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读者：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_KBCb5kDw

On account of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mainstream protestant theology ahs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I’m always tempted to call the 20th c the Age of Apostacy, or perhaps even the post- Christian era.

尊敬的教授，将20世纪称为“后基督教时代”或“叛道时代”，这是刚刚过去这100年应该荣膺的定义之一。不过我的看法可能更为决绝，实际上20世纪是一个敌基督时代，因此是一个死亡世纪。这个死亡世纪一方面在启蒙时代和流氓时代奠定了理论根基：人是畜生和人是上帝；另一方面，用100年空前的人类相杀自我定罪。20世纪的历史不过在为创世记2:17作证：“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无论人类相信人是畜生（像神一样定义别人），还是相信人是上帝（像神一样崇拜自己或偶像），结果一定是诸神之战和人类内战。所谓极权主义，就是在民族国家纷纷诞生的时候，每一个民族在各自的城市广场上建立自己的金牛犊或政治神祗，从那里兴起“可以杀人”的新宗教。没有一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合法”地屠杀了那么多生命。只有特别畜生或特别自神的人，才会将这个世纪称为“现代文明”；因为只有魔鬼的儿子，才会真的将尸体宝贵为它的产业，并视他人生命为炉灰和草芥。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梦游和健忘两种方式掩盖人的滔天罪行，消费主义同时上升为普世价值。坦克与飞机，汽车与电脑，核弹与市场，音频与视频，让人与神越来越远，人与人、人与鬼与时俱近。

在人类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同时，必然发生着教会在西方的衰落和神学在全球的变形。人类死亡总是和教会衰败互为因果。教会的衰落首先表现为世俗化运动冲击下教堂和聚会的废弃。欧美每一周似乎有5间教会倒毙，随后教堂被拍卖或拆毁；十字架被驱逐出学校，而同性恋、吸毒、离婚、堕胎、酒吧、赌场、舞会、派对、时装表演和动物世界成为主流文化和文化先锋。这是人性对教会的胜利。“基督教世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典型的标志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成功“自由选择”了第一位支持同性恋的总统；同时，一个无神论大国崛起了，用不顾一切搞钱这种“成功国学”鼓励全世界加入敌基督浪潮，“教育面向21世纪”。其次，就是各种新神学的诞生。20世纪的神学拥有两个现代本质。第一、被战争和死亡深深伤害和成功威吓，神学开始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向世界之王谄媚，这主要表现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和新正统神学运动。第二、与异教或偶像文化行淫，继续深化了各种教会的反教会运动。特别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在所谓的新福音热地，主流教会若非官方教会，全部具有反传统教会的邪教品质。这种局限还没有时间反省，就诞生了一种不知羞耻的新锡安主义——一个从未按教会真理建造自己的霾国教会，起来鼓吹他们承担着将福音送回耶路撒冷的大使命。当然，这不是一切，上帝在20世纪的历史中仍然是主权者，只是我们只能按启示真理去认识祂的故事。

一、死亡世纪

圣经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因为死人是魔鬼的产业。为达到这个目的，魔鬼必须同时是“从起初就是说谎的”（约翰福音8:44）。魔鬼的杀人谎言在于，与上帝“不可杀人”的诫命针锋相对，提出“可以杀人”的意识形态。《资本论》提供了经济理由或借口，《我的奋斗》提供了文化理由或借口。但真正的杀人理由乃是进化论。一方面，若人是畜生，杀人只是一个临床问题；如果人是别人的神祗，出于进化和神圣的目的，假神杀人只是一个代价伦的问题。20世纪的普世价值可以用刚刚发生在霾国的这个社会新闻来总结：“今年59岁的湖南乞丐朱得时，在乞讨时收留多名女子，这些女子至少为其生过12个孩子，其中8个夭折，2个被偷，只有2个存活。当地村干部称，朱得时生下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乞讨。民众曾为朱得时病重的孩子捐款，但钱都被他拿走，用于打麻将下馆子……”如果贵国相信人是畜生，那你没有任何理由在“猪得时”的动物行为上面表演你的义怒。如果霾人深信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为了发展这个精神偶像，你只能感慨人逢其时，猪逢盛世。事实上，发展（压倒一切）的思想，恰恰是一种死亡恐惧或死亡记忆。二十世纪是一个死亡世纪。文化和神学都是死亡阴影之下的思想（奥斯维辛之后……）。这篇论文的第一个目的，在于将人类、特别是教会从死亡阴影之下解放出来。

1、欧洲的失丧

杀人的主要工具是军事战争和政治镇压。不过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是在中国揭幕的，而且受害者是基督的仆人和基督的门徒。那是1900年。这场暴行长期以来被伪饰成“义和团运动”，仿佛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壮举；其实质不过是朝野勾结倚强凌弱、践踏寄居者的政治丑行。240多名传教士被杀，2万多基督徒被杀；而仅仅在北京，拳匪杀害平民10余万人。继续在远东，在清廷的老家，随机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军共死亡4万多人，日军8万多人，辽东平民丧亡2万-30万不等。亚洲战火刚熄，新世界发生异常大地震，死亡3000-6000人（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不过20世纪第一个20年里，真正发生灭顶之灾的是欧洲。1912年，英国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1514人遇难。这仿佛是一个信号，整个欧洲正在沦陷。两年后，无视警告的人类迎来了现代社会的第一场世界大战，或人类大屠杀。这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人杀人悲剧。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350万左右的人丧生。而在这期间，即1915-1917年，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基本上也是针对基督徒的，约150万人被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果之一”是，1917年无神论在俄国领导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帝国，将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东正教版块公然夺走了。实际上，人类出现了第一公然以“无神论”为“信仰”的大国，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大失败。这些军事战争和宗教灾难同时摧毁了欧洲的核心信仰，逼迫教会起来以新正统神学的方式应战。祸不单行，1918-1919年，从西班牙爆发的流行性感冒导致了2500万人的死亡。魔鬼经过启蒙理性和自由神学的200年经营。如今可以在欧洲和西伯利亚建立尸体的国度了。

