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特别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崩溃，使江泽民及其主义登上中国丢盔弃甲舞台。“江泽民主义”首先并不是一种思想体系，无论江如何努力表现出思想领袖的特点，这都是枉费心机的。就像“邓小平”没有“理论”一样，江泽民也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个意义上的“主义”。但是，江泽民拥有“勃列日涅夫主义”、“凯撒主义”意义上的“主义”。在这种意义上的“江泽民主义”不是一套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列，一种政治行为模式，一种政治思考方法。江泽民主义并不是江一个人的，它是一种时代现象，但江本人成为这种时代精神的代表或象征。
“江泽民主义”是对共产主义政治危机的担惊受怕，也是对腐败体制和既得利益的自卫。“江泽民主义”的政治自卫不再重视意识形态的扩张，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历史上任何具有法家牲或马基雅维里主义牲的思想资源，同时，卖弄风骚掩饰这种力不从心。“江泽民主义”向全世界展现了“灾民理性”在现代政治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政治与文化障碍，因此，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告别江泽民对政治的统治并告别江泽民主义对心灵的统治(胡锦涛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就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一切为了权力
大致说来，江泽民主义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后邓时代的江泽民主义（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邓后时代江泽民主义(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二）、后江时代的江泽民主义（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在上述三个阶段中，江泽民主义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有一个特点贯穿始终，那就是权力利益或者“一切为了权力”成为江思考的中心问题。“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两手都要硬”，实际上它包含着两个目标：权力利益与改革政策。但对于江泽民主义来说，它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稳定自己的权力。后邓时代，江泽民主义的侧重点在于“取得并稳定权力”；邓后时代，江泽民主义的侧重点在于“稳定并巩固权力”；后江时代，江泽民主义的侧重点在于“看守并稳定权力”。在这三个阶段，权力最大化（代表利益最大化）永远是实体性目标，而其一成不变外在手段是“稳定压倒一切”，换言之，“稳定压倒一切”不是江泽民主义的核心内容或目标，而是其重要手段。“一切为了权力”，这个思想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为了权力可以做任何事情，也可以不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一无所为。正因为如此，中共党内的一些评论普遍认为，江是中国历代领导人中最没有社会责任感，道德上最自私自利的一个小市民。江泽民主义从来不采取一切和权力利益无关的任何政治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讲，江时代是中国社会灾民理性以国家规模高度泛滥的时代，是政治反动和倒退的时代。社会正义荡然无存，政治动物（如学习曾国藩）和经济动物（如学习胡雪岩）称兄道弟，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取代意识形态神话成为政治生活的实际原则。
通俗地讲，江是一个从来不干“正经事”的政治领导人。他偶尔做点正经事，也完全是为了权力目的，或者为了表演本身，与思想、信仰等完全无关。从这种意义上讲，江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这种状况可能与吸取胡赵的教训有关，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江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灾民，一个以无耻为智慧，以麻木为成熟的政客。“一点正经没有”，或者说，把“一点正经没有”当成“讲政治”所必备的智慧与素质，是认识江泽民主义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利己主义政客，江在权力问题上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清醒地意识到邓陈最关心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保证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这两个部门分别由“自己人”执掌，宣传部门亦然。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安插自己人，这是他唯一的长项；尽管他在位十五年，在改革方面完全无所作为或完全缺乏责任和智慧。他是一个向后看的颔袖，但在狡猾崇拜方面，远胜胡耀邦一筹。
一切为了权力的一个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吏治腐败。全国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个体权力，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江泽民主义者。做事就意味着增加风险，那么，就什么也不干。这些小江泽民们是为巩固江政权，从权力欲踊跃的灾民社会紧急拣选出来的，他们不负圣望，成为这个江政权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寄生虫。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来巩固权力，“他在各级党组织、经济、科学、文化等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安插了许多这种风格的传播者和‘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财富。”这个“新阶级”是江泽民统治的支柱之一，他通过分封新职位和强调“稳定”建立了一个忠于特权因而忠于他这个新主人的官僚队伍。由于灾民社会权力供给短缺，他能很轻易地在社会上物色到出卖“政治劳动”的人。无论六四以后新政权如何在道德上缺乏合法性，总是有投靠的灾民蜂拥而来。这是一个具有灾民理性特征的政治现象一一独裁者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需要发愁。来投靠的人包括大量的“年轻的名利之徒”，投靠者主要是些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这一点正如有人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的评价：
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是因为并非出类拔萃（除了听话和遵守纪律以外）；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依我所见，斯大林以后时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我想如果在这里沿用旧俄时期的一个概念，那么他们基本上属于小市民，他们都具有小市民的眼界、小市民的思想和心理以及小市民的理想。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官僚们由于非毛运动，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苦难，多少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责任感的话，江泽民时期的官僚则完全是政治动物，人道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完全缺乏，因为他们正是在反“邓·胡·赵”体制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流氓执政”的时代。一方面是见风使舵，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是对国家财富的大肆掠夺和对异议人士残酷镇压。与此相关的是匪夷所思的平庸和匪夷所思的特权，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所表现的无赖和弱智令人怵目惊心。
这些不关心改革事业的官僚在瓜分和腐败问题上，在镇压异见方面更加果断、更加疯狂，更加“有效率”。中国政治彻底黑社会化。河北的贪官程维高，不仅是江泽民的缩影，也是江泽民主义的杰出代表。程维高的“故事”说明，利益是权力的目的，权力是稳定的目的，稳定是政治表演的目的。程维高就是已经揭露出来的江泽民，江泽民的问题有过之无不及。程维高现象不是孤立的现象，有千千万万个程维高现在还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构成了党的真正骨干力量。这些人为了权力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却可以从容地利用政治资源消灭任何反对力量。
但是，越是堕落的政客越打算让人们尊敬他，至少让集团内部的人感恩戴德。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利益分配不可能建立长久的感情基础。有人这样评论勃列日涅夫：“他离任时的苏联，将是一个比他成为它的统治者时凄惨得多的国家。……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退出政治舞台时，有谁会一掬同情之泪呢？”这也正是江及其帮派的结局。也许这个腐败集团的下场更加凄惨，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谈论和等待一场审判，而似乎连江自己都意识到了。为此，他显然要坚持斗争到最后了。
