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农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明末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乃以耶稣会为主,为吸引当权者的注意,他们刻意选派了一些较精通历算和兵学的会士来华,并将这两种知识传授给部分奉教的士大夫,做为其在官场上发展的重要晋身阶.崇-祯二年(1629)九月,礼部左侍郎管部事徐光启(教名保禄;1562-1633)奉旨开历局,率李之藻(教名良;1565-1630)以及耶稣会天文家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邓玉函 (Jean Terrenz, 1576-1630) 等,在局制器测验并译书演算.三年,因邓玉函卒,又徵西士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和罗雅谷 (Jacques Rho, 1590-1638) 协助.
随著流寇和后金侵扰的扩大,徐光启还积极投入兵事,且在李之藻等天主教徒的协助之下,於天启,崇-祯年间多次自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募集大铳和炮师.徐氏的入室弟子孙元化(教名意诺爵;1581-1632)於登莱巡抚任内,更在葡萄牙籍军事顾问的协助之下,练成一支善用西方火器的精锐部队,但这支部队却因故在孔有德和耿仲明的率领下於吴桥发生兵变,且於稍后投降满洲,令后金不仅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炮,而且得到由西人所直接传授的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促使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呈现明显消长.
1644年,当崇-祯皇帝的政权瓦解之后,不仅国内群豪并起,且引发满洲的觊觎.部分以历算和兵学闻世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徒,也和其他许多有政治理想或野心的人一样,把握机会活跃於几个分立的政权中,他们或许还更进一步希望能开创出宣教新局.
当时在新入主北京的清廷中,有汤若望和龙华民等耶稣会士,他们率奉教的历局天文家成功获得钦天监的掌控权.管钦天监监正事的汤若望,更利用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崇高地位和人脉关系,多方护持天主教在清朝统治区内的传教事业.为一统江山,清人也派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吴三桂四位异姓王攻掠西南,而他们均出自孙元化麾下.徐光启等明末奉教士大夫完全不曾预料他们借助西洋火器和葡籍军事顾问所装备和训练出的精锐部队,竟然转为敌人所用.
至於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中,则有获赐「天学国师」的耶稣会士利类思 (Ludovicus Buglio, 1606-1682) 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 s, 1611-1677),他俩受命制作天文仪器和翻译历书,还曾替张献忠某一侧室娘家的三十二口人领洗,张氏且应允在政权巩固后,为其修盖大教堂一所.在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亦有奉教士大夫担任重要职位,如精通西洋火器的韩霖(教名多默,徐光启门生;1596 -1649)乃担任李自成的参谋,入京后,他获授礼政府从事(大顺朝改明之部为政府,主事为从事),并荐同教好友魏学濂为户政府司务.
即使各南明的小朝廷,亦不乏耶稣会士的身影.如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 即尝奉弘光帝之命赴广州「通南洋舶」(内情不详).毕方济也曾利用其与隆武帝的私交,而上呈〈修齐治平颂〉,劝皇帝无邪思,无二妇,勤仁政,敬上帝,并以「宣谕使」的身份受命赴澳门求援,隆武帝在御赐的赠诗中,还有「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句,应允在借兵成就大业之后,将许西士在华自由传天主(太昊)之教.有些西方资料中甚至称隆武帝当时欲授毕方济封疆王号,并命其为军事大员,愿与他共治国家,惟毕氏坚不受命,仅求隆武帝颁布保教敕书.
天主教在永历朝中的积极表现(如令两宫,皇后,太子和许多朝廷重臣均入教;协助向澳门借兵抗清;参与遣使赴欧等等),更是广为人知的「史实」.然而,部分相关的叙述或仍有待商榷,此因涉及南明的中文史料颇多阙漏讹误,且罕及天主教的内容,而近代许多治天主教传华史的学者,往往撷取西文材料的片言只语即骤下结论,再加上部分与教会关系密切之学者拥有扬教心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遂出现浓厚的移情现象.如瞿式耜和金声等曾与天主教接触的殉国文臣,都被附会成了教徒,而焦琏,郑成功等忠义武将,亦被怀疑曾奉教.又,如西文材料中曾提及一位教名为路加(Lukas 或 Luke)的军官,但在中文的教史中则分别被系於丁魁楚,焦琏和李定国等人,且多无进一步论证.
