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这是本博客夏令营最后一课。本课以路加福音相关课程为基础，并以路加福音的普世视野为样式，对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进行简单的述评。对于教会里的读者来说，本课提供的是宗教比较和护教方面的简明常识。对于慕道读者来说，一方面，本课可以回答这个老生常谈或错觉：“所有宗教都是基本一样的”；另一方面，本课实际上在说明，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也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为什么穿越中西、搜尽古今，最后撇下与那位“六月女孩”的生死恋情，走向十字架。当然，从神学道理上说，这不是我自己能选择或“决志”的；不过我的大马士革之路不仅源于生活，也成于思想。最后，愿感动我的灵也加倍感动我的亲人和朋友。
犹太教首先是典型的历史宗教，历史被视为神意志的作坊。这一信仰是从3200年前的西奈山上奠立的（约主前1280年，神的仆人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其次，犹太教将约的观念放在信仰中心，神和人在约中构成历史的双方，但神的主权成为约之基础、神的代赎成为约的最后完成。最后，对于人来说，律法使以色列人为万族之选民。与此相关，亚伯拉罕的迦南之路，出埃及记及大流散并回归之历史叙事，一方面将人在世界的命运放在原罪之幕下，使人的定居或存在显出寄居本质；另一方面，代赎和称义成为信仰的主题——一切宗教和哲学关切这两个话题，一方面因人追寻堕落前神之形象，一方面人因犯罪无力自赎自义——神的儿子为这两个问题的总结。
犹太信仰最卓绝之处乃在唯一神信仰，由此为人类排除迷信和各种偶像崇拜，并将神的律法保存下来而成为世界的祭司；更为重要的是，神在犹太传统中为人类预备了一位救主，使选民宗教成为普世救恩运动。世界宗教和哲学以犹太-基督信仰为中心，或以两约中关于神的完整启示为中心，在世界版图上，向东西两翼不断蜕化变质——世界各大哲学和宗教，不过是关于两约启示的记忆和改造；这种“改编”的质量和距离中心的地理半径之长度成反比。
以色列人与神相遇的地方，或者说犹太信仰中的“道成肉身”乃在圣殿，神的话语和献祭构成信仰生活之两面，并通过先知、祭司和大卫王族中介代理维系。第一圣殿于主前586年毁于巴比伦人，世界的“轴心时代”由此为界——“耶和华的同在”之信心随圣殿而毁于人类，人本和灵本信仰乘虚而入，以期提供其他救赎和称义的替代方案；于是在主前六世纪，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粉墨登场。然而另一方面，神在圣殿收回云柱之象征性的荣耀，却因此预备了基督的救赎和称义之路；先知、祭司和大卫后裔应验于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基督是神的圣殿，在基督里，寄居者开始了向末世定居的天路历程。
犹太-基督关于唯一神的信仰向东首先遭遇的是二元论的背叛，换言之，从地中海西岸到日本群岛，依次排列着一神论到多神论和无神论的各大宗教，而波斯宗教以二元论为特征代表着这种中间过渡。第一圣殿被毁不久，在西方，希腊哲学家崛起（苏格拉底为前469年—前399年人士），波斯的宗教二元论替代为希腊半岛的哲学二元论，首先柏拉图“理念-世界”之二元论集结西方流亡思想之大成，然后以诺斯替主义为代表成为初期教会的最大文化挑战。另外，在希腊，“爱智”或形而上学在那里形成新宗教，“诸神的狂欢”在那里以最短的路程将二元论庸俗化为具有希腊特征的多神宗教。希腊文明的奇特之处在于，对创造者的敬畏平衡了人神偶像的傲慢，这为保罗西进预备了道路。
唯一神信仰在波斯一分为二，这个肢解的过程是逐渐完成的，而首先是从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sm）开始，最后完成于摩尼教（Manichaeism），而摩尼教反过来在欧洲为那里的二元论提供了宗教灵感。摩尼教在主后三世纪开始活跃于中亚到地中海广阔的区域，一度形成对新兴的基督教信仰之合围局势，并向东影响至印度河流域。
事实上，索罗亚斯德教保留着一神论的信仰，但是已经包藏了二元论的内涵。首先，索罗亚斯德教兴起于圣殿被毁之际（创始人Zarathushtra活动于主前559-331之间的某世代），她的创造之神名为Ahura Mazda，意为，智慧之主（Wise Lord）。或许这也是创世记第三章的故事，在犹太-基督信仰中，求智慧导致人的犯罪和堕落，但在异教中，智慧被尊为神。与这位“好神”相对的“坏神”名为Angra Mainyu (Ahriman)，它代表邪恶因此将被驱逐。索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观念首先是宇宙论的，宇宙中有对立的两个渊源；其次她是道德论的，在人里面存在善恶二极（Avesta）。
