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山里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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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4日,我陪同美国UL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的许先生,乘长途汽车从南宁市去中国广西的P县。美国UL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在那里资助近100位农村贫困女学生上学,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去P县城关中学看望两位被资助的初中女学生。同行的还有一位赵女士,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也是英文翻译。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赶到了P县城关中学,学生们正在期末考试。校园里的一切仍然是很熟悉的,孩子们在教室里正在进行决定他们命运的”战争”,这被称为考试的”战争”之残酷,是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然而,更残酷的竞争在这”战争”的”准入”方面–由于贫困,很多农村的孩子还无法进入这个战场,无法上学或无法完成他们的学业。而由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童往往更可能因为贫困而被家长留在家里干家务和农活。

黄艳蜜和黄玉珠就是这样两位女孩,不过幸运的是,她们因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而得以重返校园。也许,这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总有一些批评家批评说,贫困的孩子太多了,你们帮不过来,应该有更彻底的办法。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批评。简单地说,这种帮助对于黄艳蜜和黄玉珠就非常重要,而对他们来说,这种帮助就是一切。而每个人都可能是黄艳蜜和黄玉珠。

黄艳蜜是一位很害羞的女孩,她的声音几乎要非常小心才能听到。我知道,这不仅是贫困的压力,也是”管制教育”的成果。谈到家里的困难黄艳蜜眼里充满了泪花。她的学费原来主要依靠母亲养的几只鸡鸭来做贡献(卖禽蛋),此外家里几乎常年没有任何现金收入。黄艳蜜13岁了,现在读初二。她说她的理想是想当一位作家,她的班主任很为她的学习成绩骄傲。她每天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每间宿舍大约10多平方米,紧紧地住着20位室友,而在这样的空间里,却连风扇这种简单的”制冷”设备都没有(广西夏天的温度每天白天都在摄氏30度以上)。教室的面积也大不了多少,而一个班却有67个学生。(校长介绍说,他们的学校的条件在”革命老区”百色地区还是上等的)黄艳蜜说她非常喜欢学校,这里的环境和同学她都非常满意。她每天很少吃肉,因为肉很贵。她一般是每餐花三毛钱吃些青菜。她的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母亲因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而父亲已经60多岁了。

黄玉珠的情况和她差不多见。不过黄玉珠活波一些。她曾中途辍学,因为”姐姐要读书”,现在姐姐毕业了,她又回到校园。她说她各种农活都能干(这些能力黄艳蜜也同样具备),我们看到她在家里挑水、喂猪、做饭、喂鸡喂鸭,以及忙活地里的各种农活。我深为她的”劳动技术的熟练”所吃惊。她才13岁,而她成为”熟练农民”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黄玉珠的理想是”挣钱”,”成为有文化的人”,她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帮家里改变贫困的面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问她为什么家里穷,她说是因为父母没有文化。我又问她为什么父母没有文化,她说是因为家里很穷(”听奶奶讲的”)。我不忍心再追问她。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困惑,至少也没有完全想明白。

两个孩子都对资助人表示感激,当徐先生问她们有什么话要对资助人说的时候,她们说:”谢谢阿姨,资助我读书,让我重返学校,做一个有文化的人。”这声音很感动我,也使我感到羞愧。为我是一个人,一个成年人,一个中国人。

那么在这所中学里,有多少象黄艳蜜和黄玉珠这样贫困的学生呢?校长说,全校大约有3%的学生交不起学费(每学年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如体检费、校园治安费、管理费、杂费、住宿费、维修费,等等,大约每个孩子是500元人民币左右),需要资助。学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战胜贫困的学生进入校园以后呢?她们还要面临更为残酷的考试竞争,而考试压倒”教育”成为教育的最高理想,成为教育本身。这种”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也存在各种伤害。校长和老师跟我们介绍说,这里孩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大约10个小时左右,毕业班的学习时间更长,周末也要上课。而这种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初中毕业考试的结果是,大约700名毕业生只有200人能升入高中,其他的孩子绝大部分永远留在了大山里。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的成果之一是降低了考试竞争的年龄,升高中的竞争比升大学还要激烈。换句话说,继青春被消灭之后,童年已经被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而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外国慈善组织的资助所能解决的。他们似乎通过资助还部分强化了中国这种教育模式–他们更愿意资助那些”学习好”的学生,而所谓”好学生”,在我看来,往往存在着某种严重的人格障碍。我看了一些”好学生”的作文,我感到”好学生”往往是为了迎合教师或主流话语的学生,他们已经习惯了讲套话和假话,但因此却能得高分。为了上学,被资助,这使孩子也有某种自卑感。而为了考试,必须压抑自己的某些天性和创造力,这方面的伤害一些海外慈善机构也缺乏意识。

