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证道经文是创世纪12:1-3和马太福音28:18-20

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3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指着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第一卷书中的两段话来开启协同书的系列课程，好让我们将所学的一切都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一方面，教会史是祂的故事；另一方面，教义史是祂的故事。换言之，宗教改革及其协同书教义，不过是救赎历史的一站；而我们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才可能将协同书看得合乎中道。同时，我们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才能从宗教改革和协同书再度出发，继续前行。

今天是协同书系列课程的第一课或导论部分。我们的学习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课程大纲；二、教会简史（重新确定宗教改革的历史方位）；三、基本立场（阐明我们与宗教改革以及协同书的关系）。从1517年路德改革到2017年正好是500年。我们将阐述500年乃是神圣历史的一个基本单位。今天来记念宗教改革500年并学习协同书恰逢其时。圣灵并非在16世纪才开始降临，因此教会就是一场持续的改革或归回，任重道远。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出埃及记14:15）。愿主与我们同在，阿门。

毫无疑问，协同书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名著。但是在中国，缺乏对这份名著的重视不仅是汉学学界的耻辱，更是中国教会的耻辱。协同书的基本主题在总序部分已经开宗明义：It is a remarkable favor of Almighty God that in these last times and in this old age of the world He has willed, according to His unspeakable love, forbearance, and mercy, that after the darkness of papistical superstitions the light of His Gospel and Word, through which alone we receive true salvation, should arise and shine clearly and purely in Germany, our most beloved fatherland。可以说协同书有两大宗旨：第一、实现教会从罗马到德国（及普天之下）的本地化；第二、这场变革的旗帜是惟独圣经返回神说。换言之，本地教会和惟独圣经是协同书思想的两大轴心，也应该是教会历史的两个基本线索。

协同书（The Book of Concord）正式出版于1580年，最早是以拉丁文和德文出版的。北美路德会多年来在翻译协同书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皓首穷经。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记念他们的事工。泛而言之，英译本主要简史如下：

1851 David Henkel and others, published by Solomon Henkel & Brothers in New Market, VA, with an improved edition in 1854.

1882 Henry E. Jacobs and others, published by G.W. Frederick in Philadelphia, with a revised “People’s Edition” in 1911.

1921 F. Bente and others, “Concordia Triglotta: The Symbolical Books of the Ev. Lutheran Church” or the “Triglotta Edition”. Published by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St. Louis, in three languages, and then also in English alone.

1940 John C. Mattes undertook to make a revised translation but died (in 1948) before the work was completed.

1959, Theodore E. Tappert. Published by Fortress in Philadelphia.

2000, Robert Kolb and Timothy J. Wengert and others. Published by Augsburg Fortress, Minneapolis MN.

2005, Concordia: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A Readers Edition of the Book of Concord. Published by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nd edition, January 2, 2007)

其中广泛使用的四大英文版协同书是：Triglotta，Tappert，Kolb 与Concordia。我自己喜欢使用的是Kolb版，同时推荐大家到网络上查阅Triglotta：http://bookofconcord.org/index.php。中译本推荐香港路德会文字部出版的《协同书》，译者李天德，2001年版；其英文原版是Tappert。Kolb是在Tappert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比如Tappert使用的圣经是RSV；而Kolb则使用NRSV，等等。中国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协同书》（译者逯耘，2007年版）也可以参考，不过该版在翻译和内容方面实在问题多多；其英文原版是Kolb。两本书的英译者在每篇文献前写有“引言”，只能是参考。

另外推荐两本参考书，有英文阅读能力的学员可以买来参考：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History and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Concord,April 1, 2012; by Charles P. Arand, Robert Kolb, James A. Nestingen。另参Robert Preus, Getting into the Theology of Concord: A Study of the Book of Concord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7)；David Scaer, Getting into the Story of Concord: A History of the Book of Concord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7).

