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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先生如何看山海经呢，据说非常神奇的书。司马迁的观点支配了国学对这本书的看法：余不敢言！+蒙恩罪人：读以赛亚书与先秦诸子百家比较，就能感受到比老子孔子还早三百年的先知以赛亚所站立的高度与他们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展翅飞翔在立体的空间看世界，一个是趴在扁平的世界里像虫子一样“以食为天”。对于嗤笑“杞人忧天”的秦国人来说，以赛亚书是不可理喻的，仿佛讲的是外星人的事。如此巨大的思想差别，使我相信有神。若非神的启示，人间不可能有以赛亚书。在罪的世界里，人的思想境界只能达到希腊理性和中国道德这样的高度。……搜索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国出现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之间早就往来了，先知以赛亚距今不过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三星堆人”的后代了。没有道理绝种，应该是都变成中国人的模样了。这也见证了人的五官特征和肤色是环境造成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后代就会入乡随俗的。奥巴马的肤色比非洲人淡了很多，这不过是一二百年的过程……
平安。圣经和考古（不是考古学）是认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的讨论将从这两个方向开始。有些论证曾经在不寐之夜上发表过，这里重提在于强调或有所修正。我越来越相信，建立在有限考古经验证据和清楚圣经先验启示基础之上的神学推论，无论如何都比进化学者的学术或“史学创作”多一些实证精神和逻辑力量。本文的论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引论部分，简述中国文明起源论的破产。启示和证据从两个方向源源不断地推翻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大陈词滥调，中国文史，文史而已。第二、从圣经角度解读中国考古发现的一些案例。第三、重读创世记1-2章中亚当到伊甸的历史，原文释经和最新的科学结论有越走越近的趋势。最后用一点时间来说说山海经。
引论：本土论、中国论和进化论
第一、本土论。中国文明起源于本地，这是世界上最落后的一种意识形态制造的谄媚行动。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国的贡献主要是“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个结论可以多少洗清他在“北京人”这个“头盖骨丑闻”或“一个动物脑壳上的瞎想”上的贡献或污点。我感谢神差遣使者将那个髑髅扔进了太平洋，又任凭山顶洞所谓的人类活动遗迹完全沦落风尘。目前仅剩下教科书的谎言，延续着秦汉以来让人颜面扫地的文史传统——用文学编辑历史，用历史交易权力。上官婉儿墓志显示官史多伪，夏商周断代显示文史无史。公元前841年之前的荡然无存，让本土论颜面无存。事实只能是，远东文明是从西方迁移并在远东繁衍而来，至少在相当长时间里，东方和西方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张星烺和郭静云等编发的材料，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都只是冰山一角。考古挖掘和出土文物显示的不是中国文明中心和周边的传递关系，而是东方和西方的继承关系。
第二、中国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于是张骞凿空，四夷来朝。中国论即中原帝国论，这个传统因革命者和外来者的合法性缺失，被高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相信有一个高于四周的文明中心，源源不断地照耀和启蒙着偏远地带的土人鬼方；而进入中心成为远东的信仰。人中龙凤和土中金玉的信仰，与此表里。蛇崇拜即撒旦教在近东滥觞了巴力邪教和巴别邪教；而在远东，它建造着“尧舜禹”这类圣人骗术，以及“中土大唐”的中心幻觉。只有巴力，没有仆人。中心自负不仅出于政治僭妄，也出于无知。但证据让史官看见越来越辉煌的“史前文化遗址”，无一不证明了单一起源论和中原辐射论的破产。中国文明根本不是中国文明，而是万国文明——所有重大的发现，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而这些文明之间根本不存在承续关系，而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这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方面，他们只能是从远处迁徙到“中国边境”地带的，并在各自定居的地域独立发展；我们将看见从非洲、特别是两河流域到远东，至少有四条明显的迁徙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几乎都是同时出现的，大部分中国史前文化都出现在挪亚和亚伯兰之间的历史时期，而巴别塔的分散事件，构成了族群和家国迁徙的基本背景。根本没有中国，最多只有远东。而这些独立发展的文明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共性，这只能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家园：蛇崇拜、鸟或太阳崇拜、农耕渔猎与游战、石器、陶器、玉器与青铜。
第三、进化论。和达尔文比起来，和西方的达尔文主义者比起来，中国当代史官的学舌水平的确只能适援用郭德纲对“文史”的定义。达尔文主义的愚妄之一是，他们宣称生命起源于环境（同义反复），人起源于动物（毫无证据），而人脑在进化中（绝对谎言）。这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神话是典型的蛇说：将部分事实弯曲放大为宇宙真理。近年中国的考古挖掘最杰出的贡献是彻底击碎了“原始”这个概念对先民的污蔑，而今天所谓的进步根本不是心智的进化，仅仅是经验的累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远古文明已经让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了，而贾湖的音乐、三星堆的青铜和马王堆的丝绸，更让今人望尘莫及。但这些答案早就记在圣经中，该隐后裔早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石陶时代和青铜时代一些生活工具的“原始”，并非出于先民的野蛮，而是源于移民的初来乍到——新移民只能因陋就简地重新开始生活；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文化艺术。
