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eo of course was a great scientist in a variety of fields – mechanics, mathematics and optics as well as astronomy. But in this last field, many of his discoveries challenged not only Ptolomy but even Aristotle whose authority in matters scientific was practically absolute esp in the catholic uni world.
尊敬的教授，很高兴我们告别了敬虔主义的纠缠，进入十八世纪。您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十八世纪这个启蒙时代及启蒙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盛宴和“政治正确性”。无论朝野，中国精英愿意将自己视为法国革命的远东传人，所以这个议题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教会尤其有现实意义。首先我同意Eighteenth Century – Rationalism and Revivalism这个表述，理性主义和复兴主义构成了启蒙精神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思潮不仅分别塑造了现代教会的神学，而且，两者之间也可以视为进攻和自卫的关系——复兴主义（奋兴运动）是对理性主义的激烈反应。
启蒙时代也是革命时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断强化了诛杀国王的叛乱政治模式，这种新政治运动从本质上是人民对国王取代教皇的嫉妒和报复。事实上，启蒙时代前后的流血革命使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连成一体，因为在远东，灾民诛杀天子是历史的经常性戏剧。一个罪人同时垄断世俗资源和上帝恩宠，他只能成为所有罪人革命的对象。在中世纪，无论如何教皇都不得不和封建诸侯以及主教分享权力；但是，从亨利八世到路易十四，“天朝体制”或绝对君主专制，假基督在全球掌权。启蒙运动的本质“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创世记14:9）。国王、公共知识分子或无冕之王、教会属灵表演艺术家（一脉相承着巫灵运动、敬虔运动、奋兴运动和新纪元运动），从三个方向扮演基督，他们之间的冲突，使人类内战进入热武器时代，揭开了空前残酷和血腥的各种世界大战的序幕。不仅如此，这三种势力从此形成抵抗基督和教会重建的联军，直到今天，他们就是逼迫我们的撒旦之旅。启蒙时代也是缺德时代。由于教会的破碎和信仰的飘摇，社会道德水平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空前堕落——仅以工业革命和科学理性的圣地伦敦为例，卫斯理弟兄站在世界上最邪恶的地带：酗酒成风、贫富分化、赌徒横行；而公开处决犯人成为大众狂欢……无神论在 中国可能产生的一切残暴和无聊，那一切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正在上演的丑恶，在牛顿和洛克的英国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很快蔚然成风。人权法案或权力宣言是十八世纪示拿平原的人类自救方案，它有限地捍卫了弱者的权利，却无限地为暴乱提供了无神论支援。启蒙时代真正的面目是假上帝领导革命和全社会因无信而普遍无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之一，并且应该为所有现代社会最坏的政治悲剧和不道德事件承担“启蒙责任”。“黑暗的中世纪”只是钉死基督的那个人类强加于教会历史的罪状；而实际上存在一个“黑暗的启蒙时代”，从未交付新新人类去反省。
中国知识分子指着十八世纪或启蒙时代进行政治批评，忘记了欧洲的中世纪不是中国的中世纪——你不能批评你自己根本没有的东西。中国既没有教皇也没有封建。中国教会指着十八世纪的福音奋兴运动继续脱离和嘲笑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忘记了，那里的问题只是被夸大和歪曲的教会的死气沉沉，而这里是完全无教会的死地。事实上，当时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恰恰是中国式的“无神论政治文明”。所以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可以“利用中国干涉欧洲的内政”。特别吊诡的是，奋兴运动在本质上是反教会运动，中国教会对他们的拙劣模仿，不仅让中国属灵表演艺术家趁机雨后春笋，更让摇篮之内的中国教会雪上加霜。奋兴运动从敬虔主义出发就是教会的分裂分子，它的本质就是反对传统教会。而根本没有教会传统的中国教会将之视为主流文化，使得中国教会从建立之初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边建立教会，一边攻击教会。启蒙的流毒，于中为烈。
一、世俗理性主义
在教会分裂的废墟上，十八世纪的早期人类到了精神上的示拿平原——每个人都可以抡起板砖，石头和泥，要建造自己的城和自己的通天塔。启蒙运动从天文学革命开端，也许不是偶然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们所要反对的与其说是教会传统，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力学和宇宙论。只是世俗小学不愿意正视这场希腊文明的内战，他们唯一的兴趣是将天文学革命神化为反天主教的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伽利略的圣经神学比今天很多神学家的观点更符合圣经——圣经只是救恩启示，不是科学专著。伽利略实际上不是站在哥白尼一边反对教会，而是希望为教会面对天文学的催逼提供一个可以回转的空间。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大致是英国的土豪（贵族知识分子）、法国的文痞（无神论者与怀疑主义者）、德国的政客（腓特烈二世）和美国的新贵。“四面楚歌”高唱的普世价值是自然神论。
1、英国哲学：从经验主义到怀疑论