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宗教改革的历史，不妨参考英国牛津大学教会史教授Dimarmaid MacCulloch的系列著述：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2003)，republished as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2005)；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don, Allen Lane. (2009) ；Silence: A Christian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2013)；All Things Made New: The Reformation and its Legacy. London, Allen Lane. (2016)。我不认同Dimarmaid MacCulloch的所有立场，但他的研究代表了西方教会史学的一个独特角度。中译的宗教改革史著述可以参考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宗教改革史》（上下册，作者托马斯·马丁·林赛，Thomas Martin Lindsay, 1843-1914）。另外还可以参考商务出版社的《基督教简史》（G.F.穆尔，1919）。

上述教材和参考书都是建议性的，旨在简明扼要地了解协同书的基本内容和宗教改革的历史。

大家打开协同书的目录，熟悉协同书的基本内容以及相应概念的英文及其缩写。由于时间关系，其中的三大公信经和大小要理问答就不讲了；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些方面的教导一直在进行。因此我们的协同书系列课程计划为如下5个课时或5次主日证道的时间：

第一课：导论

第二课：奥斯堡信条（1530）及其辩护论（1531）

第三课：施馬加登信条（1537）

第四课：论教皇权与首位（1537年）

第五课：协同式（1577）

教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希腊-法国-欧洲的哲学习惯。或者可以这样说，西方教会的教义是教会面对西方文化作出的护教反应；但同时必然也是西方文化在教会中的反应。教义史一定是教会与处境的互动历史，正因为如此，教义与圣经不同，虽然有启示真理的光照，但并非启示真理本身。关于教义我们需要确立3项教义。第一、教义的意义在护教，在于面对异端和异教。第二、教义面对圣经必须保持谦卑，任何宗派教义都不是圣经，更不是圣经的总结和终结。第三、必须警惕教义对教会生活的搅扰——如果教义已经穷尽了圣经真理，教会就毫无意义。圣经以66卷书的启示向天路开放；圣经是并且唯有圣经是教会建立和发展的根基。

三大公信经（the Ecumenical Creeds ：the Apostles’ Creed, the Nicene Creed and the Athanasian Creed）确证路德教会是传统教会的一部分，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使徒信经可以上溯到2世纪在罗马的教会，并且是在南高卢（法国）完成的；主要用于洗礼的教导。这是一份欧陆理性主义特色的文论（Creed，Symbol）。尼西亚信经形成于主后325年的尼西亚公会，并于381年在君士坦丁公会上确立。也有人认为这部信经出于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主要彰显的真理是三位一体与基督中心论。亚他那修信经是三大信经中最长的一部。尼西亚信经主要用于圣餐主日和重要的节期，而亚他那修信经主要用于Trinity Sunday (or the First Sunday after Pentecost)，旨在解决冲击基督神性的异端。亚他那修信经也成型于南高卢。

奥斯堡信条及其辩护论（the Augsburg Confession and Apology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是并且只是对教皇主义的反应——是路德人根据教皇派的“要求”在解释他们的圣经观点；显而易见，这种解释已经被框定在罗马的问题框架之内了。1530年6月30日，路德人在德国奥斯堡的帝国法庭上（the imperial diet of Augsburg）在皇帝（Charles V）面前宣读他们的教义。这篇宣言的作者是Philip Melanchthon。一年后他们又提交了辩护论，作者同样是Philip Melanchthon。辩护论是为了回应罗马天主教一个委员会的“驳斥”。奥斯堡辩护论是协同书中篇幅最长的论文。一般被认为是奥斯堡文献宣告了路德教会的教义核心：惟独恩典称义（justification by grace alone）,惟独信心（through faith alone）,惟独在基督里（in Christ alone）。

路德大小要理问答（the Small and Large Catechisms）旨在创立和建造德国的路德教会，并将基本真理教导转向儿童、平信徒和普通的圣职人员。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两个事实。第一、路德首先要解决的是德国人的信仰常识或圣经问题；像所有的西方教会要理问答一样，路德不可能面对东方人的信仰启蒙问题，尽管两者当然存在交叉关系。第二、要理问答代表路德开始从“改革”转向了“建造”，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路德1530年撰写了要理问答。要理问答论及6个基本问题：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Apostles’ Creed, the Lord’s Prayer, Holy Baptism, Confession, and 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对这6个问题的解释实际上仍然存在广阔的空间；就我个人7年的教学经验而论，路德的解释实在过于狭窄和有限了。特别是十诫和洗礼部分的内容，可以重新撰写（其中洗礼部分的引经也是不完全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有更为重要的一些信息没有被注意；而使徒行传中的洗礼案例及其启示出来的教导完全被忽略了）。我盼望不久以后中国教会拥有自己的要理问答版本。

