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泽民是谁
中共建政以来，的确没有一个领导人像江这样遭受到如此普遍的负面评价。党人不尊重这个对革命和建设“没有尺寸之功”（李慎之《风雨仓皇五十年》）的平庸之辈，而党内外对这个人的戏子特征深恶痛绝。但这普还不是江人见人厌的主要原因，这个统治了中国十五年并曾打算继往开来的蹩脚独裁者，是在“六四”事件之后被挑选上台的。因此，“六四”事件以及他的上海性格，应该是分析江的政治品质的重要参考因素。有人说，江泽民的统治对于国家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国耻，对于世界来说，则是世纪之初最大的政治丑闻。当然，也有评论对江十五年的“繁荣稳定”给予正面评价。作为八九“六四”一代人，我的“六四”之后的生活一直是在“江丑政治”之下度过的，我想从我的视角对江十五年的统治作出一个评价。我的研究将从江泽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开始。
一、江泽民是假的
首先骇人听闻的是，江泽民是假的！换句话说，你所了解的江泽民竟然不是他本人，江泽民是不真的——关于他自己，江泽民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撒了弥天大谎，他提供了不真实的资讯。这些谎言大致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虚构出生时间；（二）掩盖真实学历；（三）虚构早年参加学生运动等“革命经历”；（四）虚构入党时间；（五）编造“养父养子”关系，掩盖生父是著名汉奸的历史事实。上述有些情况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份被北京作家吕加平先生首先在网络上公布出来，尽管此前这些议论在国内一直蜚短流长。此外，笔者从二〇〇〇年以来也在北京、上海和四川等地接触了一些“当事人”，他们所提供的资讯完全支持吕加平的“怀疑”。
1、江泽民的年龄可能是假的
我们首先看看官方网站的“江泽民简历”（这是中共“十六大”上公布的）：
江泽民，生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如果江泽民生于一九二六年，那么他于“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时候才十七岁，而他于“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时候则才刚刚二十一岁。我在四川省成都市找到了当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一位老先生，他算是江的大学校友。他首先说，在大学时从未听说江这么个人，更重要的是，他对“二十一岁大学毕业”这种说法感到不可理解。按他的说法，国民政府时期的学制应是十六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如果江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就意味着江五岁就开始读小学了。因此，这位老先生怀疑，江在实际年龄可能比他公布的年龄大一至两岁。这个问题是吕加平先生所没有注意到的，但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文革”以后，中共在邓三心二意的主持下开始提倡“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半途而废的实验唯一的成果可能是“终身制”的废除以及相关的对干部年轻化问题的重视。按中共组织部前副部长李锐先生的回忆（参见原载于“不寐之夜”网站的李锐著《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胡耀邦就是因为赞同邓退休而惹怒了邓（邓说要退下来，胡说我举双手赞成。邓说：你赞成就赞成吧，为什么还要举双手？！）。六四后邓不得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江李体制却也不得不延续年轻化这一新帮规。江正是利用这一帮规，在中共十五大上搞掉了乔石，而在中共十六大上，让其他常委退出政坛——在这些争吵中，年龄成为政治进退唯一的硬性指标。十五大，江的策略是：“七十岁以上的要退下来”，十六大，他的理由是“年龄大的要退下来”，而他串通军头和“上海帮”搞“特殊动议”，把自己特殊化拒绝交出军权，但这种特殊化背后还有一个根据，毕竟年龄还不太大。要之，江的年龄因政治考虑，可能被“人为的”缩小了，这一盘算的胜利，不仅对邓小平一代元老是莫大的讽刺，对于整个国家更是一出荒诞的戏剧。
2、江泽民的学历可能是假的
再看看江的学历问题。我的调查对象和吕加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江高中毕业后进入汪伪政权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就读，换句话说，江实际上是南京汪伪中央大学的学生。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开始对沦陷区公立大学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别”，同时将上海交大、重庆国立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地址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原址，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都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别。按吕加平调查的结论，这期间，江泽民为了逃避审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躲了半年。吕加平甚至怀疑，江本人可能在伪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如“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有严重的汉奸问题，所以才怕国民政府的调查甄审。江泽民从江西避难回来后才转到了上海交大继续就读。二〇〇二年我在上海接触到一位老教授，他因右派问题在中共监狱里待了很多年，他告诉我一件事：当时南京大学附中要搞一个校庆，校领导把江也列入校友之中以为荣耀，结果遭到“上级领导”的严厉训斥，最后不得不改正错误。江泽民在第一次访美时，曾炒作过一件“探师”新闻：住在美国的顾毓秀，在解放前是著名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但他从来没有教过江泽民，当年也不认识江泽民。江泽民听过顾在上海交大的一次讲学，就称顾是其老师并在访美期间“枉下顾之”，除了作秀习惯以外，此中深意，易于其表。
3、江泽民的“革命经历”可能是假的
第三个问题是“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我找到了当年在校的一位老先生，他和仍然健在的一些老同学反复回忆，他们坚持说：那一年南京根本没有学生运动，至少绝对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江泽民根本不可能参加实际上没有发生的学生运动”。这一点，吕加平先生也提到：“在日占区，尤其在汪伪的‘首都’南京，是不太可能发生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的，因此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参加这种不会发生的学生运动。所以说江在一九四三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懂当时历史背景常识的外行话。”另外国内公开出版的《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工作》一书，根本也找不到江泽民的名字。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入党问题，江公布说自己“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没有研究，可以引证吕加平先生的观点：“江泽民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刚刚从江西回来到上海交大，四月份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就不免有些奇怪了……我本人又听说江是在一九五六年八千多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由当时担任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同志介绍入的党。本人认识马老，前两年本人亲耳听到与他接近的人说他说起他在一九五六年介绍江入党的事。”
4、江泽民的养父可能是假的
第四个问题也许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党和国家，它的领导人居然是一个著名汉奸的儿子，一个“伪学生”，而他为了掩盖这一历史，公然伪造收养关系。
四川一位叫“真东”的老先生是江的同龄人，他对江的家世颇有了解。他也参考了台湾淡江大学出版的《江泽民传》，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阅读，提供了江生身父亲的基本情况。江泽民的亲生父亲叫江世俊，一九三八年在江苏参加了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江世俊还是当时著名的汉奸胡兰成最得力的朋友或助手之一，当时胡兰成与北京著名的汉奸作家周作人曾并称“南胡北周”。胡兰成离开中国后写了《历史的漩涡》一书（日本东京中文版东方图书出版会社编印），该书还特别提到江世俊的一段历史：一九四二年胡兰成携江世俊等到北平与伪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谈“和平救国文化共进大计”。这表明，江世俊还是一个地位很高的汉奸。吕加平先生的评论也可以补充在这里：“江泽民也许正是凭着这层汉奸家庭背景关系进了南京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的。”
这一家庭背景或历史问题，对于在中共体制内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掩盖这一历史并重新制造“亲子关系”就成为“讲政治”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江的说法是：他是六叔江上青的养子。这是真的吗？吕加平先生说江上清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牺牲。江泽民说在江上青死后他被过继给了江上青家，做了江上青的继子，所以他是革命烈士子弟。但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按中国的传统，一般长子长孙是不可以做过继的。也有分析家评论说：“死后还能过继，真是闻所未闻。”
5、江泽民的“文革”情节
此外，江在“文革”期间的真实经历也备受争议。“文革”开始时，江泽民是一机部武汉热工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在运动起初，江泽民到北京“讲政治”，结果被派到罗马尼亚专家组工作。江泽民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因此有人评论说：这在中国的共产党当权派中都是很少见的。而相关一则消息称：一位原江泽民所在单位的老知识分子，到今天仍对当年江泽民使用诬告手段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耿耿于怀。这一消息未经证实，但可以“证实”的问题是：江执政以来，特别是邓死后，几乎毫无顾忌的重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并启用当年反对改革开放的“凡是派”。这些人中包括著名左王邓立群等，也包括江的文字秘书滕文生。一九九八年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的时候，当时追随胡耀邦大胆冲破中共僵化体制的胡继伟，孙长江等人仍被冷落，而当时坚决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凡是派人物却被江请到台前，摇身一变成了改革英雄。江这种“文革”情绪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它一方面说明，江在“文革”中没有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毛的专制之害，因此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则说明，他确实想通过部分“复辟”来施恩，以换取毛派对他的政治支持，这是对“邓胡赵”体制的一种政治反动。
江不仅自己造假，也利用别人的历史问题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中宣部长丁关根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根据李锐等人的披露，丁曾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但这份举报送上去之后，江通过曾庆红转达他的意见：这件事情中央已经知道的，丁关根同志已经交代过了，不要再提了。江公开为丁关根辩护，就如同他公开保护贾庆林一样，使这些人对江百般效忠——丁关根因在任内侵犯言论自由权而获得了“中国的戈培尔”及“盯关跟”的称号。
江泽民造假习惯与说谎能力，已经给世界留下了共同印象。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与江有一面之缘——他曾是一位老部长，江刚上台的时候，一些人对江也抱有希望，希望江能超越邓小平的政治局限，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他建议江抓住历史机遇，为民族，也为自己做一番事业。结果江语重心长又鄙夷不屑地拍拍他的肩膀教训道：你根本不懂政治！我想这可能是江少有的真话之一。
二、“六四综合症”
不了解“六四”对江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江这十五年的统治。江泽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也可以这样阐述，防止学潮重演并坚决抵制六四平反。江一直强调要讲政治，其目的最初是为了投邓所好，然后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独裁权力，保卫自己及其帮派的腐败利益。他的“政治观点”一方面就是林彪的观点，“不说谎话办不了大事”；另一方面则是毛和邓的政治观点：“政权是一切斗争的根本”，“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江是通过经济手段和政治施恩来获得“枪杆子”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谈。这里要研究的是：为了稳定，江前所未有地武装和扩大了武警、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权力，对党内、国内的不同意见或自由主义运动，进行了法西斯式的镇压，通过特务统治建立了警察国家。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日，国际特赦组织公布了二〇〇〇年的五个“人权恶棍”（human rights scoundrels），江泽民名列其中。江泽民获得这一“国际荣誉”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在江泽民创造的反人权的成绩单上，以下几项内容值得文明史永远引为反面教材——江因此可能永垂不朽，只不过是以“遗臭万年”的方式。
