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
“六四”悲剧是我一生中的重大的转折，它使我在接下来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里，把自己、中国知识分子、人民和中国的政治人物视同罪犯。在这种不宽容的反省中，自然也是在各种敌意中，我完成了《灾变论》的写作，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对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审判，我希望从历史深处找到中国不幸命运的根源并在理论自由中解放自己。在二〇〇四年秋天离开中国之后，我一直同时在写作《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及《我是谁一一创造、律法与福音》两本书。《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是我对“六四情结”的一种告别，是我对自己的最终解脱——人民，你们的领袖我还给你们了；六四死难者和从那里出来的任不寐，你们的罪犯我交给你们了。《我是谁一一创造、律法与福音》，这是我的神学思考，它代表了我对中国的祈祷，包括对江泽民先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祈祷。今天，我站在这异乡的土地上，目送着“六四”彷佛远去的鸽群，我等待着它从陆地深处衔绿归来。
《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一书结稿的时候，我就写信给这套丛书的策划人宋永毅先生和博大出版社，建议该书在二〇〇五年中国“两会”之际出版，因为“我了解江泽民”，他一定会在谢幕的时候有一次精采的演出。而这个时候，正是推出拙著的时机。结果的确不出所料，江的最后演出以美国人库恩的《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一书的形式出现了。不过随着合作者叶永烈揭开“中宣部参与创作”的内幕，该演出构成了这位政治丑角最后的丑闻。中国媒体大肆炒卖库恩的书的时候，不断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我说我支持库恩的结论一一江泽民确实改变了中国，问题仅仅在于，这位美国人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仅仅强调了一部分事实。
《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一书，谈的正是江如何改变中国的。总体上说，江泽民对中国的改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经济和集团经济畸形发展：第二、政治上从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回归传统东方专制主义，并“成功”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是社会断裂（以贫富分化为主要特征），二是环境与资源毁灭性的破坏；第四、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种被我称为江泽民主义的精神成为政治哲学和民族精神，其基本特点是小市民式的精明和令人绝望的道德上的愚蠢。在这四个问题当中，经济、政治问题是短期灾变，思想文化是中期灾变，而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则是长期灾变；也就是说，在短期内，这种破坏很难恢复。在这种意义上，江泽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完全可能被灾民所铭记。
本书关于江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述评已经比较充分了，在这里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另外两个问题，即环境问题和文化问题，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现为教育问题。二〇〇五年中国两会，胡锦涛成功送走江泽民并以冲锋枪和狗控制了天安门广场之后，两会代表开始别有用心地揭露过去的一些问题。其中环境和教育成为他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新华网二〇〇五年三月十日转引一些代表的建议称：养育了全国近四亿人口的长江流域二〇〇三年污水排放总量达一百六十四亿立方米，平均每分钟吸纳的污水达三万吨。滋养着近两亿炎黄儿女的黄河流域二〇〇三年污水排放总量达四十四亿立方米，河道三分之一水生生物因污染绝迹。长江在“哭泣”，黄河亮“黄牌”，“母亲河”的乳汁难以哺育六亿中华儿女。谁应对每年二百零八亿立方米的污水负责？“母亲河”如何保障六亿中华儿女的饮水安全？显然，江泽民是这种灾难的第一责任人。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谈到：中国环境恶化即将吞没经济奇迹。他说，中国经济以其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增长率令世人瞩目，但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六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两倍。而在城市膨胀的同时，沙漠不断蔓延，可居住区域及耕地面积在过去的五十年内缩小了将近一半。目前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更加怵目惊心的事实是：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少数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单只在北京，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江时代中国的教育问题首先表现在贫富分化、体制壁垒和城乡壁垒导致的社会不公方面，其次表现在愚民教育方面，即通过民族主义灌输、复古主义煽动和机会主义示范对心灵的颠覆。