路德的施馬加登信条应该完成于1536年底。之前教皇Paul III 要求举行一次会议面对宗教改革的冲击，The elector of Saxony请路德在会议上提交相关文献。在这篇论文中，路德列举了德国教会必须坚持、不可妥协的信条。论教皇权与首位的作者是Melanchthon，1537年抗议宗（the Protestant）在Smalcald举行会议；这些文论被认为是奥斯堡文献的补充。

路德去世（1546）之后，面对加尔文主义的冲击以及新教的内部分裂，路德教会进行了艰苦的教义集结。协同式主要面对的是西欧的基督教激进主义挑战，或者说协同式在教会派和改革宗之间两翼作战。协同式完稿于1577，她的提纲挈领也称为the Epitome of the Formula of Concord，与正文部分The Solid Declaration对应。协同式的最后定稿人是Jacob Andreae, Martin Chemnitz, Nicholas Selnecker, David Chytraeus, Andrew Musculus, and Christopher Koerner。另有8,100牧师和神学家以及50位政治家在上面签署。如果说奥斯堡信条完成了路德教会与天主教会的边界，那么协同式则显示路德教会拒绝跟随新教改革的激进反传统路线。1580，协同书完成出版。

历史是“祂的故事”，而宗教改革不过是基督事件和地极使命的一部分。史学规范或人云亦云以及宗派自义，是求问真理的主要障碍。我们今天可以根据启示真理重新梳理一下人类历史。一方面，人类历史的核心事件是教会史和教义史；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从亚伯拉罕到中国教会，人类历史大致可以按50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真正的人类简史或教会简史。并非灵意，无独有偶：“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创世记5:32）；“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创世记11:11）。

1、前2000-1500，亚伯拉罕到摩西：从一家到一族，从世界到圣坛和会幕

2、前1500-1000，摩西到大卫，从一族到一国，从会幕到圣殿

3、前1000-500，大卫到但以理，从一国到世界，从圣殿到会堂

4、前500-0000，但以理到耶稣，从会堂和万国到一人

5、0000-500，罗马帝国（地中海）的基督化

6、后500-1000，欧洲的基督化

7、后1000-1500，欧洲的冲突与教会的改革

8、后1500-2000，世界的基督化

9、后2000-2500，世界的冲突与教会的改革

这9个阶段也可以以基督事件或第5阶段为中心交叉结构。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简述5-8这段教会历史。

基督升天之后，教会从耶路撒冷发展到罗马。这是使徒时代到教父时代的过渡，从地下教会到国家教会(大公教会)的过渡。这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过程；其中对法利赛人的分别尤其引人瞩目。这也是驳斥希腊文化、劝勉希腊人的过程。期间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米兰赦令（313）。

这也是教会的产难时期，内忧外患。外患：教会先后经历了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大逼迫; 初代教会靠复活与爱面对暴政和罪恶。内忧：教会迎战各种异端。这500年的异端主要是围绕基督论展开的，包括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否认道成肉身）、伊便尼派（Ebionism，否认耶稣神性）、马吉安派（Marcion，否认耶稣人性）、孟他努派（Montanist，圣灵论与女先知）、阿利乌派（Arianism，或称亚流、亚略；否认耶稣神性）、聂斯脱利派（Nestorius，基督二性连接说）、摩尼教（Manicheism，二元论）、多纳徒（Donatism，分离主义者）、伯拉纠派（Pelagianism，人神合作说）。教会以大公会议（4次大公会议）、大公信经（三大公信经）和圣经正典（397年迦太基会议）回应异端；或者说教会以合一和真理胜过搅扰。这段时间的4次大公会议分别是：325年尼西亚会议，381年康斯坦丁会议，431年以弗所会议、451年迦克墩会议。

另外有两位神学家位于上古史和中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一位是耶柔米（Jerome，哲罗姆，约340年-420年），他代表了教会的本地化方向。耶柔米翻译了《〈圣经〉武加大译本》（Biblia Vulgata）——耶柔米将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翻成拉丁文圣经。第二位是奥勒留·奥古斯提奴斯（Aurelius 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天主教会官方称希波的奥斯定（Augustine of Hippo），通译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代表了唯独圣经这个方向。他与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相关。

不过我个人认为奥古斯丁神学最大的缺陷在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同时奠定了中世纪神学的歧路。第一用《忏悔录》重置了上帝和个人的关系，在这个感人至深的关系中，教会没有位置。第二是用“上帝之城”重置了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中，教会没有位置；而教皇将成为上帝面前的个人和国度最为夸张的实践者。