我并不同意那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即犹太-基督信仰中的撒但概念源于Ahriman，语言学和考古学都不支持这种推论，这种观点也缺乏圣经根据（参考诗篇38:21– Eng38:20；71:13；109:4, 20,29；撒迦利亚书3:1；撒母耳记上29:4；2 Sam 19:23—Eng 19:22, 1 Kgs.5:18—Eng 5:4，Num 22:22,32； Job1-2；Zech 3:1-2； and 1 Chr21:1)。撒但的词根属于古老的闪米特语，意为“反对”（adversary），在以色列人中早已使用；而在神学中，撒但从不是脱离神控制之下的对立神祉，这与索罗亚斯德教的观念完全不同 (可参考Encyclopedia Biblical: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ited by the Rev. T.K. Cheyne. D.Litt. D.D., 1914, pp. 4295-4297，或者，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ited by James Hastings, 1963, pp 888.)。也许正相反，异教的魔鬼概念印证了圣经的相关启示是真实的。
东非，如果考古学正确的话，为人类发源地。约100000年前的遗址（Excavations of Paleolithic burial sites）显示，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死者埋入地下，面朝日出之东方，而且涂上赭料。这应了创世记第3章的话，“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而创世记3:24说：“（神）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东边”从此成为回归之盼望，最后成就于城东之橄榄山上。不仅如此，他们身边放置的狩猎工具表明，“复活”为一种普遍的观念。
非洲宗教也相信一个超越的创造之神，非洲人也相信生命是从神来的，是一种超验的力量在女人的腹中赐于了生命。大多数非洲宗教相信神在死后有审判和重生，而且这位神护理宇宙；在（动物）献祭中人的歌舞及巫术的参与是普遍存在的，关涉洁净、婚姻、生死诸类根本问题——献祭就是一种代赎的观念。不过总的来说，多神信仰遍及该大陆，一神的荣耀开始被其他神祉瓜分。这个多神化的过程，从东非向西非有一个逐渐强化的模糊路线——在西非，401位神灵统治着世界，包括扮演着骗子等角色，换言之，撒但也成了光明的天使。
印度宗教奠基于两大叙事传统：听（Shruti）和看(rishis)，在感觉中印度先民经历神。这或许是创世记第3章的故事，人在“听”和“看见”中进入“知识”时代。大约在亚伯拉罕从偶像崇拜之地加勒底的吾珥起程的岁月里（以色列的族长时代即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约在主前1900-1600），或者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夕（约在主前1260/1250），或者说，在犹太教奠基的年代里，印度河谷则开始了吠陀（Vedas）的创作（约1750-1500）；而在圣殿被毁的时期，印度教的奠基之作奥义书完成（约主前600年）。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先民大约在主前2000-1500年从中亚或小亚细亚迁移至此（有学者则将这个时间推前到主前6000年）；甚至有学者坚称他们从印度开始移居欧洲，所以不是欧洲为印度人的家乡，而是印度人为欧洲先祖——“印-欧”（语系）一词也表明印度民族与欧洲人或有共同的血源。
印度宗教缺乏唯一神的观念，严格来说，印度教是一种多神教，以多神的格局分解唯一神的荣耀到印度到达一个新的阶段，而人将在这种神性分裂中以佛教的名义肉身成道。同时，印度教是一种特殊的多神教，天文学和占星术，语音学、音乐和舞蹈，甚至植物进入了宗教世界。在这方面，印度宗教位于犹太-基督传统和中国宗教哲学的中间过渡的位置上；语音学和植物迷恋在中国演变为汉语文学和中药经验。然而印度的多神教并不排斥最高神的存在。the ineffable Brahaman，中译婆罗门，然而他有无限的存在形式（330 million）。在这里，创造万物的神和万物这被造者的界限开始消失。有传统将婆罗门“化身”为Vishnu（中译毗湿奴）或 Shiva（湿婆），或一位女神。不过Brahaman这个词或许源于创世记1:1节“创造”一词，因此婆罗门之原义或许就是“创造者”。与基督教信条相关的另外一点是毗湿奴的“道成肉身”（Krishna，克利须那）。
