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远方，看哪，这些从秦国来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文与中国文明系列课程”最后一课。我们将讨论外来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公元6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印度、日本、俄国和欧美，都对中国的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并没有传说的那样封闭，事实上，离开外来的影响，我们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因此，学习中国文学必须涉及外来文化入华这一重要的课题。比方说，不涉及佛学西来，就无法解释中国词的起源与发展。而在近代，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词汇构成了中国现代汉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基督教（广义上）进入中国的历史。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罗列教会对中国社会科学与伦理的诸种贡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相关的书籍参考。大约1990年以来，中国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开始填补这段历史空白。基督教不再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和迷信之一部分，真相正在“义和团情结”的迷雾之下被揭开。对教会历史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刻意掩盖和弯曲，不过是中国人亏欠真理所干的若干蠢事之一。但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你们有幸生活在冰雪大幕缓缓拉开的春季。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基督教入华的简史，并主要以利玛窦这个人物及其作品为中心。我希望大家藉着这一课掌握两个重点。第一、利玛窦其人其事及其对中国的文化观感，为此我们要学习《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迷信现象”。第二、通过认识这段中西交通简史，我希望你们接触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福音史，历史乃是“祂的故事”。有人说，中西文化相遇，第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第二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这个说话过于粗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学者陈垣在《基督教入华史》（1927）中有这样的说法，福音东来大约划分四个阶段：“第一期为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的耶稣教。”（《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册，p93》）这个说法更为可取，不过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另外推荐一套参考书，就是张星烺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再版）。与此同时，我也要在这里澄清一个以讹传讹的概念，即所谓“五千年中国人没有听过福音”。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任性控告。毫无疑问，在唐朝，特别是在元朝，基督教流传之广远远超过今天的想象。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电影《六福客栈》，遗憾的是，这类历史从未进入现代汉语。上帝并不亏欠中国，但中国这个浪子一直亏欠神。现在“时间到了”。

一、圣经里的“中国”

我们首先要在圣经里寻找中国的痕迹。人类都是大洪水之后的遗民，因此在中国典籍和民俗中也存在对大洪水和诺亚献祭的记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之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约会地点在阿赖法特（Afafat）——听起来就是非洲（东部）了。他们的第一对儿女是孪生的该隐和女儿勒布达，第二对儿女为孪生的亚伯和女儿克里米娅，然后是交叉婚配。这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难题（《黄金草原》，P37）。当然，我不能说这一定是真的。这位作者还说，亚当930岁死于星期五，那是他被创造的日子。接下来就是赛特到玛土撒拉的洪水前史，其中，该隐可能于以挪士时代被杀。关于中国人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创世记10-11章。在创世记11：1-9中，详细讲述了在“示拿地”的平原上，人类因巴别塔事件被分散。“示拿”，，Shinar = “country of two rivers”，the ancient name for the territory later known as Babylonia or Chaldea。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也可以说是所有人类文明的故乡。当亚伯拉罕向西的时候（闪族人有一种传说，宁录要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出逃），有很多人继续向东，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人的先祖。雅弗后裔分散欧亚两翼，闪族在中心，而含转向非洲。其中有一部分人（一说雅弗之子土巴的后裔，，thou shall be brought。土巴的儿子是阿穆尔，？）大约从波斯湾出发，沿海岸线迁徙到南亚、东南亚、东亚、东北亚，极少部分进入“新大陆”。从东北亚转回一部分向西，与滞留和散居在那里的移民构成中国人的祖先。他们可能一鼓作气到白令海峡，但只有极少数人进入新大陆，其余部分开始西迁，殷商、西周以及秦，不过是西迁的一部分而已。不过圣经更清楚的关于中国的预言，在以赛亚书中。以赛亚蒙召作先知，大约在公元前750-739年之间，他工作的时间至少延续了60年。让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文，以赛亚书49:12，“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书60:9，“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圣经的地理跨度东起中国，西到西班牙——后者正是欧洲人进行全球探险的出发地。达伽马和哥伦布乘坐的正是“他施的船只”。我们重点看看这里说的“秦国”：。这个字的含义有荆棘、刺或眼中钉等意。不过我们更可以从“音译”的角度来解释它。事实上，除了一些特别矫情的现代圣经学者以外，包括犹太拉比，基本相信秦国就是今天的中国（a people living at the extremity of the known world; may be identified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southern China）。而考虑这个字的后缀，更可以将之翻译成为“大秦”。中国人一度被称为秦人，秦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所谓“千古秦制”。而“秦”这个字在古代汉语中，乃是庄稼、粮食等意。这个名字应该是移民定居黄河上游河谷的时候想到的，“地宜禾”。以下是“秦”及其“嬴”姓的写法（“中国的感恩节”）：

