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observe tha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that followed convulsed Europe for a about 25 years, at least from 1789-1815. And when they were over they left a legacy of ideology and reaction that continued to influence Eur thought and society for decades to come. Furthermore, form the end of the 18th to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even into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20th c, one country after another in Eur, beginning with Great Britain, experienced what we call toda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s economic basis from agriculture to manufacturing and its popul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This transform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our modern, industrial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lso for mass democracy. But that didn’t happen without the Eur people experiencing a tremendous trauma which manifested itself in fanta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如果说十八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十八世纪的口号是“神岂是真说”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那么，十九世纪就是最流氓的时代——人类集体起来耍流氓；十九世纪的口号是，“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谓流氓，就是创世记6章中的“伟人”和第10章中的“英雄”。用尼采的概念，十九世纪是巨人的世纪，流氓宣告“上帝死了”，目的是“流氓”或巨人诞生。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像十九世纪那样涌现出那么多黄金世代和白银世代，那样的群星灿烂，仿佛那三分之一的“彗星”都聚集在从法国革命-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地带了，而这个地带成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正是这个时期连同十八世纪的“伟人”成为四百年来人类的宁录或偶像。
所谓现代社会的人类，不过都是在这些死人中找活人的偶像崇拜者。一个政治小市民若言必称尼采、一个文学女青年如果言必称莫扎特，一个无神论恶棍若言必称达尔文和马克思，那种仿佛分享了偶像余温的荣宠，那种弱智而低能的热情，只有言必称希腊和与伟大领袖或总统握过手的美感，只有在主席战斗过的地方拍照留念的虚荣，才能瑜亮之间。但这一切偶像文化的目的，如同丝绸之路上的佛学异教，在于联合起来，在现代社会的门口，用假基督战术，抵挡耶和华并祂的受膏者。人类不再学基督，而是要学柏拉图、牛顿和雷锋。可悲的是，在这偶像的清晨，教会同流合污，甚至一马当先。我们这个对话的目的之一，正如摩西或基甸的工作，就是砸碎金牛犊和偶像的丘坛，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无论是西方神学还是汉语神学，教会的历史诉说仍然充满了伟人遗迹，但我盼望我们的对话将一切明星还原为圣经定义的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而最终目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4b-5）。
十九世纪的流氓行径多彩多姿，不是浪漫主义（Romanticism） 和扩张主义（ Expansionism）两个方面可以尽言的。以各种敌基督的方式为视角，十九世纪人类至少有四种因果相连的流氓行径：反基督运动、反圣经运动、反教会运动和假基督运动——“三反” 的目的是为了抵挡道成肉身，而抵挡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为了让假基督的肉身成道。假基督表现为政治伟人、教会伟人、文化泰斗、艺术巨擘、大众明星等等。他们不仅篡夺了圣子的身份，而且褫夺了天父的荣耀。这个世纪，人类整体上与神彻底脱离了亲子关系，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伪造亲子关系。“国父”和“学爸”雨后春笋，D妈妈祖国母亲之类的文学谣言与市民文化互相愚弄……但这不是一切，四百年没有神迹也是一种神迹，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建造方舟的工作，从未止息。
一、反基督运动
十九世纪空前流氓的举动，是人类精英公开宣布上帝死了。而这场巴别叛乱，是从两个方向入手的。第一场叛乱是从教会内部发起的，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ism）。第二场反叛来自教会外部，就是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通过否定创造论否定了创造主天父上帝；同时，让罪人悔改得救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先谈谈第一场骚乱，自由主义思潮否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魔鬼策动的反基督运动不会完全否认耶稣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于是它将全部精力用来否认基督的神性。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救恩真理的基础和福音的中心（马太福音16:13-19；约翰福音20:31；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8:37、5:42、9:22、18:5、18:28；罗马书1:4；约翰一书 2:23）。所以十九世纪“寻找历史中的耶稣”运动，是对基督教根基的拆毁，必然出于魔鬼（约翰一书4:1-3、5:1）。我们将会看见，打倒耶稣的目的，使为了让他们自己成为耶稣。