由於当时有些西文著述的作者,对中国充塞著各种幻想与憧憬,且多不曾身历其地或其事,以致内容常未能信而有徵.即使是在华传教士的著述中,也往往因认识不足甚或为宣传成果,而有曲解或误解事实的情形.故我们确有必要加强中,西文史料的辨读,会通与解析,期使史事的真貌能清楚浮现.
本文因此将焦点置於永历朝,尝试重新检阅相关的原始文献,并深入解读其内容,以探讨奉教人士如何在这个最后的南明政权中善尽人事,期盼教会可以藉中兴之功而在中国生根茁壮,甚至培植出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文中亦将以相当篇幅辨明并理清前人许多「人云己云」或「稗官野史」式的说法.
二,永历内廷与西人西教的往来
天主教在永历朝中十分活耀,共有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又名瞿纱微)和卜弥格 (Michael Boym, 1612-1659) 两位耶稣会士经营其间,且担任该会中国副省省长 (Vice Provincial of China) 的曾德昭 (Alvaro Semedo, 1585-1658) 亦曾到访,传教士们除替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和皇子领洗之外,亦涉及向澳门请求军援与遣使赴欧等事,但相关的叙述一直众说纷纭,本节即综合中西文材料尝试加以理清.
永历朝的太监庞天寿(教名亚基楼,Achilleus)或是内廷中最早入教者之一,他是在天启间或崇-祯初由龙华民领洗的.崇-祯殉国后,他投奔隆武帝,永历元年(1647)八月,担任位高权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并在其师瞿安德的协助之下,令内廷许多重要人物均入教.
根据西人材料,瞿安德同时替两宫太后和皇后施洗礼,而受洗之时,庞天寿还充当教父,永历帝当时身在异地,两日后返回始知道此事,但并不反对,惟因其不能遵守一夫一妻之诫律,本身并不愿入教.王太后在受洗后,曾祈请天主使满兵败退,越数日,果有数省反正.不久,皇后生子,瞿安德要为其举行洗礼,皇帝或担心他将来不能娶嫔妃以广子嗣,故坚不同意.但因此子在三个月大时害重病,为求天主庇佑,乃允其入教,庞天寿仍充教父,旋即康复.永历帝遂派遣一使节团至澳门,於二年(1648)九月在耶稣会教堂的祭坛前行礼,表达对皇子病愈的感激,且藉机请求军援.惟各文献中对相关纪事的系年和细节常有出入,今试从中文材料推判之.
首先我们或需先略览一下永历初期的史事: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朱由榔在肇庆称帝,以明年为永历元年(1647).元年正月,跸桂林;三月,帝入全州,瞿式耜和焦琏在桂林大败清军,其中毙敌骑数百所用的西洋大炮,即是由庞天寿所督造;四月,跸武冈;五月,桂林再捷;八月,武冈陷;九月,帝入柳州;十一月,梧州陷,帝至象州,决定北上跸桂林,但命庞天寿等扈两宫和皇后南下至南宁(位於桂林西南方,直线距离约320公里);十二月,跸桂林.二年正月,清将金声桓以江西反正;二月,明将郝永忠之兵入桂林大掠,帝出奔;三月,幸南宁;闰三月,李成栋亦举广东反正;四月初,皇后在南宁生皇子慈炫(详见后文);六月,帝入浔州;七月,至梧州;八月,移跸肇庆,以安抚投诚之李成栋.
