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蒙特利尔下着冰雨，穿行其中，心绪黯然。我在思想一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她冰雨吧：http://v.news.163.com/video/2010/11/N/L/V6LDLP8NL.html。李思怡以后，周云蓬在我离开的夜里歌哭，将安徒生的敏感苦苦地在留在冬天，这是美国感恩节和中国亚运会的日子；在亚洲东北角，在流氓和无赖的避难所，火光掩映着枪炮声——他们要杀人，因为有病。当我筹建义愤填膺的表情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是被弃的婴孩，也看见了自己更是抛弃的凶手。律法和福音，死亡与重生，我已写不出一字祭文。祸哉，我灭亡了；只能仰望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死亡和幽暗里的我们。快到圣诞了，教会和世界一起忙碌着灯红酒绿。在小冰雨冻僵在人间以前，在卖火柴的小女孩挣扎在橱窗以前，在我硬着颈项要高尚起来以前，有另外一个婴孩降生了。世界同样没有地方容纳祂，因为客栈已经满了。祂被“遗弃”在马槽里，“冻僵”在十字架上。祂同样“悲惨”地离开了，为预备一座再没有眼泪和死亡的城市。我从未像今天这样相信祂走之前所说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在冰雨里面，祂一样死过；我祈祷在祂里面，所有的冰雨一同复活。我需要祂，祂是我唯一的救赎和盼望。
又到周末了，这里编发三篇文章。首先是多伦多一位姐妹的来稿，谢谢她对“不寐之夜”和《灾变论》的厚爱。我借此也再次申明，我在这里传道完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若不传道，我就有祸了。另外两篇是读者推荐的。随着《灾变论》在“贵国”的流传，相关的讨论正在蔓延。荐稿的朋友用第一篇网文论证说，“灾变论”说出了中国思想者的普遍共识；他用第二篇文章提出警告——灾变正在并已经将中国沦为沙漠；透视中国的“撒哈拉现象”，我们当听见那急切的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谢谢这些文章的作者和推荐者，愿“不寐之夜”和“灾变论”成为我们交通的一个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特利尔一位弟兄专门为我，我想也是为“不寐之夜”、“合一小组”和“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创造了一幅画：“为基督赢得这座城市”。感谢神藉着这样的“异象”来爱和鼓励我们。我们已经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正展开旌旗，在冰雨之地，用我们这完全不配的器皿，经营一个永远的春天。花叶扶疏，回光荡影。我们已经看见，那自有永有的，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正用我们这蒙恩的罪魁，传扬众水的声音。我们当顺服祂，完全信靠。（任不寐2010年11月26日）
紫菱洲：寄给“不寐之夜”的致谢信
《灾变论》的阅读终于接近了第三章“中国人的生活”之尾声，看到这里才明白：原来小时候自己为了争取好成绩（或者说为了成年后有一条活命的出路）而拼命死记硬背的所谓“知识”竟然是一些愚弄民众的谎言，我们不仅物质上贫穷，更在精神上被欺骗，受羞辱。
前些天“不寐之夜”在网站上公布了《灾变论》在香港被抢购一空的消息（这个消息仍在核实中，另有消息说有人恶意收购，均有待进一步证实——编注），可见人们内心饥渴慕义的欲望是何等地强烈。当我读到“我爸是上帝”这句话时，泪水夺眶而出，多少委屈不平、多少愤懑压抑在喊出这一句时被伸张、被释放了，这与有了后台靠山的轻狂完全相反，而是人性长久被扭曲、积郁成疾之后被救治复原的欢欣！
曾几何时我们的命运流离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之中。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拥有这位决意要爱我们到底的天父，祂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还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归宿，我们不再是被遗弃的孤儿，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愿意接纳、收容我们的安息之所，不仅如此，因为生命被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我们无论处在高山低谷或经历风雨阴晴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
今年是我在加拿大度过的第五个冬季了，当树叶落尽，我所面对的不再是一片凄寂苍凉，因为我知道秋雨之后是冰雪晶莹的洁净，而下一个冰融雪化的春天又将是青翠葱茏的生机无限……即此附小诗一首，聊以向“不寐之夜”致谢：
玉树琼枝不夜天，融作清流润荒原，问君何得欢如许，因有天国在心间。
愿神赐更美好的祝福给任传道并更多地使用“不寐之夜”
主内 紫菱洲 敬上（2010．11.12）
万志成：恐惧——解读民族秘密的一把钥匙
我读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一则以为悲，一是以为喜，悲的是我十年的思考，全被他论述出来了，好象知识产权被别人抢注了一样；喜的是任不寐的见解比我深刻得多，至少我总结不出“灾民理性”。
灾变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自然灾害异常严重，频繁的水旱灾害使得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是岁饥，人相食”的记载频现于史书，次一级的灾害更是无岁不有，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灾民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成了生存竞争，争夺生存资源导致了频繁的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天灾与兵灾）互相支持，反复发作，社会和人性中充满了暴戾之气。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灾民组成了“战斗者小团体”，形成了强烈的抢夺欲望和凶恶的战斗力，抢夺生存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同时，被抢夺的恐惧导致他们追求彻底消灭一切独立自治的个人和群体，从而消灭任何潜在的危险。