江泽民的权力至上观点，显然直接来源于毛泽东。毛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江泽民对这种赤裸裸的权力自私是心领神会的。当然，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列宁，列宁宣称：“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这一观点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真理，它代表的不过是人的动物性特征。不过江泽民不敢公开宣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但他比毛拥有更强烈的权力危机感，因此更坚决地将这一信条挂在了自己的卧室之中。
二、“反对和平演变”
勃列日涅夫在位十八年，他上台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改革仍然在进行，但与此同时是出于巩固权力而开始了“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一点也正是江所干的，在他到北京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也开始了“悄悄的毛泽东主义化”，一方面，邓的改革势力被削弱，另一方面，从政治智慧上考虑，江打算通过安慰毛派力量获得新的支持。九十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与此同时，江把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演绎为邓可以接受的政治名词：“反和平演变”，并利用邓的政治恐惧掀起了一系列新的“阶级斗争”运动。首先，江李联合肃清赵紫阳、胡耀邦在党内的影响，并把掠夺来的权位分封给仆从。其次，江把矛头对准“六四分子”和“自由化分子”，动用警察和监狱残酷镇压。最后，他把矛头对准民营经济，一度企图赶尽杀绝；一九八九年以后，江泽民曾经高喊，要让私营企业主“倾家荡产”。而这一切政治复辟运动，都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旗帜的：并使用司空见惯的政治伎俩，把所有要清除的对象与“国外反华势力”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整顿的合法性。
1．三年“极左”灾害
“和平演变”不是江首创的概念。毛时代在反美运动中，这个概念针对杜勒斯等人的“反华言论”已经提出来了。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一个证据。“和平演变”首先是中共党魁制造的一个政治谎言一一他们诡称美国等国际社会对中国有领土野心，或企图控制中国：这一政治诬蔑试图为“阶级斗争”提供外部理由，并求助于中国人特别发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国际社会对中国从来没有领土野心，更不希望控制中国一一何况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经济负担和政治包袱；中国唯一的政治价值是负面的：减少侵略性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和平责任；而其经济价值不过是“市场价值”，但这需要中国主权独立、社会和平发展为前提。从理论上说，“和平演变”代表了人类思想关于社会变迁的进步观念，它不希望社会转轨采用暴力手段，从经验和道德上，暴力革命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显然，“和平演变”比“暴力演变”好，向民主自由的和平演变比暴力维护独裁专制要好。
事实上，“反对和平演变”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反讽意味：只要不采取暴力方式维持现状，社会就必然会发生演变；或者说，只要社会和平选择，就会发生政治演变。因此，江这一口号本身等于公开宣布其统治是不合法的，是建立在刺刀基础之上的。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对“和平演变”，这种政治恐怖主义是前所未闻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阶级斗争”思想回潮的标志。“六四”以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江开始反复重申自己的宁左勿右的立场。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请求辞去他所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全面阐述了“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政治纲领，并开始悄悄地转移邓小平“似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江泽民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需要强调的是，江本人并非“左棍”，他只是一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他现在杀气腾腾完全是因为对形势判断之后进行的投机反应。对江的这种政治本质当时很多人缺乏认识，一时毛派分子欢喜若狂，而右派力量深为忧虑。但左派分子很快就发现，江并不是他们的同路人；因此在中共十五大、特别是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这些左派被激怒了，也深感被欺骗的羞辱，因此开始反击。江本来打算讨好左派，然后又试图讨好右派，结果左右不讨好。江的机会主义在短时间内得逞了，但不久就成为所有人的敌人。这正是他“不得不”控制军权不放的主要原因之一。
江泽民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初这三年里极力推动极左路线，迫使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南巡”，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话，吓阻了江泽民。结果在中共十四大上，江不得不终止“反和平演变”的政策，开始向右转。事实上这种转向对江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他只是重新“讲一次政治”而已。与此同时，十四大前夕他与邓合作搞掉了“杨家将”，这是邓江没有彻底分裂的原因之一——邓当时也无力再次将总书记罢官了。事实上邓当时并没有真正想把江搞掉。邓在这些讲话中曾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八〇页）。因此不难看出，第一，邓对江有意见但没有想马上搞掉江；第二，邓已经在考虑干部的“年轻化”，考虑“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接替江泽民，显然，这个人是胡锦涛。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邓选择江作为接班人是迫于压力，甚至是失误。我想迫于压力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邓实际上是想利用江来过渡，特别是利用江来抵挡“六四翻案风”（这点江很快就明白了），江是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邓已经深思熟虑地考虑了在过渡时期结束后用胡锦涛取代江泽民。邓这种妥协也是吸取了废除胡赵的教训。
当江看清邓的底线之后，马上开始右转——他丝毫不难为情开始反驳自己：“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化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十四页）
邓江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存在更为重要的共识：夸大邓、江之间的分歧，是九十年代政论的一个主要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低估了“六四”事件对邓的决定性影响，也低估了邓对政局的操控能力。
2．江泽民的“人权思想”
当时，与外界的评论相反，江并没有真正彻底地右转，他仍然打算两面讨好，并利用邓的“六四恐惧症”巩固自己的权力，一九九二年以后，他不敢再公开鼓吹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但开始在人权问题上延续“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同样，江
的“人权思想”仍然缺乏意识形态的热情，而是完全出于权力目的进行的诡辩。这种诡辩在人类历史上早已被驳倒，但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的民族”，江关于人权问题的胡搅蛮缠实在祸害匪浅。一九九五年冬天，笔者曾经就比问题当面询问过在邓身边工作多年的XXX，他告诉我邓并不想在“人权思想”方面阻拦
江。那时候我就知道，江的左倾言论恰恰是邓打算利用来“维护稳定”的，而这一点，江和邓存在共识重叠。
大体说来，江的“反和平演变”思想，或江的“人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国情论”（以及“亚洲价值观”）反对中国人有资格接受国际人权标准。
第二，以主权反对人权。
第三，以“发展权”、“生存权”反对人权。
第四，捏造“自由是为所欲为”以反对自由。
第五，求助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等落后思想。
第六，用无神论反对宗教自由。
第七，利用人权国际化进行人权交易。
江泽民与众不同（与其他独裁者相比）之处在于：他不敢公开反对人权思潮，因此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权中的个别概念，或者肆意歪曲人权思想谋取政治利益，搞人权交易。
江泽民在一九九〇年就提出“对‘人权’要做一番研究，回避不了”（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并且要求“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而通俗地解释民主、自由、人权等”，“要大力揭露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性。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我发动进攻，通过各种渠道，对我进行渗透，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我们清萣地看到，江对人权的重视绝非要关心人权，而完全是因为“回避不了”，是为了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还击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舆论上“针锋相对”，二是通过“人权对话”进行政治敲诈。
