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多年前读作家冯冀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希望能写一本类似的书，但记述的是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100个普普通通的个人的命运。这本书首先要反对80年代那种“断代史”的观念，即仿佛“文革”以后中国人真的第二次“解放”了。我不否认“文革”后中国社会的某种进步，但在这个“新时代”，个体命运并没有结构性地告别悲剧时代，悲剧仍然在继续（正如文革仍然在继续一样），并由于“改革开放”的喧嚣反而使世界更不愿意倾听个人的呻吟。这计划两年前就开始了。本文是这一计划中的一部份，它得益于我去年下半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调查活动我希望此后自己能够陆续整理和发表这个系列的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的主人公的名字和事发生的地点都是虚拟的，但我愿意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一、姐姐

她叫林小昭，今年19岁。目前在某省读大学一年级。她出生于1984年。“但我觉得自己从1993年才开始记事，我总觉得我好像那一年才出生似的。”

聊起这十年的经历的时候她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一位美国公司的朋友介绍我认识她的，这位朋友资助了她读完中学，又上大学。这位朋友告诉我说，她的经历很不幸，特别由于她的故事在中国很普通，因此更震撼人心。

“故事从那说起呢？”小昭声音很低，我能感觉到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在努力压抑自己内心的激动。“十年前，那年我九岁，有一天，也是下着这样的雨，是早晨，一夥人闯进我们家里，把妈妈抓走了，从此，我家的生活、我的生活就彻底毁了。”

“我家有三个孩子，妈妈说实际上是四个，被爸爸扔了一个。都是女孩。爸爸妈妈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妈妈就又怀孕了。负责计划生育的村干部带一帮人闯进来抓走妈妈的时候，妈妈已经怀孕7、8个月了，妈妈也40多岁了。后来医生和律师都说这个时候是不能做手术的，母亲很危险，而且孩子也算是一条生命了，强行流产就等于杀人。但没有办法，他们还是把妈妈抓走了，强行做了手术。手术很失败，孩子死了，妈妈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而且还为给妈妈治病倾家荡产，我和大妹妹不得不因此辍学……”

在她静静地叙述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窗外，雨滴在玻璃上汩汩下流。我脑海里一直是那个7、8个月大小的孩子。我自己的两个女儿是早产，就是7个多月就出生了，现在活泼可爱，已经在国外读小学了。那被干部弄死的孩子现在在那里呢？他被一把生冷的剪刀或保养得跟好的天使之手从从妈妈体内拉出来时“哭喊”了吗……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小昭没有注意我走神，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天刚亮，我和妹妹们还在睡觉，就听见很猛烈的敲门声，然后7、8个人闯近来，大声训斥妈妈。我吓得把头埋在被窝里不敢出声，妹妹则开始哭起来。一会儿他们把妈妈带走了，他们开车来的，爸爸在后面连滚带爬地跟着跑，发疯地喊叫着……妈妈被抓走了，爸爸也在医院陪着，家里就剩下我们三个孩子。我们很害怕。我还记得的是那时候没有人帮我们，而且邻居、还有我的同学都嘲笑我们，说你妈妈被政府抓走了，等等。我们一家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在村里经常受人欺负。我也不反对计划生育，但那样做太过份了。更坏的是村干部专门找我们，村里有很多户和我们家的情况一样，但他们就没事，因为他们有权有势……”

说到这里她抬眼看着我，希望我能赞同她的观点。我觉得她尽力在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符合“规范”。但我一时说不出什幺来。我赞同他的观点吗？当然，却又不完全。“计划生育”，这是一个要说很多却也说不清楚的话题。不至少过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它起源于罪，并实施在中。──“给我谈谈你是怎幺辍学的吧！”我说。

“给妈妈治病我家就没钱了。但我还想上学。记得开学那天，我又去学校。老师说没有学费的人在宿舍就不给发被子。我想那没有关系，我可以挺一挺。但到了晚上，我在硬板床上冷得实在睡不着,同学们都睡的很香，我一想起自己的状况，就哭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辍学了……”

房间很安静，她的眼泪慢慢地流出来。这里的冬天没有暖气，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袭来，仿佛自己瑟缩在四周是鼾声的冷室中……

二、妹妹

林小昭的妹妹叫林小莲，她就是那个被爸爸扔掉的孩子。

就像福利院的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这孩子是什幺时候被扔在路上的。不过她最后还是被福利院抱回来了。但遗憾的是，这对她来说未必是一件幸运的事。在介绍她的命运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福利院的情况吧。