1、斯特劳斯与《耶稣传》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神学最流氓的壮举，是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的《耶稣传》（(Das Leben Jesu，1835-6）。Strauss was a pioneer i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Jesus…… What Strauss contended was that the Gospels as we have them are pure myth. They may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ose who wrote them, read them, and first believed them, but they don’t tell us anyth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Jesus。斯特劳斯这样谈论圣经启示的耶稣：“只是因为它们含有超自然主义这个简单的理由，它们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加在耶稣形象上的每一神话色彩，不但使耶稣历史真面目模糊了，耶穌的历史真面目，反而被遮盖在上面的神话色彩破坏得无影无踪”。斯特劳斯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些信口开河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耶稣传》要追问历史上真实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并结论说，圣经和教会所信仰的基督只是一种幻象。总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特劳斯这类著作总是让中国出版界和知识界如获至宝；我注意到，商务印书馆一再重版这本《耶稣传》，几十年里，这几乎是中国人从汉语公开出版物中认识耶稣唯一的窗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丑闻。不仅是序言中不知羞耻的“批判地阅读”的党八股，更在于经典本身从来不够经典——他们把一家之言甚至是最极端和偏僻的神学思想，以经典的名义愚弄和误导中国读者。更悲催的是，这些出版者、译者和读者，大部分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信徒，而他们专制一家之言的做法，让我们认识了中国政治自由主义本身的反自由本质。再版《耶稣传》甚至回避了这个事实：施特劳斯后来以《为国人修订耶稣传》为题重新出版青年时代的旧作时，有所悔改，而尼采很生气；但商务完全置之不理。从文化公义的立场说，商务的偏执分享了西方反基督运动的流氓作风。
哗众取宠的斯特劳斯出身于臭名昭著的杜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那里是自由神学的堡垒之一。杜宾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希勒根费尔特（Adof Hilgerfeld，1823-1907）、施维格雷尔（Albert Schwegler，1819-1857）。杜宾根学派“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出版了《杜宾根神学年鉴》（Tubingen theologische Jahrbücher，1842-1857），“又拿石漆当灰泥”出版了《科学的神学杂志》（Zeits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Theologie，1858–1914），“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的“精神之父”是黑格尔。F. C. Baur在自由神学的谱系中地位尤其显赫，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或“清君侧”的战略向耶稣进攻——察己知人地伪造保罗和彼得的争战，让圣灵的工作化为虚无。继承杜宾根事业的著名人物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虽然这人出身路德宗，但他的“精神之父”是另外一位自由神学大师里敕尔； He was an enthusiast follower of A Ritschl and called Ritschl the last of the church fathers。哈纳克基本上否认新约圣经启示的耶稣的真实性。Harnack denied the traditional authorships of many of the NT books include 1 Peter, Ephesians, John. He also denied the institution of Baptism by Jesus and finally he rejected the miracles esp. and including the Christological ones, like the virgin birth and 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our Lord。20世纪以“解神话”的名义还原“真实的耶稣”的另一位路德宗的叛教者就是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Jesus Christ and Mythology，1958）。当然，布尔特曼的神学更复杂一些，我们需要另外一场讨论详加辨认。
2、达尔文与进化论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对自然的崇拜为达尔文主义铺垫了历史基础；而自由神学为达尔文另辟蹊径提供了合法性。人是动物（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The Descent of Man，1871），这种关系夸张一点说，就是寄情山水、托物咏志以及梅妻鹤子的中国文人的有病呻吟，被西方人玩真的了，且以科学的名义（ape-like）。本篇文论不是论述创造论和进化论之间的漫长争战，而是要强调进化论对基督教真正的威胁所在。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不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而是按畜生的形象进化的。这个观点首先否认了创造主上帝；其次否认了认罪和重生的必要性，并为高等动物犯罪提供了生物学的合理性；最后，让人陷入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演进的幻想之中，而夺去人的末世论信仰（secular millennialism）。一言以蔽之，对进化论信徒来说，不需要创造、不需要救赎、不需要最后审判。这一伪科学和反宗教的“原始思维”，不仅没有引起教会足够的重视，反而让自由派神学“如虎添翼”；另外的受益者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神学而言，他们早就不再按字面来理解创世记和启示录了。也许未来有一天，人们真的从这场伪科学狂欢中醒来；那时候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曾有这么一批人类，因为被定义为畜生，而兴高采烈了很多年。不过圣经描述过一位浪子，或可类比：“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路加福音15:15-16）。我们祈祷这些浪子真有回家那一天，看见天父在基督里怎样的倚闾守望。