1、一九八九年《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江泽民成为人权事业的敌人，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人们公认，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八九民运的导火线，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九民运”的大火就是在上海点燃的，而江泽民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四三九期上，刊出了一个纪念胡耀邦的专刊，惹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导报事件”。在胡耀邦去世四天后，北京的《新观察》杂志社与《世界经济导报》社共同邀集了首都老中青的文化工作者，召开了一个十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会上，李昌、于光远、胡绩伟、秦川、苏绍智、于浩成、严家其、吴象、张显扬、韦典华，戴晴、张朗朗、章立凡等人作了发言。《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在听取了导报驻京记者张伟国的汇报后，决定选一些发言，出版一个专刊。但在审查清样以后，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汪道涵一起找钦本立谈话，提出批评。但当钦本立通知印刷品要求停印时，印刷厂按合同之规定，十六万份报纸已经印完了。于是江泽民非常愤怒，责成导报必须执行市委决定。但这时几百份印好的报纸已经由发行单位发给读者了，而且国外传媒已经刊出新闻报道说新出版的四三九期《导报》被没收，有的还说《导报》遭到查封。江泽民“学习”了《四二六社论》后，立即决定拥护《四二六社论》，同时宣布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钦本立被停职，并向《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刘吉任组长。江泽民把导报事件也视为一种“动乱”，号召上海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
江泽民违宪处理《导报》和钦本立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和全国新闻界的编辑记者和各界读者纷纷给导报和钦本立发去慰问信和慰问电，民运已然出现。当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后，纠正了《四二六社论》的有关精神，也对江泽民及上海市委处理《导报》一事恼火，批评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江泽民一度惶恐不安。因此人们能理解，当江在坦克的保卫下取得最高权力以后，赵紫阳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以及《导报》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必然成为他的心腹之患。
2、公然限制前领导人赵紫阳的人身自由
对赵紫阳人身自由的限制，成为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在现代社会，一个新的政治首脑竟然无法无天、仅仅因为极度恐惧和报复，将前任软禁起来，限制他的自由，封闭他的声音，同时进行诬陷和打击，这的确是疯狂之举。这一行为也完全违反中国自己公布的宪法、法律和中共党章。但这一事实公然以行，只能说明江泽民政权的黑社会性质，所有法律规定不过是政治的遮羞布。
江对赵的恐惧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任何与赵的接触都被警察阻止。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去探望过赵，他通过特殊的努力才见到赵的。赵所居住的富强胡同有重兵把守，我的另一位记者朋友因误入而遭到了警察严厉的盘问。二〇〇四年春，北京一位“老同志”写信给胡锦涛，要求探望赵。胡批示：拟同意，请泽民同志阅；泽民同志的批示是：阅，拟不同意。这条消息在北京广为流传，而曾经与赵有接触的人也证实了这条消息。在江统治的这十五年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最重要的改动就是完全删除了胡赵的名字及其对中国改革的所有贡献。
如果说江起初软禁赵是迫于邓小平的淫威，但当邓去世后，他却仍然变本加厉地控制赵自由，因此，这只能说明江本人对赵比邓更为害怕。江对赵的恐惧和仇恨也殃及其他一些改革派人物，特别是曾经支持赵工作的人。众所周知的案例是迫害赵的秘书鲍彤。此外，在江统治时期，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等人也受到不公正对待，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歧视之外，也对这些人进行特务监控。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因风雨仓皇五十年》一文惹怒江泽民而被有关当局列为敏感人物，而毛的原秘书李锐先生因多次“直言犯上”而被禁止出版作品。
江用特务跟踪这些党内开明人士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些人的任何活动都在监视之内。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我因主持一次有这些老知识分子参加的讨论会，被秘密警察反复调查，结果失去了在《南风窗》的工作。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北京的警察明目张胆的对我宣称：我们掌握你和某些老部长过往甚密的材料。二〇〇三年，北京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拟纪念王若水逝世，结果“江办”强行关闭了会场。一位老先生还对我讲有一次流亡美国的陈一谘先生打电话过来，两个人在电话里谈到对江和李的平价，突然电话里传来了第三个人的声音：你们不要议论国家领导人！这很可笑，但不仅仅是笑话。朱厚泽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思想家式的政治人物，他曾在一次讨论会为民营企业说了很多话，湖南电视台播出了这个节目，结果遭到了严厉的整顿；伪善的是，当朱先生打电话去电视台询问的时候，却被告知“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江的心胸狭窄更表现在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一九九九年，胡耀邦逝世十周年，胡的家属写信给江希望能出版胡耀邦文集，结果被江严词拒绝。面对这些法西斯式的控制，面对特务捣乱和言论被禁，一位老部长曾当着河南出版社的编辑的面大发雷霆（正好我在场）：你们为什么怕江泽民和丁关根？！你们看人家任不寐，都敢说话嘛！我明白告诉你，共产党就是邪教，江泽民就是搞法西斯统治，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统治，他不会有好下场，你们别跟着他！”
江对赵怕得有理。除去自愧不如这个原因之外，还在于江自己非常明白赵太了解他了。江一定记得，他知道赵也记得：一九八九年上海《导报》事件前后江如何先镇压《导报》，被赵批评之后又百般检讨，形势变了又开始反对赵。赵也确实了解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他对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不会上江泽民的当，不会配合他的表演——他现在让我出去走走，去打高尔夫，无非是想给美国人看：他给我自由。我要等克林顿走了以后再出去（到外地去）。赵确实是一个政治家。
3、政治案件非政治化与人权交易
“六四”事件、苏东欧剧变，以及贪污腐败导致的被审判恐惧，是江泽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主要心理根据。而中国的几次政治运动和上海小市民的精明，又使他的法西斯统治糅合了一种商业精神。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江及其仆从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案件非政治化”、“非政治案件政治化”、“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就不信治不了他”。这些口号之下，首先受害的是自由派人士，特别是所谓的“六四分子”，其次是各类普通的上访人员，和对政治迫害提出异议的人。
在“邓江李”体制统治时期，北京首先迫害“六四分子”。这些与“六四”有关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学生重则被判刑杀害，有的死于监狱，有的精神失常，轻则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其次是多年来连续不断的迫害“六死难属”，创造了杀人噤声的恐怖先例。接下来，江泽民政权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案（胡石根等）和中国民主党案（王友才，徐文立，秦永敏等），这些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最高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中国宪法和法律许诺公民有结社自由，至少保护申请自由；但这两个政治反对运动在申请过程中就被视为非法，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可耻的结果：不申请是非法组织，申请是反革命活动。可以与这种流氓行为相媲美的丑闻是：寡廉鲜耻却自以为聪明对异议人士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的政策，同时丑化民运人士，以造成“人我同恶”的效果，江一方面吸取了文革后平反的政治教训，因此命令司法部门一定要把政治案件做成铁案，使之永远不得翻案。结果就是编造“非政治”性的罪名，如经济犯罪、性犯罪等，迫害异议人士。这方面的受害者包括郭海峰，杨涛，张铭、彭鸣，刘水等。
江在人权问题上的最大丑闻，也许是“人权人质”事件，江像绑匪一样，先把异议人士抓起来，然后与美国等国家作人权交易：通过有选择有条件地释放和驱逐这些人，来换取美国等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好处和便利。通过这种方式送到美国的人士包括魏京生、王丹、王军涛、林海、徐文立、王友才等。有时候，江也主动抓捕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人待价而沽，因此罹祸的有王柄章、高瞻、宋永毅夫妇以及现在仍在狱中的杨建利等人。在利用人权国际化而不择手段的谋取私利方面，江可谓前无古人。
近期与江直接相关的至少有四起案件，首先是杨子立等“四君子”案，其次是蒋彦永案，再次是吕加平案件，最后是郑恩宠案。
杨子立等“四君子”被判处重刑，与江泽民有直接关系。在该案审理期间，杨子立的家属及代理律师曾在阅卷过程中看到了江泽民对此案的亲笔批示，但当他们第二次要复印这些材料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材料已经从案卷撤出去了。江在呈报的文件上写着：这个案件到底处理的怎么样了？（另外的一个批示是某安全部长写的，他称赞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并表扬这个案件抓得好）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江是在催要结果，而最高领导的催问必然导致主管部门变本加厉的惩罚当事人。因此，没有江泽民的重视（他当时是想杀一儆百），就不可能有这个案件；没有他的催问，这个案件更不可能判得这样重。这个案件也说明，在一个极权国家，长官意志是如何干涉司法独立、绝对掌控生杀予夺之特权，并任性地践踏个人权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江泽民对这类事件一直在公然说谎。我们看这个报道：“人民网”北京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讯：江泽民主席、布什总统共同会见中外记者。……江泽民说：“作为国家主席，我也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江泽民不仅作为国家主席干涉“司法独立”，作为“军委主席”仍然如此。二〇〇三年以来，他对吕加平及其家人的迫害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吕加平，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曾是军人，现为北京自由撰稿人。二〇〇三年“两会”前夕，他在网上发表了致人大、政协的公开信。首先，他说到了江泽民的“历史问题”；其次，他要求中央调查江泽民和宋祖英之间关系的传闻，并揭发江泽民决定兴建国家大剧院是为了宋祖英。最后，他要求江泽民尽快把军委主席交给胡锦涛。有趣的是，他还在自己的公开信中引用宪法为自己的“举报权”辩护。吕加平应该知道，江泽民是高于宪法的，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两点半左右，北京公安部专门约六、七人到吕加平现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普安店六十六号进行了抄家行动，把电脑及吕加平从前写的一些文章都抄走并拍照录影等，吕加平本人被秘密逮捕。不久，吕加平被释放，但被驱逐出北京。更荒唐的是，他的家庭也受到连累。吕加平的儿子本在我的一位朋友处工作，结果公安部门找到我这个朋友，“强烈要求”他解除吕的儿子的工作。
接下来就是蒋彦永案，蒋彦永先生因两件事情开罪了江泽民：第一，二〇〇三年揭露中国萨斯疫情；；第二，二〇〇四年二月致函人大、政协，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呼吁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蒋彦永事件的经过也广为人知：蒋彦永和夫人华仲尉六月一日去美国驻华使馆申办处申办赴美签证，在路上被有关人员强行带走关押。中国政府发言人已经清楚解释了蒋家与江的关系：“蒋彦永作为一个军人，近一个时期，违反了军队的有关纪律。军队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帮助教育。”谁都知道，江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正因为如此，当时所有要求释放蒋彦永的公开信都指向了江，因此把公开信写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江泽民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抓捕蒋彦永的：第一，蒋彦永直接触犯了江的利益，包括SARS事件中他的利益以及六四事件中他的利益；第二，因江此时已经“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对任何可能触犯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事件都极为敏感，因此拘捕蒋彦永是他的政治地位处于和自认为处于危机之中的特殊时刻。
郑恩宠的案件大致情况如下：二〇〇四年春，代理上海居民就拆迁补偿问题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的上海律师郑恩宠，却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向国外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被控，被判入狱三年。这显然是一起报复性的冤假错案。该案的背景是，海外媒体评论周正毅案涉及江泽民和黄菊。能够进一步证实江泽民和黄菊涉嫌此案的事实是：郑恩宠的妻子蒋美丽为丈夫鸣冤，于二〇〇四年六月初到北京上访，多次被遣返。最初上海当局派了至少十多人严密监视她，不让她离开上海。等他千辛万苦到了北京，上海警方又把她从北京宾馆强行带走——上海警察局最高首脑不是别人，正是江的姨外甥吴志明。
4、言论禁锢与网络封锁