上学难,考试更难,这是中国孩子的双重苦难。前者是经济贫困的产物,后者是经济贫困和教育贫困(心灵贫困)的共同产物。然而经济贫困和教育贫困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中午我们和这两个孩子一起赶回她们的村子,村里距离县城有几十公里的路程。这里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我相信,这个村庄自从有居民以来,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们的房屋、生产工具、农作物,等等,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方式。”现代化”和中国的农村唯一的联系不是它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技术革新和观念革命,而是各种”政策”和”通知”。控制无所不在,但建设却一无所有。控制之彻底和建设之空白,这对比令人深思。到了这里,我也进一步理解了这两个孩子为什么对学校的生活感到”满意”。我们”参观”了她们的住所,我看着她们的”床”和那四处漏风的”卧室”感到一阵阵心痛……

黄艳蜜和黄玉珠的家长都很腼腆,他们长着古铜色的脸。”活着”,这种理想通过他们的表情坚毅地表现出来。一些长着同样的脸弯着同样的背的农民匆匆忙忙在街上,仿佛专注寻找草原的恐龙低头走过,除了食物,他们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村里的小学也在期末考试。很多光脚的孩子好奇地围着我们。其中有一位已经接受了资助的小女孩,她正等待着一幅助听器,她的耳朵几乎失聪了,而几千块钱的助听器的费用对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这些孩子很快被上课的钟声从我们身边赶回教室去,他们在那里正襟危坐,老师们把上级教育部门出具的考试卷摆在他们面前,仿佛一道不容置疑的圣旨。我看了看那语文试卷的试题,几乎又一次被那些”伪问题”或者故意刁难的”拷问”所激怒。”中国”在”成长”。

在这个村里结识了一位女教师,她是教孩子语文的。她听说我搞了一套”新语文”课本就热切地和我谈论起她对语文教材的看法。她希望给农村孩子编辑一套专门的语文教材,因为现在的语文教材不仅离孩子们的生活很远,离农村的孩子们的生活更远。她给我打开一篇课文,这篇课文的课后练习要求学生”参观工厂和名胜古迹然后写篇读后感”。”我们这里没有工厂也没有名胜古迹,去城里我们又没钱。”她抱怨说。我感到很震惊,她是对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家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们没有把农村的孩子当成教育的对象?我想起自己小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不明白”公园”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的生活里根本就没有”公园”。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因为大部分小学生在农村。正因为如此,这才是一个问题。显然,这是一位时间花在教育上比花在政治学习上多得多的好老师,我祈求她的这点热情能长期被”容忍”。

告别这个村子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我知道,象这样的农村、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很多,还有比这里更贫困的地区。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帮助。

UL国际女子教育基金会在中国广西从事失学女童的资助工作已经5年多了。原来他们是自己干,后来中国政府的民政部门介入了,因为这是”政策”的要求。”合作”的代价是民政部门收取5%的管理费。”不过”,许先生说,”这也带来了一些便利,他们可以帮助做一些联系工作”。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个组织曾委托地方某行政部门资助学生,但最后得到资助费用的学生却仅仅接近该得的学生数目的50%。许先生把这种情况称为”踩牛屎”。所以他说他们宁愿自己来直接资助学生。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北京也经常听到这些国外慈善组织进入中国的种种遭际。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同情。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人们,我也盼望中国的政策更开放,我们的心灵充满更多的爱。最后的建议是给海外的朋友的:他们对中国信任感的建立非常重要,因此希望他们多些耐心,并把工作做得更仔细些–他们应该和被资助的孩子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并应该从简单的经济资助扩大到心理资助等方面。

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一位已经报名申请资助的女孩子跟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她叫卢小菊。她那乞求的神情使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无法忘怀。她家里有7个孩子(父母离婚了,母亲带四个女孩子又嫁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离婚男人),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要读书,可是家里无法负担。汽车快接近南宁了,城市的高楼大厦扑面而来--这座城市为那位女孩节省点学费,也许不会很难吧?或者少从村里少要点粮食,也许问题也可以得到某些缓解?不过城市也没有因此”小康”,很多孩子的父母纷纷下岗,他们同样用祈求的眼睛看着世界–我突然想起凯文-卡特,因拍摄”饥饿的女孩”(反映苏丹饥荒)而获得1994年普利策摄影奖的美国新闻记者。我理解他为什么为什么自杀了–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快乐的程度。”

“我在拍照,但我心里在喊:’上帝啊!'”

(2002年7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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