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2年的文章，今收集在博客里，也可以视为自己思想转变中的一个见证。此次发表时有删节

政治的条件

1989年以来汉语语境下政治学理论在短暂中断后获得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如果说经济学在1978年以后成为显学，那么政治学似乎一直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因而成为经济学的附庸地位而无法自我确证。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变化应该归功于汉语思想的民间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阶层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内部争论。诸如此类的讨论至少依靠两种学术资源：一是1989之后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结论可能是对立的），一是对西方政治学著述的引证。进入新世纪，汉语政治思想的一条新线索似乎隐约可见：那就是对政治哲学的追溯正被对制度设计的热情所替代，而这一过程，似乎和西方的”后行为主义”理论迎面撞在了一起。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政治时代，经济转型内在资源的枯竭是这个时代的到来的基本标志和内在动力。但是，对于西方政治学来说–这一点和经济学一样–自从它诞生那一刻起，总的说来是和中国无涉的。而以此为学术资源重建中国政治分析，在本体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的缺陷。简单地说，中国的”政治”不是”政治学”的对象，它由于缺乏”政治”的条件因而还不是”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汉语政治思想的当下要务就不是在”政治学”的原则下演绎中国问题，而是建构”政治学”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易言之：汉语政治理论应该对这样一个问题保持敏感：如何使一个非政治的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讨论政治哲学、行为技术以及立宪选择问题–这些第二序列的问题在本体论上是普世性的，在方法论方面要对”中国问题”作出特殊反应。

一、政治和政治学

1、政治的定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关于政治的词条是这样写的：政治（Politics），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政治首先是为”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存在的。接下来关于”政治”的另一个词条是：政治（Politics），是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该定义强调政治的四个特征：分歧、劝说、讨价还价和达成最后决定的机制，而其统一的外在特征是和平的说服方式：”当一个人用枪指着同伴的脑袋强迫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时，他与同伴之间就不存在着政治关系。因此政治排除以武力解决分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出版。）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是说服，排除武力解决分歧。

关于政治的定义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政治批评理论”强调政治的压迫性、强制性和机会主义这一面。这种观点在逻辑上面临着相对主义的陷阱：如果它打算建立新的政治社会，就面临同样的质询，如果他不打算这样做，它的批判和它的生活就存在一个二律悖反。因此政治学拒绝这样一个定义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政治理论在国家理论上就表现为”掠夺论”（或剥削论，与此相对是”契约论”），按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1981）的”新古典理论”，国家理论的关键是：尽可能地利用暴力实行资源控制（通过决定产权结构以及防止”搭便车”而建立一套意识形态）。而”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产生”契约性国家”，相反就产生”掠夺式国家”。而”新古典国家”能把”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两种目的统一起来。在诺斯看来，现实存在的国家是这两种模式的结合。契约理论缺乏经验根据，也缺乏先验基础，这是显然的。但掠夺理论只是对某些国家的行为特征作出解释，它不能说明这样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而诺斯的理论未能告知”暴力潜能”为什么存在不同的分配模式。在我们看来，掠夺式国家起源于暴力，而这一系列暴力事件源于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绝对紧张关系（这表现为产权制度的不稳定性和租金制度堕变为奴隶制度），而掠夺式国家强化了这种关系并可以自我复制。问题不在于”暴力潜能”的分配，而在于它是如何分配的。以暴力的方式分配暴力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而这种国家不是政治学的对象，也不是经济学的对象。

政治（Politics）的词源产生于一个希腊词polis，特指城邦。在这种意义上，非城邦模式的政治就不是政治。美国学者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1995）因此宣称：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专政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正是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政治是专门由新出现的称作’公民’的人们从事的活动……希腊人毫不动摇地相信：东方的专制主义不是政治。”（《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美）肯尼斯-米诺格著，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按这种观点，政治的否定性的定义是：政治不是专制。

政治学的基本观念起源于希腊的城邦观念。因此对政治学理论做一次简单回顾是必要的。这一历史追溯旨在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政治学思想中政治这一对象的基本特征具有恒定性，第二、当代政治学的兴起使这一特征受到了挑战，政治出现反政治的危险。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政治学》以及修昔底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了解希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必读书。通过这些文献我们看到，”公民选举、法律至上”可以视为希腊政治因而也是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伯利克里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实际上是对”雅典政治”基本精神的总结。

