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杨富雷教授平安：

谢谢您的来信；也期待着您对《灾变论》的真知灼见。一直对您的汉学热情感动。我想这种普世观念一定是从基督来的。因此更高兴地得知您本人果然也在“主内”；这为我们进一步交流提供了可以信赖的自由。

首先，我很同意您的观点，就是“把林昭主要推荐为基督徒是不对的”；不过我理解这里面倒是有“故意”的成分。您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基督徒”现象，我想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在我作为“文化基督徒”的年代里，我也曾参与过这种“创造”。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努力主要不是出于真理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方面的移情。那个时候，我们不仅希望为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寻找超验之根或信仰上的根据，也盼望基督教信仰能够成为促进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和逻辑支点。此外，无论是“文革”还是“春夏之交”，这些极端事件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深刻的绝望，这种绝望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近代思想中都无法被安慰。于是流亡开始了，中国心灵最敏感的部分进入旷野，与神相遇。刘小枫和杨小凯代表前者，而我们几个人在90年代是从后面的“精神困境”中转向十字架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相信，这是一个必然要继续分化的思潮，要走向各自的极端或您说的“绝对化”。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基督徒是汉语实用理性的传统与一知半解的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她是一种过渡时代的思潮。所谓文化基督徒，并非专指有文化、或者自以为有文化的基督徒（“基督徒知识分子”），而是指把基督教信仰当做一种文化的“基督徒”。正如您看见的，最近几年“文化基督徒”现象确实出现了分化之势。

您的洞见显然是事实：“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部分人的政治和神学方面的‘绝对性’使我有点儿失望的感觉，不管是‘保守’的绝对还是‘自由’的绝对都会引起积极的争论和对信仰的误解”。至于“你怎么看最近的发展？”我的观感确实有些不同。我对目前“政治”和“神学”的绝对化并无焦虑。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用神学投身“政治”的方向仍在继续，并且后继有人；赵晓等人是其中的接力者之一。只是这个方向开始越来越捉襟见肘，原因之一是随着信仰的深入，将这两者结合造成了越来越多逻辑上的困难。这一点在旧金山的一些“政治祷告会”、还是在一些“福音政治机构”的运作上，都显露无遗。当然，“逼迫”本身刺激了家庭教会与政治神学的和睦，但新约中的逼迫事件并没有造成政治运动。该撒和上帝的合一只是该撒的想法，但上帝的权柄更高。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学”本身的绝对化，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方向。我把基督徒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神的仆人，就是完全委身的传道人、牧师等。另外一类就是平信徒。“神仆”必须在信仰上“绝对化”。保罗这位前犹太教知识分子从两个方面阐明了他的绝对立场：第一、“只传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第二、“务要传道”，而且“我若不传道，我就有祸了”。改教以来的“五个唯独”也宣示，教会的基要真理必然是“绝对的”。事实上，“神仆”的政治热情（包括反政治热情）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假信徒，无论他关切的政治事业如何具有正当性。而至于平信徒，我以为他们可以从事包括政治在内的任何人间事业。换句话说，这是腓利与埃提阿伯太监的区别——归正后，埃提阿伯太监可以欢欢喜喜继续赶路，而腓利只能被神抓去，作上帝的奴仆。希腊文圣经反复使用“奴隶”一词来说使徒是“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没有自由，或者说，因为称为上帝的奴隶而获得了属天的、排他的自由。

您谈到的另外两个问题非常有趣。第一、“加尔文主义在中国城市教会的影响”；第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信徒对艺术、文学、电影等文化表现形式的态度”，这个问题您联想到《灾变论》中“美育代宗教”这个概念。我并不否认“文化和艺术”是教会和信徒应当重视的领域，是传福音的一种好方式；尽管加上“之一”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不太在意，这样的禾场里的事工，是否有利于“建立多样自由正义的社会”。这个“任务”从来不是“神仆”的。而我对您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我把“加尔文主义”和“宗教美学”视为从文化基督徒到神仆的转向中的中间阶段，这个中间阶段正是划分为这两个方面：一面是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另一面就是感性与信仰的结合。这两个方面在今天中国教会、特别是“基督徒知识分子”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我先说说加尔文主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对加尔文主义的一些批评引起了一些门户之怒。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越是了解这种神学，我们越是看见，在那里以上帝主权的名义为理性打开的方便之门，是近代以来很多极端思潮的渊源。但是，这种理性所赋予的上帝绝对主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但是，“理性”取代“文化”成为“文化基督徒”新的资源——在地上荣耀神。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连同美国的一些清教徒怀旧者，津津乐道这种荣耀神学，却无视这种神学与欧美教会衰落内在的联系。美国一位朋友开出的药方是，教会应该更关心社会和政治，才能复兴基督教的美国。我的观点正相反，教会的世俗化，结局必然是世俗消灭教会。这不是要建立教会与社会之间的高墙，而是说，越是超越社会的教会，越可能在不丧失“祭司”身份的前提下，向社会发出基督的呼喊；尽管这仍然不是教会的首要目标。

