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一书从1991年着手写作到最近三年里反复修改，而今再度寻求出版，其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遇到的各样挫折都超过我自己的预期。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这些文字不是为我自己的时代敲打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我给后世的某个朋友留下的一份情书。不过我现在相信，这条路之所以如此漫长，一方面是为了将我自己从“示每运动”中分别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所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尽。

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怎样将自己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何况由于我自己总是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因此一直被慷慨奖励了很多苦难和奇遇，我的书自然也该如此。大约20年前，我第二次被从水里拉出来，既要躲避自己的兄弟，又为躲避法老，就逃往米甸的旷野居住。《灾变论》是从那时候开始构思和创作的。原来她所承载的是我第一个20年对族性的文化反省，后来则成了我关于人性的自觉，并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这后20年的所谓自觉乃根于大马色路上纯粹的被动事件。

其实《灾变论》并不是一本时效性很强的政论著作，因此我应该有更多的耐心等候它在最合适的时候被使用。在这个虚华的世代，文字成为口红和商品的同时，也意味着思想正成为垃圾。如果一位作者真的仅仅为真理而写作，他必须乞求一种谦卑，这种谦卑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文字的高度责任感和谨慎。基督徒作者尤其应警惕对笔下的事实和人物的“暴政”和“轻慢”，因为你的文字并非要蓄意讨好世界，而是一种特别的献祭。事实上，这种品质在我内心世界中是缺乏的——这是一种需要借着祷告从神那里支取来的力量。

该书部分内容2001年在网络上披露以来，一度获得了很多关注。然而，最近几年以来，随着自己被真理继续向前带领，也随着一些善意的批评的增多，特别是自己在路德神学院所获得的神学装备和知识更新，使我不断意识到重新修改此书的必要。需要改进的缺陷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写作时间拉得比较长，不同时间的文字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文体缺乏一致性，一些文学性、杂文性的段落扰乱了全书的学术理性和思想连贯性。第二、开篇处过于理论化，使读者有阅读方面的障碍；个别地方有卖弄学术之嫌，吊书袋的恶习和虚荣同样污染了自己的写作态度。第三，基督教神学方面的论述，个别地方有常识性的错误；与此相关，一些否定性的评论过于苛刻，因此需要将自己彻底从“鲁迅-柏杨”等近代反应模式中、特别是从“六月女孩”之生死恋情所养育的当代公共怨恨模式中释放出来。此外，有些内容可以通过更丰富的资料进行更充分的论证，而最近几年我为此收集了一些新的资源和心得。

我在2007年5月15日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推门出去，已经是2007年的春天了。海鸥再度归来，在门外的小山上继续飞旋歌唱。树叶和草地含苞欲放，天空的深蓝连同春天的一切，特别是孩子们在阳光里的欢笑，提示着那种长阔高深的恩情来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倏忽之间，一年又去，现已是2008年盛夏，果子已经满谷飘香。我盼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为《灾变论》写“自序”，因为我愿意自己此时此刻正从罗腾树下站起来，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正有声音从水面上旋转而来，告诉我将这本书从旷野带往大马色去，然后又从大马色转到特罗亚——我要从这本书所构成的世界出去，因我当走的路甚远。

任不寐   2008年7月8日

（《灾变论》基本修订完成了，正在寻找出版机会。由于已经完全非政论化，所以在海内外出版皆可。有相关信息或有合作兴趣的朋友，请与我联系，renbumei2005@hotmail.com，谢谢！）

附录1：复信一位正在上大学的孩子

（一）

谢谢你的照片，色彩使我想起老家，阵容使我想起朝鲜。

那个村庄的故事没有“证据”，只有一位老人的讲述，我不相信他在撒谎，对我来说，他就是证据。你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博客那里不讨论最好，尽管我也喜欢访问量增加，但我不会为访问量而去参与讨论。按我一生的经验，和人讨论非常辛苦，而且多数无功而反。我的写作原则是为自己写作，或者说为神写作。这一点也许以后你能慢慢明白。

你来信很长时间了，我看见了中国教育和中国传统在你身上的影响和控制力量，很多时候我想和你谈谈，却觉得力不从心。一代又一代孩子，甚至象你这么聪明的，被覆盖了。伤害、弯曲灵魂的力量是从生活深处来的，也来自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人性本身。有时候，即使从中国来的很小的孩子，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我所说的“灾民理性”的方方面面。我在心痛之余，为他们能够在这里开始逐步恢复对自己、对人、对未来的信心（信任）而充满着快乐。