这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启蒙时代：欧洲蛮族的基督化。现代思想指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犯下的主要罪行，就是提出“黑暗的中世纪”这个伪概念。一方面，现代思想薄古厚今；另一方面，现代思想缺乏真正的历史观念。事实上，中世纪才是一个改革的世纪和启蒙的世代；而所谓的启蒙时代才是一个黑暗的世纪——从中引发了革命风暴、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一方面，教会一直在改革（没有一场改革逊色于宗教改革）；另一方面，中世纪恰恰是不断使蛮族基督化的过程，从而建立了一个基督化的欧洲或欧洲诞生了基督教国家。

日耳曼人（包括维京人）和斯拉夫人的基督化，以及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以及突厥人被拦阻，并行着中世纪的修道主义和教皇制度的崛起。

修道主义是对国家宗教腐败的反应。St. Anthony the Great（约251-356年）是修道主义的先驱，而努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7年，圣本尼狄克）被誉为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中世纪的修道院虽然倡导禁欲主义，但是对体力劳动的强调、特别是对文化的追求实际上奠定了近代文明的基础。教皇制度源于罗马主教，而主教上升为教皇主要是政治危机的产物：欧洲的蛮族混乱和异教搅扰，使教会领袖同时上升为政治领袖（7世纪回教的崛起，进一步使欧洲的军事团结成为必要）。教皇制度首先可以上溯到利奥一世（Pope Saint Leo I the Great；400－461）与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590-604）。随后的重要事件是教皇加冕查理曼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教权与政权的关系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课题。

中世纪的宣教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在东方，聂斯托利派到达波斯和中国；而在欧洲，向蛮族传教，藉着归化蛮族国王从而建立基督教国家的运动，使中世纪更是祂的故事。而在东方拜占庭帝国，东欧和俄罗斯斯拉夫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开始全面基督化。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实际上加强了基督教向欧洲未得之地的扩张。期间有3次大公会议：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553年，基督一性说）；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 （680-681年，基督一志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787年，圣像崇拜与养嗣主义）。教会继续为基督论而战的同时，进一步本地化。

欧洲的迅速基督化必然产生两种后果。第一、教会的腐败及其改革，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改革构成了路德改革的基础。第二、世界之王开始纠集一切力量要消灭基督教的欧洲，于是各种罪性被动员起来，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这是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冲突本身恰恰是洁净和建立教会的过程，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下一个1000年的人类历史。

第一，教会的改革。这500年的宗教改革是以修道院的革新为基本标志的。首先是克吕尼改革（Cluniac/Clunian Reform，950-1130年），改革的对象是教会内部的腐败（如贩卖圣事和娶妾，以及世俗权力对主教的授职）；改革的目标是返回本笃会规(Rule of Saint Benedict)。与之相关是托钵修道会（方济会、道明会）的兴起，使福音先行进入非洲与亚洲。方济各会（Ordine francescano）又称方济会或小兄弟会，或法兰西斯会；创始人是圣方济各亚西西（Francesco d’Assisi，1182年7月5日－1226年10月3日）。道明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多明我会，正式名称为“宣道兄弟会”（Ordo Praedicatorum，简称O.P.）。道明会在两个方面为基督教以及后世诟病：玛利亚崇拜和异端裁判所（Inquisitio Haereticae Pravitatis）。但是，不能因此忽视道明会在经学哲学（scholasticism）上的贡献（如著名学者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等）。中世纪的教会改革的第二方面是涌现出改革派教皇，从利奥九世（Pope Saint Leo IX，1002年6月21日－1054年4月19日）到贵格利七世（额我略七世，Pope Saint Gregory VII，约1020年—1085年5月25日）可谓见证如云。教宗额我略七世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他死于流亡途中的萨莱诺。他石棺上的墓志铭为：我曾追寻公义而摒弃邪恶和不公，因此，我殉于流亡（I have loved justice and hated iniquity; therefore, I die in exile）。无论如何，中世纪教会改革涉及的“授职权之争”对现代教会和中国教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基督教与异教的冲突。“黑暗的中世纪”所要控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的两大问题上；但这些瞎眼的指控完全无视当时基督教世界面对的两大威胁，一方面是异教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军事的入侵。