2、日本的见证

只有无神论者才在20世纪看不见神的指纹。日本人在20世纪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珍珠港一役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但它一路的兴衰和生死，也许可以视为“上帝义怒”的一个生动见证。然而在天使屠戮日本人的长子之前，不是没有警告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约142,000人死亡。日本人同样是一个不会靠着主日崇拜忏悔和更新的民族。军国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道路上没有教会的stop sign。1931年他们入侵了我的家乡。1937年在中国首都的大屠杀，约导致30万中国人的死亡；连同偷袭珍珠港的流氓行径，仿佛在告诉世人：上帝让他灭亡，首先让他疯狂。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中国共有3,500万人以上死伤。战争仍然保持同样的愚蠢：战前国界如何，战后仍然如何。人类战争总体上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厮杀。这个继续硬着颈项的的“小日本”，这个靠自己绝对不可能停止杀人流血的战犯，似乎只能等候1945年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升起，魔鬼在空中高歌凯旋——广岛约有90,000-166,000人死亡，长崎60,000-80,000人死亡。大洪水之后，上帝借着人类的先祖告诫全人类：“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9:6）。当不听警告的人类继续杀人直至杀害上帝的独生子的时候，基督也这样再次劝告人类：“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

不过我不认为日本人从这些战争惩罚中真的学到了真理，因为如此粗俗不堪的神道教继续是日本的主要宗教；而这种信仰恰恰就是导致日本发疯的根源之一。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日本的宪法，而是日本人的信仰。但这一切，不是任何一个美国可以做到的。日本列岛上的累累白骨，几乎是徒然地牺牲了。我更不认为受害国真的从日本悲剧中学到了功课，今天的抗日神剧可丑一斑：神化共军，丑化国军，妖化日军——不见一滴悔改之泪。而更深刻的悲剧是，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和镇压以更大规模的杀害能力席卷中国。我不敢否认巴比伦的入侵是对叙利亚行省罪恶的惩罚。如果不正视18世纪到20世纪中国自己的罪孽（这些罪孽自古迄今），就不可能看见中日战争的超历史真相。一个凌迟大国，一个自己人杀害和践踏自己人比任何国家都登峰造极的国家，一个卖儿卖女和妻妾成群的国家，一个靠贿赂和腐败、靠谄媚和捆绑统治的国家，一个杀害神的子民的国家，一个假基督一直统治人民和假基督反复领导革命的国家，一个还有很多神的百姓的国家……神不可能完全“任凭”之。如果说美国内战是美国人为自己蓄奴制度赢得的惩罚，那么，中日战争就是天皇崇拜和什么都不信的两个民族赢得的惩罚。当然，巴比伦随后因为自己的暴行被惩罚。但是，一个受害人总是活在受害自义之中而失去反省和悔改的能力，只剩下“将来老子强大了报仇雪恨”的动物性条件反射，他遭遇的一切悲剧，都是徒然的。霾国的一切战乱和灾变，不过是一切无神论罪恶反复赢得的惩罚，但是，这一切鞭挞，从来没有获得神圣的意义。

3、德国与苏联

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不要上帝的人类，这就是这个自己要作上帝的人类——人靠自己绝对没有任何政治能力和道德意志管理自己和世界。彼得这句话对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龙去脉更为精确：“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使徒行传3:14）。一方面，德国人用200年的时间羞辱和弃绝了基督：启蒙哲学（康德）、自由主义神学（施莱尔马赫）、多元相对主义权术（腓特烈大帝）、上帝死了运动（尼采）、无神论意识形态和革命哲学（马克思）……德国是十九世纪人类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德国人自己选择了凶手——永远不要忘记是德国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了希特勒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有6,000万人丧生。其中最残酷的记录是德国人创造的：他们说要死人，就死了人。其中600万犹太人死于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而1100万人死于德国人的政治镇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欧洲居住的犹太人约为900万，其中的2/3被害，包括100万儿童和200万妇女……二战结束那一年，又一艘船沉没。1945年1月30日，德国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邮轮被鱼雷击沉，死亡 5,300-9,931人。一个基督教的欧洲，从宗教改革的德国开始，迄今为止不再有福音的复兴。这个粉红色的欧洲，这个绿色的欧洲，在北美之前成功世俗化和异教化了。1952年，英国伦敦12,000人死于烟雾，基督教世界的黑暗降临。

与德国人的疯狂可以媲丑的是苏联人。那个成功用无神论替代基督论的第一大国，也成了内部屠杀的第一大国。仅以苏联肃反运动为例，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一个俄罗斯人权组织发表的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中包含1,345,796个名字。古稀之年，列宁主义在天鹅绒革命的红海中已经折戟沉沙。但他在远东的实验，在与儒释道和灾民理性的苟合中反复借尸还魂。苏联红军在我故乡的暴行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关外的遗民正一代一代自然死亡。而欧洲开始在废墟上重建的时候，中国内战爆发——实际上朝野都武装于列宁主义。这个御敌无功却内战有术民族，在这场血腥内斗中，仅仅军人死亡大约1000万，平民死亡无法统计。遗憾的是，春秋无义战；迄今为止，内战双方仍然没有人反省这场罪恶，反而继续以恶为善，彼此控告。没有第七日文明的民族必然是无省之民。无省之民首先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惨案，可能有上万人死亡。而在大陆……首先是1950-1953年的韩战，中国军人死亡接近20万，“联合国军”约11万；平民死亡约20万。其次，在中国国内，从镇压到大饥荒到文革结束，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3000万人左右。鲁难未已。1975年中国河南“75•8”溃坝事件，死亡人数则据不同资料从两万六千人人到24万不等；1976年唐山地震约65万人死亡（一说24.2万人）——洪水与地震，小规模的大洪水与大地震，将起初和末世连在一起。为我骨肉之亲，上川岛有皓首穷尽之人。

4、还没有结束

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世界。对200年的非基运动，从无反省。正相反，假基督徒以更丑恶的方式，在二战的废墟上纷纷出笼。以美国为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九一一事件，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世俗化进程。而在亚洲，除了中国的实验，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共产党或红色高棉施行恐怖统治， 导致3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柬埔寨一半的人口。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地球上有四场热战。首先是美国的越南战争。从1959年到1975年，大约有150万人丧生。1979年至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200万人死亡。1979年中越战争，大约15万人丧生。而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在钉死耶稣的那个地理中心，巴以冲突从未止息——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不知道有多少平民和军人埋骨这“应许之地”……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人类杀戮中，首先是1980年至1988年两伊战争，死亡接近100万人。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可能导致多达20万人死亡；战后制裁可能导致200万人死亡，半数为儿童。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从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时间内，胡图族人屠戮图西族人约有50-1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0％。1996年至1999年科索沃战争，约1万人被杀害……