这种思想促成了“军事专制主义”和暴力统治。而暴政又加剧了自然灾害，导致了下一轮的灾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长期的灾难产生了灾民理性：生存恐惧、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义和诗性智慧。反复出现的自然灾荒和社会灾变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且两种灾难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生存恐惧。在生存恐惧的支配下，有的人没日没夜地劳作（任不寐称之为“被动型勤劳”），有的人为挣到一个铜版或一个饭团而不惜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于饥饿的恐惧，人们都拚命地积贮粮食，而且无所不吃（包括吃人，最骇人听闻的是历史上多次出现以人为军粮的现象）。生存恐惧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消失，至今仍是国民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
生存恐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权力恐惧。权力诞生于生存战争，遵循的是暴力原则，由于缺乏合性来源，总是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掌握权力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任不寐认为应该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恐惧的政治原则是专制。为了克服恐惧，权势者努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控制物资财富的手段是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力物力，他们都有权征收（雍正皇帝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之一是抄家）。控制思想的办法是消灭一切异已思想，对读书人、老百姓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灌输，宣扬自己受命于天，树立自己的恩人形象，即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也仍然是“皇恩浩荡”，或者干脆把丧事当喜事办。
权力恐惧迫使人们对现存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胜利的一方把失败一方赶尽杀绝，还要株连九族。斗争的方式可以是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厮杀，也可以是杀人于无形的权术较量。前者依赖的是力量，后者倚靠的是狡猾。在势力相当时，双方也会暂时妥协，有的联姻，有的结盟，有的同化。这种妥协只是一种战术，最终还得分出胜负才罢休。整治了现存敌人，权势者还是不能获得安全感，总感觉到敌人无所不在，于是产生了敌人意识。如果谁胆敢对他们表示不满，马上就成了现实敌人，有充足的理由镇压，而且要反复地追根溯源。如果没有敌人，他们不惜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则要看运气，这一次是某个团体（群体），下一次是另一个团体（群体），实在找不出来了，就该轮到自己人：战友、下属、亲戚、老婆、孩子。总之，有敌人令他们恐惧，没有敌人令他们更恐惧。这样的环境里，怎不会冤狱遍地？因为手上的血腥味太重，权势者不可须臾离开权力的保护，即使死了也要树碑建庙，刻下某种咒语（现代的则是写入宪法）。这才是权力终生制的真相。
没有权力保护的灾民在天灾和暴政的双重压力下，谋求自保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投靠权势集团，充当鹰犬爪牙，一是结社自保。结社可以是宗族，也可以是游民团体；有的通过圈地谋生，也有的啸聚山林。他们内部都有着严厉的纪律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制度，对内部成员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对外人有着看不见摸不着的界线。这种结社，任不寐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显然，梁山社群主义与现代的自治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任不寐提出的灾民理性是层层递进的：生存恐惧带来了权力恐惧，权力恐惧产生了敌人意识、力量崇拜、狡猾崇拜、利益崇拜；与权势无缘的则形成梁山社群主义。至于诗性智慧，我不太赞同，将在下一节论述。最后，我把任不寐两段精彩的论述陈列如下：
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化以后，与“力量”保持一直是唯一可行并有效的“理性选择”。个人依附最强大的团体谋取生存特别是依附资源垄断者以期获得“分封”或赏赐，这已经是灾民社会的“经济学”常识。这种“依附型秩序”强化了力量专政的力量与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力量越强大的原因。灾民首领在极端贫困的灾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在普遍的赤贫的灾民社会，加入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时，投靠竞争的存在增强了首领的集权能力。灾民生存竞争的政治化偏好——在这里，经济自由竞争表现为投靠的自由竞争——为灾民专制主义增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资源的国家垄断。
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读者可以判断一下，按这个思路，是否可以用恐惧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如果说李镜吾的《厚黑学》掀开了官场的黑幕，任不寐的《灾变论》则解开了民族的一个秘密。凭此一书，任不寐足以名垂青史。
灾变：中国的撒哈拉沙漠现状
原题：空气污染指数为何不准，文章来源：网易《发现者》
中国目前采用的空气污染指数（API）并没有对PM2.5进行监控。即使世界各国发现PM2.5对人体的危害极大，纷纷更新各国的空气质量标准，严格监控PM2.5浓度之时，中国有关部门仍坚称监测PM10更“符合国情”，对于PM2.5则以世卫组织“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律己——于是人们依然每日活在“被达标”的“质量优良空气”当中。
