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一时间，教内与教外齐飞，海外与国内一色。一些唱那“每当我在寄居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的海外基督徒，现在笑了：“我的祖国强大了！”可以说，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潮，与08奥运一起，为近二十年爱国之情创出新高。在这个缺乏爱的国度，“爱国”之“爱”，如印尼海啸般铺天盖地席卷华人世界。
此时此刻，我想起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基督升天前的记叙：“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1：6） 每当读到这一句经文，我就不免深有感慨。这些主耶稣拣选、教导、培训、朝夕相处、亲自带领三年之久，且复活后追加四十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徒1：3）的一班门徒，到主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刻，他们所问的问题，依然是他们念念不能忘怀的“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讲了三年多“天国”、“神的国”，仍打不破门徒们心中的“以色列国”，这事实真令人叹息。这一事实也说明，人心中的国家观念是何等强大刚硬，何等难以破碎。无怪乎圣奥古斯丁诅咒说：“国家是罪恶和魔鬼的一件作品”。
许多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都曾有过类似的评论。如乔治简纳森说：“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Patriotism is a arbitrary veneration of real estate above principles.）” 乔治肖伯纳说：“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大约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二战以来，西方思想者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使这一认识更加明确幷深入人心，构成了人们对国家主义的高度警惕。正如旅德华人龙应台女士所注意到的，二战以后，在德国再也没有为“德国”举国欢呼的场景，也不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各类宣传，“国家”是令人生疑的敏感词。试想像北京的活动发生在柏林，世界该如何瞠目！ 但在中国，这一思想远不为人认识，而且由于近年来有意的推波助澜，使极具煽情的爱国意识逆世界潮流而动，在国人中形成燎原之势。“爱国”与“爱D”“爱人民”“爱社会”等大言一道，在中国，以口号的形式，以不被质疑的先验性，为国人所接受。它们貌似真理，实为偶像。
首先，从国家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可以看出，今天国人的国家观，依然停留在前现代。这一点，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指出的：“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幷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
从梁漱溟的清晰论述中可见，现代国家观念与“国家”一词，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泊来品”。在中国人的固有意识中，“国家”（权且用这一现代词语来讨论）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无论蒙古人统治，还是满族人君临，都因汉文化的强大，而无“丧权辱国”之耻，以至今天大家可以笑眯眯地观赏清宫戏。因为在国人看来，文化延续，则天下未亡。甚至可以来一句“我大清”。（不过，忌讳还是有的，“汉奸”一词，在清朝就没有，那是日本侵略时所用的词汇，清政府时期，人们只说“卖国贼”——不然，岂不人人都是“汉奸”？）
现代国家观念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主权在民；政权出自选举，执政者乃民选政府，代理国事；宪法由人民制定，以限定政府的权限，幷防止执政者僭越或违背人民的意志。以此标准来衡量，无论“我国”还是“我民”，都令人遗憾地处在现代门外。
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是“公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都未能与城市人同有平等权的时候，在一个尚没有普选的国里，公民幷不存在。在国内官方的各种媒体，也几乎一致回避“公民”一词，而代之以“人民”。那么，对于没有公民权利的人而言，侈谈爱国，显然不是政治上的现代国家之国，乃是自然存在中的一方水土之地了。正如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的自我，不过是私己而已。