这不是20世纪完全死亡名单。这个死亡世纪并没有结束。教会继续溃退，坟墓继续崛起。这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不完全死亡记录：九一一袭击事件、南亚大海啸、卡翠娜飓风、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台湾南部莫拉克八八水灾、2010年海地地震、2010年智利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象是，“天灾”掌管了新世纪的“人祸”。这不是偶然的。十八世纪是启蒙时代，是人本主义时代；人的眼睛却瞎了，不看上帝。十九世纪是流氓时代，凶手在世界各地完成了统治——世界的诸王不再靠传统上台，而是靠杀人执政。20世纪是死亡时代：已经上位的凶手，组织人杀人，杀人获得了合法性；杀人被称为革命。21世纪，这是天灾世纪，这是十灾世纪。一方面，天地像霾国一样渐渐旧了，即将被撤去；另一方面，似乎日子近了，空中呼啸着天使长的声音，宇宙中回荡着众水的声音。

二、现代神学

让我们再一次感慨：要有多么无知和邪恶的人，才会鹦鹉学舌把中世纪定罪为黑暗的中世纪，而把现代社会谄媚为光明或文明的世代呢？革命世纪就是非基世纪，基督教在这个死亡世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一方面危机在深化，这就是世俗化运动。以美国为例。一个没有发生“文革”的美国，更成功地在“公共领域”消灭了基督教。世俗化运动不过是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从美国第一任教育部长Horace Mann到John Dewey，波士顿成了改造基督教社会的教育基地，直到911恐怖分子再度从波士顿起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20世纪当代精英加工场，对基督教会而言，与文化恐怖分子无疑。不到200年时间，美国学校彻底世俗化了。20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嬉皮运动推动最高法院正式禁止学校教导圣经课程，恶果立竿见影：性解放造成每年100万青少年未婚先孕，青少年性病每年提高20个百分点，艾滋病首先成为美国病。一份资料显示：美国犯罪率连年上升，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上升3倍；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上升5倍；同时，青少年自杀率上升2倍，离婚率上升2倍，私生子上升4倍，单亲家庭儿童上升3倍，18-30岁未婚妈妈上升40倍，文盲率上升6倍——监狱里90%以上的罪犯来自破碎家庭；政府从1960-1990年，用于社会福利救济的款项跃升6.3倍……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Roe v. Wade法案，准许自由堕胎，千百万的婴儿从此被合法杀害。黑暗无光的中世纪，从未如此黑暗无耻。

另一方面，教会以危机神学应战危机。广义而言，现代神学都是危机神学，或战后神学。教会开始用撒玛利亚那六位丈夫的方法，或如所罗门之外女嫔妃的方法，重振基督教。被战争和死亡吓破了胆的西方教会，被愤怒和绝望激动起来的教会，紧急动员起来，开始仓促应战。实际上，魔鬼借着这个杀人世纪，借着世界里的恶战场，成功地将基督徒从教会里吸引出来，投入世界大战。这是“第三场世界大战”，是世界之王对教会的战争。社会危机的目的是消灭教会和教会的属灵争战，将一切属灵争战替换为社会关怀和基督教现实主义。教会被逼上梁山， 投笔从戎。这就是20世纪的现代神学。战线是在三个领域展开的：新敬虔运动、新合一运动和新正统运动。首先就是敬虔主义卷土重来，在20世纪表现为新纪元运动和灵恩运动。这个问题我们有过相对充分的讨论，因此可以点到为止。需要强调的是，在20世纪，东方风俗（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宗教与哲学）与希腊哲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苟合到灵恩运动之中；灵恩教会与传统教会愈行愈远。不仅如此，敬虔主义在20世纪获得了危机的特质——背后是战火，基督徒要逃回内心，这个东方的旷野。第二场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合一神学并不是返回基督，而是面向世界，联合起来。第三场就是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y）。新正统神学的口号是一种新彼拉多主义：看哪，这个世界！

1、Ecumenical Movement，泛基督教主义、普世教会合一运动

第一、学生运动

人类战争的根源在人类分裂。基于这样的看见，教会首先在20世纪发起了合一运动。这当然不是全新的努力，但20世纪的教会合一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类似一场教会里的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而不是教会和传道人，领导福音复兴、普世传教和教会合一。青年人或青年政治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SVM）。其中学生志愿运动由Dwight L Moody成立于1886年，旨在推动美国大学生赴海外传教。这个学生组织实际上标志的美国福音运动从教会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可为”。数千像穆德这样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扑向世界各地，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完全没有真理的装备，“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马书10:2）。该运动初期最重要的领袖是毕尔逊（Arthur Tappan Pierson，1837-1911），他是美国长老会牧师，是信心传道（faith missions）的鼓吹者。与SVM平行的学生组织是世界大学生基督徒联合会（the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YMCA）。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从北美出发走向世界的传道人，3/4是“青年自愿者”，而不是教会差遣的神职人员。

第二、宗派联合

一般认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正式开端是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the Edinburgh Missionary Conference）。会议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教会建造和教义神学，而是“海外传道”。世界宣教会议由来自15个欧美等地的基督新教教派发起，但3/4的与会代表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大会由穆德（John Raleigh Mott，他也长期领导上述两个学生组织）主持。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IMC）。1921年在瑞士日內瓦正式成立了IMC。1937年，牛津会议召开。国际宣教协会主席穆德倡议成立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48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宣称“凡认耶穌基督为上帝及救主”的教会都可成为会员（A fellowship of churches which confess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God and Savior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and therefore seek to fulfill together their common calling to the glory of the one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但WCC没有就此止步，进一步号召“教会合一，世界合一，人类合一”。1961年，WCC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与IMC合并，东正教也开始“正面回应”；而起初反对合一的天主教，1965年也开始卷入。2002年5月21日，在美国克利夫兰举行全美“基督徒合一”的讨论会，继续追求“互补”式合一。2006年2月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的WCC大会，会议主题是“上帝，在你的恩典中，改变这世界（God, in your grace, transform the world）”。2013年WCC大会在韩国举行。