印度教在东方的重要贡献是灵魂不朽(Atman)，这种永世的观念具体化为关于轮回（samsara）的信仰，由业（karma）和重生(rebirth, reincarnation)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整个东方文明分享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宇宙论，这种观念将两约启示的线型时间观念弯曲为不封闭的圆；作为一种救赎论，人在完全承担罪责的同时也开始将救赎的责任全部负担起来；当然，这一祛神化的的过程使以“法”或“教导”（dharma）替代完成的；dharma取消了神的位格，将神虚化为一种原则和力量——天父被抽象化，亲子关系断绝，悲情中来，最后万法为空。在这虚无主义的前夜，人自我拯救的道路是知识（jnana）或觉悟，于是创世记第三章中的“知道”就这样取缔了代赎。不仅如此，“自由”也变成人的实践，包括行动和自律即瑜伽（Yoga）——于是身体语言在东方上升为宗教仪式，人在“语音”和“姿态”的双重符号中自我献祭、自我感动、自我称义。“人人为自己的基督”（tat tvam asi, 即 you are that）这样一种思想已经在孕育之中，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之观念（Brahman and Atman are identical）将种性制度内化在印度文明之中，后将宗法观念充塞于黄河流域——内圣外王为中国灵魂之瑜伽。
佛教起源于恒河流域，时间同在第一圣殿倒塌之际——约主前589（或531或413）年释迦牟尼悟道；若主前589是可信的，这一年是圣殿被毁三周年。佛教分三大传统，即小乘（Theravade, 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密宗（或藏传，Vajrayana）；佛教有三大庇护所或“三藏”（Triple Gem）：佛（the Buddha），法（the dharma）和信仰团体（sangha）。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三位一体”的东方版，分别对应的着基督教的父（神）、子（道成肉身）、灵（临在于教会）。大乘佛教的所谓三大法身教义（trikaya：nirmanakaya, sambhogakaya, dharmakaya）则将这一传统改编得更适合于东方的观念。
如果说印度教代表了该地域的婆罗门传统，佛教则将苦行传统发扬光大。从印度教到佛教的转化实际上是很自然的。神作为“原则”预备了佛教的无神论革命，种性制度则为众生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的道德平台。不过佛教的平等观念是非政治的，以虚空为自由之路——不是在神以下人人平等，而是面对虚无人人平等。人们一直注意到佛教虚无和慈悲或非暴力（ahimsa）信条之间的张力，“业”和“因缘”对人的困境的解读实际上是同意反复。佛教的苦行、避世之路试图解决这种逻辑紧张，语音（念）和姿态（坐）持续强化，连同静思（moderation）正式上升为宗教仪轨，人进一步自怜如弃儿也因此自救如神（Buddha: You must strive for yourselves），涅磐（parinirvana）构成超越生死轮回苦境之顶点或主观释放；这种肉体自我复活不可能之绝境向东方启动了万法归心的大道——人类背对约但河从流放于野转为远遁于“心”。然而“心学”最后的归路是“外王”，从印度到中国，佛教以人为中心完成了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的特别轮回，大乘的此世关怀（Bodhisattvas）成为这一转轨过程的中介。不过在中国和日本的“净土”（Pure Land）信念里，保留着对“外王”理想的绝望，末世论观念就这样勉强得以残存于远东。
和克利须那或耶稣不同，释迦牟尼不是神道成肉身进入世界，而是人被灵充满。于是有神论在佛教中被人论彻底颠覆，宗教版图到这里开始翻阅喜马拉雅山。在佛教的体系中不需要神。随着神被“无”弃绝，人来到了宇宙的中心，成为主权者。约的观念已经彻底消失，人成为万王之王。再没有神借着先知的话临到人类，人靠自己开始了成圣之路。位于话语或道的中心的是人之修行，而不再是神对历史的掌握和同在。驭风而行取代的以马内利，一如庄生梦蝶取代了天使显现。人的天路历程首先始于“四谛”（Catursatya），即苦、集、灭、道。这不是来自启示，而是人的看见（four sights）。这或者是对创世纪第三长人的眼睛明亮了之人本主义反省 ：人所看见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耻，乃是苦难和死亡。其次，人的天路就是法中修行，所谓“八正道”（ryā），又称八船、八筏。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最后归结为戒、定、慧三学。一方面，诺亚方舟改建为佛教八船，另一方面，“道成肉身”、“我就是道路”之“道”改编为佛教八条道路——佛教的版本这样冠名：人就是道路，向苦而行。