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二〇〇二年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截止二〇〇一年底中国关押新闻记者总数增为三十五人，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囚禁最多记者的国家。江泽民因此再度列为十大传媒公敌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五年上了该委员会的“十大传媒公敌榜”。江执政以来，严严地钳制和打压媒体，刊物和报纸被查封、出版社被整顿或取缔，编辑和记者被惩罚甚至逮捕，更多的记者被送去政治学习。《经济早报》事件可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江苏省省会南京的《经济早报》因为在其刊登的文章中讽刺江泽民，被勒令停刊整顿。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经济早报》在其“早报证券”栏目中刊登了一篇题为“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文章使用的原话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走了，江泽民总书记马上在黄浦江上画了一个圈，优惠政策没有了”等等。江苏省宣传部在该文件报后，表示这篇文章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责令该报立即停业整顿。
以此相关的是对网络媒体的管制。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江泽民指令中国国务院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开始对网络信息实施严格的国家控制，二〇〇〇年以后更使用各种方法去限制或监听网上通讯。二〇〇一年“网吧”成了取缔的主要目标，同时开始建立网络长城，封杀那些被政府认为有问题的网站。此外，江泽民筹建网络警察队伍，结果中国又成为世界上关押网犯最多的国家。二〇〇二年，在中共十九大前夕，为了控制舆论，江责令中国“立法部门”及“国务院”大量制造网络法规，形成了控制互联网的新一轮“大扫荡”；而更多网民因发布或传播所谓的“有害信息”被捕入狱。
传媒显然是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牺牲品，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超越了基本人权问题——江对信息的控制直接威胁到了他一直喋喋不休打算要维护的“生存权”。首先，艾滋病信息成为江为了维护稳定所要控制的信息，结果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世界撒谎，不承认中国也存在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并禁止中国媒体报道有关艾滋病的消息。震惊世界的河南艾滋村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总的来说，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恶化，江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同样的理由，江泽民及其僚属——如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等人及广东省主要官员竟把“非典”疫情隐瞒四个月之久，并惩罚披露相关信息的媒体和记者。SARS发源地广东是最早追捧江泽民“三讲”、“三个代表”的大本营，该地官员为了迎合江泽民“稳定大局”的需要，广东媒体被禁止报道疫情，并竟然要追查“谣言”，结果丧失灭毒和设防良机。当时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是江的私人医生，而国务院分管卫生部的是江泽民从上海带到北京的陈至立。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卫生部记者会上张文康公然说谎，称中国已经有效地控制疫情，“中国是安全的”。
5、“国情论”、“猪论”与“生存权”的悲惨状况
江时代后期开始向人权观念表示伪善的尊重。这一点我赞同一位美国人权学者的观点：伪善是恶对善表示的尊重，虚伪的人权总比赤裸裸的反人权要好——它可以某种程度上的引进对话机制，也许该国的人权状况至少在形式上置于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监督之下。江泽民的人权观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形成的，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强调中国国情特殊而拒绝承认中国适用国际人权标准；第二，用“生存权”取代“人权”，作为中国人人权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把人权歪曲为“猪权”；第三，把国际人权批评歪曲为“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平演变”等，因此令人汗颜的针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发布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为达到上述目的，他在理论上和一些文人重新把民族主义糅合在政治机会主义之中，在中共十六大之前，与老左派，新左派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其理论成果之一是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并培养了新一代红卫兵——“卖国贼”或“愤青”。同时，他向传统文化寻求援助，以“弘扬中华传统文明”的名义利用中国文化反人权的精神支持自己的专制政策。遗憾的是，一些新儒家为此兴高采烈，而清宫戏因此垄断了娱乐传媒。最后，他在国际上利用李光耀这样的东方独裁者的“亚洲价值观”，并利用美国学院里的有色人种学者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学”等，为自己的反人权政策制造舆论。
那么，江泽民时代的中国的生存权到底如何呢？
首先，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艾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直接医疗费用达到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资料显示，不安全注射使得全球一百三十万人提早死亡，其中中国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四。这是二〇〇四年秋天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其次，中国每年因生产事故和交通事故至少死亡十四万余人，这是官方的统计。我根据有关资料估计，每年此类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接近二十四万。前不久《瞭望》周刊载文披露，中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这批损失高达百分之六，每年安全问题夺去二十万人的生命。这意味着每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美国的两倍日本的十倍，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世界第一，每年死亡三百人，并仍处上升阶段。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美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仅为零点零三，中国是这个数字的一百倍。这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第三，中国每年有近两万儿童非正常死亡。与此相关的消息是，中国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四十至五十万儿童受到车祸、中毒等意外受伤；三成左右的中小学生存在心理异常表现；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失学、辍学。这条消息来自官方中新社。
第四，全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十一点一万人，每天大约是三百零四人。这个消息来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环境检测中心”，这个数字，恰好相当于全国每天因车祸死亡的人数。
第五，中国每年至少要处决大约一万名犯人，但我们不知道在愈演愈烈的中国刑事犯罪中又有多少人被杀害。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消息。有研究者说，这一数字比世界所有国家死刑案例的总数多出五倍。需要补充的是所谓“犯罪黑数问题”。有人根据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的调查指：中国犯罪黑数问题相当严重，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三分之一，其中重特大案件也只占接报案数的三分之二。换句话说，像杀人等重大案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没有立案。同时，中国官方最近承认，中国警方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破案率。这意味着中国每年杀人案件的被害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与此相关的消息是，中国一九七九年的刑法中只有二十八种犯罪适用死刑，到一九九七年是将近八十种犯罪。而在韩国，只有十七种死刑罪名；印度仅有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三个罪名适用死刑；而日本和美国，仅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死刑。中国的死刑适用扩大到许多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自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纵向观察，有研究者指出：一九一〇年改革后的《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二十余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十九条，而现在中国刑法中规定的死罪却是前者的四倍。
第六，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八点七万人死于自杀。这条消息来自《中国青年报》。二〇〇二年国际医学杂志《Lancet》上的一篇研究文章说：中国自杀率大约为十万分之十三或二十二，远超过世界平均的十万分之十三。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二点三倍。自杀已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最为常见的死因：中国妇女的自杀率远超男性达百分之二十五，是世界上唯一超过男性自杀率的国家；农村人口中的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另外，中国每年还有不少于二百万人自杀未遂。
第七，疾病导致的死亡。河南艾滋村惨案以及二〇〇四年年初的奶粉杀人案向我们表明，相当数量的死亡事件存在人为和政治因素。与此相关的是，由于结构性的社会贫困，无钱医病也是导致病人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一项关于中国死亡问题的研究资料表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依然很高，而全国无钱就医的人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如一九九四年，中国农村肺结核的死亡率大幅回升，艾滋病的感染开始在中部、东部这些农村地区蔓延。同时，肺癌、肝癌、乳腺癌的死亡率迅速上升。此外，新华社记者王立彬统计，目前中国已统计尘肺病患者累计超过五十九万人，其中存活四十四万例左右。新发患者仍以每年一点五万至两万例速度增长。这位作者指出：说到矿山安全，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事故，殊不知职业病是另一个可怕的死亡漏洞。……尘肺病源源不绝，一个主要原因是职业病防治体系很不健全，一些煤窑井下粉尘浓度竟超过国家卫生标准一百三十倍，矿工尘肺病患者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说，二〇〇一年全国接触粉尘作业工人应该受年度体检的四百多万人，但仅一百万人接受检查（《青年时报》二〇〇三年九〇四期）。中国还有一点二亿人为乙肝带原者，是世界平均的两倍；有二千四百万残疾人，有一千六百万精神病患者。
那么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呢？二〇〇四年中新社广州十月九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七千万人，死亡八十万人，占总死亡数的百分之十一。“伤害”已成为中国一至三十岁年龄层人群的第一死因。
据了解，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一百九十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三百四十亿至一千一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一千三百六十亿至四千六百八十亿元人民币。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二〇一〇年，中国每年将有一百四十万人因伤害而夭折。八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中国每年发生二百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接近三次“南京大屠杀”，或者七、八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一反人类罪行几乎视而不见。
生存权不仅受到死亡的威胁，更普遍地受到政治抢劫的攻击。《圣经》上“拿伯的葡萄园”事件在我们的时代具有代表性，那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夺取他人的田地和住宅。这一恶行发生在农村，表现为非法占地问题，发生在城市，就表现为野蛮拆迁问题。有人统计，二〇〇三年农民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三。浙江省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一年征用耕地五十七点七万亩，造成八十七点八万人失地。这篇文章还说，全国失地农民约在八千万左右（《泰山通讯》）。此外，现时工程建设领域累计拖欠民工最少三千六百六十亿元人民币。二〇〇四年初中国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说：二〇〇三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同时比分别上升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和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群众上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与此同时，上访百姓却遭遇了拿伯所遭遇的镇压——这类案件本起源于官商的经济掠夺，起源于“江朱”的经济改革；官方却以政治罪名镇压控诉者。
6、镇压法轮功
