神的手加在自己身上。也许，主也会纪念他们的不负责任，但是我们不知道。”

在其《桌边谈话录》中，马丁路德说，“我不坚持自杀一定被咒诅这种观点。 理由是有些人不愿自杀但却被魔鬼的权势胜过。”然而，路德接着表达了他的关切：不能误解误用他的话，否则会淡化人心中对自杀这种罪的危险性和严重性的意识。

至于自杀者的葬礼，LCMS依然没有“官方立场”，LCMS把决定权交给牧师，让他们权衡具体案例的各种有关因素，做出有爱心和负责任的决定。

在我们神学院使用的《教牧神学》一书中，提供了下面的处理办法：

牧师同意主持自杀者葬礼前，一定要充分地询问。询问的原因不是要避免主持葬礼，而是要为可能的机会找一个原因（即使很弱的原因）。

特别要知道死者的心态以及死者是否意识到当时在做什么。

牧师和长老还要评估下述重要因素：

葬礼要使生者受益并成为信众的见证。

对自杀者的亲属而言，死亡尤其难以接受。

通常，家人会有沉重的负罪感，因此，一个过度严苛的牧师拒绝主持葬礼会使家人的负罪感更加重。

无人能确切地知道别人的信心状况（亦或没有信心）。即使在教会成员的葬礼上，也会听到这样的话“如果牧师只知道…”另外，当死者生前的生活及其死时的状态表明他不信基督，牧师就不可以为他主持葬礼，这样的葬礼只是死者救恩盼望的一种安慰而已。

牧师在自杀者葬礼的布道中说什么？说多少？牧师要解释吗？牧师要对参加葬礼道歉吗？道成肉身的主曾邀请所有的人把重担卸给祂。牧师怎样才可以清晰地在布道中指向这一点？ 死者的家人考虑到这些因素后还是要求/坚持在教堂主持葬礼吗？牧师和教区长老需要协商，有一个共同的方案。这个方案要建立在坚实的真理原则上，这个方案还必须考虑自杀者葬礼的具体情况，可以应用在每个场合。当牧师为困难的案例挣扎而拿不定主意时，咨询同行寻求解决也会特别有帮助。

2

关于江绪林的问题，可以扩展一下，因为2016年2月19日，戴煌、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翁贝托·埃可）、哈珀李（妮尔·哈珀·李，Nelle Harper Lee）、江绪林均去世了……

平安。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这是这四位知识分子唯一可能存在的共同身份。因此，2016年2月19日可以视为一场人文主义的告别。当然，江绪林的告别是其中最具有决裂性质的。翁贝托·埃可是欧洲人，妮尔·哈珀·李是美国人。这两个人可以是欧洲现代精神和美国现代精神的代表，是欧美人文主义的代言人。翁贝托·埃可的代表作品是《玫瑰之名》；而妮尔·哈珀·李的代表作品是《杀死一只知更鸟》。欧洲的玫瑰已经凋谢，美国雀鸟正在远飞。首先这两个人是蒙爱的，他们让我想起主耶稣的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参考马太福音6:25-29）。欧美知识分子显然比中国知识分子享受着更多心灵的安宁。

但这并非是全部事实。欧洲的历史原罪和政治正确在“黑暗的中世纪”，美国的历史原罪和政治正确在“罪恶的蓄奴制”。“杀父情结”是埃可和李共同的荣耀，也是人文主义共同的缺陷——历史和人文取代基督和信仰被现代性置于话语的中心，甚至毋宁用人文的名义放弃了祂。两位作家的离去正与欧美文明同归于尽，他们分表代表了基督教在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衰落。

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1932年1月5日－2016年2月19日）是意大利学者，所谓中世纪学家、符号学家与作家，然而很多荣誉都言过其实。可以以其代表作品《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为例来认识欧洲现代精神。在这本书的末尾，埃可总结了现代欧洲的普世价值：“要警惕预言家和那些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的人，因为他们通常会拉上众多的人与他们同归于尽，经常是先与他们，有时则是替他们去死”；“约尔格作了一件恶事，因为他对真理爱得过于卑鄙，为了消灭谬误它可以不择手段”；“热爱人类的使者所执行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对真理大笑，或者让真理自己发笑。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解脱对于真理无理智的狂爱”。这些乖僻之言首先在弯曲真理。至少这是对信仰和真理的歪曲，只有不信和半信以及假信的人，才会如此。其次，后现代相对主义总是在两个方面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在批评中世纪思想的过度诠释和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时候，只是、也只能建立自己的过度解释和反罗格斯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总是用相对主义的绝对真理取代信仰的绝对真理，仅此而已。而他们所牺牲掉的，就是教会和圣经。欧洲思想缺乏分辨教会和教会缺陷之间的不同，他们让这两者同归于尽。