一、从巴别到殷墟
这是一个真问题：原始，还是初来乍到。“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记10:32）；“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创世记11:8）。离开大洪水和巴别塔的人类，有一部分进入了东方。远东移民的路线基本上分为四路。第一、西北，从两河流域和里海，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西北。第二、西南：从两河流域和里海，沿海岸线或印度北部平原，进入缅甸、云南和四川，可以沿江远至荆楚。第三、东南，从两河入海，沿印度洋、南海、东海和黄海、进入吴越和齐鲁。第四、东北，从高加索和里海经过亚洲草原，进入中国东北，又南下转到华北。按路程看，最早进入远东的移民来自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而东南和东北是后来居上。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定义青铜以前这个远东局势和这几批最早的定居者。钱穆讲中国历史三大特点：悠久、不断和记载详密；至少对上古史来说，都是谎言。据说夏朝为万国，商朝为千国，周朝 800国；夏以前的远东，分布着无数移民点或定居点——彼此都是陌生人，这种移民文化奠定了中国家国观念的基础：内部亲合与外部敌意，新移民以食为天。
1、西北，灾民文化
西北文化的代表首先是仰韶文化与半坡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鱼纹彩陶盆的出土，让我们看见食具取代礼器那种文化重心的转移。半坡的墓葬文化和陶器字符显示了一种西方气象：泥土刻字和女神崇拜。可以把此前的裴李岗文化和贾湖文化归入这个范畴。贾湖和贾湖骨笛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记4:21）。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出土的遗骸显示，贾湖人的平均身高在1.70-1.80米，这可以视为一个过渡现象。黄河中上游是典型的灾变农耕地区，齐家文化-喇家遗址的悲剧是一个充分的见证。地震和洪水所代表的天灾，支配了仰韶文化区域内的所有移民生活。半坡的一只空碗，喇家的一对母子和一把面条，讲述了灾民文化的口腹凉热和历经产难的生生不息。
然而，灾变对西北先民的捆绑不仅来自天灾，也来自人祸。和喇家母子同样撼人心魄的考古发现，就是所谓的“零口姑娘”（陕西零口村出土的M21尸骸）。“零口姑娘”惨绝人寰的现身，说明了生存战争在灾民社会所导致的人对人不共戴天的仇恨。西安市临潼区东部的零口村毗邻半坡村和兵马俑。1995年冬季，这里的一座古墓出土的一具古人类遗骸引起轩然大波：7000多年前一个年龄只有16岁左右的女孩儿，身上一共发现了35处伤痕，而且还在她体内找到了18件凶器；其中多处均属可以重创脑和胸腔脏器的致命伤。“把用动物骨骼磨制成的尖锐骨器刺入人体，穿透软组织后又扎进骨骼，其力气之大，用力之猛，今人是无法想像的”。18件留在体内的骨器中有1件至今仍深深嵌在“灵口姑娘”盆腔内侧面的坐骨上，从刺入坐骨的方向来看，凶器明显是从阴部进入的。另有3件呈游离状态留在盆腔内的骨制锐器，应该也是从阴部刺入盆腔的……无论死因如何成谜，零口见证的人对人的仇恨都光天化日。如此极端的仇恨只能源于生存竞争基础上的你死我活。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所谓宗教人祭，部族血仇，母系社会、割体埋葬等等解释，才是可以接受的。
“原始古人”和“伟大的远古文明”，这些陈词滥调实际上都是对喇家母子和零口姑娘的一种践踏。“猿人”这个概念如同“轮回”这个概念一样，让（神的）爱和怜悯荡然无存——心疼一个畜生，哪怕是进化中的畜生；伤感一个已经命定因前生恶行被报复的生命，都是多此一举。进化论和民族主义的史学，不是重击母子的山石和从会阴部刺入至今还插在女孩儿坐骨上的凶器吗？2015年我回到中国，再一次看见了“身经百战的灾民”。几乎每一个街上的人都是我的师傅。而每一个身经百战的霾国人，不都是身上有着35处伤痕，阴部被人民插着骨刺的零口姑娘吗？哪一对父母，又不是背对着危险和世界在“呵护”和“教育”儿女的喇家父母呢？然而，问题更深刻的地方是，那谁不是别人的天灾和人祸，谁不是凶手？
2、西南，巫术文化
从巴蜀三星堆到荆楚文化，从长江上游到中游，顺江而下延续了更多的宗教迷思。由于不断被北方灾民和其他外来部族的劫掠，这种宗教感中总是带着孤芳自赏和怨妇的情结。先楚文化可以是远东文字起源之地，这些甲骨之前的符号，将一种矫情注入了整个中国文明的躯体，掩映至今。屈原在楚，李白在蜀。一边鱼米之乡，一边沃野千里。一边南京和扬州屠城，一边蜀碧。只有问天，直到天尽头；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芳丘。殷商灭楚，但亡秦必楚。这场南北之战演义数千年，南方实际上同时成了草原部落节节胜利的难民收容所。难民带进一种“伤痕文学”，向南的离愁别恨，与远东移民的万古乡愁一起，缔造了香草美人和哭哭啼啼却不知向谁倾诉的汉语文学。而在国家一统之后，移民以文学的名义进行北伐西征。北方诗经和南方楚辞，披着江南丝绸和巴蜀锦绣，成了五千年游战文明的婢女。