当然，神仆不是神，要避免扮演神论断人的另外一种极端。这种极端主义就是态度绝对主义、羊皮主义、吃人的生命神学、成精神学等等，其实质是追求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神学，为此需要制造和吃掉“看上去很丑”的对立面。我发明的这些概念给我带来的仇敌一点儿也不比从威斯敏斯特方面来的更少；但是，我不需要扫罗的盔甲。最近我看见一些讨论，有一位“河南家庭教会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愿天父上帝赐我们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满有怜悯，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主耶稣说：天国进（近）了，你们要悔改！愿圣灵光照我们，除去苦毒论断。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阿门！”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教会现象，今天的教会培养出来大量的这种“审美神学”。其特征就是“论断人苦毒的苦毒，攻击别人假冒的假冒”。一方面，这种神学只问态度不问真理，另一方面，质问态度的那个态度本身也不是什么属灵的态度，这样的高调总是造成自我指认。这种神学覆盖了整个教会，它背后的精神资源绝对不是圣经的，尽管他总是引用圣经上的字句为自己冲锋陷阵；这背后的精神资源是美学上的快感，这种对态度或外在言词、姿态的审美激情，造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胜利和自我荣耀——“无论如何我都比你有生命”。加尔文有一个观点倒是非常深刻，他说诗篇是一面镜子，能看见我们的人性；但是，审美神学消灭了基本人性。对于一个诚实的信徒来说，“咒诅诗”并不是难题。但是，这是审美神学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只能靠说谎去传讲。我不是一味地反对抒情和文学。我反对没有上帝的抒情。这是伪抒情。没有上帝的美学基本都是谎言。或者陶渊明、屈原、庄子式的精神错乱，或者陆游-白居易式的人格分裂。态度的美给人一种上帝之感，所谓“伟大光荣正确”、“三个代表”、“和谐”、与“智慧，清洁，和平，怜悯，温良柔顺”，都是审美思潮自欺欺人的结果。“文革”吃人的逻辑是“你是反革命”；“属灵”吃人的逻辑是“你没有生命”。这些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假概念、假问题，只是为了让言说者从审美上升到审判；心理学叫“想象力争执”。这种美学名词讲多了，自己都以为肉身成道了，仿佛这些漂亮话谁说谁就是“智慧，清洁，和平，怜悯，温良柔顺”。这不是真的。今天与加尔文主义的不容异说并行的思潮就是这种态度神学或审美神学，它繁殖了大量的文学见证和灵性小品，当然更多的蜚短流长和嫉恶如仇（“义怒”），这一切与极端灵恩派分享了审美的激情。迫害造成一种苦难正义，使正常的交通变得更加困难。

圣经最动人的地方、或者，圣经只能是神的作品的证据，就是她的绝对诚实。坦率地说，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体系比圣经更彻底、更系统、更高扬上帝的主权；而按审美神学的标准，从旧约的上帝到耶稣基督，从先知到使徒，没有一位有这些假冒为善的成精神学更有“生命”，“果子”更“悦人眼目”，更加“智慧，清洁，和平，怜悯，温良柔顺”。不过区别在于，恼羞成怒和马上翻脸成为这种假属灵最生动的注解。您谈到我关于“中国文化不好的方面”的观念，我想这就是理由之一。东方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思潮共同造就了一种人演上帝的恶习，就如谁演新闻联播一样。但由于人不是上帝，这种演出总是半途而废。神仆不是属灵表演艺术家。大卫把自己的软弱都写出来了，但鲁迅从来不这么干，张义南也是。他们只关切别人的软弱，而且这种热情到达一定程度就是扮演别人的上帝，要救那些没有生命的可怜虫从水火里出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为你祷告”——但是请注意，这个主体和客体永远不可倒转，否则，要遭遇更强烈的“用爱心说诚实话”、“ 要为你祷告”。 路德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理性是娼妇。类似的，文学是扫罗：高大英俊又充满嫉妒；信仰是大卫。所以我向往保罗的自由：“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哥林多后书10:10）；“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哥林多后书11:6）。而究竟什么是粗俗，谁粗俗，这件事也归上帝。

请原谅我把您的话题作出了一些引申，但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我高度评价您在“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中所做的研究工作，更愿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加倍与您同在。愿神祝福您。

任不寐，201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