关于教育不公问题，二〇〇五年两会上披露出来的资料显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村只获教育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三：七个农民不吃不喝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送子女上学反而导致家庭贫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在他的《二〇〇四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中披露，一九九九年中国有一千零二十一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到十元人民币，与北京市的七百五十七点六元和上海市的七百四十七点四元形成强烈反差。中国还有大约一亿三千万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在城里上学往往也困难重重。另据《广州日报》三月十二日报导，南昌大学甘筱青等教授指出，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一九九五年八百元左右上涨到了二〇〇四年的五千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六千元左右；加上食、衣、住、行等费用，平均每个大学生四年大学需要四万元左右。据调查，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的学生因为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因此而不愿再升入大学。中国城镇居民二〇〇四年平均纯收入是九千四百二十二元，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仅有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全国政协委员鲍义志对记者说：“据我了解到的数字，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约七千元，而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年收入仍在八百元以下。也就是说，供一个大学生上学一年就要耗费贫困地区九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而一个本科生四年下来，耗费就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三十五年的纯收入。”
除了学费彪涨外，大陆学者还指出中国教育盲点多。在中国六百六十个城市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十五个副省级市，在二百六十个地级市和三百八十一个县级市中还有三百个左右的地级市和县级市根本没有高等教育。江时代备受指责的教育政策还包括江派官僚垄断下的教育产业化及一九九八年以来刮起的高校扩招风——很多高校的招生数以百分之三十的年速度递增，校舍紧张、大学生失业等各类问题随之而来。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约六十万，今年毕业生总数将达到三百三十八万。与此相比，中国每年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
当然，由于专制政治本身的逻辑（弱肉强食），总体上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改革报》三月十一日报导，艺术界教育家、政协委员吴祖强认为，现在国家对教育投入的经费还是偏低，希望政府能够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投入到教育中，但是目前还是停留在百分之三左右。与教育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上腐败和挥霍无度。有人统计，中国每年要开一次两会，从地方到中央一起，将全国所花在两会资金加在一起超过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这些支出都由国家财政拨款。相当于中国百姓包括老弱病残以及婴儿，每年每人需为两会捐款四元钱。每位两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个人花销，相当于两个中国农民全年的收入的总和。这次两舍还有委员透露：中国在去年一整年，共花费高达七千多亿元人民币在官方用车、招待和出国考察上面，相当于中国二〇〇四年全国财政收入两兆六千三百五十六亿多元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官员用车耗费三千亿元，招待费用两千亿元，出国考察另花费两千亿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因为决策失误、乱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造成的浪费。
与此同时，在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七年之间，中国有关机构花费在高等教育上的费用每年都要上升百分之二十：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减少公共资金的投入，责令各高校提高学生的学费。去年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披露，中国教育乱收费十年达两千亿人民币。在这种背景下，为孩子学费父母自杀悲剧层出不穷。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日《华商报》报导：对贫困家庭来说，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既是鲜红的喜报，也是黑色的沉重。去年，山西省宝鸡市学生小丁考上复旦大学，其父因筹不下学费而从七楼跳下身亡；前不久，陕北榆林又一位父亲因为女儿考上大学，面对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知所措，最终服农药自杀。