经比对中西材料后,知瞿安德应最可能在永历二年(1648)三月说服两宫等人入教,因只有此前的四个月期间庞天寿不在帝旁,而是扈从两宫和已怀孕的皇后居停在南宁,直至二年三月,永历帝始幸南宁,旋又出现与瞿安德预言相合的李成栋反正事件.此一推论与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所称瞿安德是在1648年3-4月间替两宫和皇后领洗的说法若合符契.又因王太后在四年十月致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分别用「 年於兹」和「阅 年」来叙述己受洗的时间(详见后文),若首尾并计,从二年三月至四年十月,确已经历三个年头,亦合.至於皇子慈炫受洗的时间,则应在三个月之后的二年七月左右.
虽然有些文献指称两宫,皇后以及慈炫是同时受洗的,但我们从内廷诸人的教名亦可间接推判诸后领洗应在慈炫之前.此因瞿安德替王太后所取的教名为烈纳 (Helena),这原为罗马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临死前受洗)其母之名,本意或希望其子永历帝能效法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13年颁布信仰-自由诏书的事迹,成为中国第一位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的君主,然而,永历帝或因无法遵行十诫所要求的一夫一妻制等因素,而无意入教.瞿安德遂将愿望置於慈炫身上,特意将其教名取作当定,此为 Constantine 音译之简称,且其字意对垂亡的明廷也深具意义.亦即,慈炫若和诸后同时受洗的话,Helena 理应被取作其母王皇后的教名,以对映到君士坦丁大帝母子的关系.
永历二年(1648)八月朔,在几经流离之后,帝终於又移跸其发祥正位时所在的肇庆,而天主教也已在内廷中蓬勃发展.随侍的司礼太监庞天寿当时奉命提督勇卫军,他在此军中起用「西番书」为符识,并举荐其师瞿安德掌钦天监事,伴随当时各种附会的「祥瑞」,瞿安德亦藉机进献「图谶」,令帝大喜.该图谶是一幅绘有圣母玛利亚怀抱新生耶稣的画,旁边站著圣约翰(St. John;曾为耶稣施洗礼,并揭示其为救世主).对永历帝而言,玛利亚母子直接就对映於王皇后母子,慈炫或被看成将挽救明朝於沦亡的救主,而圣约翰当然就对映於瞿安德.
永历二年(1648)九月,明廷派使节抵达距肇庆不远的澳门,除在教堂行礼表达对皇子病愈的感激外,并藉机请求军援,瞿安德亦於十一月至澳门代请,据说澳门随后派了一支三百人的部队,携炮二门往援.三年正月,时任耶稣会中国副省省长的曾德昭,在瞿安德的伴随下经广州抵达肇庆,在大约两个月的停留期间,曾德昭答应王太后和庞天寿将再增派一位传教士协助瞿安德,曾德昭回返广州后,就指派卜弥格前往. 永历三年(1649)正月,瞿安德获准颁行以西法所编定的新历,取代了明朝已行用约两百八十年的大统历,惟在同年十二月,此历即因给事中尹三聘劾其「擅用夷历,爚乱祖宪」,而遭废行,知耶稣会士当时虽在内廷的影响力颇大,但尚未能获得永历朝廷的全面支持.
至於永历朝向澳门借兵一事,亦众说纷纭.陈垣尝称「毕方济自永历元年(1647以洋兵三百,拒清人於桂林后,阅二年即卒於广州」,出处未详.其说或得自萧静山,因其《圣教史略》中有云: 永历即位之初,遣庞天寿偕毕方济同至澳门,商议借兵事……葡国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来桂林助战,以瞿纱微为随队神父.桂林府得三百洋兵助战,大有可恃.永历元年三月,清兵大队来攻,一望如云.式耜即令焦琏拒战……杀敌人无算.
至於萧静山之说,则应源出西文纪述,其中不仅声称有葡兵三百参与永历元年的桂林保卫战,更有明指这些军士是由一名为 Nicolas Fereyra(或作Nicolo Ferreira)者所率领.然而奇怪的是,文献中除见此人之名外,对其前后事迹竟然毫未提及,且亦未见任何原始资料说明此一部队是在何时又是如何募集的.