我们先从英国开始，或者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英国阶段（a moderate enlightenment）。当亨利八世情欲发动剥夺了罗马在英国的教权之时，如同林彪坠落温都尔汗；连傻子都可以成为理性主义者——主席也是人。英国为启蒙运动贡献的主要思想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自然神论”（Deism）。第一位代表人物是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指着科学进步控告教会和圣经的人，存在一种普遍的无知：圣经不是科学专著，圣经对你的科学进步或伪进步都毫无兴趣。牛顿晚年对神学的专注被中国教科书不知羞耻地羞辱一番，这已经不值得重复了。不过需要强调一个事实：不要教会生活的牛顿在道德上的残缺——我并非指责他终生未娶，而是指他和莱布尼茨的争论中极为不光彩的行径。这一点可以将英国的另外一位启蒙先驱弗朗西斯•培根与当代反基督教的秀斗士罗素放在一起——不知罪或追求犯罪自由，甚至听道成仇，是罪人及其精英反教非基真正的原因。一个死不认罪悔改的人，一定是基督教的敌人。不过牛顿的千禧年主义还是有一定价值的。牛顿的悲剧应该在这个地方：科学家不是神学家，任何世界的文化精英，都不应该继续在教会事务和神学问题上冒充内行，离开教会就意味着你已经与圣灵无份。彼得只是渔夫，但神对牧者的呼召和差遣，是任何世界文化标准不能取而代之的。然而从牛顿开始，包括中国有一个或真或假的科普作家方先生，似乎特别热衷于将他们在世俗小学抄袭出来的有限知识，来控告圣经和教义。启蒙运动繁殖出来的外行幼稚病，还会继续祸害人类，残害教会。
牛顿的问题也是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问题，洛克也终身未婚。洛克主张人的心智原本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这个主张本身显然并非白板。由此我们就知道一切世俗小学不过就是一种语言游戏或同义反复。而这种文字戏剧在佛教和禅宗中已经博大精深、穷途末路。洛克的社会学贡献是社会契约论，但他的宗教宽容论显然是过界了。政治宽容和信仰宽容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信仰宽容在神学上绝对是一种假冒伪善——一个可以宽容别人信仰的信仰者，只是一个骗子。但这种骗术深刻影响了美国宪法、美国精神和美国式“自由主义思想”与自然神论。基督耶稣在信仰上是绝对不宽容的，但在政治上绝对和平。耶稣从来不使用刀剑，但耶稣从来不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谎的权利。今天，多元宽容的骗子们已经纵横天下，学校每年流水作业批量生产这类低能的愤青，给每个人带上“爱”的博士帽粉饰一番投放市场，组建作家协会。宗教宽容不仅使美国正在沦为异教国家，而且，也应该为教会在西方的衰落承担责任。从赫尔伯特的谬论开始，理性主义的共同目标就是羞辱和弃绝耶稣的新娘——教会。因为如果“神造了世界却不照管护理世界，而是任其发展”，那么教会毫无意义。人民或者有推翻政府的权力，但人民绝对没有推翻圣经的权力。思想家或许有批评教会的权力，但弃绝教会生活的教会批评，只是在自言自语。值得一提是的，洛克在1695年的著述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中宣告：基督教是最理性的宗教，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上帝存在并相信基督是弥赛亚。从这些自相矛盾的告白中，我们看见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教会和世界之间的骑墙状态，而今天，这些“骑士”在中国“轮回”为成功神学和文化基督徒。“理性主义”和“主日崇拜”是不能并存的。
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然神学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实行了安乐死，自然神论自杀了。这是人的思想的普遍结局：一方面一群自以为是的人起来发明一种理论；另一方面，另外一个更自以为是的人起来将前者推翻，如此反复，构成思想史。这就是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循环往复的历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学生们，乐意在这些死人中寻找活人。休谟对经验主义卓有成效的批判，并没有成功将经验主义送进历史的垃圾箱，却只是间接伤害了教会——圣经和讲道台也是要怀疑的。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和《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对“设计论”的经典批判，但是他忘记了，设计论并不是圣经本身的启示，而只是一种“宗教哲学”；而休谟的批判同样是“可疑”的。
2、法国文学：无神论愤青与作家革命
现在我们转向启蒙运动的祖国，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语言是法语的和文学的，运动的中心在巴黎与荷兰；这两方面都与加尔文及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所有的新教宗派，特别是路德宗和启蒙运动都是对立的，那么也许只有加尔文主义与启蒙运动有着属灵的淫乱。加尔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朋友。法国为世界贡献了极端的无神论思想，只有中国的无神论才能相提并论（a skeptical enlightenment）。不过事情是逐渐恶化的。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我们能看见他和加尔文在三个方面是一致的（荷兰也是笛卡尔的第二故乡）。第一、“逻辑体系”习惯：人的理性可以为真理建造一个周延的体系或总结，而这个总结本身可以高于原初的文本。这种努力在加尔文那里表现为“要义”，在笛卡尔那里表现为“原理”。对极端加尔文主义分子来说，不是不信基督不能得救，而是不信要义就不能得救。第二、真理二元论。笛卡尔是精神与物质二元论哲学的现代教父；而加尔文对应的观念是双重预定论（天主教方面则表现为詹森主义Jansenism）。二元论思想可以上溯到诺斯替主义和摩尼教；也可以下延到纳粹种族主义、共产主义（阶级分析）以及一切二元内部的理论冲突和肉身内战。第三、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所要传递的信息包括：借着人的思想，对（人）存在不可质疑的肯定；“我”取代神成为认识论的中心；思想者首先存在；“我”通过思想证明上帝存在（More perfect being）。“我思故我在”在加尔文神学那里就表现为：基督是为一部分人死的而不是为普天下的人死的，这是我的思想；然后圣经应该符合我这个思想；不符合的部分，经过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新概念推演，最后一定符合了。我在高于神在；神在是为了我在。