两位母亲的自杀深刻地显示了江改变中国所达到的残酷程度。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瞭望周刊》报道：刘和芳是合肥市一位二十九岁的下岗女工，六岁女孩的母亲，离异。十二月二日下午，自缢于自家房门。刘母称，七年来女儿在家里几乎天天吃咸菜饭；自杀当天锅里有一碗盐水煮萝卜：死前由于无钱交十多元的统一安装新水表费用，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女儿上小学的五百元是弟弟代缴的；七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刘和芳会向政府部门求助，但在区政府信访局求助时，接待人员让街道派人把她拉走了，街道干部说她是“疯子”。她也曾寄望于有一份能维持温饱的工作，在天桥上摆过地摊，虽然磕着头嚷着“血汗钱”，伹依然免不了被没收。还找过一份月工资一百一十元的扫马路的活，但因为照顾女儿耽误了一次扫地被辞了。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辽沈晚报》用另外一篇报导把江泽民的“盛世”钉在了西单墙上：因为无法承担高额学费，带着对已经考上大学的女儿周娜的深深负疚戚，昨天早上，母亲刘淑杰服用了大约一百粒安定药，离婚后刘淑杰一直住在原沈阳重型机械厂单位的单身宿舍中，宿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停水，今年七月就连电也被掐断，母女二人要点蜡烛过夜。一年前，当“的姐”的刘淑杰开计程车时遭遇劫匪，身中数刀，身上至今还留有疤痕。“而且，我妈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稍不注意就会发病。”周娜十八岁时，周父竟然彻底从母女二人的视线中消失了。母女每月就靠小区和单位补助的两百多元钱以及崔女士的接济艰难地生活着。坚强的周娜并没有因为贫困而放弃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级重点高中沈阳市第四中学，在今年的高考中以四百五十三分的成绩被北京应用科技大学的计算机本科专业录取了。但是，学费、住宿费、杂费等每年八千三百五十元的高额费用如一座大山，懂事的周娜含着眼泪退而选择了沈阳英才信息专修学院。但是，刘淑杰还是不能凑齐近四千元的学费……
关于民族主义教育，是江对八十年代大学启蒙思潮的反动。这种教育造就了一代爱国愤青。有江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对东亚和平与稳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仍然是可矫正的。更深刻的精神污染是机会主义和复古思潮，这两种观念统一于灾民理性之中，造成了一种道德上根深柢固的愚蠢。就在中国两会开幕的时候，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森林公园在孔圣园举行首届祭孔和开笔礼两个典礼，一百五十多位佛山市幼椎园的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三水区森林公园孔圣园参加了典礼。有家长说，孔子倡导的知书礼学理念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受到一次深刻的启蒙启智教育，可以从小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些新闻足以改变一种误判，即有人认为江一直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事实上，江的十五年就是利用传统文化及其最黑暗的方面维护统治的十五年。这种愚民教育不仅培养了一代愤青和道德白痴，还包括与时俱进的罪犯——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国青年报》报导，去年一年，各级法院依法判处未成年人罪犯七万零八十六人，上升百分之十九点一。在各类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升幅最高。
挑战和超越江泽民式的愚蠢，这是本书创作的基本心理背景，也是这十五年来我自己写作的基本心灵状态。我对这种愚蠢的敏感在不断伤害朋友的同时，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在我为这种愚蠢不断绝望，不断受之伤害并不断蔑视它的同时，我日益发现，信仰是对愚蠢唯一的救治。这一点正如神学家朋霍斐尔所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狱中书简》（德）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着，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我唯一手足无措的是面对愚蠢。中国的愚蠢还不仅仅为口号控制，这些口号之下还严格着精明、无耻和凶残。江泽民主义及其各种信徒（包括所谓或自以为的自白派知识分子），只能是怜悯的对象。除此而外，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出路。
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香港《大公报》报导了江泽民谢幕之后的一个小动作：江订制郑成功收复台湾瓷雕送给中央军委；一般报导指江建议胡趁早解决台湾问题。“人之将去，其言也恶”。毫无疑问，谁发动台海战争，谁必将是人类公敌。江最后的盘算不知道是想咬中国和历史一口以便让历史记住他这么个坏人，记住他多么的不想退去，还是打算报复一下僭位不让的胡锦涛。总之，江终于恋恋不舍地走了，望着他最后这一举动，我悲从中来。是的，愚蠢真是一种道德缺陷。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自己。愿神宽恕他。主是仁慈的，应该宽恕。
带着这种平静的心情我要最后感谢支持此书出版和鼓励本书写作朋友们。没有宋永毅先生的推动和博大出版社的辛苦，这本书这么快出版是不可能的。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基金会的创办人杨建利先生因为得罪了江泽民，现在还在江泽民的盛世、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里享受监狱之苦。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和孩子表示歉意，这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耽搁并将继续阻碍她们返回中国的探亲计划。当然我更应该感恩，在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扰乱中，最近半年了我拥有一种分外平和喜悦的写作心情。
任不寐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五日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