首先就是宗教裁判所。这是在1231年天主教会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决意、由道明会设立的宗教法庭；今天异端裁判所已改组为信理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最为声名狼藉的。但异端裁判所真正火刑的人数显然被夸大了。基督徒承认宗教裁判所是一种罪恶，但是，我从不认为世俗社会拥有对宗教裁判所的裁判权，因为世界对世人的裁判，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今天，充满了更多的罪恶。我当然反对教皇无误论（顺服教皇是每个人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推翻教皇制之后无论是新教领袖，还是国家领袖，他们的品质不如教皇，而其淫威和罪恶有过之无不及。即使在新教世界，接受郁金香和协同书是每个人得救的必要条件，这种异端比比皆是。其次是十字架东征（Cruciata，1096-1291年）。我不否认十字军东征犯下了各种罪恶，甚至政治和军事手段进入信仰完全具有邪教品质。但是，这场针对回教徒对耶路撒冷侵略的反应，也许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拥有更为属灵和公正的看见。

中世纪是在黑暗中结束的，但那不是基督教的黄昏，而是世界的黑夜，而基督教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黎明。世界的第一场黑暗来自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第二场黑暗来自蒙古帝国（1206－1259）。第三场黑暗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年），与之对应的是千年帝国拜占庭的灭亡（1453年）。第四场黑暗是1347-1351的黑死病，欧洲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第五场黑暗来自欧洲内部，一方面是1337-1453的英法百年战争；另一方面是1378-1417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至少这样说才是公平的：中世纪之所以黑暗，除了欧洲人自己里面的黑暗，一个重要的原因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

20世纪流行的史学谎言之一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这个谎言是由两部分故事构成的。首先是所谓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了希腊，从而引发了欧洲的兴起。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靠着这些希腊思想崛起，而“挪亚赤裸着肉身”在任何健全的思想那里不可能看见什么有意义的更新变化。其次，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和现代文明的开端或序幕。一方面，文艺复兴并不是宗教改革的动力，宗教改革的背景在中世纪改革本身。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也不配成为基督教的敌人，这一点想想教宗利奥十世（Pope Leo X，1475年12月11日－1521年12月1日）在路德改革中的命运就一目了然。

一般将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1320年—1384年）和捷克的扬·胡斯（胡司：Jan Hus，1371-1415年7月6日）视为路德的先锋。但威克里夫的真正贡献在英语圣经，使教会本地化拥有了真理基础，并且主张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这一改革事业完善于KJV）。胡斯受到威克里夫很深的影响，宣称圣经至上。在推动教会本地化的路线上，兴起了会议运动：大公会议权力在教皇之上。与此同时，天主教的内部改革一直与路德改革相伴而行：前有弟兄会（奥秘派，Brothers of Common Life），后有耶稣会。前者代表人物是德国的Thomas à Kempis, C.R.S.A. (托马斯·肯皮斯，c.1380-25 July 1471)，其代表作品是The Imitation of Christ（《效法基督》）。耶稣会（Societas Iesu，简写为S.J.或S.I.）在很多意义上都是基督教会的杰出见证，现代基督教和现代人类、特别是中国教会亏欠了对耶稣会诸多应有的敬意；无论是在神学上，还是文化上。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主义在路德改革前期构成了严重的试探。一方面是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年10月27日－1536年7月12日），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先声；另一方面是英国的摩尔（Sir Thomas More，1478年2月7日－1535年7月6日），他是社会主义的前驱。但是让我们感谢神，路德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在500年来继续平行向前，人类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抉择。

在路德教会不用过多重复宗教改革的细节了，因为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宗教改革启动了福音的世界化，这个过程到2017年尚未结束。当然，世界之王同样会纠集军队反击福音的扩展。20世纪以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这些势力：欧美的世俗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与此相关）、日本的军国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回教的恐怖主义、霾国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集灾民-土豪于一体的东方资本主义，带着最无耻的表情侵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上帝允许冲突存在，乃是不断带领子民进入旷野，更新，并且建立教会。而在基督化的基础上教会化，乃是最新的500年的大使命。从活板印刷到互联网，路德的事业是未尽的事业。