三、“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是江泽民主义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与此相关的口号是“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意识形态经历了扩张时期（毛时代）、实用时期（邓时代），到江时代，则转型为保守时期——保卫权力压倒一切，成为党的核心思想。毛时代的政治纲领是“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政治纲领是“四个坚持”；而江泽民的“阶级斗争”或“四个坚持”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江时代，中共也从毛时代的革命党经邓时代的秩序党转为稳定党，这一变化影响深远。
从逻辑上看，“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前提是“一切都不稳定”，或者江认为“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不稳定”的逻辑前提是“政治合法性缺失”。“政治合法性缺失”的逻辑前提有三：一，权力的获得和维持仅仅依靠暴力和密谋；二，权力在存续期间由于专制和腐败继续丧失合法性；以及三，国际社会上相同的政治结构（即其他共产国家）的崩溃。从心理学上看，“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政策的心理基础是恐惧。对于江泽民来说，权力内战、六四、法轮功、腐败、共产阵营的垮台以及国际社会的批评，构成了他的一连串恶梦；而“稳定压倒一切”是他解除梦魇的唯一选择。这一自我调节充满了困难，它实际上是用恐惧保卫恐惧，结果他所恐惧的项目在“维护稳定”过程中继续增长，或者说，江的稳定政策不断培养新的“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江泽民是中国“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1．后独裁时代的救命稻草
江泽民主义出现在绝对威权统治或“超凡魅力性统治”之后，它代表了一种奢望继续全面独裁却丧失了已故独裁者权威的那种力不从心。一个缺乏权威的独裁者，稳定压倒一切就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没有能力用“魅力”或“法理”实施统治，他本身就是魅力的反对，就是法理的敌人，因此他只能依靠暴力，当然，如果说江泽民完全依靠暴力维护统治也是不公道的，他也希望借助于表演赚取一些“魅力”，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种魅力表演总的来说适得其反，结果使他进一步依靠暴力来镇压这种“适得其反”。
“稳定”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表演，从目的上说，因为他要保护的根本不是“稳定”，而是特权；从手段上说，“压倒一切”的也不是“稳定”，而是警察、监狱、法庭和军队。因此“维护稳定”是江泽民制造的一个弥天大谎。江泽民想在一个专制已经公开衰败的时代维护专制，不得不借助于已故独裁者的经验，并希望借助于这些独裁者“不怕热水烫”、“为所欲为”的精神气质为自己“保驾护航”。江泽民利用了邓小平对“不稳定”的恐惧、模仿毛泽东关于“压倒”的虐待人格，同时移情于希特勒等所有独裁者用“一切”表达的疯狂自负。“稳定压倒一切”是后独裁时代对独裁时代的念念不忘。
邓小平的“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口号是邓最早提出来的，江利用了邓的六四恐惧心理而把邓的这一“次要思想”上升为基本国策：江有效地把邓对稳定的要求与捍卫自己的权力利益结合起来了。邓的恐惧是什么？邓为什么要强调稳定？邓的恐惧首先基于对文革动乱的记忆，其次镇压六四产生了新的恐惧，而苏东巨变强化了六四恐惧。这是邓提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不允许乱”这些“理论”的主要背景。对于邓来说，改革和稳定同等重要，稳定仅仅是在个别时期成为“国策”，但对于江来说，稳定是唯一的政治中心。或者说，腐败和稳定对江同等重要，腐败构成稳定新的动机。
不过需要补充一点，“稳定”主要是针对党内斗争的，“社会稳定”不过是“党内稳定”的一种象征性说法，尽管“社会”更多时候为“党内稳定”付出代价。对于中共来说，真正的直接挑战显然来自统治集团内部。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党内斗争蔓延到社会上之后，提出了“安定团结”、“稳定”这样的“王法”。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提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九日，他又提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年年初，胡耀邦被废黜，同时党内左派力量蠢蠢欲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邓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还特别提到：“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淡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对邓来说，维护毛的权威并非因为毛是对的，而是为了“维护稳定”。我们后来看到，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目的之一也在这里。不过邓在维护毛的同时又提到文革动乱，这实际上存在一个矛盾：文革动乱正是毛发动的。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邓又进一步说： “中国不允许乱”，当时，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风雨欲来，而邓赵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挽回。“六四”血案之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这时候邓已经开始把“稳定”放到了“一切”之上，这表明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和党内批评。
江在“六四”之后上台，至少在形式上取得了最高权力，“稳定”对他来说当然更为重要。“稳定”就意味着反对党内权争（如反对李鹏等人的“不服气”等），同时反对社会上对这种“封建继承制度”的批评。“指定接班人”，这种令人汗颜的“选举制度”需要“稳定”，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意味着“不稳定”。江对稳定的理解显然与邓不完全相同，但他可以利用邓的“稳定”概念进行政治压制，巩固权力。
毛泽东的“压倒”
对“稳定”的要求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因为中园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灾民社会，这个灾民社会对灾荒和动乱存在着结构性的焦虑。换句话说，“稳定”像“统一”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然而，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政府只有通过“压倒”的方式维护“稳定”，“压倒”竞争者和不同意见，这种方式本身就会强化敌意，破坏和平，因此它导致了进一步的不稳定。面对新的不稳定，当局采取新的“压倒”方法更残酷地维持秩序。这个过程周而复始，直到最后的不稳定将“稳定”压倒。只有在自由秩序基础之上才可能拥有真正的稳定，但东方专制主义一直无法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
对“压倒”的追求，一方面源于残酷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来自权威人格。显然，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对于毛来说，没有谈判，没有妥协，只有你死我活。毛由于童年被父亲“压倒”的痛苦经历，以及在革命生涯中不断被党内敌人、党外势力以及国际修正主义“压倒”的经历，使他把“压倒”视为政治的本质。毛的经历也强化了他的权威人格，他能在“压倒”的动作或形式中体会到一种生理快感和精神愉悦。这是一种特殊的虐待人格，它通过压在别人身上这种极端的肉身象征来复仇，同时宣告自己的最终胜利。从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说，“压倒”别人毋宁说是一种羞耻，一种流氓行为或动物行为：但毛泽东们不这样看，由于长期做“人下人”，因此“人上人”就成为最高的政治目标。对于“人下人”来说，平等自由是虚伪的，唯一真实的不是正义和爱，而是“取权力而代之”，是“大丈夫当如是尔！”通俗地说，毛泽东开着“宝马”，将路人压倒在地上，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壮举，是对历史经验深刻的总结。
“压倒”首先是一个战争用语，然后是一文革“用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中共建政后，毛把这一“军事思想”带进了和平年代。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毛泽东以激动人心的磅砖气势分析世界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说：“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中国有句成语：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便是“东风压倒西风”著名论断的由来。最能体现毛的“压倒”性思维习惯的事件是：一九七六年二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基辛格，幽默地指着他的高个子夫人南希说：“压倒他！”毛说的可能不仅仅是基辛格，他也是自言自语。今天，仍然有迷信“压倒”别人的糊涂作者这样评价毛：毛泽东的精神就是压倒一切对手（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伟达）。这个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