而政治观念则是以”善”和”正义”为基本原则的。这是”政治技术”与战争技术的主要区别。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411）在与苏格拉底的一次对话时说：”政治的技术”是使人成为善良的公民。”人类……一开始是分散地居住，没有城市。……他们虽然有食物，但是还没有政治的技术，战争的技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自保的要求使他们聚集到了城里，但那时他们只是住在一起，并没有政治的技术，他们彼此为害，又陷于分散和毁灭的过程。宙斯恐怕整个人类会消灭，于是派遣赫尔美斯到人间来，带来尊敬和正义作为治理城市的原则，作为友谊与和好的纽带。”（《柏拉图全集》牛津大学1953年版）

根据同样的原则，柏拉图认为：哲学家而不是军人应该领导国家，智慧而不是暴力才是理想国的最高原则。亚里士多德说，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城邦以正义为原则。他在《政治学》中关于政治有一个经典的论述：人是社会的动物或政治的动物。关于这一点，人们往往忘记他论证的根据，那就是人之所以是政治动物，就根源于这样一个理由：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而对善的追求正是人类与”恶劣动物”的区别。那么什么是政治上的”至善”和”正义”？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答案是：”理性生活”。进一步讲就是”心灵的主动性”：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政治家，首要在于研究德行（而不是权术）。那什么是德行呢？德行就是”适度”，而暴力和欺诈是恶，是”过恶”。（《尼可马克伦理学》）

罗马帝国时期和整个基督教时期，政治实现了从信仰民主到信仰法律、信仰上帝这样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并没有否定政治的希腊含义，而是从政治的古代民主观念向现代民主观念持续变革。民主观念的彻底变革是一个近代事件（对信仰上帝的不同理解先是导致了法国人权宣言的平等观念，后造就了美国宪法的个人自由理想），其经验性的成就是美国宪法确立的政治框架：立宪共和政体。

现在到了我们为政治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了。这种思辩要冒很多风险，降低风险的一种方法是尽可能地做描述性分析。综合来说，政治的最低原则是和平和法治、中间状态是民主、现代状态是宪政共和。在本文中，为免歧义，我们更多使用政治的最低标准定义。从否定方面来说，政治不是暴力和阴谋。政治共同体并不排除暴力，但是，第一、暴力是最后的手段和特殊的手段、第二、暴力要依法使用。也许还有第三：国家不完全垄断暴力。说服或讨价还价可能不光彩的，可能还有欺骗–但欺骗比暴力杀人好。这就是政治的理性主义原则：用最不坏的方法。”人若认为政治或实践的智慧是最高的知识，这是荒谬的，因为人并不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但人若认为政治或实践的智慧是最坏的知识，这也是荒谬的，因为人并不是世界上最不完善的东西。

关于政治，可以说著名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的定义更符合本文的观点。汉密尔顿在1787年10月21日《独立日报》上撰文称：”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联邦党人文集》）我们有理由向希腊政治致敬，因为汉密尔顿提出的这个问题，古希腊人的回答在一定意义上为免除”人类的不幸”开辟了道路。

2、政治科学–通往反政治之路

当然，没有人忘记希腊民主和奴隶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忘记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这种状况正是政治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前提。对古代政治缺陷的反思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达成了政治哲学的辉煌时期。然而，政治哲学在”政治”标准上的发展在本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所谓以行为主义运动为标志的”政治科学”的诞生。

今天政治学的学科历史往往被分成两大时期：一个旧的或传统的政治学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延续到本世纪。二是”现代政治分析”或”行为科学主张”时期，从本世纪30年代的查尔斯-梅里姆和哈罗德-拉斯维尔，在60年代在政治学上占居了统治地位。（《自由民主与政治学》Liderai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西瑟JamesW.Ceaser1990）。

行为主义对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指控是：政治哲学缺乏经验性根据。因此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分析应该从早期的先验演绎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转化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计量技术。这种思潮是现代社会科学主义信仰的一部分。”行为主义革命”要求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来发展政治科学。到60年代末，政治理论被划分为三部分：即历史、规范和经验理论。但显然，”经验理论”成为政治科学的核心问题。分析单位从规范或准则到行为、从道德判断到科学论证这种实证主义变化，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其实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念在19世纪就形成了。20世纪不过给它提供了技术手段而已。行为主义的”政治哲学”还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那里。中国政治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显然和行为主义缺乏血缘联系，但这种影响不能说不在。19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唯物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在一定意义上是利益冲突，这使得政治分析转变为”政治经济学”。对政治进行经济分析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前者深化了政治理性，而后者演化为反政治主义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19世纪中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在马克思主义里面采取了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表现方式。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逻辑困境是：第一、这种分离同样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是想象的而非实证的。二、当不同的社会成员在事实判断上发生冲突（利益冲突）而又没有价值判断的基本共识，共同体就无法维系。暴力于是成为政治本身，但由于它对经济的毁灭力量而导致社会解体。