为何API与实际感觉总是存在差别？
很多时候，人们觉得天空很阴霾，空气能见度不高时，天气预报中关于空气质量的等级依然是“良好”。而一位北京女子最近公布的《北京蓝天视觉日记》里，北京有180天的天空呈现蓝色，而官方公布的“蓝天”数量却是285个。人们开始疑惑，这为何会有差别存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API），仅仅监测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即PM10）的浓度，而并没有将标准细化到目前国际通用的PM2.5。
中国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无视国际潮流 API不监控PM2.5
造成人们觉得空气洁净度不高的罪魁祸首是细颗粒物（PM2.5）。一般而言，粒径2.5微米至10微米的粗颗粒物主要来自道路扬尘等；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PM2.5）则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如机动车尾气、燃煤）、挥发性有机物等。事实上在中国大部分，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华北地区，PM2.5占到了整个空气悬浮颗粒物重量的大半。然而，中国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API）却没有把PM2.5纳入监测之列，确实吊诡。
发达国家很早就已经开始监测PM2.5的指标。而2005年世卫组织更新了《空气质量准则》后，很多国家已根据各自环境空气污染特征和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标准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加入PM2.5的监测。例如美国作为世界碳排放第二大国，2006年主动将PM2.5的24小时标准由65μg/m3升为35μg/m3；PM2.5的年标准仍为原来的15μg/m3。目前，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关于细颗粒物的日常监测和公众通报制度。而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2000年颁布至今，已经沿用十年而没有修订了。
空气监测使用“最不发达国家”标准 更易获得优良结果
目前，中国的API监测指标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PM10是直径较大的颗粒。这种大颗粒通常情况下沉降速度非常快，就是说，只有在气象条件很不好且大量污染物持续不断进入空气的条件下，空气质量才会达到所谓的“轻度污染”。而PM2.5体积比PM10要小的多，是大气中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1/10大小。PM2.5这类细颗粒物对光的散射作用比较强，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更容易导致灰霾形成。也就是说，在中国空气质量监测中，PM2.5在空气中密度无论有多大，空气优良状况仍有可能达到良好的标准。“蓝天不蓝”的尴尬一幕，就这样产生了。
面对质疑，有关部门回应的说法是“我国目前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工地建设主要产生大颗粒污染物，监测PM10符合目前的国情。”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2月，中国气象局于发布了国家气象行业标准《霾(灰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通告，标准还加入了PM2.5限值为75μg/m3。这一标准属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当中“最不发达国家标准”。
中国空气PM2.5浓度极高
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最新出版的《空气质量准则》尤其是对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限值制定了严格的标准。WHO规定PM2.5年平均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μg/m3)，24小时平均浓度为25μg/m3。而NASA此前公布的一张PM2.5世界空气质量地图显示，中国大部分地区PM2.5平均浓度接近80μg/m3，甚至超过了非洲撒哈拉沙漠。美国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闹市更是一度监测到557μg/m3的浓度，超过世卫组织安全标准20多倍。
NASA公布的2001-2006全球空气质量图：中国华北大部分地区PM2.5均值达到80，甚至超过撒哈拉沙漠。
在中国东部PM2.5密度高，更有可能是发电厂、工厂以及汽车排放的烟尘颗粒所造成。
90年代：研究称中国四城市PM2.5是美国标准10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等中美科研人员就合作开展了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影响的研究。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了1995年至1996年间这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每立方米15微克），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倍至10.7倍。
2001至2006年：NASA卫星图显示华北地区PM2.5浓度全球最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0年9月公布了一张全球空气质量地图，专门展示世界各地PM2.5的密度。地图由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制作。他们根据NASA的两台卫星监测仪的监测结果，绘制了一张显示出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最为触目惊心的红色（即PM2.5密度最高)，出现在北非、东亚和中国。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在这张2001-2006年间平均全球空气污染形势图上，全球PM2.5最高的地区在北非和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全部。