我宁愿相信林赛对路德的“理性评论”，也不愿意相信加尔文主义者和教皇派对路德人格的污蔑和神学的弯曲以及谬托知己。但是，路德教会对路德的一些“文学记忆”可能过于文学了。“这是我的立场”有可能是一种虚构；而路德的一些释经著作是有明显缺陷的，他的启示录解释简直错得匪夷所思。而协同书的那些作者及其学徒，其水平和能力也罕有超越路德的。路德真正感动我的除了勇气，更重要是就是他对圣经的敏感，以及用自己生命经验去作圣经的见证。在最后这一点上，路德是保罗；而在他前后涌现出来的很多神学家更像亚波罗。如果圣经不再是圣经，如果还有第二圣经，如果圣经与我个体生命无干、只是别人的火炬，那么信仰就只是一场文学、迷信和政治。在这方面，路德这个人比协同书那些教义更宝贵；路德就是我愿意敬重的一则教义。

关于路德（10 November 1483-18 February 1546）的生平，学员需要复述以下几个断片：生于Eisleben, Saxony, 1484举家迁移到Mansfeld，路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随后在Magdeburg和Eisenach学习拉丁文学，完成了路德的“地狱之旅”。1501年路德进入the University of Erfurt，学习法律；路德后来称之为a beerhouse and whorehouse。1505年7月2日经过“暴雨之路”，7月17日路德进入了本地的奥古斯丁修道院，那是延伸的“绝望之旅”。1507年路德按立为教士。路德完成了两个学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之后，1512年10月21日进入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开始教授神学。下一站就是1517年10月31日的95条论纲事件。接下来的事件是：奥斯堡会谈（Augsburg,the Imperial Diet，October 1518）、莱比锡辩论（Leipziger Disputation，July 1519, disputation at Leipzig）、沃姆斯国会（Diet of Worms，April 1521）……瓦尔特堡翻译德文新约圣经（the Wartburg Castle at Eisenach），1522年3月6日返回Wittenberg面对农民战争，然后是组织婚姻（1525）和建立教会（崇拜仪式、要理问答、面对异端，崇拜诗歌等），与同工完成旧约圣经的德文翻译并出版整卷德文圣经（1534）。

但是，路德及其追随者所做的一切及其意义，他们自己未必完全是明白的。第一、他们看不见上帝藉着这场改革是要把祂的教会带到德国以远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了抛弃和否定罗马教皇制。不是的。罗马再黑暗也是基督的教会，一个更新着的淫妇。而德国教会不是终点。正如起初上帝允许使徒在耶路撒冷遭遇大逼迫，目的是将使徒驱赶到普天下去建立祂的教会。第二、协同书的作者们夸大了协同书的神学价值，但实在说来，协同书是一个里程碑，但也只是一个里程碑。协同书不是宇宙真理，不是圣经最后的总结。协同书是为了保护德国教会的权宜之计。但当教会发展到德国和路德教区，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他们不想走了。如果路德活在今天，可能正如摩西从山上下来。如果路德教区再无限高举协同书，协同书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金牛犊。

对宗教改革当看得合乎中道。我们不像教皇派将改革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要像路德宗将改革惊为天人，当然也没有必要像加尔文主义者谬托知己。首先，宗教改革的真理天路只是在半途。宗教改革不是对中世纪的断裂，也不是神圣历史的最后高峰。宗教改革两大旗帜或两大贡献是：本地教会与唯独圣经；而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在这两个基本真理问题上，路德改革和宗教改革只是未尽的改革或没有完成的回归。其次，宗教改革至少客观上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随后发生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与入侵以及欧洲战争，都可以溯源到路德改革，特别是加尔文派的极端主义行动。而我们在学习协同书的过程中，要注意并且需要不断超越路德教会的三个问题。

我们应该充分理解，路德教会是在不断的战争状态诞生的，无论面对罗马还是加尔文派以及内部的分裂，都是生死之战。于是“路德人”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自卫和信仰宣示。我们在协同书的字里行间一直能看见，我们的前辈一直在“打仗”，“敌人意识”和“被迫害妄想”统治着路德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被迫害妄想”并非“妄想”，而是一个基本事实。正因为如此，“路德人”也表达了一种向外界施行社会封锁的态度，为了确保“教区”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与此同时，“路德人”对自己的一切教义领受都难免夸张到“宇宙真理”、“终极真理”的高度。这种思想实际上藉着加尔文主义的双重预定论，构成了后世“尘世乌托邦”、“先锋队”、“天国代表、“阶级斗争”、“口含天宪”等一切邪教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事实很简单，路德人不过就是以色列人，一群旷野罪犯；他们的生命和智慧如离开基督和圣经，不过是泥土。不仅如此，这个名词本身显明了教皇文化和人文主义对路德教会深刻的捆绑，而且难以脱离分裂主义的指控。路德教会根据协同书定义了何为路德人（What is a Lutheran）：A Lutheran is a person who believes, teaches and confesses the truths of God’s Word as they are summarized and confessed in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Book of Concord contains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of faith。尽管路德教会争辩说，Lutheran就是Christian，而且是真正的Christian；但我个人仍然不愿意用Lutheran替代Christian。正因为如此，我们教会是“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而不是“蒙特利尔华人路德教会”。路德人或路德教会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显违背圣经的，也违背路德本人的意愿。而且引领了以人为中心的分门结党的基督教现代恶俗。从这里开始，加尔文主义以及基督新教的分门别类登峰造极。