根据法轮功网站提供的证据：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夜里，江泽民给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为日后全面镇压法轮功埋下了伏笔。在这封信中，江写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江进而要求“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铲除法轮功，为这场镇压定下了灭绝性的基调。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将法轮功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说成“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并当场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其办事机构就是中央“六一〇办公室”），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凌晨，数十万中国警察统一行动，在全国范围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场已持续了五年的血腥镇压就这样开始了。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报告集》一书指出，江泽民及“六一〇办公室”应对超过九百四十九名（编注：截至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经核实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为一千六百三十三人）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虐杀、上千名健康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进行精神迫害、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数以百万计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参加“洗脑班”、被非法拘留和经济迫害、近一亿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被剥夺等灭绝性行为负主要责任。法轮功网站还发布信息称：“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加拿大国会向加拿大政界及媒体发表声明：“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连同强加于江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些巨额资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组建全国范围的六一〇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江以“迷信”和“邪教”镇压法轮功，但人们普遍认为，他给“邪教”下的定义用在他领导的共产党身上简直更加贴切。另一方面，江本人与历届中共的无神论领袖一样，都是极端迷信的人。一位了解中南海情况的作家说：“江的迷信活动超越你们的想象”。河北赵县柏林禅寺寺监明海法师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柏林禅寺纪实》一文，该文披露，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解放军总参谋部长傅全有等陪同下抵达柏林寺访问。方丈净慧大和尚率领寺院热带暨河北省佛家院的学僧，以佛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江泽民下车时，还主动双掌合十对方丈说“阿弥陀佛”。文章表示，江泽民在一个多小时的拜访中也谈到自己的坐禅经验。他对明海法师说，“你刚才讲的坐禅，我在一九五七年大炼钢铁时，胃出血，练习静坐，三个月就好了。不得了，可以入境啊。”报道说，江泽民拜访结束之际，方丈代表寺院特别赠送纪念品“历朝观音宝像”。而江泽民与大家在普光明殿前合影留念，还谦虚地对方丈说：“你应该在上位”。江泽民转身离开之际，再度双掌合十，并一声阿“阿弥陀佛”向方丈等告别。
也有媒体称，江泽民曾暗地里找气功师为其发功治病，并指江泽民出门、办事都要占卜。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五日“明慧网”报道说，在今年六月五日，江泽民特别到访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的九华山旃坛林寺，住持特别为江点燃三炷香，然后由江泽民将香插进香炉，默默向地藏王菩萨祷告，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该文转引二〇〇二年一月份香港《开放》杂志文章抱怨说：江镇压法轮功，自己却在家里抄《地藏经》，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
我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中共五十年国庆时，江泽民接受建议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加高，在英雄纪念碑顶内盖黄布以求吉祥，江对此深信不疑。在某种意义上，中华世纪坛是江迷信活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人的迷信活动也许没有太大危害，但江的迷信活动往往要浪费大量纳税人的钱财。江自称没有宗教信仰（《洛杉矶时报》：江泽民说，他不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又称佛教更符合国情。江显然是糅合佛教的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者，这种偶像崇拜充满了东方机会主义特征（鼓励人神交易），并因否认末日审判而使恶行备受鼓舞。一九九九年江访问，英国前夕，于十月十一日在北京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资深记者威廉·里斯·莫格动爵的独家采访。里斯·莫格说，他被江泽民和班禅之间的友谊深深感动，特别是江泽民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文章认为，江泽民虽与班禅信仰不同，却进入西藏寺院哀悼班禅，十分有人情味。这位记者可能不明白，“江泽民和班禅之间的友谊”，或者说江的“迷信自由”是以不损害“政治稳定”为前提的。
7、世界独裁者之亲密战友
中国外交史可以这样来评价：谁坏跟谁搞在一起。一年前，有网友在“不寐之夜”网站搞了一个调查：如果希特勒政权存在到今天，谁最可能跟他搞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网友一直认为，此人莫非江莫属，此国非中国无他。
江上台以来，尽管再不敢明目张胆自诩为杀人屠夫波尔布特的坚强后盾，但仍然继承了“中朝传统友谊”——世界上最邪恶的独夫民贼金正日成为江政权的意识形态朋友。不过江也乐于看见这位子承父业的小暴君站在东北亚，金太阳的存在多少可以显得江核心不是最坏的；另一方面，可以挟流氓以令美国，敲诈一些物质利益和虚荣。此外，特别可笑的是苏联“八·一九”事变时江泽民的表演——他先急不可待地发电表示慰问，但当这个可耻的政变流产之后，他竟然能毫不犹豫地把刚刚对政变者说的话又送给叶利钦：“我们尊重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接下来江泽民坚定地站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一边，当罗马尼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罗马尼亚共和国终身总统”时，江泽民立即发贺电给齐奥塞斯库说，这是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伟大胜利。可惜齐奥塞斯库很快被人民推翻了，江又开始和后南斯拉夫时代的米洛舍维奇搞在一起。米洛舍维奇搞种族屠杀，在北约干预之际，江政权给予了物质和道义上的全力支持。这种支持没有叶利钦那么滑头（这是中国继韩战以后第二次上了俄国人当），结果自己吞下了“使馆事件”的苦果。江自己心里最明白使馆为什么被炸，但他竟然还能利用这件事情愚弄国内学生，掀起反美运动度过“六四”十周年的政治危机。然后江泽民开始欣赏萨达姆，在美伊战争中，中国几乎公开成为独裁者、纵火犯、任内两次发动侵略战争、对国民使用生化武器的萨达姆的盟军。但人们不要指望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江会感到羞愧，这不是他的“性格”，现在，他正在继续同情世界恐怖主义者，并希望这些同情能换得更多的“朋友”。
三、中国董事长
江泽民主义独到之处也表现为：把反腐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排斥异己，把分配腐败权利作为官员效忠的手段，同时为了维护这些腐败利益，在腐败帮派支持和要求下坚守终身制。如果说，毛是通过意识形态运动迫害异己，巩固专制的话，江则是通过反腐败掀起新的政治运动，弯曲法律，打击党内异己，恩威并施，制造冤案，强迫顺服——逆我者腐败，顺我者合污。因此罹祸者至少包括陈希同、杨白冰、成克杰等；为了打击对手，江政权甚至不放过刘晓庆、毛阿敏这样的演艺界名人。同时，江政权还利用“反腐败特权”辖制党内竞争者发出任何挑战。在中共党内，任何反腐败运动都提供了新的权力分配机会，在官官相杀的背景下，江的政治运动必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必须明确，江的反腐败绝对不是为了反腐败本身，反腐败是江泽民“讲政治”的内在要求，是“讲政治”的一种特别手段，或者反腐败就是一种政治手段。不仅如此，江反腐败（以及宏观调控）也存在经济上的目的：搞掉既得利益者，认便按自己的想法重新分配那些项目占用权。因此当江对CBS记者华莱士大谈“我痛恨腐败”时，他大致讲了一句真话，但不全直，他实际上应该说：“我痛恨别人腐败”。这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在朱镕基身上，当这位新总理向世界信誓旦旦地呐喊要走“地雷阵”，要跳“万丈深渊”时，他不仅密切配合了江的反腐败阴谋；而其对江集团的腐败问题完全视而不见。
1、江涉嫌个人腐败及家族腐败
没有材料证明江通过“中华世纪坛”、“中国大剧院”、“东方广场”等经济项目浪费和收取了多少钱财。可以类比的是：中共官员通过垄断建设项目的工程承包权收取各种贿赂，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具有普遍性。也没有直接材料显示，江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庆典（比如五十年大庆阅兵，香港、澳门“回归庆典”等），极尽奢华的频繁出访，武装军警部门，滥批建设项目，共挥霍了多少钱财。但从胡锦涛上台伊始对北戴河会议制度的改革，以及降低出访费用等方面，可以看出江在相关项目上腐败问题之严重性。江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花了十亿美元给自己买专机的中国领导人；而二〇〇四年春，河北大学城丑闻又扯上江泽民。不过最骇人听闻的消息则是“国际清算银行清算出江泽民”——人民报网七月三日报导：中共十六大是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召开的，在五月到九月期间，中资银行把三十多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分支机构。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九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长达一百零五页用于评估五月至九月的例行报告，第二十九页有这样一句话：“需特别注意的是，中资银行（一家或数家）转移了三十多亿美元的资金到它们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分支机构。”但这条消息没有下文。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前中银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普遍被视为江一手提拔的。网上还有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江泽民在瑞士银行存有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秘密账户，在印尼答厘岛买下一幢豪华住宅，价值一千万美元。
不过江泽民搞“帮天下”和“家天下”基本有据可查。江不仅在帮派内和家族内奉行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原则，也在不同场合对这种“传统美德”津津乐道。一位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干部曾为此大加称赞江泽民“通人情，讲交情，不忘旧情”——这点显然跟“不懂政治”并几乎“六亲不认”的胡耀邦形成了对比——“人民”往往并不欣赏好人。帮派腐败我们下文另述，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关于江家族腐败的批评。
江绵恒。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受到的批评是备受瞩目的；第一，江绵恒被提拔为中科院副院长，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航太副总指挥，并在十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二，刘金宝腐败案直接牵涉到江绵恒。刘金宝一九九四年开始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江绵恒同年抛弃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数百万元购下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接着在上海办中国第三大电信公司“中国网通”，有媒体指称江绵恒的钱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来的。刘金宝一九九七年升调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副主任，再升到总裁、副董事长，并于二〇〇四年春被正式逮捕。外界传刘金宝涉嫌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期间发放两笔总数近七亿元人民的问题贷款，与他的被捕有关联。他亦涉嫌向正被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放出有问题的巨额贷款；第三，江绵恒是中国最大通讯项目，总投资达十六亿三千万美元的上海巨集力半导体制造公司副董事长，与台湾首富王永庆之子王文洋一起，抢先垄断中国的通讯市场。有媒体报导：王文洋因搞婚恋被父亲赶出家门，因此王永庆不可能为这一合作提供巨资，“在台湾媒体的连番追问下，王文洋透露他‘投资’的十六亿美金资本，他自己没出一分钱。”有评论称，中共官方全力支持上海宏力计划，内地银行将为此提供二十五亿美元信贷额度，这已超过了建厂所需。同时，作为鼓励投痪产业，宏力将享有五免五减（五年免税及五年减半收所得税）及增值税减按百分之六收取等优惠。人们质疑：中央文件三令五申强调在职中央领导的子女不能在公司任职，而江泽民其子江绵恒却是中国头号电信大王；第四，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一法院公布了江绵恒行贿的丑闻，美国布希总统弟弟尼尔布希从江绵恒和台湾王永庆儿子合办的半导体公司那里得到数百万美元。其实尼尔布希至今没得到江儿宏力晶园公司的任何股票；第五，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江绵恒把电讯公司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分卖给了RUPERTMURDOCH集团公司，江泽民的儿子从中捞横财三亿七千万美元；第六，江绵恒插手中共王牌军三十八集团军建成高科技电脑数码化部队；以网通公司为资源策划封锁网络资讯，发起并参与以监控网络为宗旨的“金盾工程”。
江绵康。江的次子江绵康被提拔为解放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是负责全军干部的调动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务。
江泽慧，江上清的女儿。江泽慧原是安徽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授，江泽民上台后，江泽慧连升三级，先升安徽农大林学院院长，即再升农大校长，省政协主席，又任林业部部长。