而颗粒物的来源，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有些可能是人为，有些则可能是自然原因。环境学家估计，在阿拉伯和撒哈拉，悬浮颗粒可能是由天然矿物粉尘构成，而在中国东部和印度北部，更有可能是发电厂、工厂以及汽车排放的烟尘颗粒所造成。
2010年：美国驻华使馆北京闹市监测“糟的一塌糊涂”
北京奥运会之前，位于北京市区东部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院内，就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到2009年夏天，这台仪器的监测数据开始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这一报告就频繁出现“糟糕”和“危险”这样显示污染程度的字眼。当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等级为“良好”时，它公布的结果却可能是“非常不健康”。就在前几天11月19日，监测一度得到了540μg/m3和557μg/m3的结果，美使馆对此用了“crazy bad”（糟的一塌糊涂）这一骇人的词汇来形容。气候美国官员很快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并改用“超出指标”这一措辞（PM2.5监测极限值一般只是500，此时呆在户外已经相当危险）。
有学者指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数据只统计大使馆这一区域的空气质量，并不能以点带面，体现北京空气的整体质量。而北京的报告是27个监测点的平均值，这才是科学的。而美国大使馆也的确说明“PM2.5这一监测数据，是出于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考虑，让他们获悉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并且强调，来自一台机器的数据不能反映全北京的空气质量。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市属于东三环闹市区的秀水街附近，这一监测数据至少能反映当天在北京城区的局部，PM2.5浓度高得骇人听闻。
PM2.5对人体危害远超PM10
中国很多城市到现在还是仅仅监测PM10的密度，认为PM10“可以进入人体上呼吸道，与市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关系比较密切”。但实际上PM2.5微粒由于体积特别微小，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大大超过PM10。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也认为PM2.5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PM2.5浓度上升20，或可造成中国印度34万人死亡
研究表明，颗粒越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大。气象专家和医学专家认为，由细颗粒物造成的灰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甚至要比沙尘暴更大。粒径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会被挡在人的鼻子外面；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通过痰液等排出体外，对人体健康危害相对较小；而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1/10大小，被吸入人体后会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更大。在欧盟国家中，PM2.5导致人们的平均寿命减少8.6个月。而PM2.5还可成为病毒和细菌的载体，为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推波助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研究结果还表明，PM2.5和PM10浓度越高，儿童及其双亲呼吸系统病症的发生率也越高，而PM2.5的影响尤为显著。
《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上增刊登过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及其同事报告了一项新发现：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PM2.5的影响显然更大。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版《空气质量准则》中也指出：当PM2.5年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人的死亡风险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情形约增加15％。一份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称，PM2.5每立方米的浓度上升20毫克，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
某学者曾有一句无奈的名言：管不了温度，难道还管不住区区一个温度计么？对于空气质量监测的有关部门来说，此话看上去依然适用。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确实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但远不至于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况且，在任何情况下“空气质量报告”都应该是以保证居民健康为目的。在API中监测忽略重要污染物PM2.5指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有保障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一份自欺欺人的空气质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