这个合一的工作真正的结果只能是实现基督和魔鬼的联合统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空想神学。和WCC同年成立的万国基督教联合会（ICCC）反对WCC，ICCC决定按自己的理想领导合一。这个新新合一运动，生动反应了罪人领导合一的自我反驳特质。问题不在合一，甚至不在根据什么合一，而在谁领导合一，以及，与其你合一我，不如我合一你。我同意这个判断：“当代泛基督教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没有促进合一，反而加深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原因很简单，一个罪人一方面主张每个人和每个宗派只占有部分真理，然后又宣布自己看见的合一真理是整全全息的真理，进而勉强别人与自己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即战争。极端的合一运动甚至延伸到异教，不久以前罗马教宗在阿西西城举办的普世祈祷集会，就是这场闹剧的顶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目标不是“新娘”，而是建设“以自由、和平、公义为基础”的“大社会”。这是社会福音，是明显的另外一个福音。但在合一高调之下，安提阿教会中保罗和彼得的争论被禁止，“破坏合一”成为20世纪教会的“反革命罪”。有好几个宗教法庭和家法族规将这项反革命罪加诸我身，累累十年。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领袖人物有穆德（J. John Mott）、纳坦•瑟德布卢姆大主教（Archbishop Nathan Söderblom，来自瑞典路德教会）、布兰特主教（Bishop Charles H. Brent，属美国圣公会）、威廉•汤朴大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Temple，英国圣公会第98任坎特伯里大主教）、俄南会督（Bishop G. Bromley Oxnam，美国卫理理公会）、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 天主教）、教宗保罗六世（Pope Paul VI，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 天主教）、罗哲修士（Roger Schutz，泰泽团体Taize Community创始人）。因长期坚持“和谐教会”，穆德1946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这成了普世运动一个收授荣耀的基本模式，鲜花和掌声不是来自基督，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世界及其精英组织。从来没有一位先知和使徒获得过世界里的殊荣，但20世纪很多教会名人，彻底翻转了希律宫廷中施洗约翰被献上头颅的悲剧，开始在法老的宴会上尽态极妍。比如，另外一位合一领袖那尔斯•奥洛夫•约纳坦•瑟德布卢姆（Nathan Soderblom）1930年因倡导世界基督教会间的团结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某种意义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极权主义运动的强烈反应——教会必须直面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悲剧，这是社会福音和政治基督徒成为普世价值的主要动因。从朋霍费尔到蒂利希，这种声音是一贯的；教会合一运动，将政治神学付诸实践。来自瑞典路德教会的主教纳坦•瑟德布卢姆，基本上处于“政治正义感”起来召集1925年的教会会议，以便抚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特别是，处理凡尔赛体系带领的新危机；会议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了可以持续沟通的委员会。一战之后美国的布兰特主教基于同样的政治考虑，挥起奥卡姆剪刀，主张避免教义争辩来寻求教会的普世合一；而教会应该关切伦理问题。1927年布兰特主导的合一会议在瑞士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世教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冷战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基督教组织。而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认为，在冷战时期，来自东方正教会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为克格勃工作，他们对普世教会协会的政策施加影响。在1961年WCC的会议中，一位32岁的名叫阿列克谢•里迪格尔的东正教主教作为代表参加会议，随后他被选举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后在1990年，他又被选举成为莫斯科大牧首，即阿列克谢二世。

第三、认信教会

对这场普世合一运动持坚决反对立场的是循道宗，特别是路德宗（LC-MS）。这是路德神学院和路德教区广为人知的一个见证： a LCMS pastor in New York was suspended for praying at an interfaith vigil in 2001, 12 days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不过并不是所有路德教会都站在普世合一运动的对立面。在教义认信教会中，仅步圣公会的后尘，一些路德宗教会于1947年于瑞典也成立了一个普世教会组织，这就是世界信义宗联会（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LWF），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二年。改革宗内部的合一运动在1970开花结果，至少公理会（ the Congregationalist Council ）和长老会 （the Alliance of Presbyterian Churches）完成了合并工作。

20世纪另外一个教会合一运动的产物是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UCC），从加拿大启程，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基督教的主流教派。这个教派主要遵循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的传统，特别是新英格兰清教主义（New England Puritanism）。“改革宗信仰”也是联合教会的四大信仰告白之一。1925年，主要是循道宗，其次是公理会以及长老会开始“合一”运动。1957年，福音归正会（The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和公理基督教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Congregational Christian Churches）“合一”繁殖而出联合基督教会。目前联合基督教会共有5320个大小规模不同的教堂，信众主要集中在美国。联合基督教会是少数支持同性婚姻，并且为同性恋者举行婚礼的教会之一。联合教会也致力于宗派甚至异教之间的“对话”。这个新教会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一直保持高度的热情。联合基督教会充分展示了合一的最高境界：教会和世界行淫，重建耶利哥与所多玛。

这场合一运动捆绑路德宗部分成功了，著名成果就是这份《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JDDJ），或《因信称义联合声明》，是一份由天主教会（the Catholic Church’s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PCPCU）和“世界信义宗联会”于1999年正式签署的一份声明。LWF124为成员中，35位投票反对JDDJ。该联合声明宣称双方教会对“通过对基督的信念，凭借上帝的恩典称义”这一观点的一致。据称这份声明基本上解决了双方对称义教义的争议，而这一争议正是路德改革的基础。这是路德宗历史上黑暗的一年，这份声明进一步导致了LC-MS和和ELCA（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的分裂，因为ELCA乃是LWF的重要成员。LC-MS旗帜鲜明的反对JDDJ，而LC-MS神学教授对JDDJ的反驳，已经成了神学院的选修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7月18日，循道宗世界联合会（the World Methodist Council）在在韩国首尔开会，以投票方式多数决议接受了JDDJ。普世合一运动不仅仅弱化了教义（Doctrinal minimalism），也不仅仅是以政治取代教义，而是离弃了教会传统和聚会中心。事实上，中国教会中流行的各种福音大会和差会大会，只是这场合一浪潮的中国回声而已——会议取缔聚会，同时舞台取代讲道台，屏幕取代主的餐桌。

2、Neo-orthodoxy，新正统神学， 辩证神学

没有人论断说普世教会运动一无是处，接下来讨论新正统神学之前，我需要进一步申明这一立场。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的新正统神学是对十七世纪自然神学和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拨乱反正——它对自由主义神学所有的批判，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新正统神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大战被新正统神学视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神学）的失败，这个检讨本身并不全面。不仅如此，新正统神学并没有能力建立新正统。它致命的弱点在两个方面。第一，圣经神学常常仍然是自由主义神学。他们实际上并不反对启蒙运动和圣经批判运动。这个问题是包括LC-MS在内的基要主义的共识。新正统神学在圣言或圣道与圣经之间拉开距离（圣经可能有错），进而建立了基督和圣经的二元论，又虚构了信仰的基督和历史的基督的二元论。与此相关，新正统神学基本上否定或放弃了字面意义上的末世论。第二、教会神学。新正统神学废弃正统，毫无建树，而他自身构成了20世纪反教会运动的一部分。新正统神学在教会论上的败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同意一些基要主义者的看法：新正统神学在20世纪装作正统的光明天使，比一些极端主义更为险恶。如果说新合一神学追求宗派之间的苟合，新正统神学则追求教会和时代的苟合。革命是娼妓的收生婆。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愿意将祁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克尔凯郭尔，1813-1855）视为新正统神学的先驱，因为他是十九世纪主流神学的抗议者。此外，新正统神学中包含一些基要主义的片段，但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只是路德等传统思想的重说。比如，宗教和信仰是不同的两件事：宗教是人在寻找上帝，找到合乎自己的神；而信仰乃是上帝对人的寻找。