三星堆比二里头所代表的东北文化早1000年，连同楚文化，都先于商，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国腹地。有证据显示三星堆文化是从印度洋经缅甸和云南（阿卡人）进来的，沿长江惠及荆楚。这些证据包括贝壳、象牙和青铜器。中国史官即使否认青铜并非起源于两河流域，也无法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应的铜矿资源（100吨天然铜矿）和相关的雕塑形象。金杖只是近东的宗教权力象征，而青铜大立人和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在比例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以理书3:1）。三星堆能看见埃及的Bes神或Ptah像，以及金牛崇拜痕迹。尽管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木乃伊头上有了蜀锦。金乌崇拜和树崇拜源远流长：伊甸园里的树，亚斯他录，大洪水之后的乌鸦和太阳以及陆地上的树，都可能成为挪亚子孙的异象。长着翅膀的太阳，从埃及照耀到远东。东川铜矿以及腓尼基人的水运技术，以及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出土的大波那铜棺，诠释了三星堆的青铜是如何可能的。不仅如此，三星堆遗址没有人类遗骸，没有兵器。因此这里可能是宗教场所；后来发现的“城墙”可能是“圣殿”的院墙。
3、东南：海盗文化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展示了中国山东临淄地区的春秋古墓群DNA检测结果：通过与国际基因库1300多个标本的线粒体特征对比，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在欧洲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DNA与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人接近。前者似乎证明了东夷起源于西夷，而后者指向东北移民的入侵。东南文化可以包括以下遗址：河姆渡、良渚、凌家滩；大汶口，龙山等。东和东南有所区别，但大致归为一类——他们都从海路而来。海上移民培育了隐忍与啸聚两种海盗精神，这两种精神分配给了齐鲁和吴越。在这个文化圈中，有四个典型的代表：梁山、曲阜、苏州和绍兴。宋江是匪徒，孔丘是道德恐怖分子。绍兴和苏州之间有一场海盗内战（勾践与夫差的吴越战争）。勾践和韩信（江苏淮阴人）的隐忍功夫，只有出于长期忍受海洋漫长而残酷的灵魂。沧海横流，显出英雄本色。不过东南方向同时滋生着商贸（闷声发大财）与抢掠（合众与兵战）传统。但无论哪一种卧薪尝胆，目标都是利益和复仇，死不悔改；与真理无关。
河姆渡在远古时代的确是一个海湾，那是移民登陆的地方；周边地区皆是“教民鸟田”之地。一些出土的木板和木桩可能都是船的碎片。船边有囤积的稻谷和墓葬，稻谷可能是从西方运来的。凌家滩遗址的城市文明基本上是巴别城市文化的模仿；跨河桥遗址上溯到嵊州小黄山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中华第一舟），讲述了沿海岸线迁徙的心酸历程。这里同样可以看见长着翅膀的太阳。圣经对这种飞禽崇拜多有警告（罗马书1:23；创世记9:10，出埃及记20:4，申命记4:16-19，申命记5:8）。中国几大古文明遗址中几乎都有鸟崇拜和动物崇拜的现象，该出于此。挪亚用动物献祭和猎户宁录帝国可能从不同的方向提供了动物崇拜的动力。但是河姆渡大量的木桩可能是宗教用具，像小河墓地一样，是亚斯他录的道场。所谓干栏式建筑（日本的神社与谷仓也是这类型建筑物，河姆渡人的一支去了日本和台湾），可能是对柱像和木偶因地制宜的应用。柱像多是生殖器崇拜，木偶多是女神崇拜。柱像（מַצֵּבָה）这个字主要指巴力崇拜，统治近东数千年。可查考如下经文（出埃及记23: 23，34:13 ；利未记26:1；申命记7:5，12:3，16:21-22；列王记上 14:23 ，列王纪下3:2，10:25-28，17:10，18:4 ，23:14；历代志下14:3 ，31:1；耶利米书43:13；以西结书26:11；何西阿书3:4 ，10:1 -2；弥迦书5:13 ）。
柱像崇拜可能是通天塔崇拜的残留，同时也是生殖器崇拜；通天与繁殖是所有异教殿堂的信仰中心。在圣经中，柱像和木偶常常并列出现，分别代表男神和女神，巴力和亚斯他录。中国很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人像，木偶，泥人、陶塑和青铜塑像，源头在此。木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写作אֲשֵׁרָה，这个字的音译就是Ashera(h)，亚斯他录；意译就是groves，小树林。她是巴比伦和迦南的主要女神；动词含义是祝福（创世记0:12-13）。观音送子等观念滥觞于此。木偶或亚斯他录在旧约圣经中共出现了40次（士师记2:13 ，10:6；撒母耳记上 7:4，12:10等），有时候亚斯他录和外邦的神或“诸巴力”一同出现，多是西顿人的女神（撒母耳记上7:3，列王记上11:5，11:33，列王记下23:13）。西顿是迦南的商埠，亚斯他录从那里走向世界。女神崇拜是世界性的。从红山文化的泥人，经希腊-罗马的维纳斯和阿佛洛狄忒，到纽约和巴黎的自由女神（分别是9-11和11-13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原型都应该是亚斯他录。
4、东北：猎战文化
移民继承了宁录和巴别后裔的叛逆性格。上帝严格禁止并咒诅的人牲（革命与道德）和占卜（甲骨与周易），是移民的主流价值。革命价值观念并非是商汤周武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奠基的（人定秩序取代神圣秩序），从先民的人殉和巫术中可见一斑。在全世界范围内，似乎只有远东的移民，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将人殉和占卜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承。杀人和巫术是从东北方向扩张的。游战与萨满带领一批又一批移民先穿越了从乌拉尔山到大兴安岭的茫茫草原，然后从“关外”入侵到中原腹地。殷商和周秦奠定了中华文明人牲和占卜相辅相成的主流文化，人殉化身为政治革命和道德吃人，占卜是无止境地追求运气取代信仰。这是什么都不信的机会主义者。商朝也完成了从祭司神灵到祭司祖先的转变——武丁崇拜起初不过是为了利用血缘关系巩固新国家的内部统一。摩西律法所反对的三大恶行：人牲、占卜和假神，于是成为中国先秦文化的主流，直到今天。塞外和东北数千年马兵的猎战游击历史，留下了红山-哈民忙哈文化、二里头与殷墟以及郑韩故城遗址，还包括黑龙江的凤林古城遗址和炮台山遗址。凤林古城朝东的大房子也可能是柱像或木偶的殿宇，或者是圣殿的仿制；所谓七星祭坛，或许是对4000年前天象的记录——那是离家出走的岁月。