由於葡萄牙自1580年起即被西班牙统治,直至1640年始再独立,而澳门则是在1642年才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但在当时签署效忠葡萄牙王约翰四世 (John IV, r. 1640-1656) 的三百多位公民名单中,并未见 Nicolas Fereyra 之名,故笔者颇疑澳门当局会将此一军援南明之重要且敏感的任务,交付一位五,六年前在当地仍藉藉无名之人.而对任何一位新近才抵澳的人而言,恐亦很难在短期之内掌握到有关明清政军情势和内地风土地理的足够常识,以当此大任.且若当时确有外人助战,则瞿式耜率焦琏等人在此役中立下大功的西洋大炮,应最可能由葡兵操作,那麼他於报功疏上,理应提及这些葡兵,然而在当时的中文文献中,却不曾见及任何片语只字.
大陆学者瞿果行先生虽亦主张在永历元年(1647)的桂林保卫战中,应不可能有三百葡兵助战,但其论据颇难令人信服,因他声称明军主帅瞿式耜乃为一坚持民族气节之人,故应不会借葡兵助战,事实上,明廷早在北京-沦陷之前即已向澳门借兵抗清了. 除了永历元年(1647)的桂林大捷之外,西文资料中还称澳门於翌年又另派遣了三百军士协助南明抗清,英国知名历史学家 Charles R. Boxer (1904-2000) 怀疑此或将Nicolas Fereyra 先前之事混淆成二.且若此事属实,则他们应最可能隶属於庞天寿所统率的勇卫军,而王夫之(1619-1692)也就不至於称这千余名勇卫军尽皆是「尪疲市民」了.
当时或因受永历内廷纷纷领洗一事的影响,许多欧人在激情之下往往有意无意地衍生出前述穿凿附会的说法.然而,大学士陈子壮於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在端州起义时,「衣甲器械,无不精绝,部伍士卒,皆蛋户,番鬼,其人敢勇,善发西洋铳,故杀敌不下数万计」,此处善发西洋铳的番鬼,是否与澳门援军有关,则待考. 卜弥格在其所撰《中国地图册 (Magni Catay)》的海南岛图中,曾有一段内容与永历朝中的天主教活动相关,该图的右下方绘有两蟹,壳上可见明显的十字纹路,图上所写的拉丁文说明曰:
两广附近中国海中出蟹,蟹背有白十字架,两旁有二旗,亦白色.蟹熟成红色,架与旗仍不变其色.1647年,此类海蟹重见.缘是年永历皇帝即位,继承十二帝之帝业.同年,太后烈纳,帝母玛利亚,帝后亚纳,皇太子当定,并在耶稣会神甫前领圣洗(时永历皇帝尚为预备领洗人).天主於此乱时故示灵异,因皇室之领洗,遂致十字架旗之胜利也.
此蟹应非杜撰,因台湾等地所产的锈斑蟳 (Charybdis feriatus) 即拥有类似特徵,此种蟹全身杂布红褐色及暗褐色斑纹,俗称花纹石蟹,红虫市仔,火烧公,十字蟹或石蟳,成蟹在壳的中=央有明显的淡色十字花纹,两侧亦有类似旗帜的纹路.且锈斑蟹蒸熟后只较先前颜色稍红一些,而不会像红蟳会转呈鲜红色.
至於前引文中所谓的「十字架旗之胜利」,应指的是永历初期几件振奋人心之事,如元年(1647)的桂林大捷,二年的金声桓和李成栋反正.而该「十字架旗」或即庞天寿在勇卫军中所起用的有「西番书」符识的旗帜,此举很可能受到日本教会的启发,因在宽永十四年(1637)爆发的岛原之变中,由天草四郎所领导的叛军多为天主教徒,而其所用的军旗即绘有十字,圣杯和天使等图案,并书有原意为「荣耀归於圣礼」的拉丁文(西番书).