埃可讽刺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杜撰了中世纪疯人船，然而他自己干的是同一件事——在《玫瑰之名》中，中世纪或修道院被妖化为疯人院。这是卡通化的中世纪，黑暗，寒冷，阴郁，充满了奇形怪状的狂热分子。《玫瑰之名》中没有阳光，这与其说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写照，不如说是现代欧洲文化的写照：日薄西山，黑暗降临。这更是埃可自己内心黑暗的反射。埃科和博尔赫斯共享一种知识的狂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现代人是一群读不懂圣经却迷恋罪人思想的病人。在他们看来，中世纪阻挡了人们通往图书馆和知识以及美的殿堂；而埃可所理解的知识，就是希腊人的胡说；他所说的美，就是罗马帝国的裸体。一直到爱因斯坦和引力波，西方才开始告别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李的这句名言，对东方专制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都适用：“时间慢得令人恶心，就像是在爬”。

埃可集散着故弄玄虚、夸大其词的符号学与诠释学。我承认中世纪的神学问题部分表现为对圣经的过度诠释，但现代思想的问题是对中世纪的过度诠释。我承认埃可的小说没有停留在对中世纪神权文化结构的批判上，他同时在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上帝崇拜、理性崇拜和语言崇拜。但是，埃可和欧洲现代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场杀父事件或情欲事件，是现代性的疯狂自负面对中世纪的过度诠释的战争。现代思想自负温和与多元，已经到达了可以嘲笑历史、神学、圣经和上帝的地步。但是，当一切被怀疑和颠覆之后，“我们都是销魂之后感到悲哀的动物”。我们批评中世纪压抑人性，但将人性归回常识就足够了。如果随后把人性上升为上帝，这就是魔鬼的谎言。每个人都需要性爱和情爱以及私权和尊重。但是，性爱和私权不是上帝，不可能给人了提供终极安慰和救赎自由。矫枉过正让现代人彻底失去了家园。这些现代思想家常常忘记了，让他们用以反省的思想资源，恰恰恰根植于中世纪的主流价值中：信仰、盼望、爱与终极审判。

所以中世纪的黑暗主要是现代人的黑暗。埃可在希腊著述以及希腊正教中发现“先进文化”，与莱布尼茨伏尔泰在中国发现先进文化一样，不过是一种托异改制的恶习。罪人都声称上帝不在教会中，神并非同在，而是神在远方，远方和远古总是乐园。我们也对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火刑柱、十字军以及教会财富进行了反省，但我们的反省不会到这个乖谬乖僻的极端程度：所以现代社会文明自由，而中古社会一片黑暗。这些瞎眼之人和魔鬼之子总是喋喋不休宗教法庭而无视贩奴运动、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以及难民危机。中世纪的黑暗是宗教法庭，现代社会的黑暗更是宗教法庭——外邦人把教会作为被告缺席审判，百般凌辱，最后缺席判决。而且每个现代人都是宗教大法官。然而现代思想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场情欲或自私事件以及人本主义的疯癫。现代人文主义对中世纪修道院的审判，是太监对国王的胜利。

意大利总理伦齐称赞埃可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这种代表中，基督教在欧洲衰落了，或以人文的名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为欧洲的绿化和赤化奠定了基础。埃可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欧洲是怎样向无神论投诚的。他确实代表欧洲故作深沉、自以为是地放弃了传统信仰。欧洲自杀了，欧洲的安乐死实际上与江绪林同归于尽。