法国其他的启蒙明星的精神状况就更加不堪了。事实上，他们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只是一群“作家”。作家这种东西本来只是中国特产的文字商人，经过青楼和翰林两个地方的锤炼，特别是通过公共良心这种假冒、作家领导革命这种实践，以及科举制度这种牢笼，成为一种职业。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喜欢法国知识分子，乃是两者都很“公共”（厕所）的缘故——在肉身上尖酸刻薄表达肉身对肉身的嫉妒或骨中的朽烂，他们唯一的学术贡献只是文学小册子和以假人为叙事中心的胡编乱造以及私仇影射。不过第一位法式文痞是外来户。保尔•亨利•提利•霍尔巴赫男爵（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1723-1789）。这位著名的无神论者从德国移居巴黎的，当然，武装于荷兰。中国读者从商务印书馆半吊子的汉译名著名单中，也从马列主义的陈词滥调中，认识这个人（《自然的体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圣的瘟疫》、《自然政治》等）。霍尔巴赫为了反对教会倾囊而出，鞠躬尽瘁。不过他反对教会的迷信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迷信——周日和周四，他的家成了聚会的场所，讨论的迷信话题就是人那点儿破事儿，女男人和男女人十分踊跃。霍尔巴赫的死让恩格斯同志惋惜不已。霍尔巴赫的主要“思想”是：“只有物质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这种“思想”就是猪也可以知道的。我在《灾变论》中谈到古希腊哲学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对希腊思想者来说，把“物质第一性”视为“思想”，乃是对“思想”极大的羞辱。当然，列宁同志不是这么看的。这是列宁对霍尔巴赫高度评价：“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有趣的是，今天反列宁主义的公共们，在神学上的那点儿见识，只能是“让列宁同志先走”。
另外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痞是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给伏尔泰的评价是：法国启蒙時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法兰西思想之父”。文学家领导政治，伏尔泰是一座高峰。不过这位教会传统尖刻的挖苦者，有一副非常恶搞的“死相”：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说，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伏尔泰热爱中国的孔子，“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这位文学盲人，似乎完全看不见，这位最有用的孔子所覆荫的天朝，即将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使一个撮尔小国，也可以将这个礼仪之邦打得屁滚尿流、落花流水——如今只能靠抗日神剧意淫得胜，绝不反省，绝不释怨。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的夸大其词的吹捧，都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骗子。伏尔泰咒骂教皇是“两足禽兽”，传教士是“文明恶棍”，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個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这位文学暴徒或两足禽兽不知道，在霾国，人对人从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从他自己开始，一直到进化论，将人视为禽兽恰恰是现代思想的核心：一方面人是需要人启发的蒙昧之猪；另一方面，弱肉当强食。伏尔泰们对教会文化的一切谩骂，都生动而全面地再现了启蒙文化的真相。
和伏尔泰媲丑的文学青年叫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乃是《百科全书》的主编。将这样一些杂文集命名为“百科全书”，只有法国人和中国人才能拥有这种“无神论勇气”；这种大言不惭只有将网络流氓称为网络作家、将黑社会和小市民称为笔会或政府那种勇气才能互相理解。不过没有最丑，只有更丑。法语启蒙文化到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也到了穷途末路。我不是指卢梭惨不忍睹的道德生活，而是指他混乱不经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卢梭是一剂法国毒药。“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一度粘上了这种毒瘾，特别是1990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图书馆夜以继日读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和法国大革命的正反文论。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瞎想，黛玉和卢梭，庄周和蝴蝶，三人行必有我妻。八十年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这情有可原，因为和中国一脸阶级斗争的文革文学比起来，和杨朔余秋雨比起来，卢梭伏尔泰简直也可以甘霖了。而且那时候我没有能力分辨其中的恬不知耻和一知半解。但如今在圣经面前，我们知道法国的粪土唯一的价值，就是它也曾被用来制造亚当，亚当只是怜悯和救赎的对象。
