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出版的信息在博客发布不到一周的时间，我收到了很多祝福和订购这本书的信息。这几天我和家人在电脑前分享了一下“发来贺电的有……”的“幸福”。这些来信和电话遍及世界各地，他们不仅给我很多的祝福，其中也有一些珍贵的劝勉。我在这里向各位表达谢意。所有来信订购的，我们都编辑在册，不久就可以分别向诸位派发征订单，那上面有更详细的信息。希望订购的读者也可以继续给我来信：renbumei2005@hotmail.com。与此同时，我偶然翻开尘封已久的一些档案，在那里找到了一些《灾变论》的书评，都是这本书2002年首次上网之后写的。这些评论难免有誉美之词，请读者留意分辨。特别是最后一篇评论，代表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初读《灾变论》时的一种兴奋；这种兴奋与十年的文化压抑及福音初现带来的眩晕密切相关。我将这些书评节选出来，作为读新版《灾变论》的一个借鉴。同时我也从“故纸堆”里翻找出来很多“老照片”——这些照片记录着我在过去20年所到过的一些地方，和所结识的一些人。这些文字和图片背后都有很多故事，但已经无法一一言表。无论如何，这20年已经过去了。如今我远远地送别这些形象，如同为自己举行一场静悄悄的葬礼。2010年的初夏，遥望故国，我模糊地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我愿意靠着“代祷”渡到湖的那边去——任不寐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HQL：读任不寐的《灾变论》
在学术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马克思对这两组关系的论证，也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毫不客气的质疑。任不寐论证这两组关系，注定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毫无疑问应该受到尊重。作为读者，我认为《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将中国国民性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谈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作者比大多数学者更具有学术真诚，因为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责，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国民性与生存环境有关，只在一些文章中点到为止，远远不如任不寐那样痛心疾首，就被认为是“人口决定论”。作者在第三章第七节中，对中国国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在论述了穷人与难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勤劳’的民族，……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是我们一直自我表扬的爱国项目之一，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也如此恭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自我陶醉。也许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人的了，于是‘但我们爱干活’就成了一种可以骄人的资本。然而世界上哪个民族不‘勤劳’呢？这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这是一种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国人的‘勤劳’更远离‘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与其说是我们的荣耀，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这段得罪全体中国“爱国主义者”的话，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学者都不愿意将其形诸文字，充当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嘘声的“出头椽子”。……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卖的？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我曾用过“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忏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任不寐的《灾变论》虽然读起来让中国人不会那么愉快，但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我们苦难的根源。
