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银河老师
您好！
前几天我看到了您的“最新决定”，在各种压力之下，您终于决定某种程度地让步了。这是令我非常难过的消息。我看见我最尊敬的思想者在国家和人民围剿下怎样的孤立无援，而我只是看着她沉陷却无能为力。“多数”构成的严冬再一次在中国作王，您成为最新的祭品被献在他们的犬儒主义宴席上。鲁迅看见他们在吃人是对的。这宴席的外围被称为公共空间，在那里，抗议“章怡和被封杀”构成了我们时代唯一的精神高度。
我对这一精神高度一向充满着敬意。我更愿意高度评价您的言论价值，我更盼望公共舆论能给予您同样甚至更强烈的支援，然而正相反。一方面，“自由主义舆论”对您的被封杀基本上鸦雀无声，而“人民民主主义舆论”恰恰是封杀您的真正推手。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真相。我以为在基督信仰以外，您是中国唯一诚实的启蒙学者，您的良心和勇气是我望尘莫及的。所以请原谅我对王小波（也许还有另外一位晓波）先生的评价不高，因为向国家做鬼脸并不难，告诉人民他们是谁则是危险的——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谄媚人民。而在中国，人民与国家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这个犬儒共同体的成员靠道德夸张互相荣耀，这一荣耀唯一的不幸是，它必须践踏在“不道德”者的身上，因为它必须不断在同类（肉体和道德上同质的）之中制造出道德敌人来。这种制造道德敌人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性问题（前提是先建立变态的性图腾仪轨），通过在私人领域将人分别分恶，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将自己分别为善。中国的善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一种动态，一种倾斜，一种必须不断吃人否定人（“否定人格”）才能自我存活的鬼魔。这善一直把性道德压在自己的胃的低层，如今，您也在他的口里了。
您成为中国人民的食物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您要告诉他们两个真相：第一，人本来是什么，每个人都一样。第二，应该诚实宽容地尊重那些“不幸暴露出来”的本性，当这些本性并未伤害他人的时候。人民勃然大怒的是，第一，他们没有那种人性。第二，为了证明他们没有那种人性，就必须证明只有某些罪犯才有那种人性，而那种人性必须镇压——您和您的被代理者一同被他们押上了文革会场。他们声称：“问题是人应该是什么”。然而缺乏信仰的心灵不可能知道人应该是什么，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自己”。这个同样肮脏无比的自我却成了专以论断和毁灭他人为必须的道德之神，这一心灵变态构成中国文化的本质。然而，这些真正的罪犯如今统治着国家，也统治着网络世界。吸血蝙蝠们从紫金城的黄昏起飞，在网络终端各处将管子注射在各种“苟丽”的身上，另一头深深插进自己的胃里……
我很理解您个人的感受。因此我尊重您的选择。我知道那种空荡荡的感觉。疲惫、孤独和无奈——面对愚蠢只能无话可说。因为愚蠢不是理性的缺陷，而是道德的缺陷，知识面对愚蠢是无能为力的。这正是我想特别与您分享的，因为我自以为找到了对待愚蠢的有效方法。我认识愚蠢。我现在认为，中国心灵的真正问题不再是犬儒主义，而是愚蠢。这愚蠢就是“精明的大多数”。所以我妄断，由于您不十十分了解这愚蠢的特点，您就难免伤心疲惫。这之前，甚至您要与之对话，辩解，结果正中了他们的诡计。在这对话中您永远是失败者，只能不断沦陷在他们的话语暴力之中。我以为，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坚守三个原则：第一、你所追求的只是真理，绝不以是否讨人民喜悦为念。第二、在多数情况下，人民同样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试图永远成为他们的“佳话”，或者恐惧成为他们的“丑闻”，同样是愚蠢的。第三、人民的愚蠢不是因为他们无知，乃是因为他们精明，因此不要试图与他们讨论——他们并非真的误解了你的理论，他们只是偏偏要通过曲解你的理论来荣耀他们自己——他们对真相根本不感兴趣。我批故我在，这就是公共舆论。这些见识真正能把我们自己解放出来。
所以，既不需要为公共舆论伤心——因为它我无关，也不需要和他们争论——因为我和他们无关。这当然不构成一种新的圣人心态。这一认识具有祈祷性质。因为愚蠢只是祈祷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我本想说，从我个人的信仰立场上看，我当然不能全部同意您的一些观点。但我现在打算收回这一说明，因为所谓您的观点，在总体上看，其核心从来不是主张和鼓动同性恋和性自由，而是强调怎样面对这些事实——诚实、宽容又充满爱心地面对这些群体，这些主张真正具有伟大的“启蒙价值”。我没有理由不对这些良心倡议表达尊重。但我要特别建议您的是，信仰不仅可以帮助您深化这些想法，暂时更重要的是，她也会为您建立一套面对愚蠢的理性方式。在些方式里，您会保守着您的学术良心，也会拥有真正的内在平安。我知道中国文化战争史的全部密码是：我善你恶——为了证明我善必须证明你恶。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一公式监狱的囚犯，政论、文学、哲学，等等，都向这一原则顶礼膜拜。心灵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气急败坏、红头涨脸、担惊受怕、鞠躬尽瘁、你死我活、千秋万代要干的，就是要证明（特别是要别人承认）别人坏自己好。然而基督教的信仰释放了我们——“基督徒的自由”表现之一就是：我如今的个人事业或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向神诉说我自己有多坏，别人怎样说我坏只是在“无私地”帮助我的神圣事业，尽管他们本意并非如此，尽管那批评一点也不证明他们好。这种自由和轻松真的令人快乐无比。与此相关，向人民、向听众证明自己，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是一种更深刻的奴隶状态，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光景和前景都非常可怜。
您站在这光景和前景的后面，这是极其可贵的。也就是说，我以为您没有真正被这种捆绑所要挟。看您的发言，我常常感慨，中国，毕竟还有真正的自由人，这自由已经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了。
我盼望这封信件能尽早送到您的桌前，所以请原谅我把它公开发表在网络上了，我未能找到您的通信地址。我希望您充分理解目前的公共沉默，因为封杀您的不仅是国家，它后面站着人民。汉语思想什么时候把人民看穿了，什么时候中国就拥有自己思想家了。您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我这个“退出江湖”的人，愿意永远为这位先行者的祝福者和祈祷者——我的目送与人民的喧嚷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热议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从来不认为“苟丽们”和“天安门们”及“布什们”相比，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我为中国拥有您的声音充满着感谢。
任不寐
2007年中国春节与加拿大家中。匆匆。
附录：
全文刊登李银河发于2007-02-06 22:06:55的博客原文
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矛盾。早就听到人们批评犬儒主义，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现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如果是政治方面，他们早就顶不住了），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你们怎么能让你们的人说这样的话呢？）。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
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
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