二、反圣经运动
基督和祂的道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可福音8:38；约翰福音8:31；启示录2:13）。通过攻击和弯曲神的话语来否定神，这是蛇学的精髓（创世记3:1-5）。十九世纪是著名的反圣经的世纪，理性取代启示将圣经从神的话语降落为人的作品。攻击圣经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战场。第一是自由神学领导的高等批判；第二则是敬虔主义领导的“字句叫人死”的奋兴活动。由于我们常常清理“林后3:6引经综合症”，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讨论前者。
1、自由主义神学
这是教授对Liberalism的定义：Very anti-dogmatic in temperament, liberalism accepted a purely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 of the Bible, its origin and contents, and also of Christian histor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reconstruct Christian religion along the lines of humanitarianism and social concern。一般来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可以说是从康德和黑格尔出发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源远流长。在某种意义上，自由神学不仅是教会中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是敬虔主义的借尸还魂。人们公认“自由神学之父”是施莱尔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他出身于加尔文主义教会，同时深受the Moravian brethren等敬虔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施莱尔马赫显然是the university of Halle的学生。他几乎改变了基督教的传统，就是用个人经验和情感（emotions or feelings），取代圣经、真理、信条、圣道、圣礼、教义、教会，重置了基督教的中心。施莱尔马赫也强调神的临在性，只是不需要施恩之具；他完全否认耶稣的神性，也不相信道成肉身。巴特批评他以人的话语代替了神的道，以人观代替基督论，也算一针见血。今天，即使口头上反对施莱尔马赫的教会，仍然生活在这种主观主义（immanence）的神学之下。而且这种神学完全可以在东方风俗中如鱼得水，与佛学和禅宗沆瀣一气。这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强敌。
施莱尔马赫的后继者就是里敕尔（Albrecht Ritschl），他离弃路德宗之后，成为自由神学的的第二代掌门人，在十九世纪晚期呼风唤雨。与施莱尔马赫的主要区别是，里敕尔将个人本位转向社团本位或社会本位（社群的信仰）；从另外一个方向上用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里敕尔为社会福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已经认识了哈纳克，哈纳克的名著是《基督教要义》（What is Christianity，1900-01）和《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 1886-1894）。哈纳克更写了关于新约批判学的系列文论。他在圣经神学中为自由主义做出了现代性的贡献，特别是利用希腊哲学，进一步否认了圣经本身的启示性和超验性，使不再承认圣经绝对权威这种自由思潮，在20世纪掳掠了更多的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看圣经是一本普通的书，而不是神的默示；这诱惑很多基督徒从圣经那里“投笔从戎”，转向社会福音。不仅如此，自由神学不断谄媚人性之善，这在新的自由主义或“实体神学”（realistic theology）中更加显露无疑（C．H. Dodd，1884-1973）。
2、威尔豪森与底本说
十九世纪解构圣经的名流中，有一位叫Julius Wellhausen（尤利乌斯•威尔豪森，1844-1918）的，值得另起一行。神的教会一定同时有撒旦的座位，威尔豪森也脱逃于路德宗。这位先生在1876年提出JEDP四底本学说，据说这个假说因此成为旧约研究的基石（the originators of the documentary hypothesis）。威尔豪森另外一个圣经神学的贡献是：“他的新约研究，特别是他关于福音的先后次序的论断——根据假设的Q文献断定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实在非常恶搞。我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见解在任何意义上不过是一种假说，不配享受如此隆重的对待，而神学院在这个假说身上实在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威尔豪森本人与其说是基督教神学家，不如说是伊斯兰教专家。我在这里无意进一步解释何为JEDP四底本学说，只是想告诉诸位，他是《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穆罕默德在麦地那》(Muhammad in Medina)、《伊斯兰教的麦地那》(Medina Vor dem Islam)、《伊斯兰教古代史绪论》(Prolegomena Zur“Altesten Gesc hichte des Islam)、《古代伊斯兰教中的宗教与政治反对派》(Die Religios-Politischen Oppositionspartein in Altenlslam)、《阿拉伯帝国及其衰亡》(Das Arabische ReichUndSeinSturz)等。我从2005年就给神学院提出过建议：不要人云亦云，应该将威尔豪森作为神学生的减负项目。总而言之，自由主义神学对圣经的一切进攻，都只是建立在梦呓假说的基础上。
另外一位被称颂为“丹麦人民之父”的神学家是Nich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葛隆维，1783- 1872），他的反圣经道理别出一格。不过他真正的贡献仍然在社会领域，他是“成人教育之父”。这是他神学的主要问题：he began to place the Apostles Creed above the Bible on account of the Apostles Creed being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aptism He felt that the creed, as confessed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 was a kind of living word which linked congregations together thru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it was this confessed creed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 which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life rather than the written word of Scriptures. He combined theology with culture, patriotism with Lutheranism。