3、德国神学：多元权术与高等批判
德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德国在启蒙时代的独特贡献是康德的哲学拼图、歌德的无病呻吟、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der Große，1712-1787）影响至今的“多元主义”权术、以及对教会致命的攻击——圣经高等批评。康德为启蒙运动贡献了这样的口号：“敢于求知”（dare to know；Sapere aude）——这个“知道”就是“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中的那个“知道”。康德把基督教缩小为实践理性或道德，同时为现代神学留下了“信心与理性”这个二元论的烂摊子，迄今如一滩稀泥，无人收拾。
启蒙运动一方面要废弃神圣启示，另一方面，在教会之外建立真理基地。这特别表现为圣经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方面。不过教会应该充分辨认Higher Criticism的本质。这不过是“神岂是真说”的“启蒙版”。攻击神的话语和圣经，这是魔鬼哲学千篇一律的战术。高等批评纠集人类目光专注《圣经》的作者背景、写作日期和地点以及写作动机等，然后将自己的自以为是强加于圣经。在这个批评的过程中，不仅人性的论断癖得以满足，而且将基督从圣经中边缘化。当然，摧毁圣经的超验本质和无误论，基督教信仰也就风雨飘摇了。十八世纪德国高等批评的代表人物是Johann Salomo Semler （1725 –1791），他应该是“路德教会的败类”，当然，他本人已经离弃了路德宗的教义。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也有路德宗的家族背景。中国人是从文学角度熟悉莱辛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神学立场。莱辛的父亲是路德会的牧师，但他本人是一位自然神论的狂热信徒。《未署名者片断》和《反对歌策》等作品，是莱辛投向教会的德式火药。据说其中很多思想，让中国无神论者如获至宝。高等批判“繁荣”于十九世纪，代表人物包括Ferdinand Christian Baur、Friedrich Schleiermacher、Albrecht Ritchl 、Adolph Von Harnack等。不过在十八世纪，法国的Jean Astruc（Sauves, Auvergne，1684-1766）值得一提，这位法国医生当然不是路加医生。他写了有关梅毒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最初几篇重要的论文，而他自己的圣经文论却成了神学的梅毒。
上述德国精神领袖共享了“多元并包”的思想野心和权术算计，康德只是思想界的腓特烈大帝，他奢望囊括欧洲所有的哲学，将这些流派装到自己的水果拼盘之中；神学自然也不会放过。以此康德就成为后世哲学家的梦魇或试探——“哲学返回康德”成了每一代思想疯子最后的救赎。康德的三大批判显示他不仅要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且要站在耶稣的肩上。圣经高等批评运动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试图将自然神论的当代成果和启示神学糅合在一起，捆绑成为无所不能的思想巨擘。也许这是神圣罗马帝国那种“莫非王土”气象在精神领域的回光返照。这种综合症一直进入十九世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承续了这种消化不良的神学野心。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仍然是“神学的婢女”；或者说，更是神学的婢女；马克思主义尤是。世界精神和历史主义以及共产千禧年，不过是对圣经的拙劣模仿而已。这种模仿被俄国模仿了近百年之后扔在“苏东坡”的废墟上；而在西伯利亚的另外一段，被更极端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或霾国特色消费主义、商品经济、唯物主义撕扯成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将之翻拍成了黄色笑话，这是二十一世纪的茶余饭后。
不过在启蒙时代，认信路德宗（Confessional Lutheran）总体上是沉默的。加尔文主义不仅是十七世纪的先锋宗派，在启蒙时代或十八世纪，他们同样是一位热情的参与者。加尔文主义的兴奋和路德教会的静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可以将卫斯理主义视为路德神学对欧洲教会的间接影响，但总体上说，路德宗在十八世纪安静在协同书的院墙之内。虽然有人从路德宗离经叛道而去，包括敬虔主义，唯灵论和高等批判的一些代表人物，但他们不是路德宗信徒，而是厌恶路德宗的激进分子。十七世纪是路德宗的大公教义的结集阶段，这个过程激怒了这些“不法分子”，让他们在启蒙时代揭竿斩木，啸聚山林。当然，路德教会在十八世纪贡献了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就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我将《马太受难曲》视为十八世纪教会的受难；因这个缘故，我喜欢巴赫过于同时代的亨德尔（巴赫一生坎坷蹉跎，亨德尔历经富贵荣华）。路德神学也没有参与从十八世纪开始的海外宣道热潮，而中国教会从起初就与路德神学失之交臂。一方面，中国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十八世纪复兴主义的产儿；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抱了欧洲的启蒙革命文化。这一幕如同各各他山下的犹太人，弃绝耶稣，迎回巴拉巴。
二、教会复兴主义