妮尔·哈珀·李（Nelle Harper Lee，1926年4月28日－2016年2月19日）没有杜撰一个中世纪的疯人院，但是却杜撰了一种新人类，叫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据说这种鸟是完全天真无辜的。在这位女作家的身上，人性正在取代信仰进入美国南方和千千万万个家庭。她鼓励美国人的孩子们在基督和教会之外自义着自己的天性良善与正直，这种败坏是致命的，这种颠覆是隐蔽的。当代美国不需要复活的基督，只需要正直的律师。Mockingbird的中译显然不确，直译应该是仿声鸟、反舌鸟。《杀死一只反舌鸟》这本书的名字的含义如下： it is a sin to kill a mockingbird because “they don’t do one thing for us but make music for us to enjoy. They don’t eat up people’s gardens, don’t nest in corncribs, they don’t do one thing but sing their hearts out for us”。李的世界不再需要基督：“道理很简单，不能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失败了一百年，就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争取胜利”。不过李仍然承认：“《反舌鸟》不过说出了最明显，最简单的道理：正直，荣誉，及其行为准则，也即基督教的伦理部分。这也是我们南方人共同的遗产”；“阿提克斯说，如果我不为那个无辜的黑人辩护，我还能走进教堂，崇拜全知全善的天父吗？”

然而，基督教思想在妮尔·哈珀·李的作品中已经开始稀释了。Mockingbird在美国文化中有着传统的象征意义。”Hush, Little Baby”是美国南方经典的摇篮曲，第一句唱到：Hush, little baby, don’t say a word, Mama’s gonna buy you a mockingbird. And if that mockingbird don’t sing, Mama’s gonna buy you a diamond ring。而在美国北方，内战期间流行着这首民歌：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20世纪的流行歌曲中包括Mockin’ Bird Hill……今天美国一些州以Mockingbird为州鸟。因此妮尔·哈珀·李为她的小说如此命名不是偶然的，她是美国精神的代言人。有趣的是，Mockingbird不需要倾听上帝的话，而是彼此模仿。人文知识分子不过是互相仿声的一群人，并在别人的蛋中孵化自己的理想。天父仍在养活天上的飞鸟，只是飞鸟不再赞美上帝，只是互相赞美。翅膀刷刷，翅膀正在变成蝗虫。

3

读着《大学精神档案》，让我返回你已经放弃的政治理想。西方的政治文明仍然是可以向往的，基督徒追求政治公义、保卫自己的权利是应当的。请教你现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平安。我能理解你的“回归”。而且请你放心，我肯定认为西方比贵国更文明。只是明确两点：1、如果不信基督，什么文明中的人都不能得救；2、牧师、传道人要把全部生命用到福音上去；但我不反对平信徒投身政治热情。在政治价值中，我永远会把民主和宪政放在专制和独裁前面；而且我尊重一切为政治权利抗争的人。但是，我的使命是：1、我因为爱他们，盼望他们都信基督。2、我因为爱主，看耶稣为至宝，就看万事如粪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欢喜快乐。

保罗也一定认为罗马比耶路撒冷更政治文明，但他没空管这些事儿。我说保罗肯定认为罗马比巴勒斯坦更政治文明，是基于以下史事：1、罗马法是民法的基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制基础；2、罗马帝国已经形成了宪政制度以及议会制度的雏形；3、希腊世界在保罗之前拥有了民主和科学的基本观念。这都是东方社会望尘莫及的。当然，这也意味着，政治文明不完全是信仰的果实，尽管信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就是犹太公会，在耶稣诞生之前，也具有议会民主的特征。罗马法起源于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因此，宪政、民主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存在完全周延的因果关系，其实该隐家族以及宁录帝国，可能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政治文明。

不仅如此，民主和宪政以及大国联邦体制从来都是普世价值——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正常人都会选择这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自由不是什么西方伟大的发明和现代社会的高端成果，而是人类历史一直以来的生活。这个基本常识甚至普及在埃及、波斯和印度。但只有中国例外。这是灾变论写作的原因了。另有一位犹太学者叫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她也发现了中国文明的极端独特性。她对灾变论有重要的补充；我的发现是灾变，她的发现是猎战或游战。可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让中国从未建立起正常的农业社会、定居生活，更不用说正常的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了。只是中国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拥有这样两种政治形态：1、绝对皇权专制主义，以至于没有元老院、贵族和真正的封建制；2、如此大国，唯一不能建立联邦制却迷信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怪胎。

最后需要说明，民主宪政只是常识，不是信仰。中国面对着常识和信仰双重缺失的尴尬局面和双重悲剧。他们把常识当作信仰来殉道，而信仰对他们来说还只是处于效颦阶段（无论是追求还是反对）。而圣礼型教会也面临双重的政治试探。加尔文主义可以更好地迎合这种试探（荣耀神学和理性主义），但我们必须靠主扎根建造。