三、反教会运动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一个有缺点，因此最容易被假冒伪善的人类攻击的新娘。因此在十九世纪，在攻击耶稣是基督和基督的话语的同时，教会成了人类革命的共同对象。现代社会的开端即法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革教会的命。法国革命有一项很露骨的反教会聚会的新政：The calendar was redone to remove all vestiges of creation and Christianity. They imposed a 10 day week in order to do away with Sundays an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a goddess of reason was actually crowned in a ceremony at Notre Dame cathedral, no less。 而在英国，公布于1673年的宣誓法（Test Act）于1828年正式废除。“政教分离”是十九世纪的政治正确性，天主教缩小到梵蒂冈的弹丸之地。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否认教会自己的责任和缺点。但从“实存”的角度上说，这不过是一个假问题——一批罪人打倒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教会，这一系列的革命不仅不配自诩光荣，更是一种罪。不过外邦人怎样凌辱我们，都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世界恨你们”。教会的悲剧在于内部的弃绝，这主要表现为敬虔主义运动和普世宣教运动。我从来不否认两者或许有的某些正面贡献，我只是想在这里强调被人忽视而必须被我们正视的一个问题：敬虔主义运动和普世宣教运动从始至终，存在反教会的恶习，并为十九世纪所有针对教会的流氓行动助纣为虐。
1、十九世纪的敬虔运动
关于敬虔主义我们已经有所领教。自由神学和敬虔主义至少在反传统教会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的合作项目，就是社会福音和民族主义。由此，教会离开“务要传道”的正途，开始了关心社会的不务正业。社会福音往往以平民主义和平信徒宣道来谄媚人性，这是拆毁讲道台一个非常狡猾的策略。英国的柯尔雷基（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著有《平信徒讲道集》（Lay Sermons），可以视为消灭牧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谱系上还涌现着另立教会的侯格（Hans Nielsen Hauge，1771-1824）、到处旅行布道的 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1792-1875）、反一切宗派的 “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宗派主义分子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公然拒绝按立的牧师，高举平信徒传道的异端），此外以各种方式惊扰教会秩序的还有慕勒（George Muller，1805～1898）、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1828-1917）、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等等。
十九世纪的敬虔主义运动在路德宗中主要表现为新路德主义（Neo-Lutherans）：men who thought that the church not only needed to confess accura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but needed to apply Lutheran theology to the issues of the 19th c. We sometimes call these people neo-Lutherans。他们在坚持路德宗教义的同时，更愿意“处境化”。这对教会无疑是一场重担和试探。不过具体怎样分析这些人物，确实需要小心谨慎。在挪威有一位路德宗背景下的“属灵伟人”，就是上文提到的Hans Nielsen Hauge，包括路德宗的神学家在内，这个人被赋予了过高的评价。Hauge首先是一位反圣职主义者，这是敬虔主义的信条之一。其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的热情在于将挪威民族热情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最后，他一直试图用道德主义取代施恩之具。侯格侍奉的中心在慈善事业、圣经会馆和传道会等，而不在教会。此外，这位平信徒传道人更是一位实业家，愿意急危救困。另外一位可能引起争议的神学家是Wilhelm Löhe，他在路德教会受到普遍的尊重，不仅因为他对协同书的基本认信，也因为他是“女执事”事工运动的推动者。这是LSMS对他普遍的惋惜：Its also true that Löhe developed some theological peculiarities that lead to a split between him and the Missouri synod。
2、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
十九世纪是普世宣教运动的世纪（Protestant Missions；Great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没有人完全否认其积极贡献。需要强调这场普世宣教运动三大缺陷。第一，宣教从教会组织转向个人委身；第二、宣教组织基本是由反传统教会的宗派组成；第三、宣教使命不在植堂和真理建造（教义神学），而在个人重生和道德更新。此外，这场宣教运动主要来自英语国家，一份文件显示，1900年，基督教世界差遣了 13,600位传教士，约 6000来自英国，4000人来自美国——而当时英美教会的主流神学是社会福音派，差会成员几乎没有一家是圣礼型教会。如建于 1795的伦敦差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建于1810的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主要成员是循道宗、公理会、长老会、浸信会以及圣公会。这个时代，英国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1802）和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16）相继成立；但这些组织对教会的意义是双重的——神设立传道人传讲圣道这个启示，被每个人都可以独立阅读和解释圣经的相对主义所替代。不相信教会真理的人有理由这样指着讲道台自夸：我们为什么要主日去听别人讲圣经呢？
