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感谢各位读者对《灾变论》的关注。按目前的计划，6月中旬可以在蒙特利尔分享这本书了。所有来信预订的，我们都已经编辑在册，不久就可以分别向诸位派发征订单，那上面有更详细的信息。继续希望预订的读者可以给我来信：renbumei2005@hotmail.com。今天我编发了另外三篇关于灾变论的书评。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第一篇的作者几年前已经告别了“外邦人”的身份，受洗归主。他这篇文章的原题为《我所认识的任不寐》。这三篇书评均写于2004年以前。在《灾变论》预订的过程中，我们也欢迎读者撰写相关的书评，以期将《灾变论》所涉及的论题深入下去。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灾变论》不仅是一本“通识读本”，也为向中国人传福音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预备。另外，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呼吁教会关切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也是对教会的吩咐。《灾变论》一书也有相关章节论及了孩子在灾民社会的处境，目前在蒙特利尔进行的婚姻家庭系列讲座也在深化这个主题；敬请垂注。——任不寐2010年5月25日

WY：任不寐和他的《灾变论》

认识任不寐，是从阅读他的《商人流亡者日记》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早就听朋友们说起的他，两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的时候，他把一叠打印的文稿递到我手上。在回程的火车上，我把它摸了出来，最上面的一页有一行黑黑的大字——“商人流亡者日记”。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阅读震撼了。正是从这里，我才知道他是属于那一代人，我才开始了解他那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关于那一代人，我相信，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在内心深处都会为他们保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也许人们小心翼翼的不去谈论，但是很多人会在内心默默的惦记，默默的祝福。十几年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都还好吗？毫无疑问，面前的文字是一份珍贵的纪录。“天使”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从高堂学府被驱逐出来。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着他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流领域也向他们的未来关上了大门，他们将注定与“人民公仆”无缘，与高堂学府中的学者教授无缘，与各种机构中的科学家工程师无缘——而这恰恰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的理想和本来的归宿。一场噩梦改变了这一切。可是，“魔鬼”也得活着啊，于是一夜之间许多“魔鬼”都成了打工仔，成了商人。带着累累伤痕在泥泞中挣扎，有的慢慢盖住心头的火焰，只有不灭的火种在那里时而让他隐隐作痛；有的却一直被心头的圣火烧烤煎熬着。而“人不寐”就是在这样的“炼狱”中诞生了：

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绝为商人，为此，“学人”之我与商人之我进行了10年内战，日日与自己搏斗，战争在生存恐惧中进行。夜夜与自己商量，仍没有结果。于是自然“夜里总睡不着”，“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来夜行者非我一人，卢跃刚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岂不快哉！”谢泳先生说，“人不寐是一个有深意的名字”，显然是深有同感。

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啊！我甚至都觉得这些文字将会为我们见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后来我忍不住把《商人流亡者日记》一个一个的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在任不寐这十年的“搏斗”过程中，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灾变论》。当我读到他用十年的时间写成的这部学术著作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写《灾变论》。如果说《商人流亡者日记》是一部痛苦的心灵史，《灾变论》则是一部呕心沥血、学养深厚的民族文明历史画卷，这不是仅有思想与才华就能一蹴而就的。不能跨进学府高堂里那一座座巍峨的专业图书馆，更没有专家学者们的书房里那悠闲的时光；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指使他用自己的“商业利润”从书店里背回一个几万册的私人图书馆？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个被清理出高等学府的“高中毕业生”在一个个“不寐之夜”去追问去运思去创作呢？他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冲动要去追问中国文明形态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成因？他为什么要为中国文化建立一个如此独特的分析框架？他为什么要去写作这样一部既不能评职称又不能挣稿费甚至在目前根本没有出版希望的学术著作呢？我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到他的面前，不是因为它们太幼稚，而是因为作为一名高等学府里拥有图书馆和书房却只为职称、稿费和“学术规范”而写作的我，实在感到羞愧。于是我只能到他的文章和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就在我读《灾变论》的时候，在国内许多学术网站上，他的许多文章好像是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真让人喘不过气来。其中最让人难忘的首推《孩子之死》。读《孩子之死》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任不寐的写作与专家学者们的写作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是回到常识写问题，他们则是离开常识写学问。不能因为是父母，就可以把“不听话”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因为是老师，就可以让“捣乱”的学生吃大粪;不能因为自己挣钱少生活困难，不能因为孩子是“私生子”不能因为孩子是残疾，就可以把孩子抛弃——这些都是常识。不能因为是“国家财产”，就可以把扑打山火而“牺牲”的儿童树为榜样，并让其他的孩子去学习、去模仿、去继续“牺牲”；不能因为是“伟大的新时代”，童工、雏妓、拐卖儿童以及种种虐待儿童现象的存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负面现象”，可以忽略不计；不能因为是“革命前辈”，就有理由剥夺年轻一代独立的人生意义，非要他们做自己的“接班人”——这些还是常识。一个社会出了毛病，恰恰就是常识出了毛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阅读这些言说常识的文字，却感到其中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就是在以《孩子之死》为代表的系列文章中，