游战民族是没有原则的民族，或者说没有原则、没有原则的劫掠就是它的原则。杀戮和抢掠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宗教饥渴：杀人就是一种献祭，是神所悦纳的。这种宗教谎言的实践，应该为内蒙哈民忙哈遗址所暴露的大屠杀负责。那是一场类似纳粹集中营的集体屠杀。这种人祭沿着殷商越来越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甲骨文记载，商曾一次以2650羌人作为人祭），一直延续的秦朝以远。马殉和兵马俑只是人殉的补充和残迹而已，而中国的丧葬文化一直隐藏着人殉的印记。抢掠和屠杀的历史，也是萨满和酒的历史。萨满和酒都是为了麻醉凶手和自欺欺人。猎战民族把酒文化分给了俄罗斯，但将酒器以青铜的样式装满了整个中国。同样是青铜，中原出土的青铜文物以鼎为代表，酒具之外就是饕餮与战车以及兵器。这是远东的神：食物与为食物而战。青铜器相当一部分是吃喝用具，一直到新郑彝器大凡如是，所谓鼎、簋、鬲、尊、壶、罍、舟、洗、盘、匜、钟、镈和兵器等。国家礼器，不过就是锅碗瓢盆和杯盘狼藉，间有“金石之声”。鼎最早只是游战民族炖肉之锅，尊为游战民族群饮之具。餐具和酒具就是礼器，钟鸣鼎食之家为尊，所谓“礼以酒成”。这个酒器变为礼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食为天的过程。餐具和酒器用作礼器，越是奢华，越是显明了这种宗教社稷的实用主义本色。有神自远方来，共享饕餮。文王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承天命）灭掉商朝酒徒，人取代神。周武革命的文化后果是诸子百家取代殷商祭司。这场人本主义的革命实现了酒徒向狂徒的转变。
二、从亚当到伊甸
创世记1:26-27，“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עָשָׂה）人（אָדָם），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בָּרָא）人（הָֽאָדָם），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创世记2：7-8，“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יָצַר）人（הָֽאָדָ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原文没有这句话；and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8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יָצַר）的人（הָֽאָדָם）安置在那里”。
“中国文化西来说”需要神学的支持。考古本身已经基本上足以支持从巴别到殷墟的移民历史了，但继续向前，我们需要返回圣经。我们需要再向前走，将向东移民的历史从巴别返回伊甸。可能存在着“从亚当到伊甸”的一段移民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对应人类早期的迁徙旅程。这是人类不断向东迁移的最早历史；而上述从巴别到殷墟的移民史只是史前移民的继续。人类的旅程首先就是回家之旅，第一个被叫醒起来踏上回家之旅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亚当。阐述这个观点需要借助于希伯来文对创世记1:26-27和2:7-8等相关经文重新思考。这篇文字也包含着我自己一些思想的修正和调整。这段圣经的每一个字都要详细考察，步步惊心，如履薄冰。不过目前为止，下面要阐述的观点只是神学论文，而不是一篇主日讲道——很多观点不是最终结论，一些观点在等候进一步的确证。因此我拒绝原教旨主义的热病。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比谁更正统，而是为了谦卑下来继续寻找。寻找的，就寻见。
1、创世记1:26中“人”是没有冠词的אָדָם，泛指人，人类。也指复数的人，因此有“使他们管理”中的“他们”。27节中的人有了定冠词，הָֽאָדָם，the man；这是指这个人，就是1:26所说的人。这是复数的人，因为圣经紧接着强调了“他们”。27节根据原文应该这样翻译：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created he him，male and female created he them（KJV）；“神就照着祂的形像造了这样的人；祂按神的形象造了他；祂造他们成为男人和女人（或祂把他们造成了男人和女人）”。这个“他”（人）和“他们”（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变化，可能意味着神仍然是从亚当这一本造出的万族（使徒行传17:26，哥林多前书15:22）。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也许莉莉丝（לִּילִית ，Lilith）的传说不无根据，亚当有了女人，但这个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夏娃。那时候的亚当和这个女人或莉莉丝生了很多男人和女人。
2、创世记1:27中，动词创造בָּרָא在这里连续用了三次。中间一句是否等于说祂在基督里（in the image of God，哥林多后书4:4 歌罗西书1:15）造了他？最后一句是否等于说，在亚当（这个男人）里人造了男人和女人？这里的“男人”（זָכָר，male）和“女人”（נְקֵבָה，female）还不是2:7中的活人（נֶפֶשׁ），也不是2:22的女人（אִשָּׁה，woman, wife）。这也可能否意味着，在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和夏娃被造之前，世上已经有了男人和女人，他们也是从亚当造出来的。这也可以更有效地解释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不过这里只谈“形象”，没有谈“样式”。样式是“有灵”之后才有的（创世记2:7，5:1）。形象和样式，可以类似五旬节前后的彼得。创世记1:27中的男女，只有生殖和繁衍的功能。男人没有灵，没有真理的灵，是不能讲道、听道、信道和传道的无神论者或“高等动物”。而女人还只是生育机器，是性欲对象，但不是“帮手”。创世记2:7的男人和创世记2:18、20-22中的女人，分别是新造的人：新男人是“仆人”，新女人是“帮手”。新人不再是饮食男女，而是夫妻一体的国度。不是出于灵的男人，和不是出于血或肋骨的女人，还不是乐园里的人，或真正的人。