第一、迪特里希•潘霍华

我将潘霍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视为新正统神学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更是新正统神学的殉道者。潘霍华是一位路德宗的牧师和神学家，相对来说，中国思想界在后八十年代对他比较熟悉，尽管对他的神学的理解，一直混乱不堪。翻译者和读者一直在利用朋霍费尔来鼓励中国的政治基督徒，这对朋霍费尔本人也许不完全冤枉，但对“神学”而言则真假参半。朋霍费尔地第一本著作《作门徒的代价》，他自己和他的中国读者一直未能分清代价的真实含义：为福音，还是为政治。我钦佩这位路德宗前辈的政治勇气和生花妙笔，但是，我不认为雅各刺杀希律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继续坚持活下去的朋霍费尔牧师，一定可以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而这个使命，才是基督托付给彼得的。杀人世纪首先是对教会的一场试探，而新正统神学在黑暗的德国首先失败了。朋霍费尔鼓励基督徒在当下时代面向暴君活出基督来，却忘记基督是怎样站在彼拉多和希律面前的；又是怎样三次坚固彼得。退一万步说，一个平信徒甚至可以像朋霍费尔那样英勇就义，但一个牧者不能。这与恐惧无关，为福音活着，比为政治死去，更为艰难；神的仆人就像奴隶一样，连死的自由也被夺去了；你不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慷慨赴死，因为你已经将这个死的权力完全交给基督了。所以保罗即使深知死去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福音的缘故他只能继续“苟活”。政治恐怖和政治义怒，都不能夺去传道人的十字架，因为你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一个传道人为政治牺牲，乃是对使命的和主的弃绝。以主的名义弃绝主，以社会关怀弃绝福音使命，这是新正统神学的通病。新正统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时代压力下对圣经的重心偏转：不再相信基督继续掌权，而是要圣道适应时代和自己内心的颤栗与不平。归根结底，新正统神学把暴君、苦难和现代化，看得过于当看的了。

第二、卡尔-巴特

新正统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他已经离我们这代人很近了，他死于我出生的第二年。有人说，巴特在他的成名作《罗马书释义》中，主张一种激进的加尔文主义，这或许有道理——巴特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主张上帝的救恩主权，而这个主权是时时刻刻以与人类的巴结保持距离或鸿沟为前提的。巴特甚至重申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人的堕落也出于神的主权，而这一主权性拒绝人的辩论。这一决绝立场借着蹩脚的中译本，陪伴我度过了十年前在北京先被“监护”后被凌辱的日子。两次世界大战必须被视为巴特神学的历史背景——人类的邪恶同时逼迫教会起来解释上帝在战祸以及苦难中的方位，而自由主义神学只配和理性时代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这时候巴特出场了，在某种意义上，辩证神学是“战后的护教神学”。一方面，巴特于1947年撰写了《达木斯特声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德国人对纳粹暴行应该承担纵容之责。另一方面，需要重新解释神义论。

巴特出生于加尔文主义的第二祖国瑞士，他的父亲、祖父以及外祖父都是改革宗的牧师，父亲弗利茨•巴特更是一位神学家。巴特自己同时是加尔文主义教会的牧师，同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不过他同时深受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巴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即1919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一书。1921年以后，巴特离开教会进入德国大学，后因反纳粹立场，于1935年回到瑞士巴塞尔大学。1934年，巴特起草《巴门宣言》（the Barmen declaration），139名神学家联署，以反对纳粹的官方教会（German Christianity），并称之为异端；在这个异端中，希特勒成了假上帝。巴特的道德勇气构成了，或者被认定为新正统神学的一种精神气质。不过巴特的经历让我们也看见20世纪神学一个重要的缺陷（朋霍费尔除外）——离开教会甚至根本没有牧会的“神学家”主导了神学潮流，而实际上，教会之外无神学，只有哲学。巴特的罗马书释义是半吊子神学；而大学教授的神学，所谓《教会教义学》等等，基本上是伪神学——圣灵不在教会之外工作；因为教会才是基督用血买来的。包括保罗和彼得在内，如果他们自己根本不牧会或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他们所有的教会书信、教牧书信就一文不值。这是很简单的常识——一个游离教会之外的人给教会写信，我唯一的反应是将它丢在垃圾箱里。这是我们认识新正统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坦率地说，我很高兴巴特的《教会教义学》没有完成，而且我认为实际上由于误入歧途和自言自语，他也没有能力完成它。他的“教会教义”总体上并不是教会教义；而其中有关教会教义的部分，不过是“教会的社会关怀”或“文化使命”的一个更华丽的说辞而已。同时，对巴特而言，教会和“一切人”的关系，超过新娘和新郎的关系。不仅如此，神学历史上一直泛滥一个教会谬论——两个教会：看得见的教会和看不见的教会；世上的教会和天上的教会等等。教会的二元论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学骗局，这个神学并没有清楚而完整的圣经根据，只是柏拉图主义和摩尼教二元论在教会的改头换面。两个教会的理论在实践上一定导致用虚拟教会来否定现实教会。奥古斯丁是坚决反对摩尼教的。但是，在与多纳徒搏斗的过程中，他只能发明教会二元论来自卫。但是，稗子在麦子中间，这是教会在主再来之前的常态。启示录七间教会，不可能一分为二，地远天高。这些地上的教会就是基督工作的教会。圣经说，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才能得救。口里承认一定是“在人前认我”；这个“人前认我”从根本上说，就是教会生活；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只能是启示录那七间教会，无一例外。而巴特在这场骗局中继续勇往直前，发明了更多的教会二元论。在所谓的教会教义论中，所谓为基督的教会和为自身的教会、自我更新的教会和故步自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和封闭的教会等等二元划分，有意义的不多。

第三、鲁道夫-布尔特曼

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来自路德教会。不过严格来说，他并非马丁路德的学生，而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学生。布尔特曼去世那一年，中国文革正式结束。不过他和巴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布尔特曼更清楚地将自己的神学视为危机神学。他所说的危机虽然以20世纪的政治危机为背景，但主要指向神学的危机——在现代主义面前的危机。自愿站在危机神学旗帜下面的还有蒂利希（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他是靠“存在的勇气”站在那里的。正因为如此，布尔特曼的神学扭转了传统神学的注意重心——神学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是教会和社会的关系。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布尔特曼声称，教会必须对这个非基督的世代做出反应，以便适应世代的发展。这个被现代社会吓坏的心灵，或者被花花世界捆绑的神学，在自己的窗口挂出了太阳旗，上面写着“解神话”（Demythologization）。解神话真正的受众不是上帝和教会，而是理性主义作王的世界。看哪，这是教会的理性！

