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出家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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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方舟弟兄平安!

一周前看到你的短信问讯,心中充满了感谢。你是我在大陆最牵念的朋友之一,牵念朋友的人同样被朋友牵念就是一种福份了。我想我能理解你劝阻我“学成回国”的理由,一句“人肉筵席”的评论将你我内心多年和中国的“爱情”都道尽了;在欧洲那边,另外一个从这“人肉筵席”九死一生地挣扎出来的姐妹也多次告诉我:她真的、真的很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鲁迅精神”就这样坚定地活在我们心中,这也许是中国基督徒独特的精神现象。玛拉的苦水已经变甜了,这是我们完全知道和亲身经历过的;但那里的苦水或内外加强的苦毒追逐着我们来到了迦南。不过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别的,我们的信仰独特之处恰恰也是一种“筵席文化”——那旷野里的筵席彻底解构了“人肉筵席”,乃是因为神的儿子将自己摆在祭坛上息了冤仇:“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鲁迅”们无论如何颠覆不了那“人肉筵席”,你我无论怎样“鲁迅”,我们都站在那“人肉筵席”的大厅里,挥动着不同的刀叉,以否定性绝望的方式生活在置身室外的自义中。我们越是“鲁迅”,越是借着否定张扬着与“他们中国”不同,我们就离“中国”越近——因为否定邻居以自我荣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或未能缔结的社会契约。鲁讯是一种文学否定,如同东方宗教是一种哲学否定。否定之否定,如吃人之吃人,其越彻底,否定的对象越大,越与被否定的对象合一。这否定性监狱或筵席,只能等到那一天,它的门从外边被打开。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英国的女传教士格拉蒂丝(Gladys Aylward)经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她并非不知道这里摆放着什么样的筵席。作为中国人,我这样的基督徒有比她更多的理由争取回到中国去。也许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奇怪:人千方百计地与他人、族人相分别,神却宁愿与罪人同席,甚至为罪人死。就这一点,基督信仰就真的是这地上独一无二的福音了。

没有信仰的人自然象野兽一样生活着。这些年来,越来越密集的信息使我们确实相信: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灵性的追求,直立行走成为神的儿女唯一的生物学特征;狡猾和更大的攻击性构成人对动物的否定性,但麻木将“灵长类”直接贬低到畜棚之中。生命没有任何指望也没有任何尊严,彼此践踏和口腹的快乐成为文化的全部内容。面对这种局面,残存的灵性向两个方向变异:

第一是“鲁迅式逃遁”。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延续着鲁迅的事业。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毛泽东,以及什么“著名异议作家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根本不把上帝或真理作为服务目标,而仅仅把“公共领域”或公众视为上帝;而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在野”与“在朝”之间的利益嫉妒,第二则是通过讨好公众兑换名利。这是人类历史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阶层,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家和先知,而是最世俗、甚至最敌视真理的文字商人。他们不是为生活提供精神,而是将精神卖给生活。他们不是为真理提供见证,而是将生活上升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无非是一群文化小丑——这里,小丑主要不是一个道德论断,我是指那种职业——因为换取街头的赏钱只能通过“耍把式”等低级表演(或美其曰“常识”)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被称为作家和学者的群体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点纯粹精神上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贡献过一部象样的文学作品或学术专著。他们没有小说的能力,更没有哲学的能力;在某些领域,除了迷信以外,更对神学完全无知。一方面因为好吃懒做,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则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愚蠢。中国“思想家”唯一的存在方式是和人民及掌权者以不同方式行淫,包括以否定的姿势——其中意见领袖和为人民代言之类的异情或自我感动,与其说指向公义,不如说每一个字在“公义”义演之后,都迫不及待地伸手要“钱”:首先是“我公义”,最后是“我该名利双收”。这样一来,鲁迅式的“思想型随笔”或“杂文性学术”,以及近年来文必插图表的学院派的僵尸般、幕僚或会计层面的流水帐,成为顶尖的文化口红。在这些不同政治立场的赵本山余秋雨及文化“超女”中间,只能由王朔和高行健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学最成熟的两极。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半”作家可以视为汉语写作中真正的明灯:半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海子。沈从文很快就自生自灭了,因为“边城”毕竟离长安城太近。所有,唯一站在中国文化的顶点的就剩下海子了。海子代表了中国心灵的绝对高度,也代表着中国文学的绝对高度,象形文字从诗经楚辞以来,从未获得这样的荣耀。在属灵方面,海子对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不同根据有着充分的敏感,这一敏感使他将象形文字在他的世界里到处点燃,他想在这片片星光里面看见生命的意义。但这光不够强烈,当最后的火柴熄灭之后,海子将自己点燃了,堆放在古老长城和现代铁路在山海关的交叉路口上。在不信的世界,作家唯一真实的归属就是自杀——如果你有足够的诚实,死亡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而这一看见使生命的意义缩短或提升为一种死亡仪式。在他的尸体上边,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海子的遗体在铁轨两边一分为二,一头是灵魂,一头是肉体。这是远东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极其特别的城市符号:这城分为内外两层,分别为神圣和世俗,但中间却被一道围墙绝对地分开了。海子的世界如同犹太人的世界,无法找到一种力量将灵和肉、神性与人性,天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身首异处就成为基督以外世界的文化归宿。这两造之间,海子是中间的哭墙,又被扯为两截。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子是诺斯替主义在太平洋西岸抛下的尸体。他并没有真正把圣经打开,因为穿越《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的道路,根本不是通往圣经的道路。正是从青臧高原上去下来的那条否定性的道路上,圣经构成对对海子最后的绝对的否定。“圣书上卷是我的翅膀,无比明亮/有时像一个阴沉沉的今天/圣书下卷肮脏而快乐/当然也是我受伤的翅膀/┉┉/我空荡荡的大地和天空/是上卷和下卷合成一本的圣书,是我重又劈开的肢体(《黎明》)。显然,海子的朋友和同胞根本不能将海子之死对象化,因为他们在哭墙的这一端根本看不见海子面向圣书的表情,更看不见他被劈开的另一半肢体。海子在德令哈听不见父亲的呼喊,姐姐成为父亲的替身,这是东方文学的永恒主题。他寻找那声音,却找不到出口,或者说,海子从远方归来只能将自己当成最后的出口撞了进去。海子以后中国再没有作家了,文化小丑们象乌鸦一样纷纷扬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永远不要忘记,在山海关两侧,铺张着世界上最低俗、最彻底、最狂妄、最无知、信徒最广、最虚无、最实用、最相对主义的无神论。