宗教改革使教会碎裂成无数片段，而启蒙运动进一步将世界无神化。弃绝上帝的世界进入属灵的黑暗时代，一方面表现为社会道德的绝对败坏，另一方面表现为假基督的趁机狂欢。面对这场迄今为止仍然狂飙不已的非基运动，教会被迫起来 进行自卫。但这已经不再是希腊教父时代，教会方面起来护教的运动一方面无法挣脱启蒙理性的严密捆绑，因此使一切争辩都只能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中互施拳脚。另一方面，这些复兴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以进一步残害和弃绝传统教会为跳板或投名状；实际上，他们在拆毁教会传统方面与世俗理性主义同流合污。这些复兴运动在欧美只是各种神学思潮的一派；但在非洲和亚洲，他们上升为教会主流。他们都要不约而同、千篇一律地宣称对教会讲道和神学院的神学争论以及宗派纷争感到厌倦，以便显示自己何等有生命，何等清高，不离开教会另造金身不足以自以为义。这个陈词滥调的控告不仅是控告建立教会的上帝没有能力预知教会的局限；而且他们自己反过来的争辩从来不比他们控告的任何一方更超脱。他们唯一比自己离开的教会“属灵”的地方就是毫不脸红地装神弄鬼，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席卷一些无知而贪婪的妇人趋之若鹜。这种东西是割不绝的，是身与心从未受过割礼之人的外邦痼疾，在任何风吹草动的历史时机中周期性复发。
告别秀运动主要临床表现是：离开教会转向内心——那是异教的黑暗而空虚的深渊；从内心出来在搅扰教会中假冒清高之徒；圣经与圣灵的二元论，口号总是“字句叫人死”，不要靠圣经，而是要靠圣灵；不要靠教会外在形式，而是要看本质、看果子、看见证……看那棵树；“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记3:6）。启蒙时代开始的教会自卫行动在本质上就是“看树行动”，主要表现为五大思潮。第一、敬虔主义运动。我们在上周的讨论中已经认识了德国的敬虔主义的几个代表人物，如Spener、Francke、Zinzendorf和Moravians等，因此这里不复赘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Spener与其说是路德主义者，不如说是加尔文主义者。实际上这是“业内共识”：“Luther, concerned and overwhelmed as he was by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had paid scan attention to sanctification……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hile agreeing with Luther on justification, insisted that the God who justifies is also the One who sanctifies, and that God offers to believers the power for holiness of life. On this point, Spener and his followers were closer to Calvin than to Luther. Spener himself had been influenced by Reformed teachers, and was convinced that Lutheranism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sanctification. For this reason, many orthodox Lutheran theologians declare that he was in truth a Calvinist”(Gonzalez, p.260-261)。第二、唯灵论运动（The Spiritualist Movement）。实际上Spiritualist这个词可以直接翻译成巫师，我将之翻译为巫灵运动。沿着敬虔主义的反对教会和圣经的方向，在17-18世纪，信仰开始进一步巫术化。第三、约翰卫斯理的循道宗运动。第四、美国第一轮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第五、教会的文化护教行动。
1、唯灵论的异教巫术
巫灵论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其中两位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或补鞋匠学徒。他们有切身的理由最早鼓吹无知神学的普世原则：“我无知所以我比你们更属灵”；这一点与女人为女牧者辩护的逻辑是一致的。这是面对牛顿和路德共同的自卑者防卫姿态。不过他们的抗议是以控告教会、教义和圣经字句、圣道、圣礼“没有生命”而粉墨登场的。第一位是德国人，路德宗的另外一位叛教者。Jakob Boehme（中译雅各•波墨，或雅各布•伯麦）。他是唯灵论运动的先行者，主要活跃于十七世纪早期。他的第一本著作是Aurora（曙光）。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将之推崇为“德国第一哲学家”。然后我们来欣赏今天在中国大多数教会都可以看到的“个人见证”，而且一些所谓名牧尤其热衷这类假见证：“我在1600年的某一天看到了电光一闪，我的灵魂之窗豁然洞开，窥见了宇宙的奥秘。从此不断有神秘的异象和启示出现，我从金属板上反射的阳光中、从硝石燃烧的火焰中领悟到了神智”……据说，波墨的哲学是通过与上帝直接的交流发展而来的。不过波墨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黑格尔、布鲁诺、谢林、叔本华，以及威廉•布莱克等等，波墨实际上是灵恩运动的先行者。既然波墨可以直接神交，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波墨完全拥抱异教的思想：宇宙是唯一的神圣生命，是神在万物中的显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全都起源于星辰。我要给你证明这一点，这样，你就不是一个傻子，就有一点理性了”。波墨的思想当然不是新的，了解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或Hermetism）以及东方宗教的人可以知道它的前世今生：炼金术、占星学与神通术。