3、创世记2:5中的草木，主要指沙漠中的荆棘（שִׂיחַ，创世记21:15，约伯记30:4，7）。野地，שָׂדֶה，这个字主要指未开垦的（wild）土地，和乐园或正式的农田对比，也指用作墓地的土地，即死亡之地。这个“野地”可能相当于启示录结尾的时候谈到“城外”，即圣城外面的世界。启示录21:27，“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22:15，“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亚当的罪未必就是从创世记第三章开始的。我一直觉得他给夏娃的“情诗”显示了他的女性崇拜，对夏娃后来的忘乎所以也是一种试探。实际上圣经没有说“罪”具体起源的时间（创世记4:7）。虽然夏娃被试探（提摩太前书2:14），但罪是从一人即亚当进入世界的（罗马书 5:12）。 “降雨在地上”的“地”是אֶרֶץ，就是天地的地（2:6a）。“耕地”的“地”是אֲדָמָה，就是用来制造亚当的“泥土”（2:6b）。2:7中的“地上”的“地”就是אֲדָמָה，而“尘土”עָפָר指滋润过的“泥”。这里的野地可能是特指某一片野地（הַשָּׂדֶה，the field），就是造亚当的具体环境。
4、上帝是在“野地”或没有任何植物（小树和草）的一个环境中造的亚当，在野地有生命和饮食之前造的亚当。“还没有”这个字טֶרֶם在旧约圣经出现8次，指的都是“在……之前”，before（创世记27:4，出埃及记1:19，10:7；民数记11:33，撒母耳记上3:7；耶利米书1:5；哈该书2:15）。这让我想起耶稣在旷野中，没有食物。在这里，“亚当”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4:1-2，创世记2:7）。耶稣从出生到受洗和圣灵充满，大约用了30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上帝用泥土造亚当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中，这之间是否也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更不知道，从有灵的活人，到他被带到伊甸园，又用了多长时间（路加福音15;17）。中间好像夹着一个上帝建造伊甸园的工程。2:7-8中的动词“造”（יָצַר）是指“形成”的过程，是指把泥土逐步造成人形。没有灵的亚当当时只是“徒具人形”，和今天所有没有圣灵没有信仰的“高等动物”一样，这个没有灵的“直立人”、“猿人”主要的问题是不能“耕地”。这个“耕”指的就是“作奴仆”，就是以赛亚书中反复说的“神的仆人”。
5、在有灵之前，亚当的确只是一种类人的人，尽管他并非猿猴，完全有人的形象。气和灵的进入，使亚当成了新造的人。亚当“活”了930岁（创世记5:5）可能是从这个日子算起的。这个圣灵充满的过程，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亚当成为仆人，能够耕地、建立家园的人。这是活动的泥土，从巴力、巴别、龙等等信仰，向仆人、基督和国度这种信仰的迁移。因此创世记2:7b是连接2:5中的“耕地”和2:15中的“修理”的，这两个字都指“仆人”。这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存在一批从亚当的形象出来、但没有圣灵的人。那些人只有“治理”（כָּבַשׁ，制伏，民数记33:22）和“管理”（רָדָה，统治，管理，权力）的能力（创世记1:26），却没有“服侍”的生命。这是基督和假神的区别，是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区别，是亚当的族谱和该隐的族谱的区别。“治理”和“管理”如果没有“耕地”或服侍，造就的就是宁录及其以后的游战之族以及怨妇之民。但神所造就的，乃是乐园中的仆人。
6、有灵的亚当才有资格被放入伊甸园，才有能力修理看守伊甸园，才有生命作夏娃的丈夫。创世记2:8中的“安置”，有按立和膏立，给予职分和标志、遮盖的意思：שׂוּם，to put, place, set, appoint, make（创世记4;15，6:16，9:25）。这个字实际上告诉我们，上帝按立亚当为伊甸园的“牧者”。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就是从耶稣洗礼领受圣灵开始的，而且祂胜过旷野试探之后，才开始传道和呼召门徒，或者建立教会。这个路线和亚当的路线是一样的：先从泥土降生，然后领受灵气，然后启程穿越旷野进入乐园，最后神用他的血肉建造夏娃，夫妻联合。保罗明确说，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亚当的肋骨让我们想起耶稣怎样设立圣餐：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夏娃显然是在伊甸园造的，提摩太前书2:13，“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无论是根据这节经文，还是创世记1-2章的语境，夏娃晚造于亚当，应该不是晚几个小时的问题。很有可能，亚当被造很久之后，夏娃被造——亚当用了漫长的时间，从野地向东迁徙，进入伊甸园。
7、伊甸应该在“野地”之东。如果说野地在非洲，伊甸就在近东北部，就在亚拉腊山附近，在三大洲的交界处，或亚非欧旧大陆的连接地点(创世记2:14；以西结书28:13，31:16)。“东方的伊甸”中的“东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解决过。וַיִּטַּע יְהוָה אֱלֹהִים גַּן־בְעֵדֶן מִקֶּדֶם，And the LORD God planted a garden in Eden eastward；耶和华神种了一个园子，在伊甸，在东方。由于伊甸（עֵדֶן）这个字也有“欢乐”（pleasure）的意思，因此这句话也可这样翻译：耶和华神在喜乐中在东方建了一个园子。这个喜乐或许是因为他看着所造的亚当甚好，而有灵的亚当好上加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17），这是悦纳的日子（以赛亚书49:8），这是悦纳的地方（路加福音 4:24）。亚当离开野地进入乐园，与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吾珥进入应许之地，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思想教会传统中的很多教义，特别是思想，是否每一个广泛被接受的教义，都真的拥有圣经的根据。
