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敞开了互媚”成为当代文坛“代序”的精神原则以后，我常避之三舍，以免互相收授荣耀，实际上污人自污。序言文化将汉语思想的“无耻感”特质发挥到了一种高度，也许只有长期浸淫于“伟光正”传统中的人，才可以和数千年“良心事业”那样的不羞品质伯仲之间。所以当曼德弟兄嘱我序其新书《羔羊必胜——羊文化更新狼文化、龙文化》，我就只能从“用爱心说真理”的态度去面对，并请他斟酌使用以下文字。

我和曼德相识最早是因为我多年前的一篇短文，《九十年代的精神出路》，我在那里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里，在一场灾变之后的绝望废墟之上，在左右两股思潮之间，通过第三条道路寻求精神突围；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汉语文化中掀起的壮阔波澜。在总体上看，这一思潮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篇短文引起了曼德的共鸣，我们相识之后更发现，我们在成为“文化基督徒”之前，也曾有过共同的“商人流亡者”的刻骨经验。由于基督信仰的内在逻辑，我们后来以不同的方式悔改归正，只是我开始移居海外继续修订《灾变论》，而曼德则在艰难的生存境遇里开始了“羊文化”对母文化的“反攻倒算”。

把中国文化定义为“龙文化”和“狼文化”，这不是开创性的工作；但在“羊文化”的对观中清洗“龙文化”和“狼文化”，曼德的文字和思考就有了一定的原创性。尽管不可能用“羊文化”完全涵盖基督教文化，即使“狮牛人鹰”那样的意象也是有局限性的；但羊与狼的对比确实拥有一定的相互针对性，在这种修辞学的意义上，“羊文化”可以勉为其难地、暂时性地代表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对我来说，“龙文化”和“狼文化”在发生学意义上，就是“灾民理性”；而其在知识领域，就表现为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政治知识分子——这个族类热衷于政治公器，唯以道德吃人自肥。至于曼德的这种文化对观在学术上是否成功，只有请读者自己见仁见智了。我也盼望他更疏离远、梁等学人对中国文化的不懈调情，不过我想讨论的是与真理问题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基督信仰及其文化功能。任何一位真正的信徒一定要明白，基督信仰的关切中心不是文化社会功能，而是个人得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不否定基督信仰有文化功能，但这只能是、并永远是第二位的。由于“基督中心论”，教会和社会是不能并举的——用耶稣自己的话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虽然基督这样教导我们祈祷：“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而，一方面，神的旨意不是我们人的旨意；另一方面，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绝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而是叫泥土里的罪人归入基督。与此相关，对狼文化和龙文化的清算，就意味着彻底告别“政治基督徒”，这些人以信仰为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通过这种五四模式再度返回“修齐治平”的圣人传统之中。“政治基督徒”（包括反政治的基督徒）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反对者，而恰恰是批着“羊皮”的狼和龙的真正传人。

第二、“羊文化”要更新的不仅是狼文化和龙文化，更是要更新狼文化和龙文化里的生命个体，这个体中包括我们自己。这一点对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业，若没有神的怜悯，信仰就只能使“基督徒知识分子”成为复制圣言指摘别人的新圣人，而不可能成为向内悔改重生的新人。中国从来没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希伯来意义上的先知——他们是并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通过关心政治问题（包括极端反政治）作社会的良心。但由于“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是善良的”，结果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知识分子的“无耻（感）文化”。于是中国知识阵营逐渐划分为两个互相“我君子你小人”的圈子，国内为主的那个是伪君子，国外为主的那个是神经病——在伪君子和神经病之间，“羊皮文化”独树一帜，就是以良心代言人自居的恬不知耻不择手段地崛起。圣经的舍己和悔改真理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唯一的使命是舍人并叫人悔改，或卖主悦人——因为“我讲真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污秽的衣服以神自居，传统道德之假冒伪善借方舟之形以还魂。要之，信仰若不能使人向自己悔改，而只是向文化批评，向他人扔石头，向自己人结党，向政治谄媚，这样的信仰至少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政治基督徒不是别的，就是自己想当上帝，就是敌基督，就是超级“伟光正”的不知羞耻。

给我特别震动的是两年前曼德弟兄的一篇短文，主要内容是告别政治基督徒。曼德的告别虽然仍在路上，正如我自己一样，但我相信，这是天路历程真正的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黄河流域你死我活的泥坑里出来了，从自己伪造的腐朽而帮派化的方舟里出来了——那里没有悔改只有骂人悔改——一脚夸进了约但河中。告别政治基督徒并不是叫我们反过来再成为文化基督徒，而是叫我们抛弃一切所有的，看万物为有损，为要得着基督。

2008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