到文革的时候， “压倒”继续发展，并增加了更多暴力色彩，它变成了“打倒”，而且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与此相关的词还包括“砸烂”、“横扫”、“触及”、“撕掉”、“夺取”、“推翻”’以及“杀、杀、杀！”。《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发布了似下社论，其基本精神就是“打、砸、抢”：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六月五日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六月十六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六月二十日《革命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以及《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等等。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上最权威地阐述了要“压倒”的对象，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战斗檄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则是对“压倒”的贯彻落实：“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有一些经典论述，这些论述是江在一九九二年以前经常引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间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有真正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江的学舌源于他意识到了阶级斗争又来了，或者他希望用毛的办法获得毛的绝对权威。这种倒退忘记了时代的进步上，因此江“压倒”得并不彻底，同时自己又扮演了一个过时的角色。
希特勒的“一切”
独裁者都喜欢使用一些“大词”（如人民、祖国、民族、全人类等），使用一些“全称判断”，“全称肯定判断”，或者“全称否定判断”。这种话语习惯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种专断性格，一种特权优势。“一切”是独裁者比较钟爱的“大词”之一。在逻辑上，“压倒一切”显然是思维混乱，比如，“稳定”显然不能压倒江泽民，江泽民是希望“江泽民压倒一切”的。“稳定”也不可能压倒自然规律。“一切”是种狂妄，一种小市民突然掌权后的不可一切。江早就说过自己是政治暴发户，他谈到：“当选总书记，自己没有想到。”毛及其仆从就特别迷恋“一切”这种词，不过我们这里可以提一提另外一位大独裁者：希特勒。
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认为希特勒渴望表现在他服从上帝、命运、必然、历史、自然等高一级的权力，“所有这些词对希特勒具有同一意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权的象征。”弗洛伊德说希特勒个性的另一方面是他的极端自恋。希特勒有一种自我崇拜。这也正是江泽民打算刻意模仿的性格。希特勒对“压倒一切”有着近乎“本能”的欲望。他千方百计地担任纳粹党第一主席，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总统兴登堡召见希特勒并试图说服他与巴本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但希特勒予以拒绝，声言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要得到“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权力”。他主张：“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夺取。”他颁布《保护德国人民法》、《保护人民和国家法》等恶法，以便“压倒”反对他的“一切不稳定力量”。
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反复使用“一切”这个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过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德意志优于一切（Deutch latdalles）”。“需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个人创造能力上面所产生出来的。”“干部必须要握都会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全会的内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赞同，总揽一切的权力，进而得到一切的工作，以谋理想能够达于实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创造。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下述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使用了近一百五十个“一切”。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在分析《我的奋斗》与二战后果的关系时指出： “《我的奋斗》一书从一九三三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政治，……《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一百二十五人丧失了生命：每页，使四千七百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平均使一百二十万人丧失了生命。”我们得感谢江泽民没有希特勒的权威，他只是一个希望守住权力的政治可怜虫。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希特勒的罪恶行径，在压制自由和人权方面，他像希特勒一样“不顾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仅仅六个字，每个字下面都有无数冤魂，无数恶法，无数审判，无数家破人亡和背井离乡。一个人比“一切”都重要，他的意志和存在是唯一有价值的，这种想法对于正常人来说简直是骇人听闻的。这的确是一种疯狂自负。问题是具有这种疯狂想法的希特勒已经灭亡半个多世纪了，希特勒所代表的观念已经被抛弃，而中国人仍然要生活在江特勒的恐怖之下。江特勒原本一个政治小丑，他只是妄想能够像希特勒一样对所有国民生杀予夺，事实上他做不到。
2.“念念不忘稳定压倒一切”
十五年来，“稳定压倒一切”是江泽民一以贯之的思想，也基本上是他唯一一以贯之的思想。这是耐人寻味的。无论是“反和平演变”，还是宣传“三个代表”，“稳定”是江泽民主义的基础。
一九九二年，江泽民因邓南巡讲话开始调整自己的极左立场，他开始把“反对和平演变”逐渐转为“稳定压倒一切” ——这是邓能够接受的一种政策。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比较正式地提出了这一“思想”。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进一步扩大“战果”，把“稳定”“放在了”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角关系之中，以便获得政治合法性，并将之上升为江时代的“总路线”。随着江泽民主义对生活的控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敏感年”，江又提出了“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更为疯狂的口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九九年“六四”十周年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政治异议运动，反而是江泽民自己煽动大学生上街反美，这种不稳走局势实在是江引火烧身（这一问题愈演愈烈）。于是江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重提“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日报》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第一版发表社论，题目是：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学习江泽民同志在欢迎我驻南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这篇社论操着文革腔调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袭击我驻南使馆，丧尽天良，惨无人道。这一暴行也表明：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图搞乱我国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的大好局面。这是他们对我国政府和人民心态意志的一个心怀叵测的挑战，是对我国社会稳定程度的一个心怀叵测的挑战。对于他们的罪恶行径和阴险用心，我国政府和人民给予强有力的谴责和回击。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发出了‘中国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战胜’，‘他们捣乱，我们不乱’，‘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强大’的共同心声。这表现了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自觉。”
最莫名其妙的是，该社论把学生上街归因于“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前进，在发展，处心积虑干扰破坏，对我进行‘西化’、‘分化’。”该社论呼吁：“对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行为，不管什么时候，来自哪里，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坚决果断地依法将其处置在萌芽状态。饱经西方列强欺侮的中华民族深知动乱之苦，深受稳定之盆，深知安定团结之重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人人有责。我们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社论最后罕见地公开提起“六四”事件：“实践有力地证明，旗帜鲜明地、坚定果断地平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非常及时，十分必要，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团结和稳定都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法宝。”这篇社论可以视为江泽民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它可以把任何政治风潮都统一到稳定的最高利益之下。