8、这些问题与“人类单地起源说”所提供的人类迁移模型，是完全可以协调一致的。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的过程，就是人类从非洲进入伊甸或两河流域的过程。即从西方的非洲，进入东方的伊甸。不仅如此，人类迁徙的过程，首先是不断向东的过程。这里有四次东迁的记录。第一次，从非洲野地到东方伊甸（创世记2:8）。亚当和跟随他的人类向东迁移；但只有亚当进入伊甸，其他人形成了向其他大陆包括远东的第一波移民。沿途可能有一部分人留居埃及和东非（古实）。第二次：创世记3:24，“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继续向东。第三次：创世记4:16，“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家族继续向东。 第四次：创世记11:2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挪亚的后裔继续向东，到两河流域，人类又一个集散地。巴别塔事件之后，从这里，人类向四方迁徙。
余论：山海经与东方纪行
在《灾变论》中我反复思想过中国为何是乡愁大国，因为乡愁是中国文史和文学的致命情绪。在北美的十年移民生活，让我进一步看见了“思乡”的的确确是一种中国现象——无论是从欧洲移民到北美的白人，还是从拉丁美洲移民而来的其他少数族裔，像中国这么民族主义乡愁的族类少之又少。这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欺骗和政治恐惧。远距离移民而始终没有信仰（天家，神在任何教会中），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两个根本原因。“南海一号”从海底出土，我在远处看见的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背影，而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回家的千辛万苦和孜孜以求。从西王母到美利坚，远东政治文化中有一种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情结：需要西方的认可。这不完全是船坚利炮和近代列强凌辱造成的自卑，也出于浪子回家的内疚或炫耀。
也许从这个思路出发，那本一直众说纷纭、神乎其神的《山海经》也露出端倪。当代中国游荡着两大文化谜团，山海经与三星堆。三星堆的扑簌迷离还有考古可寻，但《山海经》只能是恍兮惚兮。然而，如果我们确立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这篇文字基本上不是谎话连篇和胡编乱造的话，读者就必须严肃以待。甚至谦卑下来：作者在认真说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只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没有像《山海经》这么认真瞎编的，他的认真程度超过曹雪芹。而十年来，虽然圣经和考古都不断支持我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神学评论，但是，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特别有力量的文献记录。不过2015年我重读山海经的时候，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中国移民东迁的文字记录。山海经是经山海，经过千山万水的先民游记，是远东移民的旅行指南。
打开山海经首先看见东游记，而且从西海启程。这个西海可能是非洲西海岸，地中海、里海或红海。是亚当向东进入伊甸，还是士拿地的人群向东进入中亚、北亚和南亚以及东亚，尚须考究。但这些信息是清清楚楚的：“于西海之上……又东三百里……又东三百八十里……又东三百七十里……又东三百里……又东四百里……又东三百里……又东三百五十里……”（《南山》）而且第一段的节奏是7，这是一个神学传统。接下来的西、北、南也主要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方向，而是移民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为中心或出发点的。也可能是以乐园或巴别为中心的。当然，部分信息是以中国为轴心的。至于山海经中部分中国地名，可能是后来中国人对旅途地名的纪念和模仿，如同美国纽约是英国新约克一样。
山海经所描述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大洪水前后的生物，绝大部分已经灭绝了；不过仍有濒危者可以发现。圣经中还有一个难题：伊甸园里的蛇到底是什么，而且会说话？这绝对不是一个寓言，也不能仅仅解释为魔鬼利用蛇来说话。利未记和约伯记中很多动物即使是犹太拉比也不知何物。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所知实在有限。史前时代的动物和植物以及地理环境，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根据常识我们能知道作者这些信息是为什么而写的：“食之不饥……佩之不迷……食之善走……可以为底……其脂可以已腊……”这一切都是对旅行者或移民的帮助：路上的饮食问题，长途跋涉迷路的问题，重新得力跋山涉水的问题，脚底走出血泡及其治愈的问题……山海经关注路上生病和医治的难题，并设法现场解决。我相信这是印度医药、藏药和中药起源的共同背景。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山海经的流水账文学，和民数记的律法文学以及摩西律法中的家谱记录，是非常接近的。一山一水，一事一议，一人一代，一丝不苟。不过其中的动物名字，也可能是借喻，这也是希伯来文学的传统：用动物象征或替代某种思想或人物（约伯记30:29；路加福音13:32）。亚当最早给动物命名（创世记2:19），这已经奠定了“动物指事”的传统。利未记中大量使用动物作神学隐喻，也出于这种传统。根本不存在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只有神或人看为洁净与不洁净。而且每一个动物的希伯来文字，都有相应的动词含义。这种拟人文学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再说像白马一样，而直接说白马。“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司天厉及五残”。先民惜文，而动物相伴，借喻动物尽人皆知。