耶和华在危机中坐着为王。这也是祂对子民的吩咐：得胜在乎平静安稳。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狂轰滥炸和风起云涌中，布尔特曼的解神话的冲动只是显示了那种大大变色的惊恐之状。这位德国神学家被称为“《新约》非神話化的倡导者”，这是恰如其分的。必须把新约圣经的神话部分处理掉，以迁就现代主义，挽救现代教会的危机。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学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解神话的必要性。  “Faith is not an effort of the will to believe the unbelievable……the stories of the NT……are an obstacle to faith” (Gonzalez, p.468).。布尔特曼宣称新约圣经的神话阻碍了信心，因为人不可能相信不可相信的事。这是一个虚构的问题，因为人的信心并非来自理性的理解，而是来自圣灵的感动；信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以弗所书2:8-9）。所以从根本上说，解神话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小题大做。第二、解神话的可能性。布尔特曼无法根据自己的标准，和科学的标准，给出新约圣经中具体的神话比例。换言之，你视为神话的部分，现在视为神话的部分，也许根本不是神话。此外，即使按现在社会的理性标准，神话部分也在新约圣经中比例也不大。布尔特曼的个人阅历比卡尔巴特离教会更远。他一生主要的时间都在大学中，从来没有牧会的经历。布尔特曼在圣经批判中从来没有与自由主义告别；实际上，在圣经神学上，他是更深刻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一方面不否认启示， 但另一方面，不能接受启示的超验性。布尔特曼在演算自己的神学过程中，虚构了初代教会的一个“蒙昧阶段”：第一世纪的教会由于智力的局限，不得已用了神话或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这个虚构不仅是对教会的羞辱，也是对启示的否定。实际上布尔特曼不过在论断使徒在说谎，而间接否定了圣灵在教会中始终一贯的工作。

第四、卡尔-尼布尔

也许中国教会对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1892 – 1971）相对陌生，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视为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精神导师。尼布尔代表新正统神学之基督教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一系。他的现实主义神学更为明显地是战后神学。这个杀人世纪彻底摧毁了尼布尔对道成肉身的信念，人在战争中的恶野兽状态击碎了尼布尔对整个人类以及教会的基本信心。他有理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这种精神变迁在中国从1971年到1999年，平行地发生了。首先，尼布尔指着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废墟宣称，因人类的固有败坏，上帝之国在地上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也可以视为奥巴马主义和布什主义的区别——美军因此撤出了伊拉克。其次，由于不义在地上作王，人只能在地上采取妥协的立场，在理想的天国和现实的世界之间，采取中间态度。也许因此我们可以解读奥巴马的同性恋立场。他的慷慨激昂的言说和一切半途而废的行动之间，充斥这尼布尔的现实主义花招。不过，布尔特曼和尼布尔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尼布尔是向后看的现实主义者（战争的残忍让他做一个很现实的人）；布尔特曼是向前看的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的挑战让他与神话学划清界限）。巴特同样是现实主义了——与现实的教会及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撇清关系。

尼布尔对一战和自由主义神学之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反省：“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u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同时，从基督教现实主义出发，尼布尔反对社会福音运动。但他的反应不会回到教会，而是在社会中采取更明智的生存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不过是另外一种社会福音，一种老庄牌的社会福音。尼布尔有过牧师的经历，特别是在底特律期间，他的会友主要是汽车工人。尼布尔对黑人和“无产阶级”充满了同情。1928年尼布尔离开底特律成了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实用神学教授，直到1960年。由于其社会主义立场，特别是现实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立场，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出版界很荣幸地翻译了尼氏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人与不道德社会》一书。需要强调的是，尼布尔与其说是神学家，不如说是政论家。政治从始至终比教会对他来说更是思考的重点。新正统神学发展到尼布尔，我们看见的只是新政治神学。所以也可以理解，圣经在尼布尔心中的地位，比在巴特和布尔特曼心中的地位更为下降。新正统神学从始至终在巧妙地贬低圣经和教会，但尼布尔进一步按祁克果的方法，将圣经神学改造成圣经心理学，特别是对“罪”的理解。对尼布尔来说，罪不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的内在关系。如果将罪解读为人的焦虑和骄傲，那么政治制衡而不是施恩之具，是解决或抑制犯罪的最好办法。这样一来，国家取代教会成为思想的中心。请注意，尼布尔的社群是社会，而不是教会。不是圣灵，而是“社会党”——1930年代，尼布尔成为美国社会党激进派的领导人之一。

尼布尔虽然没有教会热情，但和现代敬虔主义一样，追求个人在祈祷中内在的安宁。Serenity Prayer算是尼布尔神学思想的另外一极。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灵魂的小庙，他需要在那里安顿自己对天国的亏欠。这种亏欠因为缺乏传统教会才能给予的赦免和更新，就只能满足以心理学上的自欺欺人。这种个人祈祷为中心的信仰生活，也成为现代基督教的一大景观，在某种意义上，Serenity Prayer中的人，主要不是使徒和先知的样式，而是奥修和慧能的改头换面。这是尼布尔常备引用的名言：“Father, give us courage to change what must be altered,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helped, and the insight to know the one from the other”（这是儒家版的中译：惠我以安宁，忍所当忍；赐我以勇毅，为所当为；更赐我以智慧，将两者区分”（《陈耀南读孔子》15.2条）。这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的箴言。对基督徒来说，智慧已经借着圣经赐下了，为与不为，当与不当，清清楚楚。这是一个根本不看圣经，或缺乏教会圣经领受圣经的人，对空气发出的“个人祷告”。 “人类完善的不可能性”对美国政治家来说，成为逃走和妥协的理由；但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人类完善的不可能性”恰恰是需要基督和祂的教会的充分理由。

