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这个故事在我的脑海了翻转了很久。就在这个周末,讲给大家。一场聚会下来,尽管这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但我心里仍沐浴在平安和感恩之中。因此我更有信心面对这故事背后的沉重,以及我们村里60多年前那些男人和女人。特别感谢网友推荐一些图片,这样我可以用连环画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命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图片,及其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又见长河落日,2008年11月22日。
Shelley Mydans1915生于美国。1940年前夕,作为战地记者来到了我们村,后来曾被日本人抓去关了很久。战后她生活在加州,关于我们村在40年代初期那些故事,我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60多年前,我们村很美。虽然地处陕西腹地,但天很蓝,云很白。Shelley Mydans和她的同伴走在广袤的田野上,几乎感受不到战争气氛。
虽然村民并不富裕,但百姓仍然安居乐业。那时候有很多树在房间屋后,阳光照在街道上,温馨而安宁。
村边有一条小河,春来细水长流,夏秋也算是鱼米之乡。这条河早在十几年前就消失了,村里的老人想起来总是神情黯然,仿佛他们里面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一同死去。
这是村里的小学。那时候,学校一定是村里最好的建筑。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带着西方的钢琴和青春的热情,给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很多欢笑,很多异想天开的梦。
大人整天忙忙碌碌。方圆几十里,除了务农耕田以外,附近的集市也成为繁荣的中心。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空气污染对那个时代来说真是天方夜谭。
由于城管还没有发明出来,村头巷尾都有一些小市场。这种场景在附近每个村庄都能见到。
当然,如果要做大买卖,就要搭乘长途汽车。虽然汽车偶出故障,但乘客都非常友善。这是中间休息的好时光,而且孩子们还可以认真观摩这机器巨人的来龙去脉。
每当汽车在山坳消失,它也带走了全村人很多的盼望。特别是孩子们,远方是他们的信仰,远方使生活充满了意义。
所以每位远行者的后面,都有一只小黑狗,一个孩子,一双眺望很久、很久的眼睛。每位远行者后面都有一个村庄,一个家乡。
因此,没有一位从远方返回来的人空手而归,即使最简单的礼物也包含着思乡之情。他站在他乡的土地上反复思量,他脑海了充满了团聚的诸多场景和快乐。
妻子掩藏了心里的喜悦,无法掩藏的是手里的佳肴。炊烟已经从村里升起,讲述着这一家人彼此相爱的故事。
邻居老张头看见了,远远停在村头,站立良久。他想起远方的儿子,在山海关那里打仗,已经很久没有音讯了。
又一辆客车从远方回来。他只是呆在原地。失望令人恐惧,仿佛离车站有多远,就离失望有多远。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村民象天上的白云一样舒卷、悠闲。只是这份宁静似乎在等候一场暴风雨,因为已经有风从树稍摇动着不详的消息。
有一户人家已经移民走了。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向西,说他们要到大马士革后面去找亲戚。这是他们留下的房舍,在太阳下面闪烁着白光。多年后,这里被沙尘暴掩埋,再没有人记得60多年前,曾有这样一户人家。
空中的云越聚越多,阴影开始笼罩。旷野已经收拾干净,每一寸土地都在不安中等候着将要来的灾祸和不幸。这样的恐惧是前所未有的。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崛起于世界东方之林。野心和贪婪把他们带到中国,带到了我们的县城。东洋的铁蹄已经逼近了我们家门。
村里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接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些人选择了流亡,准备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和殖民地寻找避难所。当然,更多的人开始奔赴前线,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对局势最敏感的是村里的一些读书人,后来叫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没有祭司的地方扮演起先知的角色,由于力不从心,他们一生愤愤不已。
女孩子们则武装起来。那一种严肃代表着视死如归。女性特有的敏感告诉她们,即使将来被人遗忘,但这些日子给生命充填了壮烈色彩。
更多的男儿开赴前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八年时间,他们和战友们打了22场大型战役、1117 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伤亡321万,战死141万。
那一天,村庄终于被攻陷了。日本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共荣神话背后的真相。Shelley Mydans永远令人尊敬,作为战地记者,她是无与伦比的。
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连摆小摊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位偷偷出来“自由”的村民,怀着特别的警惕在东张西望。他已经被抓去了几次,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村头的大榆树下,逃亡了。那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啊,我只想摆个小摊。
日本人征收了很多土地,于是很多失地农民沦为乞丐。然而日本人连乞丐也要办良民证。这位走投无路的老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活的绝境。
他们又办起了很多兵工厂,把村里未成年的孩子抓去干苦力。这事后来也被Shelley Mydans暴光于世。
日本人的化学工厂造成了村庄的严重污染,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艾滋村和癌症村。我们村附近的华县龙岭村就是著名的癌症村之一,那里9年只出生2个孩子,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他们占据了附近的矿山,却完全不顾矿工的死活。那里每年发生了太多的矿难,以至于幸存的村民开始司空见惯,已经麻木不仁了。
日本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宫廷文化,一直以缺乏神圣感或道德意识并放纵生物本能而著称。然而,越是这样的民族越伪善——他们在敌占区怂恿流氓以“风化”的名义,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他们以此获得一种群众性娱乐。
40年代,就是日本人侵占我们村的那些年里,我们村有几位著名的女性值得一提。这位周姑娘代表了村民心里的亡国流离之感——她一生在寻找母亲,却从来没有找到。
于是汤小姐挺而走险。她走向日本人那里,和他们同归于尽。她死得很坦然自若,因为她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蓝女士代表另外一个极端。她悲剧性的命运一直让后人无言。一方面,确实她杀害了她自己。另一方面,凶手不只是她自己。
最后一位姓阮。她的死将村民的爱情、哲学和文学彻底葬送了。文明在日本统治之下彻底丧失了精神品质,阮的自杀为精神生活殉葬。那天,村前村后下起了六月雪,为悼念灵魂的整体失丧和陷落。
第二天,村里来了一位叫Gladys Aylward的女孩儿,她的家乡很远很远。她来到我们村要把爱分享给日本统治下的孩子们,要带领下一代人去远方一座没有日本人的城市。
即使在日本人到来以前,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微笑了。她的脸上有一种光,是从天上来的,要安慰一切哀哭和贫穷的人。她把我们村那几位女士走过的路完全更改了。她在我们村走了一条新路。
于是很多幸存者开始冒日本人逼迫的风险跟随了她的道路。这个传统穿越了60年岁月的风沙,一直到今天。当年的孩子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再也无法忘记,那位客死海岛的女孩儿,用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哦,这就是我们村的故事,讲到Gladys Aylward也该结束了。她是我关于1940年最完美的印象。从她身上,我的绝望被逐渐击溃,并将我从别的追忆之路上挽回过来。我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用一切方法回到我的家乡,将好消息和那里日渐老去的村民们细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