十九世纪的明星传教士首推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 -1834），斯人也“之父”，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克里出于英国国教，叛逃到浸信会。1791年，克理出版了《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一书（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被誉为“现代传教事业的宪章”。1792年10月2日，浸信会异域差会（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成立，这被视为近代第一个传教社团，而克理是第一位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目的地是印度。从此现代基督教生活中，宣教中心取代牧会中心，而社会福音同时进入地极。克理的一位同代人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也是浸信会传教士，他和另外一位中国教会的名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转向中国，他们不务正业的一个成果就是翻译《论语》和《大学》。差往缅甸的传教士是艾多奈拉姆•耶德遜（Adoniram Judson，1788-1850），他在那里代表教会面对着佛教的独特环境。差遣到非洲的传教士常为人道的有Robert Moffat 和 David Livingstone。马礼逊在中国传教25年，只有10人受洗；“间接受洗”的包括“邪教徒洪秀全”。显而易见，一个拥有教会生活的洪秀全，不可能席卷中国，导致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灭亡。之后被中国教会纪念的传教士当然就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他的内地会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代表了两种宣教模式（信心宣教：faith mission，CIM；a policy of concentration）；遗憾的是，他们都对建立“安提阿教会”兴趣阙如。
孙中山或可以称为李提摩太的“果子”，他的局限正是十九世纪传教运动局限的结晶；这是宣道运动的一种逻辑：敬虔主义-自由主义-社会福音-政治福音-反政治反神学的敬虔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从十九世纪迄今为止，中国福音运动总体上只是一场拓荒工作。中国教会非常类似撒玛利亚的情况，几乎在细节上都是相似的：“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5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6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7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8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9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10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11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12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13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14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15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16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利玛窦和戴德生对中国人来说，不过是“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而中国教会所谓的领袖，多以西门的追求为理想。这是一个等候使徒按手的教会，而圣灵工作的中心，就是建造正式的教会，即耶稣的新娘。
四、假基督运动
1、法英假基督
如果基督不是神，如果人是动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高等动物是神——这才是假基督运动的逻辑。十九世纪各族人民各展其能，创造了特别符合本国国情的假基督。我们还是先从现代历史的开端法国说起。
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1789-1799）中，被启蒙的人类不再聚集在教会，而是汇集在网球厅以及集贸市场。被称为“革命民众”的猪群在欧洲行了两大神迹，一方面是攻占了只有7名囚犯的巴士底狱，并毫无道理地杀死了监狱长侯爵洛奈和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这一天竟然成为了法国国庆日。另一方面是凡尔赛妇女大游行（Journées révolutionnair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法国革命只是导致了从罗马天主教到国家政权的大规模财富和权力的转移，同时每一个人成为教皇。法国革命真正的动机之一是夺取教会的财产，并且在革命政府期间，疯狂地剥夺他人的生命。法国给现代社会贡献的假基督模式首先是“革命者”。1791-1794年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內斩立决“反革命份子”达7万人之多。其次是“军事家拿破仑”。法国大革命代表断头台对十字架的胜利；拿破仑时代代表枪炮对圣道的胜利。法国的假基督模式的目的是反基督而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但所有假基督的实践后果，就是“要你的命”。启蒙运动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一直到现代社会一切革命事件，彻底凯旋——启蒙的终极目的是让草下之豚成为领袖的炮灰。