然而,卜弥格在前引文中所称永历朝之两宫,皇后和皇子同在1647年领洗一事,则明显有误,且慈炫当时尚未出生!由於卜弥格是在永历六年(1652)完成《中国地图册》一书的,当时他人在波斯,笔者颇怀疑旅途倥偬的卜弥格或犯了系年的错误.事实上,同一段叙述中亦出现其它讹误,如朱由榔本是在隆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合西历1646年12月24日)即帝位的,就与前引文所称之1647年略差.至於卜弥格宣称永历帝是一位「预备领洗人(catéchumène,指受洗前接受教义启蒙的初学者)」,更明显过甚其词,一厢情愿.
永历帝虽曾遣使请求澳门提供军事援助,但因东南沿海的海盗猖獗,且澳门当局期望能加强与满洲统治区的贸易关系,以致未能获得适当回应,庞天寿等天主教徒遂思考直接向欧洲求助,此举可能亦受到日本教会的激励,因天正(1573-1591)年间及庆长十八年(1613),奉教的大名即曾数次派人赴欧觐见罗马教-皇. 瞿安德在1650年11月写给耶稣会奥地利省省长的信中,就已提及筹组之事,但当时尚未确定谁将出任此一任务.最后,澳门的耶稣会决定派遣卜弥格赴欧,庞天寿亦选派了一位教名为 Andreas(与瞿安德同名)的游击相从,其姓在文献中的拼法不一,分别作 Hien, Sin, Siu, Kin, Chin, Chen,伯希和疑其姓沈.
由於此人曾随卜弥格至西安府考察新出土的「大Q景教流行中国碑」(详见后文),两人并将石碑译文及逐字拼音交卜弥格的同会好友开意吉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发表,故我们或可在开意吉的著作中找到较正确的答案.开意吉尝引录卜弥格之文而记此人之姓为 Chin 或 Sin,查景教碑文的拼音表,可发现「臣,真,振,镇,震」等字均作 Chin,「慎,神,身,升,圣」等字作 —im,而「成,城,称,正,政,证」等字作 Chim,惟并无字音作 Sin,因知卜弥格应会将「沈」姓译作 —im,将「成」或「程」姓译作 Chim,将「陈」姓译作 Chin,故下文暂以陈安德称呼此人.
卜弥格当时携有几封由王太后和庞天寿写给罗马-教-皇,耶稣会总会长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信函,其中有些早已公布且广受重视,笔者在下节中将就其内容做一较深入的讨论,希望能稍补前人之不足.
三,永历内廷与天主教相关之文献（节略）
1. 王太后致谕罗马教皇因诺曾爵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於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请入教领圣洗, 年於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涘(笔者案:应作「埃」)答(笔者案:通「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大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复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2. 王太后敕谕耶稣会总会长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 谕耶稣会大导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大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遂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 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帝,太祖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著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事情,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 !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3. 司礼太监庞天寿上罗马教皇因诺曾爵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膝伏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切(笔者案:通「窃」)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怠.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讵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来代告教皇圣父,在於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国家,立跻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恳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徼(笔者案:通「邀」)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维慈鉴,不宣.
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 慎余
4. 司礼太监庞天寿书奉耶稣会总会长函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敬於罗玛圣厄格勒西之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予老师卜弥格尔—耶稣会顿首拜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书奉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台前:切(笔者案:通「窃」)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尊会士开导愚懵,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要立少(笔者案:同「妙」),尊会之恩,累思报答(笔者案:通「答」),未获涓涘(笔者案:应作「埃」).每愿躬诣尊师,奈国家多故,未克遂所愿怀,殊慊慊耳.今奉皇太后懿旨,敢烦尊会士卜,圣名弥格,归航泰西,告教皇圣父及大尊师,彼知吾怀,能详愚悃,兹求大尊神父并于尊会之友,在圣祖意纳爵座前,祈祷天主耶稣慈炤中夏,矜怜主臣,悉知钦崇圣诲,享太平际而已.复恳神父大尊念我寡力德浅,赐尊会圣人通劳之共分,则惠顶戴不极.再多使老师臻我中邦,广普铎世人悟悔.仰徼大造,实无穷矣.敬制薄牌,愿大尊安於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少表将贡,聊致祝私.