吴志明，江的姨外甥。吴原在安徽蚌埠当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
夏德仁，江的外甥。二〇〇三年一月，夏德仁担任了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副书记、大连市市长。
邰展，江泽慧之妹江泽玲的儿子。他首先被批评以江外甥的身份向“北方工业集团”借贷一千六百万元炒卖房地产；其次以“扬州港展主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假印章，将一位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给工商银行，这名港商告上扬州广陵法院，该法院却于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日宣布中止对该案的调查与审判。
2、“江泽民集团”
其实江政权的政治根据几乎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以反腐败集权，以集权保卫腐败”，这是江政权合法性的全部基础。但这种利益分封及共同恐惧基础上的团结是脆弱的，它可能在任何利益危机关头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在意识形态领域，江政权早已经破产，它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自信。
江在党内建立帮派体系的努力可能超过中共党任何领导人。存在一个江泽民集团，这一结论特别是在中共十六大以后已经彻底表面化。目前北京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中共中央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一支枪（江），两只羊（胡温），七匹狼（其他七位政治局常委）。而江之所以“赖着不走”，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打算通过江控制军队，同时捍卫他们的腐败罪行不被清算。此外，这个集团在人权上的罪行也使他们不敢“下台”，他们害怕被审判。
江泽民是依靠“腐败封建制”建立统治的。“腐败封建制”在肯定意义上是指通过分配给下属腐败特权、寻租特权以及项目控制权、许可证分配权等权力，获得他们效忠的一种统治方法：在否定意义上，则利用对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控制以反腐败为名义进行“肃反”，清除异己分子。“腐败封建制”不是建立在官薪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腐败许可”上。换言之，腐败是真正的政治规则，是这个制度运行的基础，而不是例外情况和反体制行动。腐败就是这个制度的需要、规则、润滑剂，就是它的“合法性”。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集团一方面就是一个腐败集团，另一方面，由于腐败产生的法律恐惧，又使江家帮发展为“稳定帮”——以法西斯手段、黑社会手段和家法帮规消减任何异议活动。
江泽民集团最早是一个分肥集团。江泽民当初和李鹏没有闹翻，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邓李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用了李鹏对未来的政治恐惧；同时，他的分肥方案充分照顾了李鹏的利益。因此，虽然李鹏、朱镕基并非江泽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但搞定他们为江泽民组建江党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邓去世以后，江开始肆无忌惮地把共产党变成江家帮。这个窃国自肥的稳定党先以上海帮为核心成员：包括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吴邦国、黄菊；中央很员陈至立、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卫生部长张文康、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等。其次，江联合张爱萍利用邓对杨家的戒心搞掉杨家将，通过人事变动和经济投资逐步完成了对军队的控制；第三，联合老左派邓立群等人、特别是联合薄一波父子扩大阵营；第四，通过人事变动和反腐败运动控制地方大员；第五，恩威并施将李岚清、李长春、罗干、贾庆林、吴关正、丁兰根、周永康、刘云山等“问题干部”纳入政治圈子。
在江家帮中，最惹争议的是曾庆红，而最负腐败恶名的是贾庆林和黄菊，因此这两位在中共十六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曾引起世界一片哗然（两人分别以倒数第一和第二的得票率进入政治局常委）。舆论普遍认为，贾庆林应对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承担责任。二〇〇〇年九月远华案开审后，香港《壹周刊》报导贾庆林涉案，受贿金额至少近一千万元，而且还列出了受贿细目。有评论说：“贾在该案中至少受贿一千万元，贾并以象征性的一万二千元从远华公司购入四座六百三十万的住宅别墅。贾在主持福建任内时，挪用侵吞了十二亿八千万元国债专项建设资金”。贾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批给国企、中资的坏账积压共一千四百多亿元，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日，北京市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居民联名上书给江泽民，强烈指控贾对土地使用、批租，明目张胆的严重违法乱纪。”人们普遍认为，远华案主犯赖昌星逃出国外，是江家帮保护贾庆林以及更大的政治人物的一种安排。香港《壹周刊》说，远华案被揭发后，贾庆林起初否认受贿，一九九九年九月始承认接受赖昌星赠送的名表、奥地利水晶、意大利油画及钢琴，到十二月再承认曾以一万二千元象征式低价，从远华公司购入四座市值约六百三十万元的住宅别墅。有报道还披露：贾夫人林幼芳由远华提供三十万美元去欧洲和香港考察，夫妻俩总计至少受贿近一千万元。人们自然因此联想起陈希同案——陈被控耗用和吃喝挥霍公款三百四十五万元，接收礼品没有交工，被判刑十六年，相比之下，的确能让大家感受到参加江泽民俱乐部的好处。
黄菊被指与周正毅案有牵连，而认识他的一些老先生都称其为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有报道说二〇〇三年七月份在查周正毅案时发现，上海市土地开发资金总共四千二百亿元，其中三千亿元全部被瓜分，只有当时的上海书记黄菊才可能拥有这样指派这笔资金的特权。二〇〇四年春，中国上海法院审结周正毅案，周正毅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罪名仅仅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周正毅案的判决立即引发外界联想到《南方都市报》前总经理喻华峰以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一案。“可议之处是，，喻案涉及金额才十万元人民币，而周案涉及金额却高达七亿元人民币。法新社引述有关专家及北京政治分析家的话说，上海首富周正毅涉嫌的违规贷款及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可能牵连到中共最高层官员，包含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及江泽民的盟友，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
李长春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的江泽民主义的干部基础是“年轻的名利之徒”。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一些熟悉李的人对他颇有好感，他似乎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改革派新锐。但这些年来，他投靠江所做的一切让过去很多朋友大跌眼睛。特别是在宣传“三个代表”制造江个人崇拜方面以及发起学雷锋学任长霞等造神运动方面，表现出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治人物所具有的特别发达的谄媚能力。更重要的是，此人的腐败问题不断被披露出来，《亚洲时代》杂志（TIME Asia）在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一六三卷第十九期中刊文披露李长春在河南二亿元金佛丑闻——李长春在河南主持工作期间，花二千四百万美元（约合二亿元人民币）在国家级贫困县——鲁山县建造佛像，而当时河南省还有许多农民穷得只能靠卖血来维持生活。《世界经理人》杂志二〇〇三年曾公布一份“中国部分省市官员外逃、失踪、自杀统计”。在其中广东失踪官员七百九十人，外逃一千二百四十人，自杀七十四人；河南失踪五百一十二人，外逃八百五十四人，自杀一百四十五人——值得注意的是，李长春曾经出任过这两个省份的省委书记。
曾庆红和罗干是江泽民集团里面最阴森恐怖的两个人物，曾一直被视为江最大的心腹，而罗是李鹏势力在中国政坛的看守，是江李合作的见证人。这两个人的腐败问题似乎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他们备受批评的是利用特务手段、警察手段、组织手段甚至恐怖手段，残酷清除异己。香港《明报》曾用“只身护驾摆平政敌”八个字形容曾江关系，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曾可视为江泽民“腐败封建制”政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罗干则是江李体制“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执行者。一九八九年“六四”，罗干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李鹏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后罗干任政法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在镇压法轮功、政治异议者方面，有着残忍的记录。但是，这二人并非没有腐败问题。无论是曾主管的中共组织系统，还是罗主管的中共政法系统，都是最黑暗、最腐败的两个部门，其最高主管自然难逃关系。新华网在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中央纪委研究室不久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建设工程、公安、检察院、法院、医疗、教育和组织人事，是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领域。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三的受访者认为公安问题“比较严重”，认为组织人事领域问题“比较严重”的达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中国青年报》二〇〇四年一月十九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如此特大腐败之举，内蒙古媒体为何集体失语？》的文章，该文批评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动用三点二亿元盖起了豪华党政办公大楼，以及十六名司法人员因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储波宝在是很难逃脱有关的政治责任。储波宝出身石油系统，他由曾庆红引荐认识了江泽民。中国组织系统的腐败不仅仅表现为卖官鬻爵等经济腐败方面，更表现在政治腐败方面——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有报道说，王怀忠就是通过江泽惠从一个农村生产队书记一下子成为安徽省副省长的。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例。笔者曾接触过中组部一些干部，那里的用人标准就是以“腐败封建制”为“潜规则”的。
那么中国警察部门黑暗到什么程度呢？撇开镇压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不谈，我们举例看看罗干治下的中国警察暴行——
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上午，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对熊先禄施以种种残忍手段进行逼供，致使熊先禄死在刑警六中队一探组办公室里。经法医鉴定，熊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过度等刺激而休克死亡。（《法制日报》）
一九九九年三月六日凌晨，商南县犯罪嫌疑人尚宏亮因民警朱豫忠的酷刑突然死亡。（《华商报》）
二〇〇〇年二月一日，河南省通许县练城乡派出所民警的李永康等刑讯导致被害人厉素玲死亡。（《新快报》）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河南省镇平县公安局老庄派出所和柳泉铺派出所的五名工作人员为逼农民丁功海承认犯有盗窃行为，竟将其活活打死。（《大河报》）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五日，河北霸州康仙庄派出刘志庚等五人先后用拳脚、火筷子、鞋底和笤帚对一男子进行殴打，并用旧式手摇电话电击，导致这名男子于第二天早上死亡。（CCTV.com）
二〇〇一年，山西二十岁的农民李绿松在岚县一个派出所的“留置室”被打得遍体鳞伤，三天没给饭吃没给水喝，公安局副局长杨旺元下令用钳子撬开他的嘴，警察用电棍将其打昏，将其舌头割去了半截。（《山西青年报》）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二时许，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将程绍贵关入铁笼内进行审讯，程当日死亡。九月十六日，周景珠在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看守所内猝死，法医鉴定的结果是，周景珠存在双下肢臂业神经损坏，损伤程度为重伤。（深圳新闻网）
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湖南省新宁县金石镇派出所阳志斌等人对本镇唐斌（户籍名为唐继扬，十七岁）实施殴打，八月二日早晨七时许，唐斌死在留置室内。（《潇湘晨报》）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日，广元市中区公安分局嘉陵派出所民警曾浩，在审讯涉嫌寻衅滋事的留置盘查人员周郁时，导致周郁跳楼死亡。（新华社）
二〇〇三年三月，孙志刚在广州大街上被“收容”，最后被打死在广州市收容人员的“救治站”。从二〇〇二年元月至二〇〇三年元月仅在这个“救治站”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就达二百人。（《南方都市报》）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日，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对韩XX进行捆打、刑讯逼供。四月七日凌晨，韩经抢救无效死亡。（中新网）
二〇〇四年元旦前两天，因为经济问题被关押的哈尔滨前副市长朱胜文在哈尔滨第三监狱中意外死亡。官方对朱胜文死亡的解释是自杀身亡，对于朱胜文自杀的说法，朱胜文的很多亲友都提出质疑。（自由亚洲电台）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福建福泉市无辜农民张国宇被五名民警在留置室刑讯逼供致死。（《江南时报》）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五日，哈尔滨市农民迟文滨在哈尔滨呼兰区一家看守所被活活打死（人民网）。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公民赵燕在美被打案”被北京炒作得热火朝天。
我们再看下面这组“处女嫖娼案”——