佛教在中国完成了“去释归心、合道成禅”的进一步转变。一方面，不仅神的观念进一步被弃绝，甚至连释（迦牟尼或佛的位格）也被隐退了，人以心的名义——我心即佛——赤裸裸、孤零零挣扎于灾民的旷野。作为唯一的形而上学努力，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合流，一方面，以禅的方式将一切信仰和宗教融化为无，连同佛教也葬身于此；另一方面，以“天”的名义将神自然化，天之子构成这一努力的庸俗本质。由于人之绝对孤独，人际关系同时上升为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于是，从约但河流域建立起来的神与人的宗教，到中国演变成人与人的新宗教，“关系”构成这种信仰的总纲，禅是其宗教世界（我与自己之关系），儒（我与他人或五伦之关系）或道德伦理是其世俗世界。
在这新宗教里面，人对人的否定性需要取代了人对神的肯定性需要——人需要他人，竟然是需要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灾民生存斗争为这种否定哲学提供了经验需求。事实上，称义是人普遍的内在需要或普遍接受的先验命令（所谓“道德感”），这和人的神圣起源有关——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犯罪之后人虽保守有称义的欲望，却丧失了称义的能力。于是道德家靠毁灭别人称义（而基督徒则因信称义，即靠基督的血称义）。人通过两次否定上升为神：首先是否定神，然后是否定他人，最后“我”成为神（sage，圣）。结果人对己是救星或新妇，人对人是救星或豺狼。
中国哲学同样崛起于第一圣殿被毁的世代。孔子生卒约在主前552-479，老子若真有其人，则也出没于该世代。在中国，圣殿被毁后人类弃殿归家，家成为社会的宗教场所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家就是中国的圣殿。大流散中的犹太人以公会(synagogue)替代圣殿，结果也替代了基督；儒家以“家”替代圣所，结果也以家国崇拜阻挡着耶和华的受膏者。另一方面，佛教靠修行自救，而孔子则主张靠道德自救并救人。因行成义于是倒转了源头一切救赎论的被动语态，同时，“不朽”、“百世”、“祭祖”、“孝”之观念极其矛盾或伪善地构成儒家的形而上学，这里的每一声祈祷都和其无神论体系针锋相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三位一体观念和成圣之路，太极、全真、太平而三清，一体三域（头、胸、腹）、气功和炼金，等等，披露着极远处的信仰在中国思想里面的残余。（本节相关内容请参考第九课“道德”）
宗教在旧大陆的东部流亡到达日本群岛走到了尽头，神道教是这一宗教末路的代表。神的义经过波斯宗教的两位神之善恶二元论，经过中国我善你恶的人之道德论，到日本，义和伪善（道德）的观念已经完全消褪，人的灵魂已经和万物化一，与野兽同，与草木齐——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构成日本精神的顶点或人类思想东翼之绝地。如果说印度佛教代表了无神论旷野下人对罪的绝望，中国哲学代表着人对罪的阿Q式精神胜利，日本宗教则通过毫无罪恶感的决绝方式“消灭”了罪。神道教里的神灵（kami）已经和义与罪无关，一方面，kami是动物性的，另一方面，kami是族性的——于是种族主义或合群的自大成为一种救赎的象征，祖先崇拜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精神中合二为一。日本的“民族精神”代表人人类因极端远离信仰而能达到的犯罪高峰。
神道即诸神之路（kami no michi, way of the gods）。在神道教的神谱中，太阳神（Amaterasu）为至高者，是日本人自然崇拜观念之总结。在这种崇拜中，荣誉、洁净、种族成为三个重要的信仰原则，生命的价值在这三个原则之下。按Kojiki和Nihongi的记载，这些原则奠基于日本的创世神话：关于“起初”的记载模拟了创世纪第一节，但是，第一对人类乃是Iznazagi 和Iznanami，日本和万物是从他们生出的。Iznazagi洁净自己，洗左眼出太阳女神Amaterasu，洗右眼出月神Tsukiyomi，鼻孔出夏风之神Susano-o——这是日本的三位一体神话，只是这些神远非圣洁。大约在圣殿被毁的时候，日本产生了第一个皇帝， Jimmu，号称是Amaterasu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天皇制度作为耶和华信仰的极端背叛，先将中国大陆变成血的祭坛，后终结于两座城市的灰飞烟灭。这是东方的索多玛与娥摩拉。