甲骨文“秦”字  

金文“嬴”字

就是在以赛亚的同时代，秦襄公（？—前766年）始立国。当然，大秦帝国的建立是500年以后的事了（前221—206年）。无神论者对“先知”现象当然不能接受。在以赛亚书44：28，先知有另外一个惊人的预言：“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可进一步参考45：1-6）。古列今译为大流士（，Cyrus ，约公元前559—530年在位，the king of Persia and conqueror of Babylon; first ruler of Persia to make a decree allowing the Israelite exiles to return to Jerusalem）。大流士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显然，以赛亚提前约200年预告了另外一个帝国的诞生。德国人在16世纪贡献了马丁路德以后，开始每况愈下。19世纪他们贡献了自由派神学和马克思主义；而在20世纪，他们贡献了希特勒。在所谓的自由派神学中，他们开始对二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无人质疑的《以赛亚书》作者提出疑问，理由如上。按着他们的逻辑，以赛亚书至少应该有三个作者而不是两个，因为以赛亚书53章应该是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写的。但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接受这样的先知一点儿也不困难。不仅如此，以赛亚预言了200年以后的波斯帝国和500年以后的大秦帝国，恰恰在福音全球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少是重要的预备工作。

二、圣殿被毁之后

中国历史不过是福音历史的一部分。中古时期以来的历史文献是比较充分的，在这之前，我推荐给诸位四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就是希腊的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Herodotus，约前484年─425年），犹太的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37 – 100）、中国的司马迁和阿拉伯的马苏第（，Al-Masudi，约896－956年）——后者填补了很多空白。我仅以上帝在地球上的圣殿被毁到圣诞这段历史来说明，中国历史同样是“祂的故事”。圣经的历史观或可简述为两个方面：流散与回归。整本圣经清晰的地理跨度，西起大西洋岸边的伊比利亚半岛，东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首先是流散。人类起源于伊甸那个共同的地方，犯罪后开始向东流放，特别是经过巴别塔事件之后，人类从示拿平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进一步分散到全地。与此同时，上帝应许了回归，人类历史就是救赎历史或福音史。上帝拣选了一个种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圣殿，显示上帝在人间，并预示着人类救世主基督的降生——回归不再是回到某个地方，而是返回基督里，基督就是神的殿，上帝在基督里与人类团契。毫无疑问，当所罗门圣殿于主前586年被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摧毁之后，全人类的回归开始全面启动。这是两个方向的运动，一方面，犹太人（随后是基督徒和传教士）流散全球，将唯一神信仰、圣殿重建和弥赛亚的盼望深入各地；另一方面，上帝开始在全地为基督的降生和福音全球化预备道路。