“第一处女嫖娼案”：二〇〇一年元月八日晚八时至九日晚七时，陕西姑娘麻旦旦在泾阳县蒋路派出所逦非法讯问、殴打后，被以“嫖娼”为由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人民网）
四川“良家妇女卖淫案”：二〇〇一年四川珙泉镇派出所对当地一歌舞厅服务员陶先碧以“卖淫嫖娼”为由刑讯逼供，致陶先碧死亡。（千龙网）。
河北“处女嫖娼案”：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日，河北姑娘吴小玲以涉嫌卖淫被带到南翟营派出所，这位还是处女之身的年轻姑娘因警务人员刑讯逼供，被迫承认和九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被非法拘禁八十二小时。（《生活时报》）
河南“处女卖淫案”：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许，河南省郫城县公安局巡警三中队民警将正在县城乘车的该县秋渠乡二十三岁女青年张翠英口头传唤到郓城县银鑫宾馆，讯问其是否有卖淫行为，并对其采取脚跺、用鞋打屁股、罚蹲等手段逼供，致使张翠英作虚假供述称与某窑场工人杨某、侯某发生过两次性关系。后经检查，张翠英系处女。（《河南大河报》）
中国警察部门，特别是在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鼓舞下，已经堕落为权力打手；而罗干，以及江泽民，无疑是直接责任者。
我们最后可以介绍一下薄熙来这个人。薄熙来，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原辽宁省省长，现任商务部部长。《亚洲时报》报导说，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中共十五大前，曾替江泽民“劝退”政敌乔石，薄一渡还曾帮助江泽民把另一政敌陈希同送进监狱。江氏因此得以巩固权力，算是江的恩人。江泽民此时提拔薄熙来，除了报恩之外，另一方面也希望增长自己的势力。但薄熙来绝非中共清流，他是中共党太子党的“杰出代表”，新华网二〇〇四年一月三十日公布了一份“二〇〇三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资料，辽宁省的职务犯罪数字居全中国之冠。根据这个公布，中国东北辽宁省的职务犯罪案件高达八千四百八十六宗，涉及金额最少四点八亿元人民币。相对第二位的河北省的二千四百七十九宗，高出达三点四倍，若以金额计，辽宁省更是河北省的四点一倍。辽宁近年有两件具争议案件，薄熙来都深陷其中：一是姜维平案；一是仰融案。姜维平是原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他在香港一份杂志写了多篇指控薄熙来和房地产腐败有关的文章；二〇〇〇年四月，姜维平被逼离开了《文汇报》。数月后，姜维平被捕入狱。仰融是辽宁省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他在二〇〇二年六月初外逃美国；他指控辽宁省政府迫害他，而辽宁省政府也指仰融侵占国有资产。香港《前哨》杂志二〇〇三年连续数月刊登“全球华人营救记者姜维平委员会”关于“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十宗罪”的广告，其中包括：利用市长权威，胁逼《大连日报》社购买其夫人谷开来为法律顾同及有干股的滞绡商品房；包庇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儿子李践在大连胡作非为，空手套白狼；身属大连市长与下属一起嫖娼，行为阴暗粗暴，有次竞咬破妓女乳头；为抬高自己身价，竟利用市长身分名曰“在职进修”，实为权学交易，骗取“博士”头衔；当上省长后，为打击政敌，不惜造省委书记闻世震的谣言，放言闻涉嫌沈阳“慕马案”已被中纪委调查和双规；公报私仇，利用国家安全局将写文章批评他的大连记者姜维平秘密绑架及秘密审讯，判刑九年……
江泽民集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显要人物组成的，“腐败封建制”以中央为中心逐级传递到基层，使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成为大大小小的江泽民主义者，腐败因此成为国家行为。集中代表这种腐败现象的是中国的金融腐败，因为中国的银行不过是权力利润的结算中心。有人统计，国有银行烂账达一万二千多亿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赤字至少有两万亿元，按照国际标准，足以宣布破产。中国为了加强对银行系统的监督在二〇〇三年专门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据银监会报告，二〇〇三年共查处违规经营机构一千二百四十二家，直接或责令有关单位对三千二百五十一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分。其中，在对国有商业银行开展的现场检查中，处理违规机构二百四十二家，处理有关责任人员一千九百二十八人。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北京宣布，二〇〇三年审计机构对中国工商银行及其二十一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了审计，共查出各类违规资金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约合四十二亿美元。在对原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班子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国有资产流失较为严重，发现了一批重大经济案件，涉案金额十多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媒介报导说，中国审计部门去年还对三万六千名县级以上官员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六百七十一亿元，约八十一亿美元。在发现有问题的人中已经有三百一十七人受到查处。
今年三月份，在十届人大期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表示，这几年来，总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九万九千三百零六件，判处犯罪分子八万三千三百零八人，其中县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两千六百六十二人，犯罪率比前几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五。而最高人民监察院监察长韩抒滨表示，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大案有五千五百四十一件，涉嫌渎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一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这其中包括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中共高层的腐败分子。
中共腐败也是一种末日恐惧的表现，没有人对共产体制、特别是江泽民的腐败封建制抱有信心——将贪污之财及子女转移到国外，就成为这种末日恐惧之下的普通算计。网络上一篇文章转引经济学者何清涟的研究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而据中国财政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资本外逃分别为三百六十四点七四亿元和三百八十六点三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资本外逃额高达两百三十八点三亿美元，二〇〇〇年资本外逃总额大约在四百八十亿美元左右，比当年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四百零七亿美元还要多。自二〇〇二年九月至二〇〇三年二月份的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外逃失踪一千一百多人，涉及资金八百亿元，国有资金资产外逃四千亿元，国家外汇外失二百五十多亿美元。这篇文章还说，二〇〇三年仅八月份一个月，有五百二十七名高官外逃，有四百五十多名请假未归失踪，总共被卷走六十五亿元至七十五亿人民币，八亿美元。创近三年来单月外逃失踪最高记录。
江泽民集团是一个利益团伙，因此该集团在起源上就缺乏“稳定”的基础。这个集团可以用稳定压倒外部的一切，因为它垄断了国家的强制力。但这个集团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办法实现内部的永久稳定或体制和平。这个集团之所以产生，本身就建立在对意识形态共同幻灭的基础之上。这个集团在任何风吹草动之下都可能发生裂变并因缺乏意识形态的信任反目成仇。有人说中国再没有叶剑英和胡耀邦这样的人物了，江家天下要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判断过于悲观了，这个集团每天都在生产着自己的挖墙脚者，并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共产主义在地球上早已经进入了冬天，江泽民集团不过是这个冬天最后一批蚂蚱而已——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对末日降临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
四、“爱国贼”：江泽民的避难所
“爱国主义”是六四以后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思想史上曾有论者批评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人们也可以说，爱国主义也是共产主义走投无路的救命稻草。江的爱国表演一方面通过煽动反美来实现，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反复重复“一定要解放台湾”来实现。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江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风派，他的爱国主义的底色是极端的权力机会主义。反美在一定程度上完全是为了抵挡人权批评、并为国内专制服和的。而“反封台独”，先是为了增加军费、讨好军队铺垫理由，其次是为了“继任军委主席”制造口实。江并非真反美，而其又何曾真正想“解放台湾“呢？！
什么是爱国贼？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糊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爱国贼是一种寄生虫。由于它不可能独立生长，就必须靠寄生过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义名分为寄托，并通过文学抒情来说明这种象征性寄生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更具体地说，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感需要，而是一种个谋生的策略。对于政治家来说，则是“稳定”的政治算计。江不仅是爱国贼文化的鼓励者，而且本人可以被视为中国第一爱国贼。然而最骇人听闻的是，江是以“爱国”名义大行”卖国”之实的政治领导人一一江与俄国署边界协定，正式承认了三百多年以来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的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国土面积相当于四十个台湾。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江主席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语重心长。
1、“江泽民同志论爱国主义”
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学校教育一直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而陈至立领导的教育主管部门自然将“江泽民同志”关于爱国主义的重要讲话编成教材，以供广大师生认真学习。我在一所小学的政治教材中摘取了“江泽民论爱国主义教育”的部分内容，转在这里，以飨读者：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证明，坚定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六一六页）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九九〇年五月三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一〇四七～一〇四八页）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个人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同祖国的进步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利益也都是同祖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人都要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都应为祖国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江泽民：《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一一二七页）
一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一三九三～一三九四页）
2、对江泽民卖国事实的公开指控
网络上指责江卖国的文章已经浩如烟海了，尽管大陆媒体一直对此保持着沉默。难怪有人说，只需媒体开放三天，江泽民就会垮台了。这点江泽民先生是知道的。也许他更知道，海外媒体关于他卖国的指控，因此无论如何都要禁止这些“不良资讯”传到国内，以“扫黄”的名义封闭这些资讯显然是最“懂政治”的办法。人们可以用搜索引擎google搜索“江浑民卖国”一词，相关网页至少有三千七百一十个条目。有的网站甚至以“还我河山”为名拍摄了电视专题片。更有甚者，一位署名“沈江”的作者竟指江泽民是俄国的克格勃特务（大纪元二月二十八日讯）。也许这可能过了——不能因为人家挂在叶利钦的脖子上，那个姿势过于女性化就做如此评论。