三、基要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也是一种危机神学。不过基要主义是以逃往基督来应对危机，并坚持在这个杀人世纪，继续以教会为基地，承担救人的使命。特别反讽的是，基要主义在中国以及中国教会，一直具有负面的含义，几乎可以类比“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仅如此汉语神学一直谣传这个说法：“在中国，基要派和现代派神学的争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是基要派的代表，吴耀宗是现代派的代表。后来的三自教会在很多神学观点上是与现代派相通的……”这个经典说辞中所列举的三位基要派，没有任何一位是真正的基要主义者，尽管名单上的每一方都可以加入危机神学。王是典型的儒教基督徒，道德吃人还是信仰救人，他一生从未真正脱离蒙学。宋从来不是教义神学家，而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敬虔主义者。而倪柝声不仅反对传统教义，他“独创”的一些教会教义更是反教会的。这个现象本身也说明中国教会的失丧和可怜。然而，西方基要主义也存在自身的缺陷，这是一个不完全的、还在路上的回归之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Mikael Leiman和 Charles Stuart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The Fundamentals），他们清楚地看见了一切自由神学或现代神学不过是搞钱的神学——为了搞更多的钱，勾引更多的会众和听众，就必须合一和迎合更多的人。玛门崇拜也是一种战后反应或灾民理性——患难和死亡之下，只有钱是真的。基要主义也许是诚实地想告别玛门崇拜，走一条新路。基要主义和福音运动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面对的主要敌人首先是现代神学，但同时也是进化论和世俗人道主义。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自以为猿却沐猴而冠。这是一场人猿之战，山顶洞人后来居上。

1、猴子的审判

基要主义在20世纪，主要表现为捍卫“圣经无误”这个传统。显而易见，自由神学和现代神学的共同缺陷是漠视和批判圣经。在这方面，加尔文主义阵营中的美国长老会，特别是以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为基地，常常被视为基要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这个判断首先1895年的 “五点要道”和五点共识（the five points）有关：1、圣经永无谬误；2、耶穌基督是神，神迹具有历史真实性；3、童女怀孕；4、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5、基督肉身复活，并肉身再临。但五点共识并不是长老会提出来的，其中第四条显然不是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与基要主义的关联是在1910年，美国长老会在一个会议中提出了修正版的五点要义（The Five Fundamentals，Doctrinal Deliverance of 1910）：1、圣经无误（Inerrancy of the Bible）；2、童女圣子（The virgin birth and deity of Jesus Christ）；3、因信称义（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4、身体复活（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5、肉身再临（The bodily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长老会的基要主义信条有两大缺陷，第一是放弃了普世救恩论；第二就是继承了1895年“五点要道”无视教会论的缺陷。此外，路德会在第五点的一些具体解释上与长老会（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t eschatology）明显不同。

卷入普林斯顿神学保守运动中的还有the southern Baptists（美南浸信会）以及 the Assemblies of God（神召会）。美南浸信会因为不满世界浸信宗联盟容忍同性恋和按立女性牧师，2004年正式脱离世界浸信宗联盟。神召会属五旬节派，是1901年美国五旬节复兴运动后出现的教会组织。三百多位传道人和信徒于1914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热泉城召开大会成立。浸信会和神召会对基要主义的介入，进一步反应了基要主义运动本身反圣礼型教会的特点。神召会有两个独特的信条：追求医病的恩赐以及相信说方言是初次圣灵充满的凭据。这场基要主义运动遭遇第一个著名的失败就是the Scopes Monkey Trial（猴子审判，1925）；这场闹剧在某种意义上是基要主义运动的一场噩梦。这是猴子的胜利，是猴子对信徒的审判。梅晨的抱怨值得反省：As reported esp by H L Mencken, the defender of a literal reading of the Bible, William J Bryan, was a complete dolt, an idiot compared to the clever intellectual approach of his opponent, Clarence Darrow。显而易见，问题不仅仅出在那个“蠢货”身上。在20-30年代，基要主义几乎成了“无知神学”的同义语。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现代神学和自由派的破产，特别是从70-80年代起，基要主义在大学和政治等公共领域，逐渐为自己挽回了名誉，成为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个逆转对中国那些要臭名昭著别人的臭名昭著者，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与合一运动不同，基要主义反对天主教教义，甚至认为天主教是异教。这个极端立场也是导致基要主义运动分裂的原因之一、基要主义内部分裂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基要派宣称与福音派（Evangelicalism ）分道扬镳。这场分裂旨在与葛培理神学有所分疏。当葛培理越来越像新正统神学的时候，基要派继续坚持保守路线；而福音派被视为代表基要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中间路线。1994年，福音派与天主教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福音教派与大公教合一》，同意以包容手段接纳天主教；福音派教会對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一定的参与，尽管存在内部分歧。严格来说，福音派（Evangelical）这个词诞生于马丁路德，路德宗原意乃是福音派。不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在葛培理布道团的积极倡导下，1966年在西柏林举行了国际福音会议，发表了福音派宣言。圣公会的神学家巴刻为福音派贡献了“基本理念”：圣经的至高地位；耶稣基督的荣美；圣灵的主权；得救的必要性；布道的优先性；团契的重要。巴刻的教会立场比长老会有所进步，但是，巴克神学不是教义性的，而是文学性的。福音派和基要派的纠纷中也伴随这合一运动。1974年，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福音会议中，福音派和基要派融合，形成美国主流教派。大多福音派基本上是社会福音派，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2、对猴子审判

除了葛培理，卡尔-亨利（韩克尔，Carl Ferdinand Howard Henry，Carl F. H. Henry，1913-2003）常常被视为福音派的另一外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是葛培理的朋友。卡尔-亨利是美籍德裔人，父亲属路德会，母亲是天主教徒，他自己在圣公会受洗，在卫理公会影响下“经历重生”，妻子是浸信会信徒……卡尔-亨利后来成为浸信会的牧师（1941年芝加哥），后任教富勒神学院；1956年到华盛顿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编辑。该杂志代表保守派的立场，与自由派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分庭抗礼。12年后，卡尔亨利离开《今日基督教》著书立说，包括1976至1983年间发行的《神、启示、权威》。卡尔亨利的福音派神学在于返回传统。不过他对社会福音和差传的重视，以及变形的合一神学，并不是真正的教会传统。卡尔亨利1947年发表《近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知》（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指责基要主义“責人至严、毫无爱心、专好纷争”。毫无疑问，卡尔亨利对责备的责备不过是反对纷争的纷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卡尔亨利对巴特神学的批评是对的：圣经不可能有错，圣经就是圣道。亨利的“理性神学”或启示神学（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的启示）在抵抗灵恩运动和各种神秘主义、经验主义思潮以及理性主义中也功不可没：我同意这个评价：Carl Henry was a forthright proponent of the verbal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s, as well as the atoning death of Christ for the sins of mankind。基要主义借着卡尔亨利成功雪耻，将猴子审判更新为对猴子的审判。而我喜欢卡尔-亨利这句名言： “if we humans say anything authentic about God, we can do so only on the basis of divine self-revelation. All other God talk is conjectural”。