4

lxh1988924：请教任先生，有部很经典的国产电影《鬼子来了》，任先生能不能点评几句，导演，主演是姜文。谢谢。

平安。《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 Step）是中国影视中罕见的优秀作品，虽然中国仍然拍不出《太极旗飘扬》，《华丽的休假》这样的电影来。姜文开了一个好头，但的的确确刚刚开始。《鬼子来了》似乎要反省了，但姜文不知道要反省什么——如果反省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鬼子太善良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我批评就同样具有“抗日神剧”的意淫性质。而如果只是反省老百姓的怯懦和自私，也不能免俗——怕死是一种普遍人性，没有必要高调定罪。

反省应该向三个方向延伸。首先是政治反省。政治反省最深刻、最诚实的的莫过于此：1970年12月18日。“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你想到了”。“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0 January 2013]. ISBN 978-0-520-20276-4）。

其次是历史反思。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中国的溃败，催逼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认识“大中国”是怎样丧失自卫和对抗能力的。除了技术和军力方面相差悬殊，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中国一败涂地的根源。严格来说，从远古开始，中国就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群啸聚的移民，灾民和游战之民。加上祖先崇拜，这种传统奠定了家族对国家长期的优势地位。而家族之间从来不会拥有协同作战的能力。与此相关，中国人最深刻的罪就是没有信仰。或者说这里一切登峰造极、遍及人群的罪恶，都可以归因于没有信仰，更没有共同信仰。他们不是因为信仰和聚会（教会）走到一起的，而从始至终是因为饥饿而啸聚，因为管制而统一，因为血缘和地缘而群居，因为互相利用而集市。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正常意义或政治学定义的国家，从来不是信望爱的团契。因此也从来不可能形成自下而上、从内而外的团结。

最后是神学反省。这还没有开始——我们怎样从这场战争中寻找上帝的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德战争，法德战争，苏德战争、甚至日俄战争、美日战争，实际上都在深刻的记忆和宗教的反省中继往开来了。但只有中日战争，永远只有阴影和虐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彻底摧毁了两个民族对这种罪恶的精神忏悔。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都不敢对历史负责，因此都不敢诚实面对历史。于是，这场战争在神学上是徒然发生了。圣经中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不断被外族侵略。数度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先知审判侵略者更审判选民。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维度：侵略战争从来都是对以色列人罪恶的惩罚。这也是美国人对美国内战的一种反省：战争是对美国人蓄奴罪恶的惩罚。如果我们只是从弱者的角度来控告侵略者，只能说明，这场侵略战争在战后以更深刻的方式在延续。战争在心灵中没有结束，伤害变本加厉——日本继续在伤害中国。

必须说明，这个神学逻辑从来没有将侵略者打扮成正义之士，实际上先知严厉审判了所有侵略者。但是同时，先知更指着战争让以色列人反省自己怎样得罪了上帝。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充满了这种张力和深度。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神学逻辑，接下来就需要一场反省：中国的罪恶是什么？日本人的罪不能成就中国人的义。作文化基督徒的那些日子里，我不喜欢《约书亚记》中那些屠城行动。但是，当我深刻了解“迦南文明”的时候，我的义愤填膺不断被平复，到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上帝怜悯了迦南的妓女喇合，那是一种护教神学：救恩仍在审判之上。日本人当然不配称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只是另外一群偶像崇拜者。尽管日本人的很多文明，是中国人望尘莫及的。民族主义者可以仇恨日本，但在自我管理方面，你根本没有资格嘲笑他们。

仅以张学良为例——这场战争绝对是对这个人罪恶的惩罚。“奉张”对东北的统治没有任何合法性，而且败坏程度比迦南有过之无不及。这个视频可以或多或少帮助我们认识这场战争背后的义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vGIG1NZ4Q。学良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且不智之人。所谓不智，指其唯一的优点“易帜归顺，促成统一”（唐德刚）——东北再度丧失“联邦自由”。这也是“贵国文明”的写照：“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马君武）。据说张学良临终在读诗篇90:9，“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翻作“叹息”（הֶגֶה）的这个字，仍指神的震怒，而不是什么“故事”（以西结书2:10）。张学良一生都匍匐在神的愤怒之下。无论千古罪人还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是国人的代表。5000多年了，有什么样的人间力量，可以终结腐败和强暴的循环往复？

约伯记37:2用这个字（הֶגֶה）将这场战争重新回放给我们：“听阿，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这不是上帝最后的声音，感谢祂的怜悯。很多年过去了，愿我们一起来到一座山上，“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17:5）。阿门。

任不寐，201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