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我起初并未设想这个“悬崖系列”会写到第九篇。而现在看来，我不知道这个系列会写到什么时候。最近这一周是难得安静的时光，和一些往日的同道电话联络，其中包括一些显然因为“悬崖”而疏远、甚至拂袖的弟兄姐妹。这些心平气和的交流，使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很多误会源于“信息不对称”——众多反对的意见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我为什么将他们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此“小题大作”。实际上，悬崖系列越过了纷纭复杂的神学史，我只是将结论告诉大家，但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历史、特别是其中的神学纷争知之甚少；有些特别愿意表态和“分享”的人，由于宗派感情和自我感动，对这些问题完全无知。以“生命神学”为例，他们如果不知道俄里根、阿奎那和施莱尔马赫，以及美国当代的所谓布道运动和我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警惕与厌恶，不仅根本不可能有问题意识，也不可能理解我在这些方面的焦虑和针对性。然而由于人固有的狭隘，加上不寐之夜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某些人的逻辑贫困又想象力过剩，过度对号入座和小人之心，使误解持续深化。当然，我这篇文论并不想向谁表示真理上的和解；但我确实希望，我这些看见能使我批评加尔文主义的时候，再多一些忍耐和细心。而这些忍耐包括我要返回历史神学和教义神学，本来，这是我一度着迷后来发誓要远离的领域。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荒凉和无奈——要绕很远的路，才可能向诸多不学有术的“属灵新人类”详尽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不过这样的叹息使我看见自己里面没有神的爱，因此，但愿基督的能力和怜悯加倍地覆庇我。
当然我也不想走得太远，我不可能重复一遍路德神学院的神学史和教义史。我只是想借着当代神学，特别是汉语神学的现状，来说明，加尔文主义是一个真问题。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神学出版物（包括准民间出版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官方教会的出版物，包括三自教会和金陵神学院推出来的书刊和译著。这类作品构成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左翼。他们一方面也高扬上帝的主权，另一方面，将基督教庸俗为“爱的宗教”。第二类是民间的加尔文主义教会，温州、福建、北京、山西、广西、四川、广东等地，不乏从唐氏特色的加尔文狂热主义者。其中一些传道人愿意在港台一些神学院以及北美的神学大会上汲取改革宗神学的只言片语。第三类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译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小枫的天主教神学和何光沪的自由派神学。这些出版物和朝野加尔文主义的书刊一起，形成对中国教会、特别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慕道者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三大流派，在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形成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中国出版当局愿意对这三类福音出版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之一是他们共同的非基要倾向和非末世论品质。关于唐氏改革宗，我们已经有所涉猎，因此，今天我重点先说说官方的改革宗神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大流派对路德的个人性格及其政治责任提出了共同的指控，这是“来自低一层次的批评”。 这根本不是路德生命的全部，他更有宽厚和幽默的一面；而他的勇敢几乎无人能比。不仅如此，这些指控好像论定圣灵不能胜过和使用人的个性似的。但一些半吊子基督徒和假基督徒自然鹦鹉学舌，将谎言当成真理和常识到处“争战”。与此对应的，加尔文的个人背景常常被和他的神学隔离开。事实上，加尔文出生在人文主义的圈子里，而他的作品，常常渴望得到人文主义的青睐。而这一点，这些教材不仅不当成负面的因素，相反，他们一直与人文主义是朋友。“他对人文主义总是十分推崇”。而这些神学都一无例外地将加尔文看成为路德极端主义和茨温利极端主义之间伟大的仲裁者和理性的调和者。