永历肆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 慎余
5. 司礼太监庞天寿致威尼斯共和国诸公拜帖
泰西物搦齐亚 光地公朝,皇,会帖子.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饷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敬於物搦(笔者案:漏一「齐」字)亚 光地皇,诸侯及公朝,总会,予(笔者案:原识成「于」字)老师卜弥格尔—耶稣会奉拜.
6. 马皇太后谕耶稣会士瞿安德书
皇太后谕瞿先生:予在世所作罪业,深如丘山,又虑虏寇交虹(笔者案:通「讧」,其意为「乱」)之际,人心涣散之时,危在燃眉之急,恐落於凶恶之手,以污秽了身体,惟望先生替予每日在天主,圣母圣前祈求,遣天神护持予身,全其名节,只愿善终,不枉进教,一尝生死,感诵胜(笔者案:通「盛」)德不朽也.
四,永历皇太后之尊号与徽号（略）
五,结论
天主教在永历朝中的发展,由於出现异族入侵,太子受洗以及遣使赴欧等戏剧性的情节,一直吸引了中外古今许多人的浓厚兴趣,更萌发奉教人士无限的想像与怅惘,因此成为几乎每一本综论中国天主教史的著述均不能不提及的内容.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的期刊论文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学界对庞杂的中外文献的梳理和辨读,却一直无法有效突破.笔者在此文中首先整合前人的成果,接著,在爬梳大量的南明史料并藉助网路搜寻的强大功能之后,尝试透过严肃的逻辑思辨和历史考证,将中,西文史料加以会通,并对相关的史事进行深度解析,希望能将永历朝天主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文中首度理清两宫和皇后受洗的时间及其环境背景,根据前文的讨论,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在永历二年(1648)春达到高峰,当时帝在桂林,正为朝廷的存续艰苦挣扎,而奉教的司礼太监庞天寿则受命扈从王,马两太后以及已怀孕的王皇后僻居在大后方的南宁,面对旁徨灰暗的未来,被许多人认为有能力或管道引进西方先进火器的耶稣会士,很可能触发内廷的某些遐想.在这种特殊的背景环境之下,瞿安德终於二年三月说服王,马两太后以及王皇后入教、返回南宁后始得知此事的永历帝,并未反对两宫的宗教选择,但他本身则不愿入教.永历二年(1648)四月,皇后生皇三子慈炫(前人多误其为皇长子,且误以他是第一个被册立的太子,又,清人文献因避康熙帝名讳,而迳改其名为慈烜);七月,此子在王太后的主导以及皇帝的允许之下亦受洗.八月,还跸肇庆后,天主教在永历朝廷的发展达到高峰,因透过庞天寿的举荐,瞿安德获掌钦天监事,而庞天寿在其所提督的勇卫军中,亦起用天主教的符识,永历帝当时也曾利用这些关系向信奉天主教的澳门当局请求军援.但因澳门当局颇为看重与清朝占领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且对南明政权的存续欠缺信心,故并未积极进行军事介入.
当时两广和澳门均同属耶稣会的日本省,在日本幕府残酷迫害奉教人士之后,该省的注意力即放在永历朝廷之上.但另一方面,在满清政权中已站稳脚步的中国副省,因担心会妨碍其发展,遂坚决反对继续支持南明.耶稣会士汤若望当时不仅率奉教天文家在清钦天监的权力斗争中取得绝对优势,更很快成为贰臣群体中的重要份子,且与顺治帝和太后等皇族建立相当不错的个人关系.顺治七年(1650),清帝还颁布有名的容教敕书.