北美平原地区的主要宗教形式是“太阳教”（Sun Dance），太阳被崇拜为最高的神。这和东亚的信仰想连接（大多学者相信，美洲土人大约30，000前年从东北亚迁徙而来）。不过起初的创造之神名为Inyan（阴阳？），为谋永生Inyan破碎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献祭，血创造了Maka（大地之母），并创造了Skan（天国和正义之神）和Wi（太阳神），最后Inyan枯干为岩石。这是美州独特的神之受难和“三位一体”信仰。美洲人的一些创世神话复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顿，源面黑暗”之景象（如Iroquois）。不仅如此，在这些本源记忆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细节：众神从水中创造干地以获取食物，而起初，他们先放出鸽子、然后差遣螯虾去寻找陆地，直到洪水消退。这些信仰被认为是从日本和东北亚的先民中遗传而来的。
不过动物崇拜在美洲替代了创世论之神圣记忆，动物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宗教角色。动物在这里成了灵体，成了天使。关于神的概念，流散到美州，已经沦亡或降低为动物和石块，神不再是大自然的创造主，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狩猎生活和动物杀戮强化了这种灵性失落。沿迁移路线逐步向东部林地，植物神灵开始和动物神分享属天的荣耀。大体说来，美洲信仰将食物和此世问题放在关切中心。这一点，可以在西伯利亚的土著信仰中发现共同语言。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Aborigines)几乎没有创世信仰，对他们来说，世界一直这样存在着，尽管关于“Dream Time”的核心观念似乎可反观始祖亚当沉睡一幕。他们相信有一位超越之神为宇宙之源，但是澳大利亚人不关心这位神和人的关系，他们把目光放在地上的神灵，并从地表的千奇百怪中寻找启示和灵感。西太平洋诸岛分享了大陆上关于超越性神的观念，但对这些岛民来说，宇宙更多意味着大海而非天空。但总的来说，关于祖先（神灵）的崇拜把大洋洲和东亚连接成一块宗教版图。其中美拉尼西亚诸岛上的宗教所释放的信息令人难忘：学者们相信Melanesia或者以mana（神力。或解为吗哪？）为词源，在当地的信仰中，众神靠mana创造和维系世界。西太平洋上的“众神”是否就是西奈山前的众人，这之间的文明沿革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Islam在阿拉伯语中意为“submission”，“降服”（于神）；Muslim意为“one who submits to God”，及“顺服上帝者”。按古兰经，伊斯兰教即从亚当到穆罕默德（570-632CE）关于唯一真神之信仰传承。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信仰是犹太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整合”，一方面，她更“极端”地强调了神的超越性和反迷信品质（Shahadah）；另一方面，在尊重耶稣为伟大先知的同时，以穆罕默德等先知的同在分享了神的儿子的荣耀，并将神的超越性从人的角度拉近世界。穆罕默德的宗教旅程始于主后622年，和圣殿被毁以圣诞为中心形成对称关系。在这之前，犹太和基督社团在阿拉伯已经存在很久。伊斯兰教首先认同犹太人的圣经，阿拉伯语中的Allah和旧约的神之名是很相近的；亚伯拉罕同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敬拜之所（Ka’bah）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马利所创建。其次，穆罕默德遭遇神之后在基督徒的启发下开始了自己的宗教生涯。穆罕默德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Khadijah），这位寡妇的侄子（Waraqah bin Nawfal）是一位基督徒，他让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的使命是从神来的，正如摩西一样。