当然，江在不同时期对稳定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六四之后以及九十年代末期，“稳定”的对象之一是邓去世可能导致的政治动荡，以及六四十周年、法轮功等问题。但到了中共十六大前夕，这是江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第三个高潮期。这时“稳定”针对的主要是权力移交问题。一方面，江不想交出军委主席的权力，另一方面，江担心退出后被清算。这两方面的计划都需要“稳定”这个“前提”来保障。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三个代表”与社会稳定（作者：吴爱英，这是一个引人联想的笔名），文章说：江泽民同志在“五三一”重要讲话中，号召全党要坚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一精神，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和加强社会稳定工作。文章要求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
两个星期以后，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总结“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继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十三年来，”江泽民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原则。”（中共中英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这一观点是对林彪“四个念念不忘”的模仿，林彪就强调“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当然，林彪的思想也是对毛的思想的模仿，毛教导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真正底色。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曾撰文指出，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就是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从邓小平的立场上继续倒退，“念念不忘稳定压倒一切”，对“稳定”已将达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
江泽民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方针，地方官员是喜闻乐见的。因为出于相同的目的，各级官员更希望“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基本国策，事实也赋予了各级权力镇压任何异议运动或“群体性事件”的特权。而为了保卫腐败事件不被揭露，地方官以稳定的名义将一些非政治案件政治化，官报私仇，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河北程维高案件就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件，而众多上访事件也被以“稳定”的名义镇压。二〇〇四年秋，黄金高成为地方官员利用江泽民主义打压异己的又一著名案例。
四、“讲政治”：后邓时代“江核心”
自从一九九二年中国十四大上江泽民被“拨乱反正”之后，江与邓的关系得到进一步修复。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邓去世，中国政治进入了“后邓时代”——邓小平自一九九四年最后公开露面以后，基本退出了中国政坛。江面向政治老人的表演也基本告一段落，他开始直接面对“邓核心”退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换句话说，他面临着从“江李体制”、“集体领导”向“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周围”这样一个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江一方面依靠邓小平、薄一波等元老力量，另一方面依靠曾庆红、汪道涵等上海势力，解除或削弱了党内反对派，首先是李鹏的力量，其次是以陈希同为代表的北京势力、以杨尚昆为代表的军队势力、以叶选平为代表的广州势力，以及最后政治局常委申的乔石、李瑞环等异己力量。在这场运动中，邓是逐渐站到江这边来的，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邓一方面从独裁制度的大局出发，确信唯一“核心”对这个体制的价值：另一方面，他甚至比江更关心政治“稳定”——六四是他的
死结。江在邓的支持下才可能放手发动“与江核心保持一致”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在组织上以“讲政治”为代表，同时在“法制”方面以“反腐败”为援助，而其政治理想是在中共十五大上彻底树立江泽民的绝对权威。
一九九五年冬天，我与邓的一位至近的人物有过多次交流，我向他转告国内改革派人物对“讲政治”感到不满，我也希望通过他听听邓本人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件事情他清楚，你们不要管”。这句话含义很复杂，但我后来明白，邓是支持江为“核心”地位所做的努力的，因为江的“讲政治”并非要反对邓的改革，而是要在组织上整党：不过，邓可能同时也考虑好了在中共十六大上以胡代江。
1 .“关于讲政治”——与江泽民保持一致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发表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讲话。这是江推动“讲政治”运动的正式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江再次引用邓的讲话为自己作证：“一九八五年，他（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一九八六年，他在天津视察时又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同志是无产阶级大政治家，他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然后，江把“讲政治”上升到敌我矛盾：“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江暗示了所谓“讲政治”就是与江泽民保持一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家，这一点非常重“，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重视起来，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政治上是“的，是
一致的。但是有的干部，也确实存在邓小平同志所说“‘在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问题。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对党章的各项规定，所党员都要遵守，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讲政治”提到“腐败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这只是威胁性的，其真正针对的“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高级干部”。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江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把“讲政治”扩大为“三讲”。事实上“讲学习”、“讲正气”是为“讲政治”服务的，“讲学习”不过是强调“讲政治”的运动方法，就是中共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而“讲正气”，主要是用来遮盖“讲政治”的真实目的的——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竟然敢用“讲正气”这个词来为自己“服务”，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
起初，江泽民的政治运动进展并不顺利。党内存在普递的抵触情绪。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江泽民专门发表了《关于讲政治》一文，该文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更引起外界议论纷纷。江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一年来自己对“讲政治”运动的重视，他说：“最近，中央强调一个重要精神，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以及在北京、西北、广东的考察中，都讲了这个问题。党内外普递认为，现在强调这问题很有必要，也很重要。”显然，江对一年来没有形成运动高潮不满意，他希望藉此文真正实现全党动员，同时批驳他听到的一些批评。首先，他再次强调“讲政治”就是要更好地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争辩说：“我们讲政治，绝不是像境外一些报刊歪曲的那样，中国又要回到过去搞什么阶级斗争为纲，搞什么“左”的那一套了。更不是也绝不会去搞什么运动。他们制造这样的舆论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同志要警惕，不要上当。”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讲政治”既然不是反对改革开放，不是文革回潮，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江用遮遮掩掩但用局内人完全可以理解的社论语言表达了江政治的真实目的——有人不与江泽民保持一致，而讲政治就是要改变这一局面。