身兼学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他常常感到一种被撕裂的痛苦，然而对于他所追求的事业来说未必不是幸事。1997年，由《北京文学》打头，教育界和知识界发起了一场忍无可忍的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大讨论。1999年《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的出版，将这场讨论推向顶峰。与此同时，一些进行“审视”的人文学者深深意识到：“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见《〈新语文〉问世记》，《中国青年报》2001年9月5日）有人开始为“建设”做准备。恰在此时，任不寐提出“新语文”的概念，并促成一家出版公司进行投资，最后成功地请出在大讨论中最有影响、同时跃跃欲试正在着手“建设”的一位学者主持这项工程。历经千辛万苦，2000年《新语文读本•中学卷》（12册）问世；紧接着，2001年《新语文读本•小学卷》（12册）也诞生了。作为策划人和编委，任不寐的名字不仅写在了这两套书的扉页上，也写进了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中。目前，据我所知，他所策划的另一套大学语文读本正在编写中，不久即将面世。

当然，2001年在知识界思想界任不寐更大的贡献是“不寐之夜”思想学术网站的问世。这个网站是2002年3月初创办的，其间经历了开开关关多次风波。目前以达到数千人次的日访问量，其文化上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任不寐曾说自己对网络很有感情，这可能是因为那里是唯一能听见他声音的地方。这或许对这个时代是一种讽刺，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幸运。据我所知，很多学界的朋友因此也成了不寐人，成了这块虚拟的“洛可克咖啡屋”的常客。当然，没有人知道办这样一个网站背后可能遭受的难以想象的伤害和艰辛。

早在《灾变论》追问中国文化的流变、追问中国作为“灾民社会”的出路的时候，他就把自由之路的起点设定在信仰之维上。在网络论坛中，他关于“神学自由主义”的言论以及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受到广泛关注，当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思想和学术在这里获得更有意义的生长。

对于任不寐来说，《商人流亡者日记》所呈现的生命状态至今还是他生活的底色。作为流亡者的漂泊与孤寂，作为边缘人的忧愤与无奈，学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所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生活冲突，今天仍然纠缠着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不能去探望已经移民他国的双胞胎女儿，我多次看到他潸然泪下。多么盼望他的生活中出现更多的亮色啊！在《灾变论》一书的自序中，他说：“我是灾民！”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先生说行走在暗夜里，自己的内心未免也会有夜的影子，有寒气，甚至有鬼气，所以我们仍然是这夜的一部分。如何能走到光和爱里去呢？我所认识的任不寐呀，你能告诉我们吗？（作者为国内某大学教授）

HP：十年一剑──推荐任不寐《灾变论》

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终於在海外出版。这是作者历时十年，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字垃圾泛滥、一次性读物充斥的当今书市，捧着《灾变论》这本三十余万言书，格外感到厚重与珍贵。不久前，网上出现一位署名“刘垒”者的文章，点评“中文互联网络五君子”。其评价标准有三个，第一是为”网络自由”做过贡献的，第二是网上的文章有水准并广有影响的，第三是网络语言很”君子”。作者把任不寐先生放在首位，我以为名副其实。

《灾变论》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着。作者通过统计学上的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灾祸远远比西欧来得频繁。作者并不认为西欧那里是绝对没有灾民的，作者强调的是为什幺中国是相对灾民的。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造成了被作者称为灾民文化或者灾民理性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所谓灾民文化或曰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而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就是灾民理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的解救在於“发现责任”，而责任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因而，作者把灾民社会的自由之路的起点重新设定在信仰之维上。

《灾变论》的副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也许有人会批评《灾变论》是地理决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一种文化追根溯源，探求那些最初影响其性格形成的因素，免不了是要找到地理环境的(另一条可能的思路是研究不同民族的遗传密码，只是到目前为止，这后一条思路还缺乏自然科学的支持)，否则，我们还能找谁呢？任不寐试图引进信仰解救中国。这种观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我注意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中，皈依宗教者不在少数；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各种宗教信仰也以少见的规模和速度勃然而兴。在当今中国，信仰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灾变论》是这样一本书，一方面，作者力图使书中的各部分都服务于作者的基本观点，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许多部分又都可以拆卸下来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价值。即便你对作者的理论体系有保留或有疑义，你也可以从这本书吸取很多教益。在任不寐这部书里，有很多过人的洞见和精彩的论述。作者的观察细致，阅读广泛，思考深入，联想丰富，有对历史的特殊感悟，有对生命的深刻体认，再加上冷峻锐利的文笔，这本《灾变论》实在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要在一篇短短的书评中对《灾变论》作出全面的评介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只谈几个小问题。