无独有偶，波墨的著作在德国被视为异端，但在加尔文主义的第二故乡荷兰变废为宝。波墨死的那一年，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出生在英国，他同样是一个补鞋匠学徒。这位唯灵论的第二代掌门人就是贵格会或颤抖派（the Quakers） 的创始人，他活跃于17世纪晚期。福克斯的父母都是圣公会的信徒。他比耶稣出道要早。耶稣是12岁的时候才开始在圣殿中与犹太人讨论圣经问题，而福克斯11岁的时候就已经大彻大悟。他说，“在我11岁时，我了解了纯洁与正义”。继而他不仅宣称所有英国宗派都错了，而且表示要与基督教传统彻底决裂。理由还是那个老生常谈：上帝不在有形教会中，而在信徒的心里（inner ight）。福克斯还是窜堂者的先驱：他几乎“审查”或“监督”了英国所有的教堂，宣布竟然还没有发现有一间满意或有生命的教会。于是最后，他和跟从者决定建立“公谊会”——这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公谊会或“朋友圈”是所有不要牧师的聚会所、灵恩派教会的前身。而且以圣灵感动或特选的流行的谎言，为女人可以在堂会中公开讲道、教导男人率先垂范。福克斯在这方面可能受惠于加尔文，然后向后又“启蒙”了唐崇荣。不过这种“敢动”（感动）更来源于生活。从1652年开始，他得到了一名叫Margaret Fell的“属灵寡妇”的坚定支持，直至后来两人喜结连理。Margaret Fell o或Margaret Fox （1614 -1702)是贵格会著名的导师、领袖和舵手，或mother of Quakerism——颤抖派之母；one of the Valiant Sixty early Quaker preachers and missionaries，她是贵格会早期女传道英雄之一。这对患难夫妇认为任何教会崇拜形式和圣礼中的物质因素（水、饼、酒）都会阻挡圣灵的工作。因此会友聚会都当沉默不言，直等到圣灵感动谁才能起来自由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和男人权力平等。被圣灵感动的人可以随便打断正在说话的人。贵格会借着William Penn（1644-1718）“殖民美国”，从宾夕法尼亚州和费城开始，将宗教宽容的欧洲鸦片塞进美国宪法和新大陆的十八世纪。
唯灵论的第三代传人叫Emanuel Swedenborg（伊曼纽‧斯威登堡，1688-1772），他是十八世纪唯灵论在启蒙时代的辩手。斯威登堡受过较高的教育，据说还听过牛顿的课。这适合在十八世纪众神喧哗的季节占据一席之地：“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将自己的神学使命定义为：a Servan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n True Christian Religion——在真正的基督教中作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应该是“你们都……唯独我……”这种“流氓木师”的鲁班。那么什么是他理解的真正的基督教呢？我们可以欣赏他的名著《天堂与地狱》就可以一目了然。斯威登堡的真正基督教信仰与圣经启示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完全来自他的白日梦。在这些梦呓之中，他繁殖了浩如烟海的神学胡说。“我作了梦，我作了梦”，最早是1741年，科学家已经 53岁了；三年后，在复活节，得到神的启示开始写作和发表 The Heavenly Doctrine to reform Christianity。并且从那时起，斯威登堡或瑞典的土行孙加孙悟空，可以自由上天入地，与广大天使天军以及妖魔鬼怪“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据说斯威登堡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造访了古今中外在天堂或地狱中的人，完成八大册著作《天堂与地狱》。像当代所有极端灵恩运动和邪教教派的人士一样，斯威登堡热衷于宣布末日的具体时间。他说末世审判在1757年已经开始了，但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比如斯威登堡才能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斯威登堡最后宣布，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斯威登堡还在这个世界摆摊叫卖，在中国已经被城管接到“神圣的殿堂”了，教会很嫉妒。
2、卫斯理与循道宗
现在我们从欧洲大陆转向英伦群岛以及北美。我们没有理由像调侃巫灵论那样对待约翰卫斯理和循道宗运动。至少在十八世纪，卫斯理弟兄代表了教会重建相对健康的方向。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是英国圣公会的信徒，他看见了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覆盖之下英国人灵性生活的普遍败坏。这是卫斯理复兴运动的出发点，这个运动与再洗礼派、清教徒运动、敬虔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浸信会运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针对的现实不仅是社会黑暗，更是教会的“停滞”；他们都反对教会建制、教会体系、教义、圣礼、神职；转向诉诸内心、道德、社会关怀（穷人福音、慈善事业、戒酒运动、妇女运动、废奴运动等）、海外宣道和情绪宣泄。教会聚会逐渐让位于露天集会、祷告会、布道会、户外福音营会（camp meeting）等等“广场文化”。camp meeting的首创者来自加尔文主义阵营。James McGready （c. 1760–1817）属长老会，在1799–1801创立第一家camp meetings，打响了针对主日崇拜的第一枪。这种户外活动很快风尘扑向美国西南海岸。卫理公会在中国主要影响集中在台湾、福建、温州和四川。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也是辱骂我们的人相对密集的地方。
不过卫斯理本人还没有这样极端。Methodism这个概念本身也表明，至少起初他们是愿意遵循圣道的。不过很快，循道宗的“道”或卫理公会的“理”不再是圣经之道理，而强调他们的宗派规范，一方面是穷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医院、大学、孤儿院、救济所），另一方面是个人成圣。为此循道宗对信徒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第一代循道宗的领袖还有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他实际上是一位作曲家；他的一些名曲收到了LSB中，包括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另外一位领袖就是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腓德，1714-1770），他是加尔文主义者，很快与卫斯理分道扬镳。卫斯理显然继承了阿民念的部分思想，特别是普遍救恩论（Christ died for all of humanity, not just for a limited group, and thus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God’s grace）；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让加尔文主义者感到愤怒。在和Whitefield的争辩中，卫斯理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加尔文主义者的上帝是魔鬼（your god is my devil）；我不相信绝对的预定论。
