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曾看到这样一句评论：“继往开来灾变论，感天动地新语文”，这是对旅加华人学者任不寐先生思想成果的一种总结。当然，这句总结不能涵盖任不寐在基督教里的贡献。值此《灾变论》出版之际，某不惮疏浅，想说一说任不寐２０余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他的作品鲜为人知的“灾变”历程。除了政论专著和政论文集以外，也除了２００４年以来所有的教会作品，任不寐在文化上的主要创著和编著是《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和《大学精神档案》。我今天要简要介绍的，是这三套书所经历的故事。这些事实反应了人性令人绝望的黑暗，伪善和冷酷，也反应了在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所经历的孤独和难以置信的伤痛。

《灾变论》的创造前后历经２０年，考虑作者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想而知撰写这部巨著的艰辛。同样艰难困苦的是出版过程，首先在国内四处碰壁。出版社和民间出版商拒绝此书的理由“众所周知”。后来到了２００２年在美国出版，但由于出版者专业和营销方面的能力的限制，使这本书并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知。人们了解这本书最早还是通过“思想的境界”这个文化网站。然后好像又转到了台北和香港的一些出版机构，期间风雨飘摇，反反复复。一直到２０１０年，才在香港证主协会出版。这应该感谢香港证主协会的一位老先生，和多伦多证主协会一位编辑，才使得《灾变论》终于“正式出版”。但是，出版之后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一方面，在香港根本买不到这本书，另一方面，国内读者根本收不到从蒙特利尔寄来的《灾变论》。这部主要为中国读者创造的思想巨著，离中国仍然很远。

关于《灾变论》的故事很多读者多少都有耳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任不寐发起、命名、组织和参与编辑的《新语文读本》系列丛书背后惊天的秘密。这套丛书在中国大陆已经销售上亿套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第一套民间语文教材的创始人，被出版商、出版社和编委会边缘化，以至于最后完全将任不寐与《新语文》彻底分割。最早借着《中国青年报》宣传的时候，这三部分人借口政治敏感掩盖了《新语文》的来龙去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一个“出境”的人，都把《新语文》描述成“自己的事业”以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后来，整个《新语文》的研讨和修订完全将任不寐置身事外，甚至剥夺了任不寐在《新语文读本》应该享有的署名权、应得的稿费和股权。这是文人、商人借口“WW”或“任不寐是敏感人物”肆意侵害著作权极为卑劣的恶案。长期以来，任不寐为顾全大局从未为自己权益声辩，但今天，到了向读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这场丑剧的主要涉案人员是“德高望重”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新语文读者》主编钱理群；广东认真企业总经理、《疯狂英语》盗版商邓良平，广西教育出版社前主编李平凡。前些日子得见钱理群等人，我不想在身后审判人，因此，在钱先生尚在人间的时候，将这些事实说出来；也可以给钱等人一个反驳澄清的机会。

第三套书《大学精神档案》如今已经完全不能在图书市场上找到了。祸起２０１０年春，……莫名其妙地联合封杀了这本已经在市场上发行了五、六年的丛书。这套书按任不寐原来的计划，应该叫《新语文大学读本》，但在钱理群和《新语文读本》另外一位主编的干扰下（他们竟然不允许任不寐这个新语文的“发明者”使用“新语文”这个名称），最后定名为《大学精神档案》。在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钱理群多次打电话给这套丛书的一些编委，要求他们退出编委会。但是《大学精神档案》最后还是正式出版了，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但在出版的时候，主编署名何光沪、秦晖、袁伟时、任不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任不寐这位实际上的主编或第一主编，不能排名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相关的报道同样将任不寐这位实际上的发起人故意隐去了。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这个世纪开端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贡献真的乏善可陈。而《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档案》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２０年少有的原创性的文化巨著。离开任不寐，这二十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残缺的，不真的。但是，这场“新语文运动”的发起人，却遭遇着鲜为人知的命运。这是一场联合的谋杀。首先是无行的中国文人和商人的苟合，然后是这两种人和两个“政治团伙”的苟合，最后是这三种势力和乌合之众的苟合。这些势力恰恰就是多年来妖魔化任不寐的始作俑者和推波者。很多人希望任不寐彻底消失。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地自动消失，就用国家机器和市井流言逼迫他消失。但是，谁能清除已经存在的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