但真理是清清楚楚的。哥林多前书1:10-15，“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11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分争。12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13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14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司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15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另参哥林多前书3:3-5，3:21-23；哥林多后书13:11-14）。当然我也不想夸大这个名字滥用的程度，实际上基督教其他宗派名称涉及的同类问题更严重。我只是提醒我们教会，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改革”掉。

与此相关的问题，或更重要的问题，路德人将协同书抬高到圣经的位置上，并以此自我定义。除了灵恩派，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派都可以归类为认信宗派：除了认信圣经，同时认信自己宗派形成的教义，甚至自己宗派领袖的神学。当然路德宗不是最疯狂的。我不反对教义，相反，教义非常重要。但是，任何将教义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与圣经等同的作法，甚至将教义视为圣经总结，实际上高举在圣经之上的行动，都是一种邪教。圣经所讲的认信对象只有基督和圣经，而不是教皇、主教、路德、加尔文或协同书、郁金香和任何其他教义宪章（马太福音10:32；罗马书10:9；彼得前书3:15；约翰一书4:2）。我个人只接受否定性的教义认信：面对异端、异教、邪教和其他宗派，我们无条件认信协同书；但是，在圣经面前，我将协同书视为阅读圣经的一种方法，同时让一切教义随时随地变为粪土。

我们学习协同书绝非要把协同书当成圣经来认信，而是学习这些伟大的圣徒怎样唯独圣经的精神见证，一直从中看见复活的基督怎样藉着路德改革继续将历史变成祂的故事。实际上如果你认同协同书等同于圣经，你就根本没有资格反对教皇无误论、基督教要义、古兰经和摩门经是启示真理。但是，遗憾的是，路德教会的很多主流们实际上是将协同书等同于圣经的。Concord（harmony，with one heart）与confession（to say what you believe）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表达了这个事实。更多人在教义与圣经的关系上一直模棱两可，一方面不敢公然宣告教义等于圣经和高于圣经；另一方面又要求牧师和会众无条件顺服教义（unconditional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路德教义神学实际上在讲述一种勉为其难的政治谎言。教会政治的恶俗正在侵蚀宗教改革时代的纯真热情。

关于an unconditional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Dr. C. F. W. Walther这个阐述是过于极端了：An unconditional subscription is the solemn declaration which the individual who wants to serve the church makes under oath that he accepts the doctrinal content of our Lutheran Confessions, because he recognize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full agreement with Scripture and do not militate against Scripture in any point, whether the point be of major or minor importance; and that he therefore heartily believes in this divine truth and is determined to preach this doctrine.

在加尔文主义的冲击之下，实际上路德教会被迫部分地加尔文主义化了；在上述立场上，路德教会与所有基督宗派同样违背了圣经。人对圣经的理解上升为第二圣经，从而废弃了刚刚宣告的“唯独圣经”这个改革教义。将任何教义，无论是路德宗的教义还是改革宗的教义，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的传统，形式上等同于圣经、表面上凌驾于圣经之上，都面临着同样圣灵的责备：“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8-19）。这是启示录上清清楚楚的话语，因此特别涉及末世论和千禧年的信息，你与其言之凿凿但改变圣经的话语，不如谦卑诚实地顺服圣经的字句，免得自以为是，获罪于天。