以金陵神学院引进的教科书《基督教思想史》（胡斯都-L-冈察雷斯，2002）为例，作者谈到路德的时候宣称：“撇开了他的生活，就无法理解他的神学”，“他在情绪上极不稳定，经常意志消沉”。同时，他们夸大路德对雅各书和启示录的态度，并歪曲路德拘泥于圣经的字句，暗示加尔文主义的圣灵可以违背字句这种释经方向。丁光训藉着冈察雷斯的口对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宣布：“加尔文的改革神学……实际上是茨温利主义和路德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主张”。神学史和思想史中充满了这种自显中庸的狡猾与狂傲。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爱和蛇的爱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所有中间道路只能是蛇更骄傲的计谋而已。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宣布路德完全代表真理。我这样说，一方面否认加尔文主义是真正的中间立场，另一方面，即使有中间立场，也未必代表真理。
但丁光训和冈察雷斯们不这样看，在论述完加尔文和路德的基督论之分疏之后，他们结论说：加尔文的“基督论既是严格正统的，也更多地倾向古代的安提阿学派”。而所谓加尔文的基督论，基本是两个特点，第一是所谓的三重职责论（triplex munus）。加尔文从君王、先知和祭司的三重职责的角度描述基督的工作。但以此类推，基督还有一个职分就是“仆人”（“义仆”）；甚至第五个职分是“罪犯”（代罪）……换言之，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用N种职分局限和总结基督的工作。第二就是加尔文完全站在茨温利一边强调基督身体的“物理性”，并将这明显违背圣经的“发痒痒的好奇心”（tickling cyriosity）作为圣餐论的根据。加尔文用“实质上的称义”（essentially justified否定了路德的“被归给的义”（imputed）；加尔文强调上帝和信徒之间本质的混合（mixture of substances），这些异教思想通过《论基督徒生活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Christian Life）成为后来的“清教徒的精神”，再上升为美国精神而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加尔文怎样平息和抑制这里面必然造成的人神狂傲呢，就是转过来强调“谦卑”（或自我克制、异教的灵修，离开施恩之具）。这种“谦卑的骄傲”就是今天大多数教会那种变态精神或生命神学的根源了。本质的混合和谦卑的骄傲，这双重的骄傲，杀害了新大陆，并使教会沦为世界上最伪善和神经病患者云集之地。于是，人的态度、人的体验 人的评价，就上升为神学关切和信仰中心。特别是在道德主义陋习和人本主义痼疾一直奴役的中国教会，这种“生命神学”一定坐在高位上，成为假基督。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加尔文主义消灭了末世论，成为人文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宗教版。这就是所谓的“他比路德更多地强调一个基督徒必须过的那种生活”。“重生的目的是……在信徒的生活中显示出上帝的义和信徒们的服从之间的一种和谐和一致，从而进一步证实信徒们被接纳为儿女”。这个目的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以及自由主义的目的以及封建主义的目的以及佛教主义的目的以及儒教主义的目的殊无二致。不仅如此，加尔文强调“进一步证实信徒们被接纳为儿女”。我们要知道，作神的儿女，靠的是基督的中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见证和善行；更重要的是，即使约拿言行偏执，他所见证的基督或真理仍然是有效的，并是门徒真正的使命。尽管我们丝毫不主张，约拿的生命根本不需更新。同理，保罗临终前仍然是罪魁，但这一事实不影响保罗书信所见证的中心：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什么是基督教导门徒的目的呢，“你们往普天下去，让万民作我的门徒”；“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神学讨论要记住一个常识，就是没有哪一种神学是“全错”的，正如蛇的话语不可能以全错的面目出现。但问题在于范式、典范中心或主题的转换。此外，“汉语神学”对加尔文预定论作了很多化妆功夫，以便使之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改革宗各种形色的民间神学院，在诸上方面，与他们的老对头根本没有什么分歧。