很多学者对怎样将克利夫•斯特普尔斯•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归类感到为难。不过这位英国“基督徒作家”是福音派的朋友。很多中国人知道他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的作品还包括Screwtape Letters of 1942、《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如此基督教》，1952年），以及《牛顿英国文学史-16世纪卷》。1925至1954年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路易斯当选为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研究员，担任英语与文学教职长达29年，教授古典文学；1954至1963年任剑桥大学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教授。路易斯1929年复活节受洗，而他的归信和《魔戒》的作者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的影响有关。路易斯是“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中捍卫基督信仰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人”，是“向怀疑者传福音的使徒”。1944年2月到4月间，刘易斯每天上午在BBC电台发表“超越个人”的广播讲话，向战时的人们，尤其是士兵和伤员们解释基督教信仰（今天的BBC已经成了反对基督教的喉舌）。路易斯生命有一个惨痛的经历。他58岁时同一位比他年轻17岁、离过婚的美国妇女海伦结婚，但几年后海伦即患癌症去世。这场悲剧一度动摇了“具有诗人气质”的路易斯的信仰。路易斯也代表了“文学传道的局限”。《纳尼亚传奇》和《魔戒》，以及《哈利波特》（J.K罗琳算是路易斯的“粉丝”），部分恢复了文学对思想的领导地位。这种文学布道思潮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尤其严重，借着诗歌、影评、小说等等“虚构的虚构”、“比喻的比喻”，很多“基督知识分子”离开圣经和传统，成了半吊子传道人和宣教士。很多时候，福音文学只是儿童文学，以弯曲福音为代价。另外，和司布真一样，路易斯既是烟民，也是酒鬼。

3、审猴的续篇

梅晨（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是加尔文主义者推崇的神学家，“最后一个伟大的普林斯顿神学家”；“他在1906和1929年间担任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一职，并带领保守的基督徒反对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现代神学，成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当美国北方长老会继续拒绝保守派基督徒忠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时，梅钦带领一小部分保守派基督徒离开了美国长老会，组建了正统长老会”。这个运动的著名人物还有Gordon Clark（克拉克） 和 Cornelius Van Til（范泰尔，the pre-suppositionalist）等人。我们曾经讨论过《威斯敏斯特信条》（西敏斯特信仰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的诸多问题，此处不赘。1914年，梅钦被按立为牧师；在一战期间，梅钦跟随YMCA去法国前线做志愿者，他的经历使他的神学从起初拥有了危机神学的气质。梅钦所撰写的关于新约希腊文的入门教科书在今天仍然被许多神学院所采用。他的代表作品有《保罗宗教的起源》（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 1921）、《基督教与自由主义》（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1923）、《什么是信心》（What is Faith，1925）等，坚决反对现代神学。梅晨对圣经权威的捍卫令人瞩目，对反智主义的批判卓有成效。梅晨有理由被称为基要主义者，而不是福音派。值得一提的是，梅晨虽然反对他所在宗派中的海外宣教机构中的自由主义神学，但并不反对海外宣教本身所存在的教会论问题——梅晨自己于1933年组建了美国长老会海外宣教独立董事会。特别诡异的是，“作为基督教牧师，他也反对学校的公祷和读经，甚至反对禁酒”。据说这出于政教分离的教义。但事实上，“政教分离”既可以为追求信仰自由的人提供人权法案，也可以成为世俗化的理由。

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1912-1984）也是德裔美国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英国人的后裔）。薛华在中学时代归信基督。1930年8月19日，在慈奥理（Anthony Zeoli）的帐篷布道会中，薛华“决志”把自己无条件奉献给基督。据说薛华对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Edith Rachel Seville）的教导“甚为倾服”；这位女孩的父母是内地会宣教士乔治和雅茜.塞维邑(George， Jessie Seville)。1935年7月6日，薛华和Edith结婚。在薛华的一生里，Edith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薛华随后就读于威敏斯特神学院，在那里薛华成了梅钦的“学生”（The same year that Schaeffer entered seminary, Machen was defrocked by the Presbyterians）。梅钦逝世之后。威敏斯特再度分裂，薛华追随一些人进入新建的信心神学院（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他们自以为是正统的加尔文信仰，和真正的归正教会”。这个“最正统的教会”后来继续分裂，分裂为最最最正统的福音长老会（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和盟约神学院（Covenant Seminary）等等归正你们宗。1938年薛华毕业于信心神学院，成为圣经长老会的首位按立牧师。二战结束后，薛华被差回欧洲传教（L’Abri，the Shelter）。“古战场”进一步刺激了薛华“对人类文明危机的关切”，加尔文主义的社会热情在薛华身上熊熊绕烧起来，他是当代文明和美世俗化运动尖锐的批判者。只是这个指路明星的任务，把美国变回基督教国家的重担，从来不是教会的使命。义愤填膺的薛华到处抨击个人的道德状况，激辩“我们社会的未来走向”，揭露“我们国家价值败坏的原因”和相对主义的文化灾难，这都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基督教信仰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

薛华代表了现代神学及其反驳共享的那种绝境：深深陷入巴比伦，无论正反，越陷越深，自以为荣，无力自拔。大学而不是教会，是薛华及其拥趸者以及嫉妒徒真正的侍奉中心。大学是现代法老的金字塔，是当今希律的宫廷。耶稣从起初就不在那里。唐崇荣牧师有宗派的理由这样高举薛华和薛华夫人的中国菜：“你们知道这个人吗？薛华，他写了最重要的书不可不读……这个人是……使徒。这个人是神特别兴起在二十世纪后半段为那些知识分子解谜，奠定信仰的一个人”。我无意指责唐崇荣牧师代神立人，甚至帮助诞生了第十四位使徒。我只是有一种遗憾：基要主义运动在20世纪落幕的时候，落在薛华的社会关怀和美国焦虑上，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中国教会正沿着这个反复逼近“文化基督徒”的方向奋勇前进。不仅如此，汉语神学关于20世纪福音派和基要主义的述说完全没有路德教会的位置。他们不愿意介绍路德神学，当然也没有这个能力——从他们对悬崖系列的反应中就知道他们对LCMS神学基本是无知无畏的；而由于身在庐山和真理上 的懒惰以及习惯性骄傲，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对神学常识如此如临大敌和轻易定罪，反而彰显了诸多邪教品质。写到这里，这个神学院的系列对话也结束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新宗教改革就是返回教会运动，保卫千疮百孔的新娘。如果说18世纪是最黑暗的世纪，19世纪是最流氓的世纪，20世纪是最媚俗的世纪——现代神学就是媚俗神学。这是小市民对基督徒的胜利。这个对话旨在劝勉人民进入教会，首先劝勉基督徒返回教会，首先之首先是劝勉名牧和神学家从大会和大学返回教会——求圣灵把一切属灵表演艺术家以及宗教愤青和教会游民，赶回教会。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祂的国降临，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

任不寐，2014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