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要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继续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保持一致”的政治口号。在这篇讲话中，他罕见地提到了“（今年）同叶利钦总统再一次互访，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完成了中俄边境东段国界勘界工作，我们同俄罗斯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后重点提到“讲政治”的目的之一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邓的去世使“讲政治”更为迫切。“三讲运动”在全国展开是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指出：“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人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随后，全党范围内的“三讲”活动全面展开。不过，这场运动到了一九九九年年初就已经悄悄收场了。
这场运动总的来说是“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经过文革动乱的干部并不认真对待这种运动，显然没有达到互相揭发、人人自危的局面，但至少在形式上，“与江核心保持一致”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当时，政治局常委每人负责一个县级党委机关的“三讲”活动，江泽民亲自到广东高州挂帅“三讲”，而在高州的“三讲”会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并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时候江已经基本摆平党内，邓也死了，他开始大树特树自己的理论权威了。
2．为什么要“讲政治”——江核心冲刺十五大
九十年代有一个新的专制术语：“江核心”。理解这个词是理解“三讲运动”起源的关键。严格来说，一九八九年后上台的江泽民并没有真正成为“核心”，他不仅受制于中国元老政治的摆布而且受到李鹏等常委及地方政治大员的掣肘。因此，如何实现从“虚位核心”到“实际核心”的转变，就成为江泽民主义整个九十年代的最高政治目标，成为江泽民主义最大的政治。江泽民的政治独立运动只有在邓彻底退出政坛以后才可能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九九五年以后才开始“讲政治”的原因，而“讲政治”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及地方政治大员，通过这场运动，江收服一批高官，限制一些人的权力边界，与李鹏等人形成交易基础上的权力购买：同时，江成功地利用了朱镕基与李鹏的矛盾而从中渔利，并联合李鹏压制了乔石的势力。而“缺乏政治敏感”的官员，被以腐败的名义搞掉，换上江的自己人。这一过程也是江家党或江泽民集团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显然，一九九一年江的极左路线一度使邓小平暂时放弃了对“江核心”的公开支持，但一九九二年以后，邓开始有条件地恢复对江的支持。笔者认为，这个条件就是江必须抵制“六四”平反，同时中共十六大用胡锦涛取代江泽民。
邓、江对“核心”的强调，主要针对的显然是李鹏、姚依林等人。一九八九年之后，外界评论普通认为中共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按照陈云和王震等人的解释是“江、李体制”，而这一江、一李本来就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各自选定的一位接班人，当时的一个说法是“集体领导”，在中央会议上，江、李一度并列在主席台上。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江泽民的力量并不强大，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为例，一九八八年七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四十一个部委中，就有十四个属于李鹏的“留苏派”，包括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黄毅诚（能源部长）、丁卫高（国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劳动部长）、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宋健（国务委员兼圈家科委主任），朱训（地矿部长）、李贵鲜（国务委员）、林汉雄（建设部长）、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长）、曾宪林（轻工业部长）、赵东宛(人事部长）等。在地方，属于江家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江唯一可控制的地方可能就是上海，而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李岚清和朱镕基属于“自己人”，江泽民“讲政治”实在是“当务之急”。
江的权力之路实际上一直到中共十六大才真正结束，该时江党终于在全党及政治局常委中占有了压倒性的席位：不过可悲的是，就在这时候，“江核心”不得不按邓小平的意志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对这种局面的抵抗就是坚决保留了军委主席，这也是奋斗十三年之后“江党”上下对他的报答。但江无法超越中国政治特有的逻辑，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他仅仅“辉煌”了五年，从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江核心在真正成为核心的时刻就退出了舆论中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江核心”提法已少见。该评论说：中国媒体这几天已很少出现“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显示江泽民将在几天后正式让出中共总书记、甚至军委主席的职务，而自二〇〇二年以来到十六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张万年等军方高级将领会多次宣示，解放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以江泽民周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一些省市和部委领导在这几天的发言中也不再像前段时间那样誓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江核心”周围。“讲政治”对江实在是一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他为胡锦涛削平了党内的山头，却不能享受“胜利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支持江“讲政治”，而江一定要留任军委主席，并将自己人马派守政治局的原因。江在竭尽全力收获自己“讲政治”来之不易的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江做到了。但总的来说，江没有真正享受这种成果，他将在中国政坛上渐渐消失。这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如此，“讲政治”积累了大量的仇恨，胡温可能利用这些后果来肃清江泽民对党最后的控制。一个念念不忘并沾沾自喜地“讲政治”的人，最后可能是搬起“政治”砸在自己的头上。
3．“讲政治”的文革传承
无论江如何强调自己的“讲政治”与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不同，但二者在语言方式上，甚至在政治目的上，显然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各方面的证据都表明，江泽民的确是文革余孽，而这一点同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迫害有关系，此外，江的政治运动甚至“借鉴”了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模式。
整个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讲政治”为名义铲除党内敌人的运动。
一九六〇年九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首先提出了以下口号：“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
思想第一。”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强调政治要统帅经济，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要求在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的战斗年月里，继续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首位，使人的思想不断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四月五日为止，该报又发表了六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这些社论反复宣传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我军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坚持用政治统帅军事，用政治统帅一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了“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与毛主席保持一致”：“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后来有人说，该文是秘书写的，先给毛看，再转给林敲定，最后才上大会上念的。无论真相如何，江泽民“讲政治”与林彪“讲政治”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在政治斗争和政治危机时期树立一个政治核心，一个政治偶像。区别在于，林彪是在试图投其所好地吹捧毛，并打倒毛的党内敌人：而江在自吹自擂，并打倒党内敌人。