协同书要争辩的话题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比如对教皇制的极端批判和全面否定，最多只适用于教皇制在最黑暗的年代和最最极端的方面。但是如果用之与所有中古时代的教会，这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在欧洲以外，比如教会遭遇印度、日本和中国文化的拦阻，实际上协同书甚至一切西方神学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在神学院的一些经历也不断让我看见，西方的很多教授实际上根本缺乏面对远东文明的能力，而协同书根本不足以支持他们将那里的问题对象化。举例而言，基督论（包括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论）首先是一个希腊或西方的问题，尽管我们完全赞同这些教义。但是包括对犹太人在内的东方人而言，这些让人血流成河的“核心问题”在东方未必是一个难题。希腊人的思维和犹太人的思维如此不同，这一点看旧约就一目了然。让我们感谢神，圣灵没有用系统神学和教义文本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真理，因此，只有圣经是圣经。

这是我的立场。第一、协同书是阅读和理解圣经的一种方式，而且是迄今为止西方神学最好的方式。第二、协同书只能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了神学见证，而她没有阐述的真理，我们应该面向圣经持开放和顺服的态度；我从不认为协同书穷尽了圣经真理，也不认为协同书面对了所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第三、协同书个别结论和路德教会个别传统与圣经之间存在模糊的地方，我们必须唯独圣经。第四、一些路德教会的学者和牧师对协同书的极端解释，最多只有参考价值，而不能成为彼此控告和论断的真理根据。而我恰恰认为，这才是路德教会牧师对我们认信教义的真正认信。第五、我只接受护教学意义上的unconditional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绝不接受释经学上的unconditional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这是我的solemn promises。如果有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就是不想承认，这些路德人我视为外邦人。

改革宗神化了加尔文及其主义，而路德宗同样高估了路德改革的意义。正如现代文明不断神化启蒙运动一样，人的后裔时不时要起来有选择地神化他们的历史英雄，以便让自己也分享一些唯我独信的余荫。但愿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深刻地记住这个事实：耶和华亲自埋葬了摩西，基督亲自接走了保罗；上帝根绝了选民个人崇拜的任何合理性。Philip Melanchthon实际上是一位平信徒（a layman），正如加尔文从来不是按立的圣职人员一样。Philip Melanchthon对我而言不在于他有什么权柄教导我，而在于他诚实地记载了那个时代路德人的真理见证和信仰勇气。不仅如此，路德教会在欧美和很多宗派结下了梁子，有些冲突有血气方面的积怨，这些政治传统实际上与中国教会无关。当我们在一块新的土地上拓荒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摆脱欧洲历史的各种阴影与重担，轻装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像加尔文主义者一样，在远东表演他们的一切丑恶与荒诞。

我一直同意，教区、神学院和本地教会是教会健康发展的良好范式；这也是中国教会应该跟随的方向。不仅如此，多年来路德教区（无论是LCMS还是SELC）对我本人和我们这间教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我们应该常怀感激和敬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将教区末世看得合乎中道。不仅如此，我们同时看见了路德教区的政治化和官僚化，而这些局限正在成为对本地教会和地极使命的拦阻，又藉着高抬协同书开始远离惟独圣经的改教原则。而从教区榨取钱财之后到远东的那几个人，因为教区政治的缘故，他们比当年路德面对的仇敌更为下流。但协同书的作者们根本没有能力将这种现象对象化。实际上，极端主义的教区政治不过是罗马教皇体制和东正教圣公会的主教制的残余。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两个尖锐问题：一方面，教区政治使路德教会整体上丧失了面向霾国的宣教和植堂能力；另一方面，“惟独我路德宗”的一些二流货色或嫉妒之徒成了传道事工的搅扰者和拆毁者。

协同书的作者和阐释者在这方面和教皇派、加尔文派、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一切罪人精英是一致的：以为自己几篇小破文章已经穷尽了圣经真道和宇宙真理；仿佛圣灵和历史到他们那里就到达了光辉的顶点；以至于在基督复临之前，释经已经毫无意义。所以这是我的立场。第一、迄今为止路德宗教义高于改革宗教义和天主教教义以及所有基督教宗派的教义；第二、一般而言任何宗派教义都高于世俗小学和无知神学；第三、圣经永永远远高于教义和教区；只有圣经是稳定的，但只有圣经是圣经。在我全面得罪公共知识分子之后，第一条我得罪了改革宗。第二条我得罪了灵恩派。第三条我开始得罪路德宗。我不想得罪教会。当我们面对一个宗派和一间教会，若非涉及基要真理，上述问题则不构成我们离弃她的理由；正相反，在有缺陷的教会中彼此相爱和共同更新，才是教会真理的题中之义（哥林多前书13:13）。主必与我们同在。阿门。

任不寐，201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