在谈到中国的地理环境时，任不寐提及北方草原民族反复入侵的因素。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明的一个朝代，是最有希望演变出良好秩序的朝代；可惜灭于北方草原民族之手。宋朝是仅有的不是亡于宫廷内斗、权臣夺位或民间反叛的大王朝。我们很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之间有一道天然的屏，从而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挥师南下，中国很可能发展成另一番景象。……在论及灾民文化的暴力性时，作者还联系到武侠小说，作者把武侠小说干脆称作武打小说以突出其暴力性。作者发现：“‘武打小说’显然是汉语文学。为什幺汉语世界有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呢？首先，为了生存‘打人’成为事实，其次，文学为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审美描述。此外，‘武打小说’也是私刑的文学抒情，是公刑的文学移情，是力量崇拜的文学模式。”作者指出，武打小说“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武打小说’是典型的灾民文学，其基本思想也是陈旧的，它的基本道德观是善恶二元论，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它基本的方法论是‘打’，‘打’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武打小说中，好人能胜坏人，不是因为好人更有道理或更得人心，而是因为好人更有武艺。读任不寐这段分析与批评，我突然想到，英国很流行侦探推理小说。无独有偶，在日本，推理小说也很流行。两个都是岛国，一个在欧亚大陆之西，一个在欧亚大陆之东，都是在本洲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某种关联呢？从中国人爱读武侠小说和日本人(以及英国人)爱读推理小说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某种民族的或文化的差异呢？《灾变论》中就有一节专讲“岛国文化与帝国文化”。

任不寐对有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很是精辟。例如作者对政治冷漠的批评。政治冷漠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有人说这是好事，因为它表明国人已经走出过去的空头政治，走出极权主义的泛政治化。还有人说这表明国人对现状心满意足，所以不再关心政治。有人甚至把现今国人的政治冷漠解释成“自由主义”的胜利，说什幺“国人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等等。任不寐指出：“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和权力、强制、权威等概念同一的概念，而是指关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自由行动。”作者揭示道：“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它不是面对‘伪政治’的一种清高，而是面对‘政治’的受害者的一种自私，面对‘伪政治’导致的灭绝性危机的一种自杀式愚蠢。”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还很多，我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然而，《灾变论》并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散落的(哪怕是深刻的)批评，《灾变论》还试图对中国文化给出一套整体的解释。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学术野心。如果你愿意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你一定能从《灾变论》这本书里获得很多刺激和启示（作者为留美学者）。

AD：天災是中國面對的巨大危机

今年全球盛夏高溫，大陸浙江等地亦曾高達四十一度，几构成天災。對高溫的關注掩蓋了更廣泛和重要的自然災害：今年6月以來，大陸旱災嚴重，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四省出現1971年以來最嚴重的伏旱，截至8月12日，12省市農作物受災面積775.6万公頃，成災455.8万公頃，絕收113.2万公頃，受災人口達九千万人。此次旱災，對南方省市工農業生產沖擊嚴重，官方迄今尚未公布經濟損失數据，但不難推算其龐大。

中國青年學者任不寐去年在美國出版的著作《災變論——關于中國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發現》曾提出獨特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自然災害及其相關的社會動亂遠遠頻于西歐，并因其反复不斷而塑造了中國的文化品質。而中國文化的本質是災民文化，即作者所說的“災民理性”，其核心內容是生存恐懼。中國現代的基本要務是如何超越災變給人帶來的生存恐懼。任不寐是從文化角度看災變對中國的影響，但也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相當資源少的大國，自然災害是影響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中國，又是一個災害頻仍的國度。首先是地震，全時間每次死亡5万人的17次地震中，中國發生過13次；唐山大地震導致几十万人死亡，令人至今心有余悸；二是水災，黃河、長江几乎年年有水災，這對于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經濟極具威脅性，一九九八年大洪水也曾撼動全國經濟；三是旱災，中國700多個城市中三分之二處于缺水狀態，山東，河南等較貧窮的地方旱災更為嚴重。根据統計，中國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呈遞增狀態，80年代受災面積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

自然災害導致的不僅僅是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它更嚴重的影響是社會心理与社會情緒。任不寐提出的“災民理性”，實際上說明的就是災害對心理的影響。大的社會運動或動蕩，往往是在普遍、廣泛、持久的社會預期下形成的，對于動蕩的預期也往往會因之“自我實現”而成為現實，而嚴重的天災就會加強這种預期。我們一向認為，中國發展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大的天災的可能性，以及這种天災會對社會造成的沖擊，就是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作者为哈弗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