能够和法国革命暴行相提并论的是工业革命光环下的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叫Justol L. Gonzales的神学家（历史神学），这样评论英式假基督在远东的可耻见证：T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1839-1842）. This was one the most shameful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olonialism, for the British found themselves goning to war against China in defense of the alleged right of British merchants to import opium into China in direct violation of Chinese imperial decrees（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p.425）。“基督教文明”在法国和英国露出了最恶心的真实面孔，或许可以看成是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在十九世纪的回光返照。当普普通通的罪人离弃上帝又冒充基督的时候，他可以犯下任何人都望而止步的滔天罪行。
2、浪漫假基督
作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或反应，浪漫主义诞生了——我情即神。如笛卡尔说，我思故吾在；浪漫主义说：我哭故我在。我都哭了，我就是神。当然，十九世纪的文化艺术假基督，哭相或情绪激动的不能自持而你们必须都围观的表情，气象万千。Romanticism纠集人类从瞩目基督转向瞩目人自己，并且让人民瞩目自己的瞩目。但与启蒙理性不同，它不要你看自己的理性，而是玩味你的情绪。而这种情绪要在复古和回归自然的路上，用“艺术”或文学的虚拟夸张的方式，反复借着谄媚人民（民众、民间、民族）而自慰。十九世纪，音乐会取代教会，歌曲、绘画和诗歌取代证道。这是美学替代神学的过程，这是崇拜上帝到讴歌人民和大自然的转轨，这是器乐替代圣诗的革命，这是歌剧取代讲道的颠覆，这是心理学对神学院的冲击。在中国，我们这样“浪”了五千多年了。王国维蔡元培等美学移情，实在是身在庐山。美学在于让一个有限的人，却因他的不懂害羞，在情绪嚎啕或臭美中，天人合一，神我一体——我浪故我神。人以浪漫和很浪的方式，起来演上帝。浪漫主义的目的是英雄主义，诗和音乐在于不要基督的那些枯骨们，在催眠或“象征”中经历虚假的复活。用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的名言说：“跟着感觉走”，你在人群就如同在天上。浪漫主义用文化英雄成功嫉妒了法国的革命英雄或杀人英雄。十九世纪这些人身神面像在中国人或中国“高人”的心灵中都设有神龛，你说其中任何一位不过是人都会看见气急败坏的夸张表情：
莫札特、海顿、贝多芬、歌德、帕格尼尼、李斯特、霍夫曼、孟德尔颂、李斯特、华格纳、K-M-V-韦伯、舒伯特、舒曼、肖邦、白辽士、霍桑、J-麦克弗森、司各特、路德维希-提克、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W-布莱克、W-特纳、J•康斯特勃、拜伦、雪莱、济慈、叶芝、夏多布里昂、热里科、德拉克罗瓦、雨果、大仲马、F-戈蒂耶、普希金、萊蒙托夫、F-伊万诺维奇-秋切夫、A-密茨凯维奇、华盛顿-欧文、爱伦-坡、梭罗、爱默生、惠特曼、迪更生、梅尔维尔、格林兄弟、佩罗……艺术批评类似古玩艺术，不过见仁见智、不懂装懂、无事生非；但人类将所有应该赞美上帝的激情和恩赐，都用来歌唱肉体和宣泄情欲了。吃这些偶像或吃死人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产业和饭碗，所以砸碎这些丘坛的难度不亚于反对女牧者。常见的反应是：你根本不懂他（她）——这些蠢货是完全不读圣经的，而在那里，神用最简洁的方式告诉我们祂并只有祂何等了解人：一个罪人。圣经不承认什么“高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眼里根本没有“伟人”。浪漫主义不仅拥有无神和我神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免罪的功能——一个正在酝酿情绪天真浪漫着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认罪悔改的。这些浪人必然是一进入路德教会的“认罪赦罪程序”就大大发怒、拂袖而去的人。
3、越山假基督
敬虔主义继续挥发，继续制造灵恩运动的假基督或属灵表演艺术家。不过在十九世纪，登峰造极的教会假基督运动是由天主教会领导的——马丁路德在改教时代对教皇所说的一切“过激的话”，对十九世纪的教皇而言，都不算过分了。我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教皇至上论，这种神学可以视为天主教的浪漫主义行动。Ultramontanism在字面上可以翻译成“越山主义”。这种思想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一直到庇护九世（Pius IX，1792-1878）和第一次梵蒂冈大会（Vatican I）才成为天主教的正式教义。我是带着同情和难过的目光看意大利统一怎样将教皇羞辱到方寸之间的。但与此同时，我十分惊愕地看见庇护九世怎样借着“童女马利亚无罪圣胎”的教义，又进一步发挥彼得统绪的传承，将一个罪人粉饰成基督的。我们当然不应该像世俗公共厕所分子那样嘲笑和否定《谬说要录》（或译《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以及“瑞士卫队”；但教会实在应该旗帜鲜明地堵住神化任何人的破口。这是一位非常危险，一发不可收拾的恶劣先例——如果马利亚是人与神的中保，耶稣的弟弟洪秀全就会起来拉杆子。如果教会领袖率先垂范起来扮演基督，社会更会纷纷涌现出伟光正偶像。这正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人类悲剧的本质。
圣母无原罪教理（Immaculate Conception；Bulla Ineffabilis Deus）是潘多拉匣子，向教皇无误论开放；然后教皇在十九世纪带领全人类返回洪水之前的伟人文化：主席是批评不得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谁的思想”不是一个罪人的Holy See吗？这场假基督运动建立在一位14岁女孩儿的“个人见证”的基础之上。1858年，法国卢尔德的一位乡村女孩伯尔纳德（Bernadette Soubirous，圣女贝尔纳黛特）声称看到圣母显现，并且听到圣母自称“始胎无玷者”。天主教会承认这个个人见证的真实性。越山主义在教宗利奧十三世（Leo XIII，1810-1903）继续膨胀，圣母神学（Mariology）在十九世纪晚期日臻完善，更深入地进入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之中。不过圣母崇拜到庇护十二世（Pius XII，1876 -1958）登峰造极，1950，这位教皇通喻了“圣母升天”教义。值得一提的是，两百年来历任教皇都是社会主义思潮坚定的反对者，但没有任何一位教皇看见他们Ultramontanism与Communismus之间的共同性——两种本质相同的假基督领导的社会福音运动。
4、社会假基督