LXB：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关于《灾变论》的书评我一直很犹豫，我已经起草大纲了，但又觉得不妥。名子都起好了，叫《冷观灾难的惊悚之书》。……尽管这本书中有太多的历史资料，但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它都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从神学自由主义的视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于冷酷的反省，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的决绝态度。不寐对中国传统的抨击之激烈和否定之彻底，连我这个曾经被斥为“卖国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的人，也会显得不再那么“卖国”、“虚无”和“激进”了。另一方面，全书又始终回荡着对摆脱“灾民理性”的未来中国的激情，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可以称之为“激情之思”吧。这“激情之思”所关注的核心，与其说是“祖国”、“民族”和“文化”，不如说是“人本身”，是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度。不寐你是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你运笔的终极动力。……说一本充满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深沉痛切的批判的书——一种近乎冷酷的批判——给我快感，似乎有点轻浮且不近人情，但是读完它时的心情愉悦是无法自我欺骗的。那种阅读过程中的笑声和震惊，经常与恐怖和沮丧混合在一起，这些情感如此强烈地保持下来，发现它们时的最初激动至今仍然没有逝去。而最近，在SARS病毒借助于制度病毒弥漫于中国乃至世界之时，这样的震撼因有了切近的体验而变得尤为强烈。……不寐，我在80年代想过很长时间，想在灾难和国民性之间、天灾与人祸之间，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或具有实证支持的过度，也就是自然灾难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生成为现在的人文文化和制度？天灾怎么生成为制造人祸的制度。我承认，我找不到。在这二者之间想找到由逻辑和实证支持的清晰联系，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想从起源上谈文化的生成问题，这在学术上需要一种天份和耐心，类似福科式对资料占有的广博，并以独特的方法论来整理广博资料，用一句夸人的话，我对你的学术野心有些“高山仰止”。我也有过这样寻根问底的野心，一次次回到先秦诸子，但越读中国古代的经书和史书，就对中国文化越绝望，所以也就放弃了，不太愿意想这些问题了。……你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几个部分，是我特别欣赏的地方。也许是自私的阅读经验在作怪，我看完你这本书，觉得80年代我主张全盘西化，已经被90年代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大潮淹没了，早就没有人再提起了，现在学术界都搞什么本土化了，什么东方主义了，我没想到90年代还有人继续进行这样的批判性学术努力，实在于我心有戚戚然。说我是80年代全盘西化论或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之一，但一看《灾变论》，发现你比我那时候的观点更彻底，更深刻、风芒更露。我觉得“灾民文化”这一解释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贯通了中国文化的暴虐性和犬儒性，或者叫狼性和犬性，形成了你自己的独特解释，言之成理且极具说服力的解释。由于争夺相对匮乏的资源所导致的人与人的紧张性，再由紧张性所导致的不择手段的争夺，就是“人对人是狼”。同时，你又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说这狼还不是一般的狼，而是特别犬儒特别狡猾特别下流的狼，而不是一根筋的、勇猛无比的、什么也不怕的狼。这狼很机会主义，很会看风使舵、翻云覆雨，遇弱者就凶狠无比，而遇强者就变成献媚的哈巴狗，也就是犬儒化的狼。你把这种既狼且犬的双重性揭示得非常好，蛮横霸道和摇尾乞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用“灾民理性”做出贯通一致的解释。这本书还有一个概念非常精彩，概括得非常好，就是“灾民文化”中的“恩人政治”。当年，我批李泽厚的时候用了一个概念，叫“救世主意识”，你用了“灾民文化之下的恩人执政”这个概念，非常准确。中国历史上历次大灾难之后都是恩人执政，而且灾难本身给恩人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也就是今天的依附性精英们为现政权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所谓“政绩合法性”。所以这个制度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几乎就是不间断的天灾人祸和救灾恩人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且是人祸远远多于大于天灾。灾后必有明君出，平息战乱也好，救灾立功也好，反正总有救世主替天行道，而灾民理性和独裁制度本身却毫发无损。……希腊哲学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过渡到奥古斯丁的神学的。我还特别注意西方哲学对时间的敬畏感，以及因此产生的幻灭感，时间对西方人有一种精神性的威逼感、压迫感、神秘感。圣•奥古斯丁说：面对时间，只能默想而不能表达。这种状况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的周而复始的。在中国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用之于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仅仅是经验性的“事实陈述”，而是一种引以为傲的“价值判断”，甚至就是表明“政治正确”的语言习惯。而我以为，某种文化传统有着首屈一指的延续长度，并不能作为传统崇拜和文化灿烂的充足理由。恰恰相反，如果这种延续一直停留在对暴力和权力的崇拜和对人性和尊严的蔑视之上，也就是停留在“灾民理性”的暴虐性和犬儒性的结合上，历经几千年而毫无实质性的自我超越，反而把这种崇拜和蔑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那么，延续的时间越长，其人性内涵就越为贫困，以至于其延续长度完全取决于其“非人化”的深度。我在《灾变论》中看到的，正是这种“非人化”的深度，可以说是深不见底。这种文化培育了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价值观——只是以数量（岁数的长短）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而非以质量（生存的品质）来衡量生命的价值——因为这种文化本身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的经典。
