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对灾难的反省需要一种特别的谨慎。不仅生命本身令人敬畏，也因为分清责任一直包含着无数向历史延伸的逻辑难题——没有一种历史学和其对象之间的边界是完全周延的。所以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我说明两点：第一，这里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结论主要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第二，而这里的因果链条并非在描述一种排他性的、穷尽一切的理由，而仅仅提供一种可以参考的、或者可能被遗漏的、与其他解释范式并列的逻辑关系。

“大饥荒和当代灾民理性”这个话题，根基于两个学术范畴：第一是拙作《灾变论》，第二是我正在研习的基督教神学。

在《灾变论》的历史叙事中，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次饥荒的一个内在环节。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图表来阐释这个结构（略）：中国社会是一个灾民社会；中国文明的生长不断被灾变折断重新开始；于是荒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本质——然而就政治学领域来说，灾变和饥民抗议及其执政，构成了中国政治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当代史总的来说服从这个框架。当一场新的饥荒洗劫国家的时候，从井岗山到延安，一群饥民举起传统的抗议旗帜为粮食而战，经过28年的战争，他们控制了国家。饥饿恐惧不仅是“革命”的原则，也是“建设”的原则——为了充分摆脱饥饿恐惧的阴影，新政权开始在四个方向上实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这一“贾谊理想”：从集中土地到集中粮食，从集中武器到剥夺权力。前两项措施的无止境推行，是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后两项措施则可以解释新一代饥民怎样丧失了抵抗能力——火药武器成为常规武器并被国家垄断，从此根除了传统的锄头对长矛的反应模式，而私权的彻底剥夺——无论Amartya Sen的“权力剥夺”，还是林毅夫说的“退出权”——在消灭限制权力侵略的最后政治手段的同时，也消灭了农民退守的可能空间。我从《灾变论》的视角可以看见大饥荒的历史渊源——残酷的粮食征收反应了饥饿恐惧的方方面面。

2、大饥荒在当代获得了两个新特征，从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第一个特征是粮食短缺的双重压力。我在《灾变论》里通过研讨“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灾变和饥荒的连续性破坏，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农业化。换言之，由于粮食的持续性短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一直是一个社会理想而不是经济现实。这种状态延续到1949年以后，粮食供给突然面临着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这种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一直未能充分实现定居农业化的国家，同时全民动员支持疯狂的重工业化，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饥荒的某种不可避免性。第二个特征当然就是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

但如何理解人在这场灾难的责任，若引入神学分析范式，应该可以给历史结算计划提供一个更为理性的分析视域。

死亡作为罪的结果，构成了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基本范畴。对罪及其责任的质问在基督教内外是普遍存在的；但如何分配责任，教会和世界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教会来说，死亡事件背后包含着一种超验旨意，这样就使得对灾难及其责任的反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投射和转移到了第三者或他者的身上，即归于神在历史中的主权，只是这个计划超越人类的理性理解能力。其次，由于这样的终极关切，责任进一步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均分，这就造成了基督教社会相对来说的“忏悔理性”或“连带责任”，即一场灾难下来，人们不仅仅要揪出罪魁祸首，并把灾难视为神按律法对所有人的责备，而这责备又包含了悔改重生的福音（如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反省，等等）。于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中，责任实际上被分解了；然而在这个结构之外，比如在大饥荒后的中国，反省只能在“灾民理性”封闭的二元结构里完成，其基本特点是饥饿恐惧支配了国家，而权力的责任恐惧成为饥饿恐惧的极端表现形式。大体说来，极端无神论的反省模式推出了如下的适应策略，或者说，大饥荒之后，当代中国上演了四种灾民理性。

1、最高权力的责任恐惧及其策略。由于权力个人承担了不可承受之罪（“罪恶滔天”），被清算恐惧或“责任恐惧”就造成了权力对责任的极端规避。于是这种责任恐惧成为最高权力的宗教或政治的原则。国家就成为恐惧的宗教仪轨。而恐惧的政治手段就是暴政。灾难后的暴政从实质上说是“未决犯”转移和回避责任的策略，它有三种法学表现方式：第一、反诉，寻找和制造新的责任主体，这是大饥荒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出炉的根本原因。反诉策略的目的是为饥民寻找敌人或无神论世界的“替罪羔羊”——罪不流血就不赦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后大饥荒世代的国家献祭。第二、紧急避险。寻找和制造更大的事端，将问责风波稀释在混乱和动荡局势之中，特别是使人遗忘在人人自危的当下灾难和新恐惧感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文革在大饥荒中的历史渊源——在控诉者包围之下，将其中每个人反制于新恐惧中，从而将自己从中成功地逃脱。第三、不正当防卫。放弃意识形态的自信，全力以赴追求军权来阻挡和消灭审判权。这里我们可以解释1959年林彪权力的窜升，而这一政治策略一直延续并被完善，使军权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这个国家，上帝不是力量，而力量就是上帝。