问题是，“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8:20）。一方面，山海经的作者历经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万水千山，四夷八荒；他离开家园寻找家乡。上帝的儿子也经历了这种无家可归的命运。另一方面，山海经在很多伟人、名山大川以及作王理想（治理和管理）中安顿灵魂，但我们仍能看见他无家可归。炎帝的性丑闻记在那里，炎黄不过是人。但是，这种寻找的过程也是偶像崇拜的过程，狐狸（希律）和飞鸟（撒旦的使者）都有殿宇和祠庙，但上帝的儿子在人间无处存身。山海经在见证同样的事实：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耶稣和基督徒共同的“游记”。今天，移民到西方和世界尽头的人，经历了一切山海的我们，你的家乡到底在哪里？
参考资料：人类单地起源说（摘自维基，未必全部代表本人的观点）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是古人类学描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的起源与早期迁徙时，最广为接受的模型。这套理论在普及书籍中称为“（晚近）源出非洲”模型（(Recent) Out-of-Africa），在学术上称为“晚近单一起源假说”（Recent Single-Origin Hypothesis，RSOH）、“替代假说”（Replacement Hypothesis）与“晚近非洲起源”模型（Recent African Origin，RAO）。人类具有单一源头（单一起源说）的这项假设，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由来》（1871年）这本书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直到1980年代之前还属推测性质的，此后则由粒线体DNA的研究，再加上体质人类学的古代标本证据，而获得确切证实。
约距今7万年前，L3粒线体单倍群的一部分从东非迁入近东。这个第一波“源出非洲”的迁徙时间在2011年引起质疑讨论，这是依据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新发现的石器，指出在距今100,000与125,000年间现代人类就已出现。有些科学家相信，只有一群人在唯一的一次迁徙中离开非洲，并继续散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是依据一项事实，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只有L3单倍群的后代。从这个殖民过程，其他学者指出可能有几波扩张浪潮。例如，遗传学家威尔斯（Spencer Wells）表示，这些早期的旅行者沿著亚洲的南方海岸线，在大约距今5万年前，跨越了大约155英里的海域进住澳洲。威尔斯说，澳洲原住民是这个第一波迁移浪潮的后代。
据估计第一批源出非洲的迁移者，来自在非洲为数约2,000到5,000人的一个群体，其中只有一小群，有可能少至150到1,000人，跨越红海。……其他科学家提出更可信的多次扩散模型（Multiple Dispersal Model），其中两次源出非洲的迁徙，一次跨越红海沿著印度的海岸区域前行（海岸路线），这可能以M单倍群为代表。另一群迁移者带有N单倍群，在后一次冰河期时从东非沿著尼罗河口而下(实际向北前进)，并透过西奈半岛进入中东。这个群体随后分支往几个方向前进，有些在高加索山脉形成白种人进入欧洲，其他则往中亚进入亚洲。……海岸路线迁移的证据是假设性的，因为在全新世海平面升起把这些证据都深埋于海底了。另一种说法是，一小群欧洲人的奠基者群体在一开始表现了M单倍群与N单倍群，但透过源自于一场种群瓶颈而产生的随机遗传漂变，佚失了M单倍群，仅剩亚洲还有存活族群。
今天红海的曼德海峡宽度大约12英里（20公里），但在距今50,000年前由于冰河期的关系，海平面比现在低了70公尺，而且海面宽度更小。即使说海峡从未完全封闭，但其中可能曾有几座小岛，可用简单的浮板到达。在厄利垂亚出土了距今125,000年的贝塚，指出早期人类的食物包括了由海滩捞拾而取得的海产。
现代人约于20-1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并至少于6万年前进入东亚。这一理论主要基于对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分析。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现代中国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他们认为，在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东亚地区，事实上存在一个化石“断档”期，即这一阶段的人类遗址非常少见。6万到4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现在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北京猿人的后代。尽管关于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尚有较大争议，大部分遗传学家已经接受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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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的人1232015-11-14 12:06:02 说： “唯独荣耀神”的人总喜欢引用”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不知道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任牧师教导。+因为冬天已往：唯独荣耀神，这个口号最大的逻辑难题是，你一定把你认为的荣耀归给神；但你认为的荣耀在神即使不是粪土，也是污秽的衣服。何况你如果把荣耀视为信仰的重要目标，你一定不务正业，一定贪爱世界。