这场预备以中亚地区为中心，也就是以迦南美地和示拿平原为中心，不断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如同水波从里向外扩散。第一波是两个帝国，就是巴比伦和波斯，新巴比伦帝国（前626-538年）沟通了迦勒底和巴勒斯坦，横贯波斯湾与地中海；西过保罗的家乡大数和里比奈半岛一线，东到波斯湾东北端。而波斯（前550-334）将这个世界在东西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扩展，西到马其顿，东至印度，南下埃塞俄比亚，北上咸海。第二波同时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西方是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东方是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贵霜帝国、中亚的安息帝国（帕提亚王朝）和中国的秦汉帝国。希腊帝国（希腊化时期，前336-30年）的版图西起马其顿最西边界及非洲北岸的古利奈一线，东到印度河流域。罗马帝国（前27年——395年分裂——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将统治中心继续西移，东起示拿平原以远，西至大西洋，即北起英轮群岛南部，南至伊比利亚半岛和海峡两岸。印度人继波斯和希腊铲平“十六雄国”之后，先后建立了孔雀王朝（约前321-约187年）和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105年-250年），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完成了南亚次大陆的第一次统一。贵霜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南北纵贯南亚和中亚，北起里海、穿越阿富汗覆盖恒河流域——贵霜帝国由信奉佛教的希腊人所建立，为丝绸之路之枢纽。安息帝国（Parthia，帕提亚王朝，前247-公元226），其疆域最大时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东接大夏、古印度，西至幼发拉底河即今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全境，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秦帝国（前221—前206）第一次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它的版图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版图大约仅仅是“东部中国”。而汉帝国时期（西汉，前202年—公元9年；东汉，公元25年—220年），版图继续扩大，丝绸之路将西安和耶路撒冷以至于罗马连在一起。在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先后兴起。希腊化为圣经提供了普世语言（新约与七十士子译本旧约）和全球领受福音需要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时期，为福音传播提供了无国界之便利与交通上的可能——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后，分别以希腊和拉丁为语言基础，形成了希腊正教与拉丁天主教两大教会传承。东方的“统一”作了类似的预备。

第三波在西方包括两大事件，罗马版图中，东方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或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1453年灭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在西方，法兰克帝国兴起，将福音中心进一步扩展到西欧。法兰克帝国可以划分一下几个阶段：486的墨洛温王朝定都巴黎；751年开始加洛林王朝的统治，800年成为查理曼帝国，843年内部分裂为三部分，即后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在东方，首先是中国的隋唐帝国。唐朝（618-907）接纳了从拜占庭出走的景教。大约与此同时波斯萨珊王朝（226年-650年）兴起，继续铲平中亚的交通藩篱。其后就是阿拉伯帝国（630年—1258年，大食国，萨拉森帝国），疆域东起印度；西临大西洋及与法兰西接壤。南至莫桑比克苏丹国北迄高加索山，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跨度最长的帝国。阿拉伯的统治中心基本就在巴别塔，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复兴阿拉比亚自古以来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帝国通过“圣战”，藉着血与火方式形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合围局势，并且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不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包容政策同样推动了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只是其中的哈里发事业(Khalifah，上帝代理人统治)和伊玛目运动(Imam)在地上复兴了巴别塔事业，从伊斯兰到无神论（太平天国、进化论、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等）殊途同归。1258年这个伊斯兰帝国被蒙古人所灭。蒙古帝国（1206-1635）重新打通了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同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蒙古帝国最大疆域的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一说4400万平方公里），东到太平洋，北抵贝加尔湖（一说达北冰洋），西达黑海沿岸(鼎盛时达匈牙利），南至南海。占了世界土地面积的22%，超越了五分之一。在元朝的疆域里，基督徒和其他异教获得了“自由”。在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内，随后兴起了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这个帝国盘踞中西之间，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领有南欧、中东及北非之大部，西达摩洛哥，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南及苏丹。奥斯曼帝国进一步控制了中西的交通，逼迫传教士必须选择他施的船只。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用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三次重锤，将西欧推进了大西洋。历史到了近代，先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是英国和美国，将福音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覆盖全球。明清以来，绕行好望角途径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再经马六甲海峡，就成了新的福音路线。