中国80年代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领养。那时候福利院的条件很差，几乎有100%的死亡率。林小莲所在的N福利院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90年代情况好转了一些，但即使在1991到1993年这段时间里，绝大部份的福利院的孩子仍然无法存活，一是卫生条件差，二是缺乏足够的照顾。N福利院一般经常有20多个弃婴，每周有部份死去，又有新的进来，每年大约有200-300个孩子。现在孩子的成活率能在70-80%。

一位经常去那里的基督教朋友介绍说：正常人在那里连半周都活不下去，为什幺呢？卫生环境及其恶劣，还有各种皮肤传染病,很多孩子全身都长满癞疮。孩子经常拉肚子，缺少医药。他说：“孩子都没有孩子的样子，你想想，10个婴儿在一个单人床上，尿片一两天不换。吃的呢？连米糊、奶粉都没有。有的孩子刚生下来甚至还不会吃。有一个孩子刚送来很胖，但到第二天就不一样了，因为拉痢疾都变形

了。你想救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只能祈祷上帝把他们带回家里去，而不敢祈祷上帝把他们救活，因为这实在太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到90年代初仍然没有改变。福利院的每个护士都有决定孩子死亡的权力。觉得孩子没有希望了就丢掉。由于照顾不过来，有的残疾孩子被锁在水沟边的铁凳上，每个凳子有个洞，特别是瞎的，智力有问题的，就坐在那里，裤子都没有。吃喝拉撒都在那里，冬天也如此。这种事情很多。”

弃婴是从那里来的呢？“业内人士”介绍说大多数是扔在街道上的，有人通知公安部门，然后由公安部门送到福利院来。父母抛弃婴儿的原因很多，诸如贫困、残疾、未婚先孕、重男轻女，等等。特别是在“计划生育”的压力之下，上述悲剧又获得了新的“理由”。事实上，福利院收养的婴儿也只是弃婴的一部份，而对弃婴的总数永远没有人知道。自从几百年前传教士东来，中国一直以“弃婴之国”而闻名于世，但在今天这一“盛世”，弃婴不仅没有根除或减少，而且获得了自己的时代特徵。比如，由于城乡差距，很多农民把孩子扔在城市的医院、妇幼保健站、车站、公共场所等等，或者一些父母在机场等外游客多的地方直接把孩子扔在外国人的怀里。再如，大多弃婴是女婴，多是父亲背着母亲把孩子扔掉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

林小莲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她刚送进福利院的时候，还白胖白胖的，但过两天就奄奄一息了。终于有一天护士发现她可能死了，就把她丢在外边的铁桶里──福利院门口有很多这样的铁桶，经常是“满载”的──但第二天发现她还没死，就又捡回来扔到床上，但第三天发现她又“死了”，再把她扔在外边的铁桶里，这样反复扔拣七次──最后一天，第十五天，她终于活着回到房间里，不久被美国一个家庭领养了。她被扔出去共七次。这不是文学排比，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故事。

“故事”还不仅如此。这个被扔出去7次的林小莲，每次在铁桶里她的小手都被老鼠啃掉一些──想象一下孩子当时的感受吧，老鼠啃手指，吃掉肉，不是咬一口，该有多疼！

这个故事是从帮助美国领养中国弃婴的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这些年来，他使200多孩子在美国找到了“家”。遗憾的是，林小莲的的故事只能由我来转述，因为她被扔在街上的时候才出生两三天，而现在虽然被领养了，但由于在福利院的遭遇现在已经是残疾、弱智儿童。命运剥夺了她讲述自己苦难的能力，或者，也许上帝是用她的沉默来表达对一个民族无限的绝望。

可怜的小婴儿被扔出7次并每次被老鼠啃掉一点手指的时候，是1992年的春天。我们关于1992年有那些记忆呢？无论如何，上面的故事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今天我们甚至还拒绝接受它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我们的事实是由《人民日报》建成的，是由“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这种歌声铺垫的。由于我们这种存在状态，我们成了啃噬林小莲小手指的最庞大的老鼠，我们啃光了她比人民日报和董文华微弱千百倍的呻吟……

在林小莲被老鼠啃手指十年后的今天，一位父亲给他的女儿说起这个故事。孩子哭着问：“爸爸，你会不会有一天把我扔了。”在此文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所有的父亲、母亲，也提给一直宣称是我们的父母的那个“祖国”。

200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