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跟头翻得很漂亮”，这是我看完据说在大陆正热播的电影《英雄》之后得出的唯一正面结论。这也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如果电影艺术就是翻跟头的话。但由于这些年翻跟头的“艺术”实在太多了，也在香港翻了几十年，又在世界上《卧虎藏龙》了一次，所以也不能说这次就比以前的“把式”更精彩。导演张先生艺谋可能还是要同时以“摄影”取胜，不过这些“图片”在互联网上早已泛滥成灾了。要之，上述“正面评价”也许还是过于奢侈了。
这是一部武打影片。导演从取材到形式上可谓确有“世界性眼光”──不能看出，这几乎是专门为外国人拍的：从第一声“CUT ”就开始等著金发碧眼们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眼花缭乱、在眼花缭乱中送来奖杯。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笑傲四夷、惟我独尊呢？总结来说，一是打架，一是“大一统”。前者“艺术家”们称之为“武术”，后者学者们称之为“天下”。二者的结合即“用武力统一”，或即“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这里没有“政治”和“自治”什么事儿。在这种意义上，影片却是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此谓“深刻”。然而，这种“深刻”却以极端反讽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形式、这个内容，成了影片苦心经营的正面主题。
我不想彻底否定“武打”类的文学和影视艺术，香港的相关文化产品至少比“样板戏”更有人情味，至少更容易使人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但也就到此为止，至于说这类艺术有多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就谈不上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总是有人一定要把这类文化快餐上升的“精神文化”的高度，但一旦到了这个高度就会发现，这种“文化”事实上正是精神的敌人。
我仍然高度评价两年前王朔对金庸的批评。遗憾的是不仅没有更多的人真正理解王朔批评的意义所在，而且这场争论被网络口水搞得面目全非。现在更有必要进一步在学术上对“武打”艺术（从文学到影视）进行讨论，因为它不仅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影响甚巨。那么“武打”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打架”，严重说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杀人”。这种“身体武力”之所以上升为“艺术”并形成传统，显然产生于社会对“武术”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有这种稳定的“市场需求”呢？那就是一个充满灾变并以肉体力量为冲突的主要解决之道的社会。由于灾变的频繁导致的生活紧张，科学和技术无从在精神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军事力量限制在手脚和物理兵器方面。当然，人和人的肉体上的力量相差并不悬殊，比如这些“武术”不可能达到“一道白光不见了”、“力拔山兮”等等演义的程度，但民间愿意相信这种夸张。这种意愿不仅受传统的影响，也来自现实的需要：今天中国生活的解决之道仍以力量为主体，而在生活中往往受压抑的普通人愿意向艺术中的武术英雄移情，以象征性地转移生活加诸的不幸或屈辱。至于今天强调“武术”主要是“强身健体”而非打架之用，显然是进一步“演义”了。
在上述意义上，“武打”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文明”，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而这种生存之道在今天的视野中并非民族的荣光，毋宁说是一种民族缺陷。也许金庸张艺谋等先生知道“打架”再“文化”也“文化”不到哪里去，因此又苦心孤诣地为打架安排了一些“文化”的理由。首先是“用形式压倒内容”──怎么打比打更重要，怎么杀人比杀人更重要。然而问题是：姿势再潇洒的打架仍然是打架，动作再审美的杀人仍然是杀人。这一点是也无法改变的。进一步说，这种暴力审美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精神缺陷。对生活敏感的人不难发现，总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力量，它不仅对自己的暴力理直气壮，而且特别邀请人们欣赏他的“姿势”或各种杀人“仪式”。这种审美意识是反宗教也反伦理的，它没有忏悔，只有艺术的暴政和暴政的艺术。
对“武打”进行“文化革命”的第二个办法是为之安排些“文凭”，如同今天为官僚安排些学历一样。这些理由首先是“音乐”，其次是“书法”。如蕴“武功”于音乐和书法之中即是。不过这显然近于说梦。看来这主要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中国人自己确实应该知道这二者根本不沾边，如果沾边那么除非是在“普遍联系”的“哲学”意义上。至于“书法”本身，也完全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就是字写得漂亮一点而已。我承认字写得漂亮比字写得丑更值得赞赏，但如果说字写得好就是一门艺术并且还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那只能说这种文化传统在精神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沾了象形文字的光。
当然，这部电影最令人反感的不是因为它是“武打”电影或对“武打”的故作深沉，娱乐有时候要迎合市场，对于这类“市场需求”进行学术反思是一方面，但也可以暂时对上述现状表示理解。这部影片最愚昧落后之处是它对“天下”观念的审美和讴歌。事实上，“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中最野蛮也最恐怖的力量。大致说来它由四方面内容构成：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第二、“定万姓于一尊”的“家天下”观念。第三、四夷臣服、百越来朝的“中央帝国”观念。第四点更重要，它是前三者的“意识形态”或“象征”，即“以天下苍生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等“为天下”观念。