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和宗教的预备。请诸位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迄今为止，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和哲学都发端于圣殿被毁那个世纪，发展于基督诞生之前这500年的时间里。这可以视为人类接受福音在文化上的预备。以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为例。希腊的荷马（赞美人与悲叹人）、苏格拉底（听见神的声音）、柏拉图（仰望另外一个国）、亚里士多德（通往彼岸的理性道路）——这是仰望基督的西方世俗小学。东方的情况略有些复杂。首先是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神被一分为二），然后是南亚博伽梵歌（对神的记忆以及道成肉身）和东亚的诗经（人的流离飘荡）；其次是释迦摩尼（肉身成道）、老子（对道的追问）、孔子（道在人间，肉身成善的理性道路）——这是仰望基督的东方的世俗小学。西方总体上是宇宙观，希腊求真，却不知何为真；东方总体上是人生观，求问生命，却不知何为善。换句话说，西方和东方都追求真理和生命，却不知道真理和生命，也不知道到达真理和生命的道路，纷纷误入肉身成道的歧途。于是耶稣来了，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今天，诸位是否听见保罗说：你们所说的未知之神，我告诉你们。

三、多马：传说与事实

一直有一种说法，最早将福音传入中国的是Saint Thomas，就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多马”（约翰福音11:16,；20：24-29；一说巴多罗买），时间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这个说法可以在多马1000年后的白健神父（Bedjan）的一篇文献中看到，500年以后，另外一位叫Gaspar de Gruz的传教士重复了这个说法。多马在印度的Meliapur殉道之前，曾到中国短暂布道，有3-4名归信者。法国樊国梁《燕京开教略》记载：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基督徒当中，有部分来到东方，侨居中国。古罗马的阿诺比尤斯，他于公元300年左右写的《驳斥异教论》中说：“传教工作可以说是遍及印度、赛里斯（Seres，丝国）、波斯和米底斯。”最早提到使徒多马来华的是印度马拉巴主教，他在《迦勒底史》称：“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得信真理，皆出于圣多马之力。”利玛窦亦赞同此说。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提到“鉴于我们从马拉巴地区迦勒底文圣经抄本中收集的资料……是圣多默本人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他确实在这个国家修建了教堂。”（中华书局版，123页）现代英国学者穆尔在《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援引一本叙利亚文的《圣务日课》提到“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象的错误；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此纪念多默之际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多马确实是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信徒”。至少，他去东方是最合适的。我愿意接受这个说法，理由另外有五。第一，使徒必然遵行基督的命令，既然保罗等人向西，而菲力向南；那么自然有使徒向东（马可福音13:27；使徒行传1:8、13:47；罗马书10:18；马太福音28：18-20）。

第二、考古的发现。明朝洪武年间，在江西出土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号（238-250）（三国孙吴时代），并铸对联一幅：“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珍藏一批早期基督教的东汉画像石和东汉铜盆照片，有“上帝创造世界”等圣经故事。经测定，其中有的画像石刻凿于公元86年，即东汉元和三年。而最近徐州出土一尊汉代铜镜，铭文是：“作神镜，尊一帝。德母目人子。有王赫。志，重，须，毓。”

第三，其他历史文献支持这个可能性。首先说说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easarea, 260-341）之《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这本著名的小册子谈到了在Edessa所兴起的叙利亚教会(Syrian Church)，优西比乌认为与多马所差遣的德丢（Thaddeus）密不可分。福音向东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与多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教会史》第一卷第十三章《关于Edessa王子的故事》非常有趣（Edessa是位于米所波大米北方、幼发拉底河边的一个城市）。一直到优西比乌时代，“Edessa全城仍归服基督圣名”。无论如何，福音在耶稣时代已经向东拓展。而叙利亚教会至于东方，大约相当于安提阿教会至于西方。比如叙利亚人Bardesanes（155-223），就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神学家。优西比乌还提到，多马来到帕提亚（使徒行传2：9）。帕提亚王国很重要，它隔着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坦与中国相望，后来成为传教士进入中国重要的中转站。帕提亚在使徒时代是一个疆域由里海至波斯湾的独立国家。帕提亚王国兴起于主前三世纪中叶。二世纪中后期，帕提亚王国已经打通了西进叙利亚的道路。向东，帕提亚影响到阿富汗西北地区，以及新疆以西的游牧民族。到了公元一世纪初，帕提亚上升为西亚最重要的强国，并借着与罗马的和约维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帕提亚文化是希腊文化和土著文化的混合体，又是希腊罗马文化圈和印度中国文化圈交通的十字路口。