那是一种结构性的紧张。是什么从里向外铲除了信仰、平安和自由？我也一直在想，怎样跋山涉水从头说起，也许等我回中国见到你的时候更合适。

既然你喜欢我拍的照片，我就把今天早上的摄影放在博客上送给你和其他孩子。昨天修订《灾变论》，由于疲劳过度，5点多钟就起来了，这是一个多云的早晨。

东北那里夏天风雨无常，注意安全。

……

2008年7月9日

（二）

孩子：

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这事件是可能发生的，而那位老人是靠这个记忆活着的。中国历史有很多“非常过分”的事情被掩盖着，其中很多都已经证据如山却仿佛是虚构或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在北美，一个人说什么，人们不会首先预设他可能是说谎的，因为在这里说谎永远不是智慧，而是耻辱，人人在信仰本能中将之开除了。中国人在自欺欺人的文明里陷得太久了，即不了解论定别人说谎是一种侮辱，也根本不知道这种怀疑本身也见证着自己对谎言已经习以为常。

这个话题就是需要慢慢谈的了，但除了历史资料以外，你只有真正经历过政治的黑暗才可能理解。很多年来，我曾试图和一些“新新人类”分享这里面的常识，但几乎都功败垂成。中国人若遭遇过杨佳的遭遇，就不需要向他们那么辛苦去解释我们的绝望和看见了。正如你被删除或封闭了几个贴子，就很容易理解我过去所谈论的“河蟹”常识。所以现在我不再那么辛苦去说服新一代人，也不再抱怨新新人类的“愚蠢-骄傲”、“无知-伪成熟”以及“自卑-合群伪自尊”的二元分裂人格，我把他们留给时间。

谈到那一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我个人逃出枪林弹雨，到我的家庭挣扎于死亡线上，这就是我说的“生死恋情”。我自己倒真盼望我不配谈论“出死入生”这样重的话，因为若这话仅仅是别人的而不是我的生活，我也乐得作一个轻松的看客和评论员。不仅如此，惨痛若仅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不是什么惨痛了——悲剧在于将你的亲人卷入悲剧。人生有很多痛是不需要说出来的，真的痛是说不出来的。这也是我常常“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而与人分享这种痛，不仅听众不配，自己又要在精神上重新经过一次——而别人仅仅是看了一次节目。最早，我面对“清查”一言不发，一走了之，今天也一样。

你已经慢慢长大了， 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和“主见”。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盼望你的好奇和“主见”慢慢能从中国教育提供的思维模式中出来——在那个模式里，一切几乎都是颠倒反常和未老先衰的。对中国孩子来说，人若真长大了，首先是重新“幼稚”一次，不是装天真，而是将社会塞给自己的所谓“成熟”用信仰洗干净。没有信仰的力量，这病是无法根治的。20年来，中国的大学不再是人生重要的功课，而是成为培养愚蠢的文化集中营。小学培养着中国孩子的考试综合症，中学让这种病态人格呆若木鸡，大学似乎将孩子们突然从考试劳改营中解放出来，然而愚蠢作了师傅，铺天盖地把他们充填成各种气功状态，悻悻如狗，相对如虫。在大学里，本-研-博不再是学术等级，而是愚蠢的连续加强。

另外，你现在应该有自己一个方向，不要让满世界的信息在自己里面泛滥成灾，让宣传和广告成为自己判断一切的根据。大学很快就会过去的，无论生活还是灵魂的东漂西流总要有个尽头。有时候要把自己安静下来。提问若仅仅是为了提问本身（我问故我在），就永远不可能遇到答案。就象网络上的批评如果仅仅为了批评（“我批故我在”），就永远不可能被真理照亮而安静下来。很多答案在静默中和顺服中，在自己个人的生活中和生命经历中，而不是在喧嚷里，更不是在别人的高言大智那里，包括我自己在内。

《灾变论》正式出版后我会线寄给你一本，那应该是所谓的开头吧，从那里谈起，空白也就不再是空白了。我知道在网络和我自己的博客里有很多象你一样的孩子，所以我很高兴你理解我为什么将相关信件在那里与更多人分享。你应该尽快准备留学的事情了（先问问程序，从那里开始），我现在觉得越快越好，已免完全的沦陷。

爱你的叔叔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