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目的是用社会取代教会，在不要基督的前提下，将人间变成天国。我是神还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我是你的神，你的生命和财产要拿来崇拜我。社会福音在十九世纪表现为两大方面，在教会就是社会福音运动，这在天主教和新教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而在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先简述前者。天主教一直强调社会关怀，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天主教社会福音运动可以以Leo XIII的Rerum Novarum教谕为代表（新事物，1891年5月15）——教皇反对一切物质主义、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行动，他实际上和浪漫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观点。Leo XIII愿意支持“一切公义事业”，接受宗教和科学的“结合”（新托马斯主义者）。1891年Leo XIII发表的那个的“劳工问题通谕”，因关注工人权利，故享有“工人教皇”的称号。天主教的社会福音思想，特别表现在第二次梵蒂冈大会中（Vatican II，1962-1965），实际上，两次梵蒂冈大会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完全对立的态度。第二次梵蒂冈大会更强调教会的社会责任和平民的权利。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1881-1963）因社会福音的立场和推动大公合一运动成为现代世界的名人（“善良的教宗若望”）。我们只能说，一个基督徒在人间广受爱戴，一定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而世界之王因此很喜悦他。
基督教内的社会福音代表人物是华特-饶申（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和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此外还有William Ellery Channing、 Theodore Parker、Horace Bushnell等。华特作为浸信会的牧师，继承了浸信会社会福音的传统，也代表了美国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帝保佑的美国有责任拯救全世界失丧的灵魂，为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这位与爱德华兹伯仲的名牧，本是路德宗的信徒，后来“叛教”再洗礼。其实我能理解这种转会行动——在路德教会生活更需要忍耐寂寞和字句的扎心，而缺乏很浪的机缘。特别想浪的人，不会归入路德教会。路德会的基督徒，无论在教会还是社会，根本不给你浪的机会。社会福音的主要追求是活出耶稣，特别是要当着别人的面活出耶稣，这个“别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需要帮助的可怜人，一部分是找来照相和表扬你的帮助是“真活出耶稣了嘢”的人。为了不让别人分享社会表扬，社会福音主张个人而不是教会与世界相爱。社会福音同时必须攻击基本教义、教会聚会和讲道是死的，为了把你弄死我才能活。他们主要“活“在这些领域：工业改革、土地改革、劳工纷争、民主权利、黑奴童工、妇女解放、医疗教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立敕尔的“道德化”的自由派神学思想，为社会福音之先声；而解放神学算是余音。其中点缀着英国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的“救世军”运动（Salvation Army，1878）。基督教道德主义，就是要在别人身上“活出基督来”。在中国道德供过于求，求浪若渴，浪浪相杀；因而中国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交合生子，这就是文化基督徒和属灵表演艺术家。中国教会的主流，除了敬虔主义，就剩下社会福音了。浸淫其中的不仅仅是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人，今天，江山代有名牧出，律法属灵两风骚。
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必多言了。每一次神学院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都嫉妒狄奥根尼的藏身之所。我对不起世界人民，但《资本论》真的不是我写的。Karl Marx作为一位经济决定论者本身实在是耐人寻味的（economic determinism）。一个人用四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研究“资本”，就是琢磨别人的钱是怎么来的，并设计一套精致的抢劫方案，你就知道这人绝对是玛门崇拜者；而且这一切只是预备为瓜分或革命的理由说谎。同样是四十年，摩西在旷野敬拜神，那个德国人在博物馆策划暴动。他们信的不是一位神。马克思的偶像的的确确只能在中国找到最广泛而坚定的信徒——霾国人什么都不信，只信钱，以至于今天穷的只剩下钱了；而且，霾人都这样崇拜五千多年了。物质主义才是真正的鸦片，完全没有能力接受福音真理，却绝对有能力对真理淫者见淫。每一次想到大英博物馆的脚印神话，我就忍俊不禁——老马头披着衣服，背着手，来回走着，想着：张金发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挑唆谁起来抢呢？后来想到了曼彻斯特的无套裤汉和井冈山的灾民。在接下来的运动中，罪人起来成了导师、领袖、舵手或假基督。这不单是一个时代的红色神话，而是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新闻联播。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我们一起就假基督继续欺世盗名，合伙诈骗。
五、教会的自卫
1、牛津运动
撒旦可以貌似掌权，但基督才是万王之王；十九世纪也是一样，教会仍然在更新中，因为主继续在祂的教会中工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十九世纪教会的重建或自卫行动。一方面就是圣公会以及天主教会内部的更新，这就是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另一方面则是路德教会的认信复兴（Confessional Revival），特别表现为复原派运动（Repristinators）。牛津运动特别值得强调的方面就是在一个以败坏、羞辱、离弃、践踏、嘲笑和攻击教会、特别是圣礼型教会的流氓世界，有一群神学家力排众议地呼吁返回传统教会，包括部分恢复被激进主义扬弃的天主教早期崇拜传统。这在一个人人渴望走向社会很浪一番的时代，他们为基督教信仰挽回了荣誉。这种悲壮有点儿类似中国当下的一种局势：所有有点儿本事的人都抛弃了农村老家或“祖国”，移民中心城市，在香港和美国如蝗虫般借地生子，转移赃款和小三；但仍有一些留守人员，苦苦支撑着人类真正的家园。连教皇都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时代，还有谁在乎耶路撒冷的断壁残垣呢？