第四、巴比伦的东方犹太人成为桥梁。公元前721年，当撒玛利亚被亚述攻克，北国以色列灭亡之时，十个支派消散在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外邦人中。这不仅导致“撒玛利亚人”的诞生，而且毫无疑问，有一定数量的以色列人进入了亚述各行省中。亚述帝国鼎盛时期，东部边界到达今天伊朗的中西部。甚至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失踪的十个支派中的一部分。南国犹大586年灭亡，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犹太人在“东方”成功地定居下来，成为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臣民。波斯帝国的东部边界到了印度和西藏，东北边陲已经接近新疆。其中一些流亡者成为成功的商人。公元前538年，大约4万多犹太人向西归乡，但有另外一部分犹太人（人数甚至更多），留在了东方——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文化的第二中心（《巴比伦塔木德》）。罗马霸权时代，有一部分犹太人继续涌入这个地方乃至更东的地区。中国开封地区的犹太人，在北宋时期进入。但在公元76年，罗马皇帝Titus攻入耶路撒冷之时，就有一批犹太人进入中国，多马可能其中。

第五、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认知。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425）的《历史》中谈到了印度的情况，并将那里作为“远东”——人类居住的最东地区，似乎也涉及到了中印北部边界的高山。亚里士多德才（Aristoteles，前384-322）提到过印度以北的大雪山。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Alexabder the Great，前356-323）的争战直到印度，他的士兵甚至进入了中印边境地区。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印度的一份文献谈到了“中国的丝”：Cinapatta。而自从张骞（约前164-114年）出使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时代（Augustus，前63-公元14年），西起罗马，经大马士革到长安的丝绸之路已经贯通近200年了。而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的记载显示，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了。约在公元50年，罗马的Pomponius Mela在著述中谈到中国（Seres），说中国人（Seres）居住在南方的印度人和荒寒之地的希提亚人（Scythias）之间。2世纪上半叶，Marin de Tyr的《地理学知识》，及同时代的托米勒（Claudius Ptolemaeus，90-168），谈到了更多中国人的情况。

四、唐朝与元朝的全球化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唐朝的时候，来自波斯的第一批基督徒是经丝绸之路到达的。7世纪，唐太宗接待来自波斯的基督教使者，长安基督教会出现，全国都出现了“十字寺”。这就是景教。可以用盛况形容那时候的“福音复兴”。景教即唐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Nestorius），起源就在叙利亚。天主教曾经将聂斯脱里派宣布为异端，但宗教改革家路德为聂斯脱里派“平反昭雪”，我们自然也不认为他是异端。其实聂斯脱里的观点很简单，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神学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英语：conjunction；希腊语：sunapheia），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称谓的质疑。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Cyrillus of Alexandria）猛烈抨击。431年，以弗所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多个派别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革除主教职务，最终客死埃及。其派别亦被认定是异端，然而追随者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遂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1539年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大约5世纪末，聂派信众迁往波斯，曾先后以迦勒底或亚述教会名义宣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细亚等地，至6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聂斯脱里教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当聂派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教难，景教式微，但仍不绝如缕。相关信息也可以参考马苏第的历史书。