20世纪的行为主义可以视为反政治主义的第二个高潮。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存续期间滥觞的，这完全可以理解：政治科学试图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提供解释模式。哈罗德-拉斯维尔给政治科学提出的任务是：”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的研究”只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What, When, How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1936。）拉斯维尔的理论可以视为另一种”君主论”或精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大体上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治状态日益明显的时候出现的，这也不难理解。

反对行为主义的斗争也存在两次高潮。一次是从30年代开始，在60-70年代冷战期间发展到高潮，为了强调有别于极权主义的思想传统，政治理论被等同于政治思想史，因此对保守主义的回顾成为政治学的重要任务。进入60年代，包括政治理论史学家施特劳斯和伊斯顿等行为主义者的辩论等学术事件说明，行为主义政治学至少客观上在为极权政治辩护，他们在解释政治却不捍卫民主。（《政治哲学史？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y施特劳斯LedStrauss 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1986：》）这种批评导致了1969年伊斯顿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减少科学性关注，开始重视政治学的社会使命、政治问题和公共政策。第二次高潮出现在80年代。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密切相关。政治民主化成为一种全球观念，政治学发现自己面临为此说项的迫切任务。现在，削弱实证主义假设在政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方向。

有人认为：今天政治学由这样两个主要支柱来支撑：新规范主义和理性选择论。（《自由民主与政治学》Liderai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西瑟JamesW.Ceaser1990。）前者是对行为主义的批评，部分恢复规范研究的价值，后者旨在缓解政治学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给传统政治学补充”理性基础”（利益最大化）。在这里理性假设取代政治动物假设。如果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缺乏规范前提，那么传统政治哲学则缺乏经验基础，而新的政治学打算在这两个方向上努力。在这方面，人们可以记住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等人的名字。

1989以后，”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福山Francis Fuknyama1989）使行为主义找到了新的复兴机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新左派思潮的兴起。事实上行为主义的价值虚无态度和左派思潮强烈的价值至上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二者在”本质主义”这种认识论上产生共鸣。她们因此能够在解构权威方面形成暂时联合和共谋关系。然而911事件宣告了政治学新的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的威胁彻底宣告了行为主义的终结–政治全球化及其古典观念成为政治学在21世纪要处理的首要问题。如果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导致了阿玛蒂亚森革命Amartya sen ,1986），那么，政治学的伦理困境也在呼唤政治学的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束，使半个世纪以来的两种对立的政治观念中国化了，或者说”冷战”在中国得以延续。因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由于自己特殊的问题处境而选择了向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回归这样一种道路。这正是哈耶克在过去坚守的而罗尔斯、诺齐克等人以不同方式复归的道路。但汉语政治学由于”转述”这种先天缺陷，往往无视中国政治本身和政治学之间的巨大断裂，这从上个世纪初就一直是一个”中国问题”。

二、结论：家国政治还不是政治，而是反政治

什么是家国政治的特点？家国政治的特点就是它不是政治，或者说，它是反政治的。

反政治的原则是暴力，它是历代王朝的起源和存在方式。反政治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秩序的最高原则取绝于君主的个人好恶而不是法律，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这是一种军事主义性质的偶性统治。我们并不是强调希腊式政治是绝对政治的（没有人这样认为），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反政治为什么是相对非政治的。反政治是战争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

“早期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盗匪团伙而已。”（《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德）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这形象地说明了灾民政治的历史方位。不过这个早期国家在时间并不是早期的，而是因停滞而延续到今天。它似乎不再是”朝庭国家”了，但它的”动物国家”的”原始特征”仍然一成不变地保留着，它仍然是”胜利者的统治”（《论国家》Der Staat 奥本海 Franz Oppenheimer 1909），这不是国家。我们只是”国家之前的人们”，我们生活在政治以前。而这些认识使我们警惕：由于它还不是政治学的对象，因此对”反政治”的学术批评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赞扬，或者，你所援用的”政治科学”的分析符号在这里是下落不明的……。

（2002年10月1日–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