在自然神论成为显学的英国，约翰卫斯理神学的出发点首先是平衡理性和宗教感觉之间的冲突。其次，卫斯理深受马丁路德神学的影响。卫斯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见证：1738年5月24日黃昏，约翰卫斯理在艾德门街 （Alders gate）的一次聚会中听到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序文，突然大受感动，宣称他从此真正重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会中有人宣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信序文》。当他描述‘神藉着人对基督的信心，在人里面所施行的改变’时，我觉得心中奇異的温暖。我觉得，自己确实已信靠基督，藉着基督得着了救恩；並且祂给我保证除去我的罪，救我脱离了罪和死”。总的来说，卫斯理的神学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一些思想和路德神学相近（大卫鲍森应该深受他“圣灵救赎论”的影响）。只是在穷人福音（混淆了灵性贫困和社会贫困的界限）和个人成圣（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 perfection）方面有些极端。卫斯理对穷人的偏爱也许启发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者：“I love the poor. In many of them I find pure genuine grace, unmixed with paint, folly and affectation”。卫斯理死后，循道宗在社会福音方面越走越远，这是十九世纪教会的一种流行文化。
3、新大陆的几次大觉醒
在某种意义上，循道宗运动是借着它内部的分裂进入新大陆的。在十八世纪，怀特腓德是蜚声新大陆的英国名牧。他是加尔文循道宗（Calvinistic Methodism）的创始人，然后是美国的废奴主义先驱。他和卫斯理在预定论上分道扬镳之后，并非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会走一条与敬虔主义相反的路线，正相反，他让我们看见灵恩运动和加尔文主义的“浑然天成”。怀特腓德比同时代的爱德华兹在传道上更加“情绪失控”。怀特腓德开辟了后来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深恶痛绝的新纪元文化：满地打滚、痛哭流涕、仰天长啸等等。事实上就在那个时代，英国和北美很多教会对怀特腓德的激情表演深不以为然。其中包括浸信会在美国的扩张，不过浸信会在强调圣洗礼的严肃性的同时，废弃了婴孩洗礼的传统，反而循道宗继续保留了这个传承。怀特腓德在某一方面和乔治-福克斯相似——一位叫Selina, Countess of Huntingdon （1707- 1791）的伯爵夫人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乃至被称为卫理公会的圣特蕾莎（St. Teresa）。
十八世纪福音奋兴运动在美国主要表现为Great Awakening（大觉醒运动），代表人物有James Davenport, Jonathan Edwards, Gilbert Tennent 和前文提到的George Whitefield。很多中国读者都熟悉其中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爱德华兹在大觉醒运动期间写出了《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他的《信仰的激情》早就翻成了中文。遗憾的是，中国教会似乎只记住了“激情”，而忽视了“信仰”。爱德华兹是反对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反教会的极端主义者。至少，爱德华兹是高度重视讲道的（一生写过600余篇讲章）。当然，极端灵恩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个人反而愿意正面理解1750年6月22日那个教会决定：北安普敦圣公会以230票对23票，通过辞退爱德华兹的牧师职分。这並不是偶然的事件。至少道理并不完全站在爱德华兹一边，所谓“家长报复”只是一家之言。
大觉醒运动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弱化了牧师在教会中的职分，同时使讲道台失去了认真准备讲章的传统；即兴讲道很快就成了胡说八道，并让更多的牧师从启蒙时代就开始懒惰成瘾，最多以探访的名义不务证道之正业。不仅如此，牧师牧会的热心不断下降，巡回布道开始取代主日证道，名牧和明星分享了人类内部的收授荣耀。马丁路德金、图图大主教，已经将使徒保罗的形象搞得面目全非；但中国人喜欢这种变化，而且追求这种大型布道会的市场效应。中国一些名牧和福音大会献身以逞；而更多朝思暮想却出风头而不得的教痞，嫉妒得咬牙切齿，一地鸡毛。“打击牧者，羊就分散了”，在这方面，大觉醒运动和世俗化运动，不过是魔鬼在新大陆拆毁教会的左右手而已。当然，与此同时，浸信会和卫理宗教堂先后兴起，而这些教会无一是传统教会。在大觉醒运动中，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支离破碎之后更加雪上加霜。实际上500年来，攻击教会的缺点成了一种卑鄙而普遍的人性，任何阿猫阿狗一样的人，都可以通过羞辱耶稣的新娘而在外邦人的广场或大会上扬名立万。现代史如同大红龙要吞噬那刚刚分娩的妇人和她的孩子。没有任何一场反教运动不以这位新娘或神的家为牺牲品，然后他们和巴比伦人一起，海上的野兽和陆上的畜生一起，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又用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将这场掠夺和凌辱定义为启蒙和奋兴。这一场又一场的性兴奋，在羔羊的婚筵之前，必被审判。