MNB：任不寐，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
民间思想家任不寐，以其悲天悯人的基督情怀、睿智深刻的洞识，绰然浮出思想界的水面。他的《灾变论》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提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假、丑、恶的深层内在原因。批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厌恶我们这个民族，去离弃它，而是为了更好地爱它，用任不寐的话说是旨在完成由灾民理性向忏悔理性的话语转换。仅此道德勇气和思想的原创性，我认为已让某些缺乏信仰的所谓学问中人望其项背了。一部《灾变论》，体大精深，小小读后感不能置喙于万一，无非希望读者能直奔《灾变论》原著，去体味作者深刻的运思，享受思维的乐趣。开卷有益，正如摩罗所说，你将感到一股思想的震撼力量。坚信《灾变论》的巨大学术成就不久定会达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确立其巍峨的思想理论丰碑。《灾变论》的产生是个奇迹，是个迷，我感兴趣产生《灾变论》的迷底——作者的民间姿态和信仰力量。……翻开中国历史，状元们道德文章传诸后世的几乎没有，而李贽、顾炎武等优秀思想家永远是体制外人物，专制政治下的思想闪光只能以流亡的形式出现，正如尼采所言，让哲学在野地中生长吧。现代开放社会（波普）则倡导自由的学术探讨，并无俸命的学术表演和研究禁区。时间跨越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文化的普遍交往和自由创造正不可竭制成为时代的主流。任不寐的产生无疑让人看到了希望。关于文明、文化的繁荣有赖于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发挥创造，这在西方已是常识，从洛克的自由信仰到哈耶克自发秩序，从波普的开放社会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无不是这一常识基础上的深入发展。可惜它们到中国来的太迟，朱学勤曾要寻找民间失落的思想者，钱理群也有类似的呼吁，多少反映了少数学院精英的远见绰识，思想启蒙不光是少数知识分子象牙之塔内的事，它需要更广大的民众土壤。……然而自从一睹任不寐的《灾变论》，我们都眼前一亮，不得不发出“崔浩诗词在上头“的感叹了。任不寐多好，他把我们想说说不透的，想讲讲不清的，已代我们全面深刻地论述出来了。我们不由得把任不寐奉为我们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赞美之辞表达了人们的欣喜与敬畏，我们都是上帝的信徒，不会搞偶像崇拜。但是称任不寐是中国的哈维尔、马丁路德、或伏尔泰，决不是肉麻的吹捧。思想的力量不容忽视，哪个叫路易十六的（此君实际不错）就在巴士底狱里发现，真正送他到这来的是卢梭、伏尔泰的蓍作。中国多的是考据家、意识形态专家——就是没有思想家。看看希腊的辉煌，德国的骄傲，缺乏思想的民族能说是倨傲于世界民族之林？头脑里没有自己东西的人能成为现代公民？我怀疑。好象是亚里斯多德说过，思想虽看不见摸不着，却象种子的“目的因“，贫乏的生长出枯草，丰富生长出参天大树异彩奇葩。自由思想对我们民族重要性，我常想，如果文革时候很多中国人能读到哈耶克，断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历史悲剧。的确如任不寐说，我们是灾民，愚弄和欺骗又使我们更加灾难深重，我们已经不起折腾。今天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思想，需要真正的信仰，一如婴儿呼唤乳汁、生命渴望阳光。如此说来，任不寐的成功诚乎不易，任不寐的思想学术价值空前绝后。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代表传统文化极灿烂而烂熟，鲁讯、顾准是在黎明前黑暗中徘徊，任不寐，则是新世纪中国窥见上帝之光的第一人（刘小枫、何光沪等）。……值得一提的是任不寐将标志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却不代表理论的终极。他的关于灾民理性、诗性智慧、巨型专制主义等高度学术攘括力的概念，对中国现实苦难和“反政治的政治“确实入木三分，撕开千年伪文明的画皮，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书中个别论点的粗疏仍至偏颇，已是白玉微瑕了。参照他的《商人流亡记》，没有那一段虽生尤死的痛苦经历，一路要饭的流浪生活。任不寐不会成为今天的任不寐。感谢上帝及时敲开了他的门，使我们不致于失去一位优秀的精神导师。信仰的力量，正如黑格尔说，一旦射入人的头脑，射入德国这块园地，便光芒四射，迅速燃烧起来。同样愚昧和贫困的中国需要理性与信仰的恩泽，“光芒四射、燃烧起来“。可喜的是，今天的有识之士们，都分别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基督信仰、灵魂改造。因为中国的历史只有放到世界范围内，才能把握；中国蒙昧文明，只有在上帝信仰的背景下，才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和转换的可能。……任不寐学富五车，然而他只是揭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若想读上书书评全文，可在网络上搜索。这些书评不代表本人的观点——任不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