然而，穆罕默德并不是耶稣，他的使命不仅是宗教的，同时是道德和社会的。在伊斯兰教中，极端超越的唯一神信仰，和政教一体化如此奇特地同在，使伊斯兰信仰和基督教信仰分别开来。事实上穆罕默德在东方以宗教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西方对称的一翼——天主教正在从事同样的事业，就是将宗教和生活合二为一，人以神的名义开始社会控制和重建，在一些极端主义盛行之地，入世热情演变为十字军（天主教）和圣战（伊斯兰教）。由于同样的理由，伊斯兰的圣行（The Sunnah）成了天主教的圣统。改革后的基督教，保守的一支返回传统（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而自由派则在偏离唯一神信仰的同时，将世俗化运动或肉身成道的反动带进了现代。
事实上从起初，两约的信仰一直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人本主义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在西方（希腊哲学）和东方（儒教）进一步发展为两种极端形式：西方以人的智慧为宗教而彻底取代的宗教，东方以人的道德为宗教而取代的宗教。伊斯兰-天主教可以视为这个非神化路线中的中间阶段——神被高举的同时人更被高举，而神的超越性实际上被明举而实贬。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宗教和哲学，或者说地球上的各大文明是对一个共同启示的回应或反应，这个过程不仅证明万族一本，万国同源，也证明惟有基督是人类的唯一拯救。第二、对原初真理的不断偏离，该路线与人类从巴别塔之后从中心向外迁移的路线相一致；这一连续的背叛一方面有人性原因，另一方面必有灵界背景。第三、人类的历史一方面是犯罪史，另一方面是救赎史或福音史，后者沿途覆盖前者流散的路径，直到世界的末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祂的，直到永远，阿门！
任不寐，2008年7月5日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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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s of World Religions: Featuring 14 major Religions, H. Wayne House, Zondevan, Grand rapids, Michigan,2006.
Sacred Texts of the World: A universal Anthology, Edited by Ninlan Smart Richard D. Hecht,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2007.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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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r, Peter. 1990. The Sacred Canopy of a Sociological of Religion. 2nd ed. New York: Doubl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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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位网友的评论：
这篇文章对那些热衷于搞“宗教对话”的港台以及各处的文化基督徒们也是一个警告。我们不是要树敌，但若对话庸俗到放弃唯一真理的信仰，已经根本不是基督徒了。保罗在欧洲就是一个例子，他若“承认对方那里也有一样的真理”，那他就是说谎的。遗憾的是，现在以讨好他人为自己开路的教会“专家”、“学者”实在太多。他们拿主去交易，恬不知耻地以为自己的和-谐态度而不是神的话语的力量决定着别人的归信。其实这是一些东方宗教的信徒。如楼主所言，他们不仅屈服名利，而且崇拜“语音”和“姿态”。假基督在那里，而假保罗更是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