随著局势的恶化,永历帝於四年(1650)正月撤离肇庆,暂迁至广西梧州.十月,眼看倾颓在即的王太后和庞天寿遂决定私遣耶稣会士卜弥格使欧,随行的只有一位奉教的游击陈安德,在卜弥格所携去的信中均有意地将尚未被册立为东宫的慈炫称作皇太子,期盼能获得教皇,耶稣会总会长以及其它天主教国家的同情与帮忙.就在卜弥格离开澳门的一个多月前,广州和桂林相继陷落,但他在欧洲时却从不曾提及此一窘况,原因应为避免对其「出使」之事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先前已有颇多学者论述卜弥格「出使」事件中双方往还的函件,但对其内容却一直仍有许多辨识错误或隐晦难明之处.本文因此重新检阅了相关的原始文献,并提出许多新的理解与诠释:如对两宫的尊号和徽号做了远较前人细致的讨论;厘清王太后致教皇书中所称「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句的深意;还原耶稣会总会长答王太后书中「效昔唐代文,玄,高,建诸帝」句之所以混用諡号,庙号和年号的原因;完整解读出庞天寿致「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以及威尼斯共和国诸公拜帖上的文字;论证在耶稣会档案馆所发现的一件永历太后致瞿安德的手谕乃马太后所书,而非先前所认为的王太后…….
永历五年(1651),信教最坚的王太后以及瞿安德先后去世,而卜弥格亦因葡属印度官员反对其任务,而不被允许搭船返欧.或因满清政权已然巩固,且中国副省的教务工作日益蓬勃,耶稣会因此在瞿安德过世之后,就不再派人至南明.而庞天寿对永历朝的态度可能亦於稍后发生转变,如在孙可望於六年迎帝驻跸安龙之后,原为内廷亲信的庞天寿与权宦马吉翔同媚可望,甚至还共谋逼帝禅位,八年,大学士吴贞毓等因此欲潜招李定国率军入卫,事泄,有十八位廷臣被可望所杀,马吉翔与庞天寿等人当时亦曾想藉此事废后,经王皇后在帝前哭诉始免.
至於身负众望的慈炫,於永历五年(1651)十月正式被册立为东宫(先前文献对此一时间众说纷纭),其教名「当定」原就是取君士坦丁大帝之名的谐音,耶稣会士期许他将来能效法该罗马君王,大力支持天主教的发展,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表现,却颇令教会失望.如在东京(属安南)的耶稣会士 Onofrius Borges 於1659年致总会长的信中有云:
我还了解到,皇帝最重要的旨意是让他的儿子当定继承皇位.但直到今天,我们仍一点也不了解这位皇太子在基督信仰上的进展.太监亚基楼在五,六年前就被毒死了.他死了之后,可以肯定瞿安德神父所提出的和以最大努力开创的神圣事业,不仅没有继承下来,而且彻底崩溃了.
惟据其它的西方文献,庞天寿在1657年6月才卒於云南,相当於永历十一年四,五月间,此与中国方面的材料较合.
1651年冬,卜弥格与陈安德从陆路潜离印度,并在地中海边搭船经威尼斯抵达罗马.但其任务曾否获明廷正式授权,却遭到严重质疑,尤其,当时耶稣会正因「礼仪之争」而与许多教会中人产生激烈争执.即使是在耶稣会中,卜弥格亦未能获得足够支持,此因他屡次抗命以致得罪了总会长,且北京的会士也在清廷的支持下派遣卫匡国 (Martin Martini, 1614-1661) 於1653年8月赶抵欧洲,表示反对支持南明.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於接见卜弥格,并交给他两封分别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但其中尽只是应酬式的内容.
自称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弥格,於1656年3月搭船离开里斯本,随身携带著两封教皇的覆书,六封耶稣会总会长致明廷中人的信,两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致永历帝和庞天寿的信,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r. 1643-1715) 据说当时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体回应的,他应允将提供明廷军援.