当代神学败坏到士师记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而在这些任性者中间，有两位极端主义者都来自加尔文阵营。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施莱尔马赫与名实难副的卡尔巴特。200年来，这两位神学大师对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门户开放之后，他们的影响借助于中国“文化基督徒”进入中国心灵。这些现代神学对今天中国教会、特别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和传道人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刻和普遍。其中值得一提的两个传播者，就是刘小枫和何光沪。今天，“不喜欢任不寐”的很多“网络作家”或“福音宣道士”，大部分出自这个小传统，或是这些作品“自学成才”者。
23年过去了。如饥似渴和饥不择食的中国知识文化界在戒严体制中从未反省被给予的这些半吊子神学。施莱尔马赫和卡尔巴特都是改革宗的背景，都是改革宗的牧师。施莱尔马赫和巴特发挥了加尔文特别偏执的理性主义和上帝的“超越性”。但奇怪的是，如此声名狼藉的施莱尔马赫，在刘小枫和汉斯-昆的转述中，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最近时代的神学史中的首要位置归于并将永远归于施莱尔马赫。无人能与他竞争”（《基督教大思想家》，1993）。与此同时，“天主教思想家”重申了天主教对第一仇敌路德的偏见，并将这种偏见强加于那几个不学有术的文化基督徒和诸多密宗式的加尔文主义寡妇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以讹传讹要路德为纳粹主义负责的人，却回避施莱尔马赫这个邪恶之子作为改革宗牧师的身份（他也出生在改革宗的家庭）；而这位改革宗牧师一直呼叫“基督教与爱国主义的结合”。施莱尔马赫最大的罪恶是用“历史批评法”摧毁了圣经，然后刘小枫将这个“神岂是真说”的“汉语神学”的毒液，注入了刚刚接触福音的中国校园。“任不寐如此败坏，竟然主张圣经无误”，前不久，我接到这样一位以前同道的来信，他向我宣布这项汉语神学的“基本常识”。不仅如此，这位改革宗牧师借着《基督教信仰》，倡导一种如今影响到普世教会的“生命神学”：信仰是一种人的主观体验；为此不遗余力地呼喊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合一”。施莱尔马赫式的“合一”祷告，形成了当代生命神学高调的结构性反讽。施莱尔马赫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小册子，《为贵妇而作的论理性的教理的问答》。实质上，这个“贵妇”就是“现代性”。 施莱尔马赫的信仰是：我信仰无限的人性。由于这种信仰，他爱上了一位牧师的妻子，改革宗教会称为师母。“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功地将很多这类神学骗子改头换面送给了中国出版社。“请别对施莱尔马赫作哪怕是十分轻微的指摘”，刘小枫们最后说。
而何光沪夫妇编译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来，这些自由派神学甚至明显偏离基要真理的出版物，成了30年来中国文化基督徒的“福音教材”。比如，《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纲领，那是巴哈伊的改头换面。但这种思潮在港台教会有广泛的基础，由于异教的强势地位和诸教林立，港台神学的特质之一就是“对话神学”。同时，我们也看见北美和海外中国教会的伪善与精明，其中不乏认识基督真理的人，但是，他们为了开辟“大陆市场”，不仅对这些胡说视而不见，并将这些文化基督徒视为新的对话者与商业合伙人。
近年来，改革宗阵营兴起了一位更著名的神学家，就是卡尔巴特。部分是因为施莱尔马赫如此的惨不忍睹，巴特一度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如此着迷。一度《罗马书释义》取代圣经放在我的枕边，我从那里经历着“巴门宣言”对第三帝国痛入骨髓的反感和厌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喜欢巴特的理由之一是，从巴特那里，找到了谴责极端主义残暴的超验根据；并找到了面对政治体制采取批评式先知态度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关，从神学角度重新解读美国文化和历史、特别是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科学史的作品，开始后来居上。不容否认，唐崇荣、康来昌、远志明和冯秉诚等作者，在海外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这场合唱。我本人也是在这种处境中，提出了“神学自由主义”的“新思想”；以为这代表了汉语思想一个划时代的方向。所以今天我看见无数步后尘者的偏执和冲动，常常苦笑不已。而杨小凯的突然归正，特别是还没来得及反省与更新，又为这种巴特主义注入了道德刺激。那时候，我毫无保留地站在巴特一边：不让施莱尔马赫这位十九世纪的教父，也成为二十世纪的教父。然而，巴特革命只是一场半途而废的正统主义。