2、权力集团对抢劫体制的捍卫与坚守。由于饥民执政的合法性就是解决前朝的饥荒问题，本朝的大饥荒不可能象基督教世界那样视为一种神圣管教，而是天谴，是对新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本颠覆——于是不仅最高权力者本人，而是整个权力集团，将一起为掩盖灾难历史而形成“说谎同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谎言工程最精巧的部分表现在这里：大饥荒被反复暗示为大跃进的直接产物，这二者位于因果链条的两段；这意味着只能由大跃进政策的制定者毛来承担责任。这一策略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大饥荒起源于整个胜利了的灾民团伙对粮食的全面征收，而大跃进不过是加速了这个非正常死亡的进程，这一点从大饥荒发作的时间上就可以得到佐证。不仅如此，后毛时代的权力体系恰恰寄生在这个粮食积贮的成果之上，将大饥荒归责给毛，客观上掩盖了制造大饥荒的体制性原因和集体连带责任，并使那个灾民团伙所安身立命的抢劫体制延续到今天。1961年3月的“六十条”只是调整了这个抢劫体制，但从来没有根除积贮战争状态。

3、大饥荒之后的民间的适应策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我的扁平。人进一步失丧，即失去精神属性，灵魂扁平为动物状态，其基本标志就是食物采集者进一步上升为食物崇拜者。吃的拜物教不仅将唯物主义具体化为唯食主义，而且对一切形上学和宗教感充满了普遍的、无缘无故的敌意与蔑视。与此相关是实用主义、特别是和吃饭相关的实用主义，作为“硬道理”统治一切。第二、他者是敌人。食物的短缺首先表现为人与资源之间的供需张力，接下来这一紧张局势必然转移为面对有限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于是他人的存在就成为我的死亡威胁，从这种敌人意识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文革各样残酷内战的起源。第三、人和自然的冲突。大饥荒之后政策的调整其实质并不是还权于民，而是给农民这样一种自由：在维系抢劫体制的基本前提之下，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无节制地、更有效率地向土地榨取征收后的剩余产品。中国休耕制度的彻底绝迹，已经拉开了今天中国为生存和发展向生态环境全面宣战的序幕，这一“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无疑起源于大饥荒后的国家策略——由于没有人承担责任，于是大自然成为承受全部灾难和后果的“责任主体”。

4、灾后意识形态的反扑——伪上帝的诞生。在神学领域，灾难启示着神的两大基本信息：审判者和救赎主。我们发现，在中国灾变事件中，这样的叙事结构被扭曲后复制。一方面，最大责任者靠宣传的力量成为救世主，成为灾民的恩人，这一颠覆是史无前例的。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文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开始扮演审判者的角色，这些被勉强允许的舆论主要并不是指责权力，而是互相进行道德踩踏——如范跑跑事件。一场灾难下来总会涌现出无数道德官司，每个人扮演上帝控告邻居——于是圣人在成为中国的迷信活动的同时，道德又成为东方的吃人游戏。这幅人人都扮演上帝的尸体上的化装舞会，展示了整个国家完全缺乏神圣感、悲剧感和响应忏悔呼召能力的悲惨、绝望的局面。这个局面在神学上曾被定义为“法老的心刚硬”。

我的基本观点是：大饥荒不仅奠定了60年代以后的政治基础，或者说，60年代迄今为止，中国政治状况可以视为大饥荒的政治遗产；而且，饥饿恐惧也为当代的民族精神贡献了基本的道德逻辑。反思大跃进一个特别的困境是：我们常常是在这个政治结构和逻辑框架内进行的，于是50年后的今天，反省悲剧本身也拥有了一种悲剧性质。在这种悲剧气氛中，我有一个倡议提交给与会诸位：乌克兰已经正式把11月26日定为“以饥饿谋杀日（Holodomor）”，我们是否也为那3000多万人，也为更多的幸存者，确立一个纪念日。愿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以及幸存者的后人，对这50年与日俱增的责任恐惧的终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