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先生对江泽民涉嫌卖国的指控如下：在中国历史上，俄国是和中国签约最多（十七）的国家，也是夺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十七个条约中，最重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中俄《尼布楚条约》（一六八九年）。按这个条约划分的中俄边界，现在黑龙江北面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后被俄国夺去）都是中国的领土。第二个是中俄《瑷珲条约》（一八五八年）。该条约把《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国境内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块，第一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划入俄国版图；第二块，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块，约七万多平方公里的“江东六十四屯”继续归清朝管辖。史料说，“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第三个中俄《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该约把《瑷珲条约》中划分的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仅留下“江东六十四屯”给清朝；但在一九〇〇年，俄国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把当地五千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这个条约使中国正式丧失了等于现在东北三省面积总和的土地。第四个是《勘分西北边界约记》（一八六四年）。此约使俄国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占去。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近代主要政治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乎都对“中俄不平等条约”持不认同立场：一九二四年中国政府和俄国谋求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其中重要条款是，“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俄国代表参加了一半会议就回国，这个条约没有簇成。毛泽东政府和苏联在五十年代签订条约时，仍特意回避了斯大林极力想涉及的两国边界问题，把这个问题“搁置”。毛虽然不愿承认历史上俄国的不平等条杓，但毛的“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从建政至今都如此），却把俄国割占去的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到了中国边界线之外，而没有用国际惯用的虚线方式，把这些土地列属未定、争议区。一九八九年五月，邓在北京会兄来访的戈尔巴契夫时说，“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的这番谈话显示，在他领导下的中俄边境谈判，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求俄国承认原来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江泽民一反前例，承认全部中俄条约。江泽民执政后，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一九九九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于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割占去的全部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第二个是二〇〇一年七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一九九九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
江泽民先生是现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人，他也习惯于指责民间政治反对派是卖国贼。就是这样一位爱国主义英锥，先是否认他的国家的国民可以像人一样拥有自由的资格，然后也否认香港那里具有普选的资格，最后还涉嫌出卖了他的国家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拒绝整个国家了解真相。
五、政治演员
我曾在国内对一些朋友说，奥斯卡应该设立一个“肉麻奖”，而我们的最高领袖当获此殊荣。江泽民先生被视为政治演员，或者江先生具有戏子的特长，这在国内外几乎同样是广为人知的。但避免个人攻击是政治评论必须注意的道德底线，因此称呼江为政治戏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必须在“他确实就是”这一事实判断和“我认为他是”这一价值判断之间作出选择。总的来说，政治表演是心灵不健康的一种表现，一方面他说明了自信的极端匮乏，另一方面表明自我认知能力的下降。无论如何这种状态都应该是同情的对象，而不是嘲笑的对象。当然，如果这种表演建立在践踏人权的基础上，是践踏人权的一种遮盖手段，则是应当给予批评的。江的“演戏综合症”可能既出于心理不健康的原因，也源于政治算计。这正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1、社会主义从英雄世代进入丑角时代
中国政治从毛时代到江时代，基本是“超凡魅力型”的统治，但这是一个政治魅力或政治家精神不断减少而政客精神不断增强的过程。邓小平的政治实用主义是在魅力性统治终结，而新的统治方式还未产生时出现的过渡统治类型，但这种统治没有办法维持一种没有魅力的魅力型统治，因为他不能成功地把统治方式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于是，为了恢复魅力型统治，挽救实用主义统治的政治危机，江泽民时代就自然进入了魅力表演时代和法律表演时代。由于事实上没有魅力，不能表现出魅力，他就只能表演魅力；同时缺乏法理统治，就得表演法律统治的外在形式——但他又不能真正依靠“法律”，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依靠礼品与奖赏而稳定的跟班队伍。在魅力性统治合法理性统治之间，在暴力统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之间，他必须两面讨好，承担相互冲突的角色。为了增加传统的魅力，他也进行民族英雄的表演，并渴望成为“全球民众造反的旗手”。这种表演心理也可以用萨特的“被注视紧张”这一概念来形容，江有一种强烈的“被注视紧张”，这主要是缺乏自信，首先是对自己缺乏自信，然后是对自己的权力合法性缺乏自信，最后是对自己并不相信但要表演相信的那种意识形态缺乏自信。政治表演最主要的目的是企图通过表演显得有自信。
于是这种政治状况就进入马克思批判的“德国现状”：“由于现代的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这些政府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他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的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却充分享受——结合在一起……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态的罪恶……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德国现状是旧体制的公开的完成……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开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的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像。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
江泽民的政治表演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后邓时代、邓后时代以及后江时代。
在“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等元老尚在的时候，江泽民刻意避免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计划——我们假定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尊重老同志”，在各种权力帮派中分别投靠，“亦毛亦邓，非毛非邓”，“亦陈亦邓，非陈非邓”，“亦左亦右、非左非右”，“亦资亦社，非资非社”；这种政治风派艺术能达到“男人看是扮女人，女人看是男人扮”这种效果。但这种艺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一九九二年“邓公南巡”首先表达的就是对这种政治机会主义的愤怒。
不过政治表演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在镇压异议运动方面将做放大的表演，因此江时代对自由运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镇压措施。此外，江的暴政也是政治自卑的反映，这种自卑引起残暴的心理可以称为“马克西明（古罗马皇帝）情结”：“唯恐遭人鄙视。”——他要“毅人立威”。
邓死以后，江的政治表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以政治均衡为主要目标，而是要独立展示自己的“个性魅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三个代表”是对内的一种理论表演，而其他在国际场合中的演艺（吹拉弹唱等），更显示出急于获取领袖身分的政治自卑与政治野心。这种状况，可以用勃列日涅夫现象来类比。勃列日涅夫上台前就有“芭蕾舞女演员”的绰号，这种才能后来被证明为是一个纂夺者必不可少的“政治素质”之一。他在赫鲁晓夫的寿宴上动情地抹眼泪，但就是他带头搞掉了赫鲁晓夫，并企图暗杀赫鲁晓夫。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还具有极强的虚荣心，喜欢抛头露面和被阿谀奉承，特别是封各种荣誉和奖章贪得无厌，以至达到自己给自己颁发荣誉的丑恶程度。他还特别喜欢附庸风雅，比如由一些拍马文人捉刀代他创作了《小地》、《垦荒地》、《复兴》等“作品”，然后受到了震耳欲聋的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
这种表演欲和虚荣心当然和“小市民”的脾性有关，这一点是一些研究者一致认同的。但这种理解还不够全面。事实上，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的“表演艺术”是一种缺乏政治合法性的独裁者的“合法性表演”。这种“合法性危机”首先来自革命资历上的欠缺，其次来自宫廷政变的非法性。由于意识到了合法性的不足，于是就通过表演和抒情来补偿，这既是自我暗示，也是对外界的象征性说服。但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企图扮演一个对他来说绝对力不从心的角色，于是对合法性的捍卫就堕变为对丑角的捍卫，但“即使是丑角也比在台下好”，这就是丑角时代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江泽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江泽民是“有限现代化”（所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模式内在矛盾最露骨的体现者。社会主义从英雄时代进入了丑角时代。这的确是一个由丑角管理的时代，这个丑角集团由斯大林主义的残渣余孽、江湖骗子、投机商、马屁精、跟屁虫共同组成，他们的群众基础是可耻的贱民、庸俗的小贩和不负责任的文人。令我不解的是，“这帮小丑竟然还被认真对待，他们还变成某种严肃的研究封象。”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江的表演可以用“被注视紧张”来说明，那么胡温上台以后，也就是后江时代，他的表演是为了“不被注视紧张”。把明显违反宪法、在理论上莫名其妙的“三个代表”塞进宪法，就是这种紧张的一种表现。此外，他要时不时地捣些乱，做些秀，以提醒世界他的存在。这是最后的演出，虚伪的掌声已经稀落，紧张却与日俱增。
2、怎一个“丑”字了得
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或倒行逆施，这些糟糕的状况本身就会引起道德上的焦虑。这点江比毛、邓有进步，他应该多少知道自己作为“人权恶根”和腐败党魁是不太光彩的，但由于权力高于一切，他不可能通过反省走向政治改革。他选择了另外的补救措施——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多才多艺”来挽回和赚取一些尊重。从心理学上说，这是一种道德乞讨性的反映。但这种表演适得其反，一方面江的“才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表演以一个政治家及政治家在特定场合的规定动作发生了角色冲突，结果产生的“喜剧效果”。
查网络上的“维基百科”之“江泽民”词条：江泽民熟悉多种外语，包括俄语、罗马尼亚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塔吉克语，对文学、音乐、京剧、书法、演唱和诗歌也有很高的造诣，还会弹奏包括古典钢琴在内的多种乐器。江广为传颂的才艺表演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分场合地卖弄蹩脚的外语；第二，引吭高歌翩翩起舞，转袖拨弦，情景交融；第三，不拘一格，不问所处，诗兴大发，挥笔题词；第四，其他不检点的公众形象，包括当众梳洗打扮，或者在会议上大睡等。在网络上有直观反映这些场面的照片，可惜很多大陆读者无法瞻仰。
“江主席会几国外语”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南方都市报》转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李斯·莫格动爵对即将访英的江的独家采访，江泽民用英语问李斯·莫格：“动爵地位比爵士还高？”英国广播公司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报道：江泽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不时地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穿插一些英语，而且还显出幽默诙谐的神态，试图证明最近有关他患有严重腿疾的传言是假的。”人们也许没注意到，邓去世以后，江基本上不再仅仅说国语了，他可能首先要在语言特点上“与时俱进”，以彰显“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之间的时代差距和文化差距。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再没有幕后的注视紧张了，他的才华终于可以“横溢”了。“横溢”的不仅仅是英文，不仅仅是在记者采访时，几乎在任何场合、当然主要是在外国人在场的场合里，江都会“外语连珠”。
李长春治下的“南方网”二〇〇二年十月九日曾发表过一篇追捧文章，题目是：江泽民总书记到底会几门外语？俄德英，说法不一。文章说，比较一致的是，江泽民精通英语和俄语，有人说他能够用流利、娴熟的英语与外宾直接对话，能够用英语和俄语写作。他在外事、对外经济管理部门和国外工作过，他粗通罗马尼亚文、法文和日文，能看懂这三种语言的书籍；有的报刊说他会的是英、俄、法、罗马尼亚语。总之，江泽民是一位精通外语，开放型、世界型的领导人。……江显然讲过德语，中新网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二〇〇二年四月十日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并以德语发表重要讲话。
《纽约时报》报导说，江说俄语、英语、外加一些罗马尼亚语和日语。他能够用英语引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用罗马尼亚语朗诵爱梅涅斯库的诗。我们先看看江主席是怎样讲日语的。新华社札幌（日本）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电：日本札幌花园饭店高砂厅今天洋溢着欢乐、友好的气氛。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这里会见了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日本农业专家。上午九时，江泽民笑容满面地走进会客厅，首先用日语向大家问好……
接下来请欣赏江主席讲法语。新华社卡隆布兰卡二日报道，今天位于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市教的摩洛哥胶合板厂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鲜红的地毯一直铺到厂门口，数百名工人手持中摩两国国旗迎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来参观访问。下午五时许，江泽民主席乘车到达这家摩洛哥最大的胶舍板厂。曾两度担任摩洛哥首相的工厂董事长拉姆拉尼走上前去，与江主席亲切握手。已等候多时的工人们更是兴奋不已。他们不停地挥舞手中的旗帜，激动地说：江主席是他们厂建立四十九年来最尊贵的客人。江泽民主席向工人们挥手致意，并用法语向他们问好。……
