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柏杨之后的粪勇前进

当“丑陋”进入登峰造极的时刻，柏杨走了。他摔门而去的声音，将我从夜里搅扰起来，将门二度摔上。柏杨之死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在无话可说的老态龙钟中，只能用死给世界一点儿脸色看看。有一句东北话可以贴在所有的门上——“你看他那死出！”

让《丑陋的中国人》都望洋兴叹的超级丑陋，由这两部分话语和形象组成：第一部分是正在上演的中国功夫，第二部分则是刚刚上演的“柏杨热”——语重心长们谈论着“酱缸文化”的可悲之处，包括那种用群体唾沫淹死特立独行者的“国民性”。然而他们同时将电话的这一端一直泡在酱缸里，或者，他刚刚在电脑这一端喷完口水，甚至刚刚纠集完各样的石头。在这种绝对而深刻的丑陋时刻，柏杨落荒而逝。

在柏杨的时代，柏杨之所以还能“哗众取宠”，是因为丑陋还没有实现对心灵的全面专政。而今，丑陋已经彻底作王，死是柏杨对自己恰到好处的、非常识相的安排。这一点柏杨在四月的尽头，或者忽然想到了山海关外的海子。

丑陋全面作王的标志有两个：第一，谈中国人丑陋已经是无法容忍的大学精神，而这种无法容忍竟然已经成为文化常识和大众共识。正在在这一点上，八十年代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有柏杨。于是我们这代人和后八十年代以及新新人类们存在一道鸿沟，这让这些年来每次代际对话都无法完成。至少对我来说，要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谈论在我们看来所谓“忏悔文化”——而不是攻击性文化或否定性文化——代表人之尊严之类的基本常识，那种辛苦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第二、丑陋本身已经被审美化了，以丑为美的最高境界是丑美界限的消失。90年底以降的精英文化已经从“我美你丑”的灾民理性修养到了“丑美两忘”的境界。而自由派或半掉子自由派通过贩卖柏杨，踩着无所不在的丑角文化的头盔，意气风发、苦大仇深地领导了这场潮流。换言之，丑陋领导反省丑陋，构成了“丑陋的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谢幕。

柏杨当然不是历史上的一座孤岛。在他前面，古人写过诸如“刺世邪疾赋”之类的杂文，鲁迅一代人又为这种小传统赋予了现代性——由于两个世界的撞击，那小传统对人性黑暗的颤栗和敏感，更多被赋予了国际视角。于是鲁迅以降的文化反省超越或淡化了对人性本身的宗教追问，而是上升到政治文化层面。在五四的文化拼盘里，人性具体化为国民性，人性的黑暗突出为族性的丑恶，这是为“迎头赶上”的新国家主义目标服务的。柏杨继承了这种传统，因为海岛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可能对比大洋两岸的文化冲突。不过柏杨对族性的审视有自己独特之处，他的监狱生活使他拥有了更深刻的对丑陋的经验。丑陋是一种监狱文化，或者说，监狱文化代表着人性丑陋的极至。如果肉体和灵魂都一直禁锢在镣铐之中，犯人和狱卒就构成文化的本质。柏杨所谓的丑陋，在任何意义上，不过是对犯人文化和狱卒文化的铺陈。柏杨的文字包含着回归宗教追问的意向，但监狱的苦难回身将他抓进他刚刚走出来的牢房。

犯人文化和狱卒文化及其之间的互动，这一“丑陋”首先是族性的、甚至是结构性的。这一点我用灾民理性做了总结。但是，这丑陋同时又是人性的。于是我在《灾变论》的2008版中，回去追问这人性的宗教根源。一方面，这人性在族性的共谋中确实更可能被放大，甚至形成历史主义的体制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丑陋乃是人性的，这人性就是“罪”。从乐园向东以来，人类活在罪的监狱里面，丑陋从此遍地横行。由于我在灾变论里谈论的原因，它最为隆重地安居在柏杨的身边。与恶邻同住八十余年，柏杨死了，丑陋继续凯旋。

柏杨之死把我搅动起来，更看见丑陋凯旋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靠我自己，我不能完成柏杨的未尽事业。我更愿意和丑陋一同粪勇前进——任何想象自己可以外在于丑陋并靠自己能够征服丑陋的人，都一直陷落在丑陋之坑。与其说人在反丑陋，不如说在反别人（的丑陋）。与其说人在忏悔，不如说在秀忏悔。然而，在这两度摔门的绝境中，突然响起了扣门的声音……

2008年0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