“国家主义”源于德国。黑格尔为国家理性杜撰了形而上的根据，他说：“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理念。”由于黑格尔、谢林、费希特等人的极力主张，国家主义在德国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潮，对德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间接为纳粹德国张本。其中德语政治思想家伯伦知理（《国家论》的作者）的国家主义学说“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当代学者狭间直树语）。德日两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偶然的。梁启超旅日时，通过日本文化作中介，将这国家主义思想带至中国。当代中国由于能够起到“统一认识”的思想资源缺乏，才乞灵于国家主义，以这柄具有危险性的双刃剑应对一时之需。
从民间来看，近代史上中国的虚弱受辱，是一个痛苦的记忆。凭着武侠小说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精神，潜意识里聚积着一种报复与胜出的欲望。这是积贫积弱之后的反弹，类似如饥似渴的生理需求。近年来宣传中一直不断的“国际反华势力”这一虚构的敌人意识，也从侧面加强了爱国的内部凝聚力。（试想，除了北朝鲜会强调“国际反朝势力”，加拿大会提出“国际反加势力”、英国提出“国际反英势力”这样的说法吗？）
进一步来看，对华人世界而言，除了对现代国家观念认识不足之外，更多的是潜意识里本能的求靠。是中国实用主义文化精神的体现。对此，深知国民性的鲁迅先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鲁迅入木三分地看穿了所谓爱国的真相。他说：“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三十八》）
今日热闹的爱国气氛中各种典型言论，再清楚不过地为鲁迅上述说法作了脚注。最突出的表达是：“我们强大了！哪国还敢再小看我们、再欺负我们？！”海外华人更说：“祖国强盛，是我们的坚强后盾！”这些说法，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样，是“靠”的卑怯心理的明白显现。自我不独立，仰赖“靠”，以一个强大“靠山”为自己撑腰而已。其实，本应恰恰相反的是，国的尊严，由民来体现；而非民的荣耀，仗国的威风。战败后的日本，因“兽军”行为带给世界的野蛮印象，而不为各国接纳。几十年后，日本人以其90度鞠躬的彬彬有礼、精益求精的认真工作、无可挑剔的优质产品赢得了世界，被当代文明世界普遍认可。而海外华人在建立国人形象上却令人不敢恭维。由于自己站不直，于是一味“靠”国势助威，以为国强，自己“与有荣焉”，可以幸分一杯羹，这是十足没出息的品质。鲁迅悲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话可谓讲得毫不留情。
当然，把这场爱国潮当真，也有失准确。作为口号之国，这些爱国大话不须过于认真。喊爱国口号最响的中国，也特产“汉奸”，抗日时期产量高达百万之众。“一大”12位建党成员中就出了两位。相比之下，波兰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死亡600万，占总人口3500万的17.1%，波兰人自豪地说：“我们没有一个波奸”。
最近所热烈高呼的口号，都有“钦定”前提，是一种“特许”的自由，于个人有益无损。人们敢为了反对腐败上街吗……爱国者中，有多少敢于对今天国内的贪腐、污染、民怨、不公而仗义执言，大声疾呼？爱国，分明是个假大空口号罢了。所谓爱国行为，无非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当初南联使馆被炸之初，众人彼此观望，不敢出头，在暗示鼓励下，才浩浩荡荡起来。异议时不敢出言，歌德时声音震天。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没有反对的声音都是不正常的，唯独在这里，反对的声音不仅属于不正常现象，而且是必须消灭，是群体努力合力扑杀的。
更有甚者，一些海外华人基督徒高唱仿诗篇137篇而做的《给我一颗中国心》，表达与圣经全无相干的内容。当初是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今天则是一群千方百计出国的华人，其中多数自愿加入他国国籍，宣誓效忠所在国。他们的所歌与所行，真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翻遍全本圣经，里面都没有“国家”这样的词语，圣经提到的是“万民”、“万族”。神幷没有看重世人所看重的“国家”。国家，有什么值得特别敬拜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能够拒斥国家神话的，只有旷野试探的耶稣”。这话非常深刻。耶稣来到世间，他来拯救罪人，不是拯救国家、民族。正是这样的神学精神，救恩超出了以色列民族而直达希腊、罗马、中国直至地极。
今天，马太福音第四章中的第三个试探摆在面前，国家的荣华煌煌可观，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灿烂呈现，引人心潮澎湃。试问，汝今能持否？爱国之情，如潮高涨。基督徒应以圣经真理，分开海水，站稳干地！主的真道，是我们唯一的仰望。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严行先生是多伦多一家福音机构的编辑，谢谢惠稿。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