平安。这真是一个好问题。你的问题让我想起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发着热病的中国基督徒上来质问我：掌声之后你为什么没有说荣耀归主？！那种“教会表情”和“请查办”一样，令我印象深刻。他让我觉得自己又犯了一件反革命罪一样，而且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这事儿有多严重。这个加尔文主义分子预备了一些火刑架，只是听说后来哈曼自己先挂上去了。这种教会表情和死亡季刊的表情一样，只能在零口杀女和殷墟人牲中才能理解其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先来阅读经文。马太福音5：13-16，“13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段经文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而我们已经多次说过，登山宝训和天国宪章首先是指向耶稣自己的——从肯定方面说，这些好行为指向基督；从否定方面说，正因为“你们”不可能完全行出这些律法，所以耶稣必须代替你们上十字架。但无论哪一种情况，约翰福音说的清清楚楚，耶稣要进入祂的荣耀。一方面父要荣耀子；另一方面子要荣耀父。然而问题不止如此。我把我认为的荣耀归给神，和人把神认为的荣耀归给神，以及神如何看待从人归来的荣耀，这三者是完全不同的。路加福音16:1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掌声”只有在加尔文分子看来才是荣耀；耶稣在世界上赢得的不是掌声而是十字架。箴言25:27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约翰福音5:41，“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42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由此我们也能看见，“唯独荣耀归于上帝”这个强吻，是专门抵挡基督的。神的道明明在那里，他们偏偏反其道而行。而马太福音5:13-16就是他们扩大解释圣经的又一恶案。
首先，马太福音5:16的语境是“八福”，这“八福”没有一件是人看为荣耀的。这都是耶稣颠覆性的宣告，是祂认为的“好行为”，是神在分别善恶。这是前提，这是下文的光和盐、好行为、荣耀的前提。但是我们实在知道，荣耀神学和成功神学所定义的荣耀，和八福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追求的就是人中龙凤，而不是万民之仆。新教伦理追求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和骑士精神，无论道德完善还是事业成功，都不是耶稣这里定义的“好行为”。看见（εἴδω）和荣耀（δοξάζω）这两个动词的语态都是 Subjunctive。这个语态显示，人可能以耶稣认定的“好行为”为荣耀，并为此赞美神，也可能不。或者说，人可能将耶稣分别出来的好行为认为是荣耀，也可能不。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为基督徒上述好行为是荣耀，反以为耻。所以保罗才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只有“相信的”，才会“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其次，正因为如此，耶稣紧接着警告荣耀神学的假冒：“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2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4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你）”（马太福音6:1-4）。马太福音5:13-16与马太福音6:1-4几乎是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以靠着基督定义的好行为让别人借此荣耀神，但基督徒不可以自己指着好行为高唱荣耀归主——因为当你觉得你很荣耀、这是荣耀的时候，你已经与耶稣说的八福无关无份了。这正是唯独荣耀神这个教义的致命问题。一方面主体不对，我认为我这事儿很荣耀；另一方面，客体不对，你认定的你的荣耀是神所憎恶的。真理是：神定义荣耀，别人可以指着你归荣耀给神；但是，我自己，若高唱我的荣耀归主，已经渎神了。实际上一个人有多无耻，才敢这样狂妄呢——上帝和世人都要以我为荣。基督徒自己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路加福音17:10 所说的：“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不仅如此，别人指着你荣耀归神，也不是说你有多么荣耀，而只是赞美在你身上工作的神；这事甚至跟你无关。
新约圣经讲的归荣耀给神，主要是三种情况。第一、众人或病人指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归荣耀给神（马太福音9:8，15:31；马可福音2:12；路加福音2:20 ，5:25-26，7:16，13:13 ，17:15 ，17:18，18:，23:47；约翰福音9:24）。第二、别人指着使徒的重生和见证归荣耀给神（使徒行传4:21，11:18，21:20 ；加拉太书1:24 ；彼得前书2:12）。第三、基督徒因基督的名而为福音受苦，因为神所赐的信心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4:16 ；罗马书 4:20）——但这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不是用来向人呼喊和宣传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使徒指着自己的荣耀面向世人宣告归荣耀给神，无论是自以为荣，还是敦促别人转呈我的自以为荣给上帝；一直到加尔文和他的无耻之徒们在西方兴起，又气愤愤、牛哄哄地降临到我们这里。对我个人而言，思想荣耀让我劳苦不堪。既然我们知道荣耀归主，荣耀就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了，荣耀的谦卑礼器和别人的荣耀吃人，都与我无关。我没有时间荣耀，但我哈利路亚。
任不寐，201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