爱德华兹后继有人，Charles G. Finney（查尔斯•芬尼，1792-1875）是美国内战之前的“奋兴家”；被夸张为“现代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芬尼在加尔文主义中浸淫多年，所以这位叛徒仍然让“归正神学”咬牙切齿。内战之后的奋兴领袖是Dwight L Moody（德怀特•莱曼•穆迪，1837-1899）。不过这是十九世纪的故事，我们要留到下一周去讨论了——我们将看见，教会怎样开始集体地不务正业，转向“社会改革”，告别讲章，从音频时代走向视频时代。
4、文化基督徒溯源
最后我们应该用一点时间谈谈教会的文化自卫行动——面对自然神学的拉伯沙基大军和外邦人二万万马兵，教会中有人起来，用理性主义本身的逻辑，起来反驳世俗世界的进攻。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威廉 佩利 （William Paley，1743—1805），他首先让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启蒙运动的一边。他是“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的主要辩护士，著名的“钟表类比”就是他的杰作。《手表和它们的制造者》应该已经翻成中文了。威廉•佩利贡献了 “目的论”的经典公式：创造是有序且复杂的；这种秩序证明创造有一个目的，一个“终点”，一个“目标”；一位充满创造性的、神性的存在，是这种目的性的最好解释。另外一位承担教会“文化使命”的人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创始人。里德的主要论敌是休谟——人不是靠怀疑主义或“观念论”生活，而是靠常识；信仰也是如此。里德在美国的精神传人应该是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最后我们应该认识一下Joseph Butler （ 1692-1752），他是里德的“教父”——用自然神学的逻辑和证据驳斥自然神学的结论（Design argument）。他的思想可以参考中文译著：《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英）约瑟夫•巴特勒著，闻骏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时2008年出版。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启蒙时代的“异见作家”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至少和启蒙明星们相比，他们几乎全部掩盖在历史和导向的风尘之中。不过这些“文化基督徒”的作品和辩护同样是软弱无力的，而且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神学风险。一方面，在启蒙时代，教会迎合自然理性和人本主义从启示向设计连续败退；另一方面，理性科学实证的方法从来不是圣经启示的传道主流。然而我们都知道，文化基督徒后继有人，今天也成为中国教会一道风景线。这道实证主义风景， 和神迹主义者分享了中国教会的注意力。
写到这里，十八世纪已经落幕了，尽管十八世纪的各种思想在以后将会被不同的人发扬光大。但总的来说，十八世纪不仅是社会的黑暗时代，更是教会的黑暗时代。正如耶稣说的：黑暗掌权了。十七世纪，宫廷舞会（凡尔赛）取代教会聚会成为社群中心；十八世纪，贵妇沙龙取代教会聚会；在街上，自由引导人民（Die Freiheit führt das Volk；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一个赤身的女人带领一些暴徒冲向暴君的同时，顺手焚烧和掳掠了教会。这的的确确是启蒙的文化图腾：情欲加上科学。我相信神使用了这场运动，就是这场非宗教化运动不仅摘除了稗子，而且使基督徒重新成为人类的少数人或拿撒勒人；使教会再次看见福音的重担。
不过启蒙运动的败局已定，最后没羞没臊地草草收场。打扫战场的工作，在世界是浪漫主义，在教会是奋兴主义——你可以将这两种表情看为一种死不认错的尴尬或自我解嘲，他们最后的释放或自戕就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由于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在人类思想史上，罕有任何一场思想风潮像启蒙运动这样具有喜剧效果。汉字“蒙”即“草丛下面的猪”。这场运动以羞辱人类为出发点和归宿，结果被人类兴高采烈、心悦诚服地加以追捧。这种愚昧只有两种情形可以类比，第一种是中国的龙文化：龙的传人们以耻为荣地甘愿放弃神的儿女的身份，将一个杂种（龙）视为精神之父。第二种就是进化论，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宣告人类本是畜生中的畜生（高等动物），人类欢呼说：达尔文同学说的多么的好啊。启蒙是什么意思呢？一些自以为自己不是猪的罪人，宣布你们所有人都是猪，然后需要更猪的他们来开启你们的猪栏。启蒙运动只是瞎眼领路的一场金牛犊崇拜。但人性踊跃，近现代史直如福音书中被鬼附着而狂欢奔走的猪群；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看万豚奔腾，百豕争流。世界成了前所未有的“食槽”；而今天，该轮到我们中国饕餮一番了。这是永远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这是永远的圣诞故事。
任不寐，2014年08月03日
补记：写完这篇论文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写的太长了，已经没有办法将本期“问答与回应”的其余内容一同编发出来（凤凰网站对每篇博文的字数有限制）。所以只能忍痛割爱，将本期“问答与回应”余下的内容合并到下周的相关博文中。在这里恳请大家谅解，也谢谢大家的提问和参与。更为所有的长进和对真理的热爱，特别是对每日查考圣经的热情感谢神。不过这样一来，也让这篇博文的信息更加集中。长期以来我一直有彻底清理启蒙文化的写作计划，今天算是如愿以偿。天下苦秦久矣，教会尤其饱受茵陈。这篇论文可以这样冠名：《不要怕他们——重建启蒙破碎的城墙》（尼希米记 4:1-23）。求神使用，愿主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