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巴特开始恢复神学的末世论关切，以及回归路德“上帝是上帝”的传统精义，也开始离开祁克果的个人主义回归教会。但新正统主义并不完全正统。巴特的新二元论（上帝与人）从开始就为自己留下一个巨大的陷阱：到底神学在这个两极中持守在哪一个位置上。结果就是晚年巴特向“人性的上帝”倒退。神学不再是人类学或自然神学了，但巴特神学的根本问题在他并不彻底的基督中心论。这个基督中心论与唯独圣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它是加尔文的理性主义与灵恩派之间的“边缘学科”。也许正因为如此，巴特也为天主教所“理解”。像他百般示爱的加尔文一样，巴特对圣经字句采取了加尔文一样的皮里阳秋的方法。从他的圣经神学出发，他彻底摒弃了加尔文关于婴孩洗礼的半吊子立场，而后提交了一份自相矛盾的女性神学。巴特将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升华”，进一步“脱离圣经的约束”，将拣选和弃绝都归在耶稣身上。所以，巴特谨慎地保守这样一种基督论：基督和圣经字面启示出来的基督未必完全周延。换言之，巴特从未真正回归保罗和路德所领受的启示：全部圣经都指向基督——巴特在《教会教义学》论基督的篇章里面，特别地暴露了这个缺陷。而巴特神学最大的缺点是他的圣经论和教会论。事实上，他并不真正关切圣经这个“神学基础”，更多让自己的神学服从“激情之思”和“时代需要”。巴特重新定义了教会（“基督教使团”），并用教会的宣教使命这个主题，更换了圣经启示的客观性和教会这个宣道中心。同时，巴特多处暗示圣经的“被历史决定性”。在这方面，巴特继续挣扎在施莱尔马赫的“历史批评法”之下，只是以“圣灵的重新召唤和结集”的名义。与此相关，巴特在自由派咄咄逼人的围剿下，在天主教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中，不断检讨式地交代：除了基督这唯一之光以外，还有其他的光。如果巴特持守加尔文之前真正的末世论信仰，他就不可能向任何他者之光屈服。这是问题的根本。
巴特对神学去迎合日耳曼精神的作法深恶痛绝，但是他是否同样以神学迎合美国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巴特拒绝福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是不是将福音变成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我现在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巴特是否服用了兴奋剂，这个问题交给上帝。但当巴特宣称神学是一场朝圣之旅的时候，包含着这样的观念：神学有时代性。与此同时，巴特强调改革宗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神学中的地位，而且以“信仰寻求理解”的古训大大地加强了它。奇怪的是，比巴特更“异端”的布尔特曼等人，在刘小枫的汉语神学光谱中，处于更“正统”的地位。
借着上述简要的评述，我指望有一些读者能多少看见，今天中国教会或所谓汉语神学，不同程度地生活在各种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之下。无论你是不是知道和承认这些名头，这些思潮你是熟悉的，而且身在其中。这些思想像美国最大的“教会”，就是“生命的赢家” Joel Osteen所代表的，反而成了基督教的常识。今天所谓福音在中国的复兴，99%复兴的是这种神学。个人体验成了信仰的标准，快乐和成功沦为信仰的理由；于是人山人海。这是不折不扣魔鬼的哲学，如今成了“教会主流”。我与一些敏感的传道者唯一不同的地方可能在于，我看见这场巴别塔运动的第一块砖头，是加尔文同学搬起来的。尽管在远处有新柏拉图主义、托马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东方异教。这也算为我的“过错”。我也愿意面对那些宗派主义者的本能反应；但我还要面对这样的灾民理性：你批评对我好的，你就是我的敌人；你讲十字架和罪，我就弃绝你；甚或这样无聊：你批评生命神学因为你没有我生命，以及，攻击攻击牧者之人。林子真的很大，这种“智慧”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上一周我与一位老人通电话，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我若批评谁，若非是代表性事件，我一定指名道姓。他在那一边静默了很久，好像听见了从未有过的雷声一样。这本是一位特别热爱真理的人。我是否要讨论批评的伦理学呢？甚至教导圣经而不是资治通鉴启示出来的的宣道常识呢？那我又要走更远的路。今天我休息。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愿耶稣基督的恩，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门。
任不寐，201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