大约600年以后，随着草原帝国元朝的兴起，坚守在东土的基督徒和新来的传教士，在东方开始了第二轮福音大复兴。元朝版图大致如下（除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地区以外，西亚、中亚、以及中国现今版图，均已处于蒙古人控制之下）。铁木真治下汇集着各种宗教的人，包括木速蛮（穆斯林）和术忽（犹太人）；基督徒也在其中。也就是说，有一定数量的基督徒生活在元朝的西北边陲及其他地方。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徒拉班-扫玛（Rabban Sauma，1225？-1294），畏兀儿人（Uihur，我猜测这个元朝北方的部族可能与“迦勒底的吾珥”有关，参见创世记11:31）。他生于北京一个基督徒家庭，与另一位修道士马可（Marc）大约在1245年从中国山西启程，前往耶路撒冷“取经”。拉班-扫玛经过君士坦丁堡到达罗马，远到巴黎。后来返回东方，死于巴格达。与明清耶稣会士对应的，元朝想东传福音的基督教团契是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它是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2-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互称”小兄弟”。该会约翰孟高维诺等曾多次从陆路到中国，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教区，建造教堂，时称“也里可温”（ερχωυ？）。1241年，蒙古铁骑入侵匈牙利，征服波兰，继而转向奧地利。欧洲一片恐慌。教皇英诺森四世差遣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carPin）于1245年4月16日启程，1246年7月去见大汗贵由。那是一次有趣的对话。柏朗嘉宾有《蒙古史》传世。后有一些使节，双方使徒在共同对付穆斯林的问题上寻求共识。1252年蒙哥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西征军攻陷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1264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真正在中国取得重要进展的是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Jean de Montcorvin,1247-1328），他1291年经海路抵达蒙古帝国泉州，1294年到达北京（1292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儿汗国成婚）。他在中国传教30余年，建立了一些教堂。1368年，朱元璋夺取政权，传教中断。穆斯林是朱元璋的支持者之一。了解元代的基督教盛况，可以参考《马可波罗游记》。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五、利玛窦其人其文

不过蒙元之后，福音陷入新的低潮。原因之一是西方出现了混乱，主要是教会的分裂和奥斯曼突厥人的兴起，以及自然灾害。在这大约200年的不安中，一方面延缓和消弱了福音东传的强度，另一方面，在西方酝酿着宗教改革，包括新教的崛起和耶稣会的诞生。这是两种神学的突围：因信称义与效法耶稣。耶稣会由Saint Ignace de Loyola（1491-1556）于1534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在巴黎创立。远赴中国的第一位耶稣会士应该是沙勿略（Fracois Vavier，1506-1552）。在利玛窦东来之前，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瓜分世界。伊比利亚半岛的十字精神是在旷日持久反对摩尔人（穆斯林教徒）的斗争中燃烧起来的。1497年（明孝宗弘治十年），达-伽玛（Vasco da Gama）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道路。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到达美洲大陆。

利玛窦（Mattew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1582年入华，时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在中国30年。42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也始终如故。利玛窦晚年撰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不久以后，经一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整理，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即Augsburg Confessio诞生地）出版。封面题字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利玛窦1578年3月34日，从里斯本乘船出发，9月13日到达印度的果阿（印度半岛西岸的中部，目前是印度最小、最富裕的一个邦）。1582年4月从果阿启程，8月7日抵达澳门。路上大约需要10个月的时间。利玛窦的传教“北伐战争”起于肇庆和韶州，发展于南昌和南京，直至1601定居于北京。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是公卿大臣，包括徐光启。中国历史记住了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虽然不知道徐保禄（Paul）。因他的缘故，上海“徐家汇”本是教堂区。同样被中国记忆抹去的是徐光启的孙女甘第大（Candida，1607-1680）；她为中国男人和女人挽回了荣誉。甘第大终年73岁。一位神父这样评价：“当该夫人闭上双眼时，流露出一种极其安详的感情，没有任何痛苦的影子。她的面部表情表达了欢乐，就仿佛她看见了天国和在天使陪同下的救世主光临迎接她一般。”

利玛窦向中国介绍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参与历法的校订，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中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源出利玛窦。当然，对教会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是《天主实录》等。《天主实录》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被乾隆皇帝收在“四库全书”中。利玛窦的作品还包括《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依据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测量法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西琴八曲》，翻译《四书五经》等。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於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至19世纪末，安葬於“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平埋於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国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墓现位於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市市委党校院内。利玛窦不是被中国这样对待唯一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如今仍在“敏感”之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对利玛窦这样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随着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开始，满清王朝的衰落与福音在中国的衰落互相注解。一直等到船坚炮利时代的到来，那位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的基督教拓荒者从伦敦转经纽约，1807年9月8日登陆广州。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他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利玛窦的一篇短文……

任不寐，201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