但当卜弥格返回东方时,澳门当局明白表示不欢迎他借道,以避免危害其正与清人建立的友好关系,卜弥格不得已转赴安南,在此,他得知了王太后和庞天寿的死讯.当时耶稣会的日本省或中国副省都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无助的卜弥格辗转进入中国,1659年8月22日(永历十三年七月五日)终因劳顿而死於边境,卒时只有陈安德陪伴在侧.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与太子俱死於云南,至於马太后与王皇后的出处,有称同时被杀,有称自杀(如属实,则违反天主教诫律),亦有称被俘至北京,不知孰是.
相对於许多陆续背离南明的汉人文臣武将,一往无前为永历朝廷奔波效死的波兰人卜弥格,似乎十分特出.他一方面希冀能为他所崇奉的天主建立在中国的基业,另一方面,也或为其个人的终生志业追求一个圆梦的可能. 在卜弥格去世后的次月,教廷在远东的传教组织出现重大变革,原先在保教权(Padroado) 规定之下由葡萄牙(负责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和西班牙(负责菲律宾等地)负责的传教区,均转由直属教廷的传信部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Faith) 管理.1659-1660年间,教廷分别成立了东京(管云,黔,湖,桂,川及今越南北部和寮国等地),交趾(管闽,浙,赣,粤及今越南南部等地)和南京(管苏,豫,晋,鲁,陜和东北,朝鲜等地)三宗座代牧区,由教皇任命权责视同主教的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以直接掌控所有的传教工作.从此,葡萄牙(以支持耶稣会为主),法国(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西班牙(道明会,方济会,奥斯定会)以及传信部所分别派遣的传教士混见在中国和中南半岛等地,而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各会间的长期矛盾,亦不断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时因许多亚洲国家均对欧人所带来的贸易利润,物质文明或先进火器感到兴趣,故传教士即尝试利用此种需求来协助宣教的活动.如暹罗国王 Chao Narai (r. 1658-1688) 就曾在法籍耶稣会士的从中安排之下,雇用了一支数百人的法国部队驻扎在曼谷等要塞,其中二十四人甚至被选任为皇家禁卫队,两国且数次遣使往还.传教士不仅被允许自由传教,他们还曾以路易十四的名义积极劝说国王入教,惟未如愿,但部分耶稣会士却在法国制造出暹罗国王即将奉教的假象.Narai 的门户开放政策,终在他病卒之后激起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反对人士的反弹,将法国势力彻底扫除.
类似永历朝「王子皈依记」式的故事,也曾出现在安南.1771年,阮惠 (Nguyen Hue, 1752-1792) 率农民军起事,经十余年的争战终於推翻黎氏王朝,黎王外孙阮福映 (Nguyen Anh, r. 1802-1820) 为谋求复仇,遂请法国籍主教百多禄 (Pierre Pigneau de Béhaine, 1741-1799) 携其长子阮景 (Nguyen Canh, 1780-1801) 至欧洲求助,百多禄於1787年代表阮福映与法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r. 1774-1792) 签订合约,同意割让两处贸易港,交换条件是法国必须提供军援.但由於当时法国恰发生大革命,皇室被废,而新政府亦无暇它顾,因此并不曾履约.百多禄於是以私人身分招募佣兵助战,1803年,阮福映终於灭了安南.奉天主教的阮景虽於1793年被立为东宫,却不幸因出天花而已於1801年薨,令传教士在东方扶持一位天主教君主的努力再度破碎.
十六世纪以来,为因应基督新教的持续扩张,天主教亦派出大量菁英赴世界各地传教,虽在亚洲各国偶见佳绩,但终因各种文化,宗教或经济上的因素而遭到失败,甚至陆续被逐出或禁绝,只有在菲律宾等少数地区,因西班牙殖民政策的护持而得以生根.十九世纪中叶,基督宗教重新在中国等亚洲地区发展,但却被许多人视作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遂使基督宗教迄今仍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被视为「外来」宗教,而无法取得类似佛教内化成「本土」宗教的结果,其原因颇值得做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