江的倒行逆施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有评论担心江再搞第二次“文革”，九十年代中期，国内一些有自白化倾向的刊物发表了几篇文章，谈到如何警惕“文革”悲剧重演的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因此不难理解，不久江泽民命令中宣部门严厉管制各种媒体对“文革”的讨论。而任何涉及文革问题的研究都被列入从严审查的范畴，这种情况在邓小平去世后的确更为明显。直至今日，文革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禁区。邓小平政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江泽民在文革的问题上显然没有与邓小平“保持一致”。江对文革的回归对中国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它中断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围思想对民族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反省，愚民政策再次成为“文化中心”。
五、“邓小平理论”与“朱镕基现象”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去世，中国政治史进入了后邓时期。江泽民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一“敏感时间”的：他终于可以摆脱幕后的控制了，但他不得不面对邓去世可能面临的动荡不安。对这种动荡不安，江泽民一直在准备，“讲政治”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当时，如何处理“讲政治”与邓小平的办法，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江必须面对两种潜在的挑战和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需要：第一个挑战是毛派分子卷土重来；第二个挑战是有人（特别是胡锦涛）高举邓的旗帜否定江在改革事业中的风派生涯。现实需要是解决中囤下一步意识形态的中心，专制社会需要确立一个主义统一思想，而江自己还没有“思想”。这三方面的原因是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邓去世后的三年襄，“邓小平理论”就成为江泽民主义最新的表演内容。
1．江泽民在过渡时期的“两个凡是”
邓去世之后，江一方面尽快在全国实施戒严式的管制，然后开始站在人民大会堂上表演自己的悲痛。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在长达近一小时的致悼词期间，多次哽咽、流泪，尤其是开始阶段，多次掏出手帕擦泪。”“主持追悼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也是哽咽不已”一些了解“江泽民同志”的人没有一个相信“江泽民同志”真的悲从中来；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会指点悬挂在大礼堂三楼看台后方的横幅作为旁证，横幅上写着：“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有政治分析者说，追悼大会重点只有一个，即是在缅怀邓小平的贡献的同时，更强调必须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展望未来。新华社还特别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深切哀悼邓小平，决心继续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决听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128－129
惯的形式主义运动很快在全国展开。
江推动“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完全是权宜之计，因此，时间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已经按捺不住要抛出自己的理论了。于是，这种过渡时期的政治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那怎么看“邓小平理论”呢？首先，邓小平没有理论，同毛相比，他有一些处理问题的办法。可以说，邓的“思想”基本体现在以下几个邓式格言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猫论”、“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杀出一条血路来”或“对外开放”、“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国际关系上
“不当头，不扛旗”等等，邓的办法在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几年应该代表着某种进步，但是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经完全成为中国改革的阻碍，这恰恰是江看中“邓小平理论”的原因之一。重新高举邓小平的旗帜，是中国改革的死路。此外，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全部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不仅有过誉之嫌，对于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等极不公平。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来说，“邓小平理论”会同江泽民主义已经取代“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碍，因此，彻底检讨并告别“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方向。
2．朱镕基现象
朱镕基是“邓小平理论”在江时代的实践者。朱镕基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九九七年“代总理”之后，他开始主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他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李鹏的政治缺陷，此外，他的魅力与江的魅力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他的表演把自己感动了，而江的表演连他自己都知道是表演。朱镕基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低于他对江泽民主义的贡献，这是评价朱镕基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毛周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模拟江朱关系，尽管江更多是采取“用其所长”的办法而不是压制的办法利用这位总理。
二〇〇三年中国人大会议后朱镕基告别政坛，由于朱镕基一直广为争议，或者由于他的个人风格而备受媒体嘱目，因此各家媒体都送他最后一程。所谓“朱镕基现象”主要是指：为什么朱镕基获得了如此之多的注意力，无论官方媒体还是民间舆论，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崇拜和批判、期望和否定都共同表达了一种特别关注之情。在我看来，这个现象比朱镕基本人如何以及他的是非功过更值得人们研究，也更有“学术价值”。
理解朱镕基现象首先必须理解江泽民的时代。我们不能把改革时代仅仅视为后毛时代的某种经济政策的转型，而应该把它视为清末改政的一种接续．这个改革时代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一百五十年，它的基本特点仍然没有改变。什么是中国的改革？第一，就是秦始皇主义的社会向市场主义的社会的转向，其目标体系先后经历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第二，由于灾民社会的权力自私，这种转向的进程和方法必须被控制在“国家”或政治权力手中，或者说是渐进的和自上而下的。这两个相互支持而又互相排斥的方面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命运。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将证明，改革仅仅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不可能建构一个理性社会或现代社会。它是地地道道的过渡时代，但它在中国的特点是它存在时间太长了，而把自身视为一个可以不断自我调节的新时代。
朱镕基现象是改革时代必然出现的政治现象。在一定时间内，无论是持哪种政治观点的人，无论是海内外，人们在支持“改革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产生于这样一些“改革观念”：首先，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改革必须由具改革意志的强力人物主持。事实上即使那些批判朱镕基的评论家，也仅仅批判他不是真正的或成功的改革家而已，但在中国需要一个叶利钦这个问题上，他们和他们的论敌（那些坚决为朱镕基辩护的人们）是一致的。当然，中国的政治传统的“清官崇拜”思想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朱镕基之前的那个“政府”以及朱镕基同时代政治人物的个人特点等等，都使人们更容易对朱镕基产生好感或好奇心。在这种意义上，不是说朱镕基有多出色，而是他的同僚们由于太黯淡无光而成了他的舞台背景。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忽视“朱镕基必须同时为改革的第二个规定性——保证权力部门对改革的绝对监护权和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而这种努力造成了整个改革的内在矛盾，并导致了整个改革时代的终结。举例来说，一九九八“两会”出笼的“朱镕基主义”基本内容是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确保”产生了“政治任务”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巨大张力，特别是当外在条件已经变化的时候，坚守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率使人看到了自上而下这种改革模式的政治缺陷，而“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都出现了社会目标和权力目标之间的深刻冲突，结果在改革方案实施中，损害权力利益的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废了，而损害社会利益的改革方案（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改革的意义）则取得实效。但其中最使人诟病的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强化和城市工人、农民利益的受损（以粮食改革为代表）。这种改革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倒退，它的正面意义之一是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时代该结束了，改革在自身的逻辑之内已经无力完成中国社会的变迁。