牛津运动也被称为“盎格鲁天主教运动”，主要有三大代表人物：基布尔（John Keble，1792-1866）、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和蒲赛（Edward Bouverie Pusey，1800-1882）。1833年6月，基布尔做了一场题为《举国叛教》的布道，揭开了运动的序幕。纽曼发表了一系列宣教文章（《时论册集》，Tracts for the Times）；加上基布尔和蒲赛的《神圣大公教会牧師丛册》），形成所谓“册页派”。纽曼一度是十九世纪西方特别是教会的新闻人物，原因是这位圣公会的主教，在1845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于1879年被教宗利奥十三世擢升为枢机。约有150位圣公会的牧者跟随他转向天主教。也许庸俗的天主教人士可以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鼓掌欢呼，但纽曼的改宗实在是对普世教会的儆醒——都在改革，那我们正在失去什么？什么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根基？教会还是社会？基督还是人民？在这三位神学家中间，最具有路德宗特点的是蒲赛——他坚定不移地面向自由神学和加尔文主义，为圣餐中的真实临在说辩护（doctrine of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Jesus in the sacrament）；所谓普赛主义（Puseyism）也影响深远。总之，牛津运动努力恢复对《圣经》和圣礼的虔诚，以及呼吁基督徒返回教会。不过牛津运动后期有社会福音的偏转。
2、认信路德宗
在沉默了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普鲁士统一，特别是具有改革宗偏向的国家权力强制路德宗和归正宗在德国“联合崇拜”，这一事件刺激路德教会进入认信复兴的新阶段。这个认信的过程，就是重申对协同书（the Book of Concord，1580）教义的接受，以及对路德神学的进一步阐述。这场运动也是普鲁士王国治下的路德教会向新大陆迁移的过程，LC-MS也从此诞生（1847年4月26日）。德意志统一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这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70-1840）的德国。威廉三世属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他是一位敬虔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而他太太可能是属于路德宗，这是普鲁士教会“合一”的动机之一：解决夫妻不能同领圣餐的矛盾。在一个合一高调是教会主流文化的时代，而且还同时高举着“顺服掌权者”的尚方宝剑的情况下，路德教会被逼到了十字路口。这是保罗从大马士革流亡的日子。一边返回圣经，一边移民新大陆。LC-MS出走德意志的基本宗教局势是，加尔文主义和普鲁士政权的联合追逼。
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路德宗一些重要的神学家的作品中，看见他们不断与加尔文主义区分的神学努力。这一点，从Carl Ferdinand Wilhelm Walth（1811-1887）一直到Franz Pieper（1852-1931）的著作中，可以逐一得到见证。我们的“悬崖系列”有相当一部分信息引自他们，而这些神学家对中国教会来说基本上是未知的。我们被谩骂为挑起内战的那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不过是两百年来LCMS的神学常识。不过这种谩骂在普鲁士王国时期就是老生常谈了。路德会认信复兴运动的神学发言人还有Claus Harms（1778-1855）、Ernst Wilhelm Hengstenberg（1802-1869）、Adolf von Harless（1806-1879）等。Harms 是早期站在协同书立场并重新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对国王的属灵高调说不的人；而当时，很多教徒采取了趋炎附势的策略。Hengstenberg也是复原派的代表人物，以路德教义神学坚决抵制理性主义和合并主义（rationalists and unionists）。Harless则联合Gottfried Thomasius （1802-1875）和 JCK von Hofmann（1810 -1877）等同道，将埃朗根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变成了认信复兴的基地。
结语：穿越战争世纪
一般人们把十九世纪放在1789年 和 1914年之间，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这样说，这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一场世界大战（考虑拿破仑时代与历次反法联盟的战争）到又一场世界大战的过程。这个战争的世纪还包括羊吃人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内战和中国战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太平天国暴乱和美国内战都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个历史只是在重复伟人的历史：一方面，“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记6:4）；另一方面，“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创世记6:11）。而“伟人”的诞生乃是强暴横行的根源。这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同时也是大洪水；而在大洪水时代，神的救恩集中在挪亚方舟，而今就是基督的教会。我完全理解在大洪水的过程中，尼采那嘶声裂肺的尖叫：上帝死了。在20世纪的海岸线上，我们看见的只是尼采那扭曲的尸体，与虾兵蟹将暴晒在彩虹之下。而船继续在扩建，在大水之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篇讲章写完的时候，又发现内容太长，已经无法一同编发、容纳其他的“问答与回应”的内容了。在这里惶恐地向大家道歉。现在看来，最好集中精力将这个系列写完之后，再回答大家提交的具体问题。请放心，已经提交的问题，我都一一保存了，倍加珍视，必当认真回复。这个“对话系列”确实也写得比较艰苦，尽管写作的过程是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以本篇论文为例，实际上连续三天，每天除了6个小时睡眠以外，坐在电脑前写字的时间，每天都是18个小时左右。并不夸张地说，连站起来吃饭和去洗手间的动作都是跑步进行的。昨晚写到凌晨1点，只能靠冷水浇头，继续工作。这样追赶也是要在一周时间里挤出至少四天时间准备主日证道。所以本周也确实没有更多时间撰写其他的问答内容。不过好消息是，这个对话系列到下一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将在下周完成对20世纪的神学总结。而与此同时，我断续十年的神学院生活也将结束。这是一个美丽的夏天，而感恩节的灿烂辉煌又到门前了。这篇论文的题目可以叫做《不要怕他们——重建浪漫破碎的城墙》。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同在和相爱，愿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任不寐，201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