这些观念不仅滋养了中国5000年的專制暴政，而且制约了200 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详细讨论这三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地对此谈一些结论。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分裂”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是“分治”而不是“统一”更有利于繁荣。欧洲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我相信如果有一位“欧始皇”（想象一下成吉斯汗吧）统一了欧洲，那么人类到今天将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家天下”观念使中国自秦以降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国家和政府，有的仅仅是家族统治。“国”就是“家”，王就是家长，国就是一姓之私产，这事实上是“统一”的真正动机。此外，家天下及其衍生的各种观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至深，制约了理性主义的发生和确立。最后，“中央帝国”观念是得“天下”以后产生的一种狂妄，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了。这种“天下观念”先造成了“玛嘎尔尼”在中国的外交失败，今天又鼓舞一些文学青年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张艺谋也算中国的文化精英了吧，连他都如此糊涂，再出几个“天下英雄”或文学青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也许我们应该重点谈一谈“为天下”这一观念，这也是影片和“中国精神”的文化图腾，是一种精神拜物教。基督教理性确立了这样一种理性观念：没有人是圣人。而经济学理性把这种观念进一步规范化，它确认个人利益是行为选择的根据，而个人是人存在的基本真相。我们确信，总体来说这些理性观念是更为诚实的。它导致了思想中的个人本位主义、伦理中的尊重少数的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限制政府等。在这种意义上，“为天下”在最高的价值意义是道德乌托邦，而在普遍意义上就是政治谎言或意识形态谎言。如果“国王”也是“经济人”，那么“家天下”的目的在于“得天下”而非为“为天下”，“为天下”的目的是为“得天下”而已，至于知识分子的“天下”说教，往好了说是文学抒情，自我感动，它产生一种道德救世主般的权力幻觉（清官人格）。往坏了说不过是一种特别的交易行为，通过为王辩护而“为王前驱”。“大义名份”给暴政增添了合法性，它是一切政治自私和罪恶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20世纪，这类“大义名份”的政治合法性谎言导致了空前的人类浩劫或“乌托邦暴政”，但事实上这种传统至少在东方由来已久。如果说，秦王“为天下而征服天下”这一谎言旨在说明天下人可杀的理由，那么知识分子为之辩护就是倾诉些“可被杀”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这类辩护早已司空见惯且蔚为大观，如杀“某些人”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專制是为了全社会的稳定，等等。然而秦王这位活埋了几十万人的野兽究竟是为何而战呢？真是为天下人福利还是为了夺取天下人的福利？这本来是近代政治思想视为常识的问题在这部电影里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献媚。事实上这套假道理是这样“自圆其说”或“自相反驳”的：如果没有人拿鞭子管制著我们，我们就会互相残杀──因此，权力对社会的绝对征服是必要的。说它自相反驳是因为那些“为天下”的圣人们从来不尊重“天下”，天下只是百姓、暴民、刍狗、动乱分子和敌人。难道中国人就这么贱，没有棍棒统治就必然是暴民？这是对个人的侮辱，这种侮辱也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人格：只有“编剧”们才不是等而下之的暴民。对秦统一六国的这一“学理阐释”，也说明在中国專制主义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军事权力的共谋。谈到这里我想起前两天香港影星梁朝伟关于天安門鎮壓有理的新闻了。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倒愿意相信了──他和影片讲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杀人”的“道理”。
“为天下”最普遍的恶果是个人的消灭──中国历史没有个人，只有“天下”，个人仅仅是“天下”的手段、是牺牲。这是法家和儒家不约而同为皇帝铺张的道德理由。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无名英雄”被秦王“大义灭友”，这就是个人必须为“天下”牺牲的绝好写照，而秦王这样做竟然还是不得已的！但由于个人是人存在的第一真相，而“大多数人”和“天下”是不真的。一言以蔽之，“天下为公”永远是“天下为私”的意识形态谎言。
我不奇怪，仅仅是有点悲哀。电影快结束的时候，秦王正深沉地在看“剑”字，并看出了三套大道理。这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孩子问妈妈：我看了两遍了，咋还是看不出来呢？妈妈你告诉我好吗？这时候我突然笑起来了，特别是再去看那些“亮相”、“语重心长”、“特深沉”、“特潇洒”之类，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古装的样板戏──那些古代红卫兵和黑压压的蚂蚁人群以及铺天盖地的黑翦，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就象这样，你仰慕著一个高大全的人，低头却看见它穿著开裆裤。不过这个孩子要以后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能在一个字里面“看”出那么深刻的道理来，这需要得一种精神病：无病呻吟。诸如要莫名其妙地慷慨赴死、诸如能用文学抒情和“酷”的造型来救济思想的贫困，等等。有趣的是，这种“深沉”不乏鉴赏家，我刚刚看到一个叫张广天的作者从混乱的观众席上站起来鼓掌，并对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缺乏想象力”深感“揪心”，对“思想”们之无限上纲深恶痛绝。其实张先生可能忘记了，“思想们”无限上纲的前提是影片“炒作”者自己先给自己“无限上纲”了──如果你当初就说自己就是要“好看”，就是要热闹，就是庸俗怎么啦，那又何至于呢？最后，谁规定影片不能从思想层面或社会心理层面进行评论呢？不过我倒想请求张先生饶了我们，别为我们“心软”，还浪费了“怜悯恻隐之念”。我其实也缺乏那种想象力。不过下面这样一种低级的想象力我还是有的，那就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在铁器从头至尾的叮当撞击声中，我将感慨：随著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家铁匠铺的生意真好──但幸好我们家离它很远……
2002年12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