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不仅仅是认识到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已经耗尽，而是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今天，权力主导的改革不仅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是社会进步的新的阻力。因此，送别朱镕基确实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他的光彩夺目使他成为一百五十
年来最后一个改革人物，而中国政治的落后、农村人口的比例居高不下则宣告了他的失败——也宣告了整个改革的失败。如果说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是政治的文明化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那么十五年的中国改革是一场大失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葬礼是由朱镕基来剪彩的。
朱镕基的“改革”造成了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中央集权的强化（权力中心主义），二是社会的断裂，即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GDP中心主义）。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乡村政权的破产、农民的失地、工人的失业来说明朱镕基“改革”的悲剧性结果——中国的农民和城市工人为江泽民集团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项统计表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百分之五十五点三降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一，下降了七个百分点还多，而中国同期仅由百分之八十点二降至百分之七十九点九，仅下降了零点三个百分点。（秦晖，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五年，中国有八点六九亿农村人口，一九九八年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为百分之六十九点六（陆学艺，二〇〇〇），这些数字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工业化是一场大失败。“第一次革命浪潮”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令人鼓舞的成果，工业化至今仍然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但中国的工业化实验使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城乡隔离之下的农村贫困。今天中国农村的广大人民的贫困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毫无疑问，农民比五十多年前更苦难。
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一点三亩，约三分之一的省不足一亩。一九四九年北京大兴县（当时属河北）土改时，人均土地为地主十二点二六亩，富农十点六亩，中农六点零九亩，贫农二点九亩，雇农一点八七亩，赤贫零点七亩，按这一标准，现在农民都成了 “雇农和贫农”。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种局面中国家的作用：一九九六年全国百分之七十四点八的村庄通上了电，但一般乡村电费高于城市百分之八十甚至数倍，因为国家只负责县以上各级的电力供应，另一个广为谈论的例子是 农村教育投入不及城市的十分之一（熊景明，二〇〇〇）。医疗是另外一个严重问题，生病而无钱医治的现象非常普通。此外，贫困人口的爱滋 病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官方统计，二〇一〇年中国将有二千万艾滋病患者，而其中大部分患者来自贫困家庭(人民网，二〇〇二年二年十二月三日）。
有人称：由于扶贫工程，中国贫困人口从一九七八年的二点五亿减少到一九九七年的五千万（熊景明，二〇〇〇）。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贫困指标一方面是比较低的（一九八六年贫困标准：人年均纯收入一百五十元以下），另一方面，评价指标非常
单一，而贫困应该包括食物保障、收入水平、就业、权力和政治参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基础设施等因素。近年来，关于参与式贫困评价（Participatory Poverti Assessment，PPA，从贫困者角度来理解贫困），又给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由于政治上的限制，PPA在中围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目前谈论农民对贫困的感受还为时过早，而对中国贫困的政治评价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
除去五千万贫困人口不谈，我们看看目前农村的失业状况。按目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状况，农村土地仅仅能吸收两亿劳动力，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约四点四亿人，除去乡镇企业接纳部分以外，还有约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二十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估计在两亿人左右（杨爱民，一九九七），另据估计，近几年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压力因WTO的冲击而加大，“人世”的冲击即使仅考虑百分之三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每年一千多万的基础上，又将增加二百万（赵晓，二〇〇二）。
问题还不止如此。这两年来，我断断续续在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以及广西等地的农村或偏远城镇做调查，我的一个发现就是，每个村落都有大量的青年农民在家“赋闲”。他们三五成群地蹲在村头，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有人统计九十年代末中国有二千三百万“打工妹”，但相当一部分“打工妹”离开农村就留在城市嫁人了，而更多的农村男青年却留在农村，即使少数人出去打工也无法留在城市。这实际上造成了农村适龄男青年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未婚率，至少在我走访的几个村子里这个比例是普遍的，而计划生育和传统观念使农村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缺乏性满足和正常家庭生活的青年人具有攻击性。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化失败在城市也取得了“丰富成果”，那就是在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这为政治动员提供了更具有政治活力的“群众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今天真的出现了。
中新社二〇〇二年十月十六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话称：中国失业人数在八百万左右。这一资料的统计口径是有问题的，它不包括“下岗职工”。一位研究者指出：二〇〇一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六百八十一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五百一十五万，两者加起来共一千四百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之七。如果再加上非固有企业下岗职工六百万人，全国大概有二千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再加上现有企业和机关的冗员，大约还有三干多万人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中国现有人口十二点六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百分之一点一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百分之五十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七百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千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总体说，中国全部劳动力人数的四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赵晓，二〇〇二）。
朱镕基对腐败的痛恨或誓言几乎尽人皆知。朱镕基对腐败的无能为力、虎头蛇尾也尽人皆知。“邓小平理论”在江朱时代最大的“成果”就是腐败的集团化、合法化与制度化。拒绝政治改革、片面进行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正是导致腐败的结构性原因。事实上，“邓小平理论”这一特点，正是江泽民主义视为传家宝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