第二条道路上,这几天站着陈晓旭。“黛玉出家”的消息使我感慨万端。一方面,她说明残存的灵性在中国已经怎样的忍无可忍,而中国心灵的动物状态怎样在“崛起”中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在鲁迅对心灵的绝对奴役之下,心灵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安慰。在“黛玉出家”以前,中国古典音乐和道观佛寺代表着这种绝望和否定性的安慰。你可能已经把赞美诗与《二泉映月》们作过对比,当我这样对比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灵魂的追寻是怎样通过《二泉映月》释放出来的。在那世界里根本没有出路,而是在四面哭墙或“十面埋伏”之内无限循环地歌哭;《二泉映月》不是别的,是找不到上帝的中国的千年抽泣,是面向姐姐在撒娇,也是姐姐们真正的伤心欲绝。其中“狂欢”型的文艺不过是伪狂欢,比哭更难看或“笑象哭似的”的牛二式庄老(“流行歌曲”是两者的现代形式)。从“春江花月夜”到“姑苏春晓”,与其说是伪饰,不如说无奈。“黛玉”无疑试图克服这种命运,所以李娜在她前头宣告了自己的自由:“不是出家,而是归家”。当陈晓旭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的时候,我觉得“黛玉”的确了解佛学的真谛。“黛玉出家”是中国心灵对动物状态的无声抗议,是心灵的自我解放,是对“崛起”中完全堕落、集体沦亡、全局败坏、穷奢极欲的告别。在“黛玉”的背后——请原谅我用路德一样的口吻来这样“论断”——那一切的文化符号,猪一样的兴奋与狼一样的倾压,娼妓一样的淫乱和嗜血般的名利欲,一切本是粪土又归于粪土。这粪土里会射出几只冷剑,象当年的法老怎样追赶以色列人。比如试图谈论陈晓旭的财产婚姻甚至健康状况,以期找到“出家的动机”。这就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除了“动机”以外,他们对灵魂上的事一无所知。这里的灵魂是这样构成的:秦香莲是文学的灵魂,焦大是政论的灵魂,“邻家阿二”是思想的灵魂;而“吃饼得饱”和“人上人”是一切灵魂的灵魂。“黛玉出家”将这堕落的灵魂驱逐出去,她有真的绝望在里面,陈晓旭因此与众不同。“黛玉出家”最具有解放意义的地方在这里,她把中国的伪上帝,象垃圾一样倒在为此斗得不可开交的人们脚前,然后飘然而去。望着这“美丽的倩影”,除了一点担心以外,更多是祝福。我愿意把这点担心写在这里:哲学毕竟不是信仰,哲学连带着世界,因此具有出世的否定性自义和合世(与世界合一)的肯定性跌落。这一点担心经过惠能可以看见梁武帝,或者通过高原返回菩提树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不向佛学寻找灵感,因为后者在数千年前就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征服和自我征服。“黛玉”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换算为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的“infinitely-other”。对中心的脱离(decenter)如今更充分地体现在对“位格”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贾府和黛玉的界限也彻底消失了,但又互相否定、互相照耀、互相确证。在这里,自由玩耍(free play)取代上帝,也取代了自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为假上帝,在后现代的夜幕掩盖下返回人间——肉身成道,道成肉身。

请原谅我将话题扯这么远。我盼望上面的话题也是我代祷的一部分。这祈祷性质的写作完全可以对两个伪问题视而不见:第一是所谓“读者是否高兴”,第二是否“自我指认”。臣服前者的作者根本不配写作更不配谈论写作,那以实用为目的的写作生产了太多的垃圾,“交换价值”不知希腊,更罔论耶稣。承认后者则恰恰是基督徒写作的提中之意和区别所在——对于我来说,“我在其中”永远不是逻辑矛盾而正是写作动力之一。

我的结论是,面对“人肉筵席”,基督徒应该是什么的姿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这点上不用我赘言。我从不愿意向伪善的宽和、以及恐惧下的视而不见致敬。我强调的是:那位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那位唯一有资格否定这肮脏世界的,却卑微地降生在最象“人肉筵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时代里。没有“横眉冷对”和“浩然之气”,那里更不是寂静的山林, 而是小小的“马槽”。他没有因为忍无可忍这世界的罪恶而绝望自杀,祂为这世界的罪挂在了木头上。在以上所有的逃路中唯一缺少的那种灵性叫爱,而在基督以前,没有人真正认识这个灵性。求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今天将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有爱,重新面对那“人肉筵席”,那里的我和每一个灵魂。

“黛玉”已经出家了,你什么时候受洗:)

你的弟兄和朋友:任不寐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于XXXX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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