其实江主席的才华是横之不易的。据法新社报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二〇〇二年四月六日向设于智利首都圣地牙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国外交人员说，江泽民用他最近在速成课程中学会的西班牙语发表演说，令听众大感意外。据《联合早报》报导，圣地亚哥市长拉温七日主持授予江泽民“城市贵宾”称号，并赠予城市钥匙的仪式。江泽民在欣然接过拉温授予的证书后致答辞。答辞结束时，江泽民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拉温道破“天机”，他说：“据说江泽民主席在出访拉丁美洲之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西班牙文，使我们很受感动。”
江广为人知的外语秀发生在访俄期间，他是留俄的学生，应该有一定的俄文水平，于是他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俄语才能。不过很多评论家不理解，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在正式场合不讲本国语言，何况东道国还按国际惯例配有翻译。据新华网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报导：江泽民主席在圣彼得堡参观时用俄语呤诵普希金诗篇——新华网圣彼得堡（俄罗斯）六月六日电（记者熊伊眉）……江泽民主席用俄语吟诵了普希金著名诗篇《致凯恩》中的诗句，赢得在场俄方人员的喝采。结束参观前，江泽民主席为普希金纪念馆题词：“伟大的诗人，民族的骄傲”。
后来法新社一条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一个记者会上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能这么熟悉俄罗斯事物表示惊喜与赞誉，普京在记者会上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也很会唱俄罗斯歌曲。他也通晓俄罗斯的诗和历史。我可以这么说，我感到很惊奇。”他说：“由这样一个既熟悉俄罗斯事物也喜欢俄罗斯的人物领导中国，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不仅限于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也扩大到文化领域。”不过人们有理由怀疑：江使普京感到“惊喜与赞赏”的可能不仅仅是江的才华，而是那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说在俄国讲俄语还可以“理解”的话，在美国讲俄语实在是江主席别开生面的创造。新华网休斯敦十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葛相文、王发恩、杨国强）……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抵达休斯敦的当天，就来到约翰逊航天中心参观访问。……在国际空间站训练舱的模型前，哈维尔主任把美国宇航员安迪·托马斯介绍给江主席。江主席一边仔细地参观，一边听托马斯解说，并不时地同托马斯交谈。当听说托马斯曾和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工作过，因而会说一点俄语时，江主席高兴地用俄语和他交谈了几句。
当然，江主席在美国主要还是以卖弄英语为主，包括在北京接待美国人的时候，也以英语为主要表演项目。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布·江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打破惯例，最后回答问题时讲英语，先用一句自我贬低的诙谐。他说，‘在会见记者方面，布什总统比我经验多。我将尽量回答你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对此事报道的更为详尽：“江泽民再次使出自己的英语本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他和布什总统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趁机使出自己的英语本领。一名记者要他回答有关监禁天主教主教和教士的问题，江泽民作答时不忘幽默。江泽民以英语说：‘谈到会见记者，我认为布什总统的经验丰富得多。’他的英语发音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他在记者会上说：‘我会尽其所能回答问题。’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会晤美国领袖，江泽民总是喜欢穿插一点英语，通常是一两句或是短语。在去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领袖会议上，江泽民费力的以英语宣读整篇演讲稿，似乎是要向世界为中国领袖塑造更好形象。”查“博鳌亚州论坛”网页赫然看到这样一篇相关报道：
江泽民主席赋诗赠论坛——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并致辞。十时四十五分，江泽民在致辞时突然改用英文。江泽民说，昨天晚上，我与许多老朋友欢聚一堂。为了表示我的喜悦心情，我在我的房间里写了一首诗，现在奉献给大家。江泽民语调一转，用中文念道：“万泉气象新，水泊晚风纯，四海群贤聚，博鳌更喜人。”这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江泽民接着用英语说：“我想要解释一下，诗歌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都不好翻译，昨天晚上我们的翻译还同北京的翻译总局联系了一下，他们是这么翻译的。”接着，江泽民又用英语朗读了一遍。听完英语诗，大会堂里又响起外宾会心的掌声。江泽民接着幽默地说：“因为我懂一点英文，翻译得是否准确，我要负一点责任。”他说，“我谨以这首诗祝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邓的荣）
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
英国广播公司二〇〇四年九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江泽民也利用自己的英语技巧，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不仅是一名马克·吐温诗句的爱好者，江泽民还在马尼拉亚太合作论坛峰会上高唱猫王普莱斯里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在北京的中美首脑会议的宴会上他为小布什咏唱了一首小夜曲，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共舞。关于江主席的“歌技”，平实而论，应当不会太难听。问题可能就出在国际礼节方面。外交场合应该不是“卡拉OK”歌厅，因此江主席的演艺才华才备受非议。江主席登台献艺的著名场记如下：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访问葡萄牙里斯本。江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并即席唱出“微风吹动我的头发……”，引来全场一阵掌声和笑声。
——新华社记者孙承斌、唐小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从澳门报导：澳门特区成立一周年庆典上的精彩音乐会刚一结束，江泽民主席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华的陪同下走上舞台，与参加演出的海内外华人艺术家亲切握手，并兴致勃勃地邀请旅欧华人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再献一曲：“人生不能没有音乐。我提议，请大提琴家王健为大家再演奏一首‘二泉映月’。”江主席的提议赢得了热烈回应，全场掌声四起，一片欢呼。……江主席意犹未尽。他再次提议：中央来的同志与大家唱一首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顿时，场内掌声雷动。欢笑声中，钱其琛、于永波、王刚、廖晖、王启人等也走上舞台。在江主席的领唱下，这首海内外同胞熟悉的优美歌曲，伴着掌声和节拍，回荡在澳门文化中心的会场中。最后，江主席提议：大家一起高唱“歌唱祖国”。“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江主席一边唱，一边打着拍子。（新华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不过一些“境外反动媒体”对这一喜庆场面做了不同的解读：“二泉映月”乃中国著名盲人民间艺术家阿炳成名绝作，旋律十分哀怨，本不适合在喜庆场合演奏。还有媒体报导说：在最后节目上海交响乐团表演后，江情绪高涨，上台拿下麦克风高歌三曲，唱了“叫我如何不想她”，“洪湖水，浪打浪”及“歌唱祖国”，同时，他还邀请台下官员上台一起欢唱，台下现场观众也跟着唱合，把整个庆典活动推到最高潮。江泽民嫌没有“女同志”，于是兴致勃勃叫台下“女同志”上台与他合唱“洪湖水浪打浪”，这位“女同志”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四太太梁安琪。二十日中午，江泽民抵达濠江中学，江泽民参观期间又与学生齐唱“七子之歌”和“歌唱祖国”，并即席挥毫写上“濠江中学，桃李芬芳”八个大字。在游览博物馆时，江泽民即兴先后与何厚华两人试坐太师椅。离开前，江泽民又用毛笔题词：“江泽民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澳门博物馆”，澳门喉舌《澳门日报》最后用一首诗“高度评价”了主席的澳门演出：“突然爆肚赢满分，上台献艺始料真，领唱助兴心情好，挥手道别印象深。”
——二〇〇二年六月三十日，香港特区政府在礼宾府宴请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在席间高歌一曲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令全场轰动。据官方千龙网报导：晚宴原定安排五位来自1内地及香港的表演者献唱，当来自上海的歌唱家廖昌永准备献唱“我的太阳”时，江主席听见音乐奏起，便已情不自禁随音乐哼唱，主持人见状便暂停音乐邀请江泽民上台高歌一曲，于是江主席阔步上台，引起全场轰动。一曲过后，“Again”（再唱一次）之声不绝于耳。这篇报导还说：晚宴筵开十席，主宾席包括了江泽民伉俪、副总理钱其琛伉俪及特首董建华伉俪外，澳门特首何厚华、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上将、广州市市长林树森、深圳市市长于幼军、珠海市市长方旋等，宴客菜式共八道，包括龙虾沙律，更以驰名的镛记烧鹅奉客。候任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在席间表示，“我的太阳”是一首意大利传统民歌，讲述一名女子把自己献给太阳，此曲歌词把爱人的笑容比喻为“我的太阳”，又以赞美太阳来表达真挚的爱情，其中后牛部的歌词反复唱出：“啊!你的眼睛闪烁光芒，彷佛那太阳灿烂辉煌。”该报导还补允说：其实江泽民主席已不是第一次高歌“我的太阳”，据报导，去年六月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完成紫禁城演唱会后曾与江泽民主席会面，而江主席在晚会中更兴之所至一展歌喉与帕瓦罗蒂合唱一曲“我的太阳”，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菲律宾总统阿罗若夫人访北京，他又即席以英文及意大利文献唱此曲，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布什总统一行的国宴中，再次展现歌喉及舞技。白宫新闻秘书佛莱雪说：江泽民出尽风头：江泽民先叫一名手风琴手到桌边，然后当着百余名嘉宾高歌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曲毕，美国总统布什立刻给江鼓掌，接着布什开玩笑地要国务卿鲍尔来一首小夜曲，鲍尔笑着拒绝。记者问白宫发言人佛莱雪，布什有没有跳舞，佛莱雪开玩笑说：“为了避免发生最严重的国际事件，布什总统展现他的判断力和勇气，他坐着看‘别人’跳舞。”晚宴中，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和江泽民共舞一曲，一曲完毕，江余兴未尽又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美国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五日，江泽民在冰岛国宴进行到一半时起立歌唱震惊四座。当天晚上，冰岛总统奥拉法·拉格枘·格雷姆松（Olafur Ragnar Grimsson）在总统官邸坡兰德（Perland）为江氏夫妇举行官方晚宴。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宴会时行到一半儿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唱歌，此举令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们感到诧异。
——法新社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一日拉脱维亚首府里加消息：“到目前为止，新闻记者尚未获准向江提问，但拉脱维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江率其代表团在拉脱维亚天主教堂十九世纪的风琴前唱歌的镜头。
——“空中联欢会”。中央电视台高军、周建国、庄毅君、王晶报导：江主席手握空姐的话筒唱歌；江主席与大家共唱“歌唱祖国”（歌声、掌声）。（同期声）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欧洲一万米的高空，作为主持人，我有幸主持并向大家报导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同期声：江泽民主席唱歌）（此时此刻是葡萄牙午夜是二点半，北京时间七点半，葡萄牙在静静地熟睡，北京在悄悄地甦醒。刚刚结束了美国、古巴、巴西、葡萄牙四国之行的江泽民总书记与随行人员正用歌声、笑声洗掉十几天积下的疲劳，带著友谊飞向北京。……）
——《亚洲时报》王楚二〇〇四年二月二日报导：中国中央军委会主席江泽民在二月一日结束了长达十二天的深圳度岁考察之旅。据《文汇报》指出，在民俗文化村内，“应维族演员邀请，江泽民脱下大衣，与维族演虽手拉手一起和着节拍跳起来。江泽民脚步敏捷，舞姿优美，俨然不像年逾古稀之人。”在离开民俗村之前，江泽民即兴吟出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连三江。”
——一九九八年十月，江泽民会见台湾海基合董事长辜振甫和秘书长许惠佑时，突然一字不漏地高唱了一遍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令第一次见面的辜振甫摸不着头脑。
另外。据说京剧演员袁世海回忆，江还精通京剧表演艺术（《北京青年报》），可惜未见新闻报导，当以为憾尔。不过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署名文章《江泽民的诗文情怀》（作者杨道金）记述道：一九八七年间，江泽民应昆剧名家俞振飞之邀，特意观看了昆剧“长生殿”的演出。他来到台后，逐个看望正在卸装的演员，又来到乐队演奏员中，拿起一支横笛即兴吹起了一曲“梅花三弄”，赢得了满堂热烈的掌声。同年间，上海举行国际艺术节。在开幕式前，江泽民会见了各国艺术家代表。他用英语对来宾说：“艺术节有利于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也就是说，让广大外商、港商在上海能看到中外艺术家高水平的演出，乐于来上海投资。”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期间，经常亲自过问和关心艺术家的个人生活。譬如五载沈屙、动过六次手术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刚恢复健康，就希望为家乡父老演出一次。她为此亲自给江泽民写了信。后来，闵惠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她在交响乐团排练二胡协奏曲时，万万没有想到江泽民会出现在她面前。江泽民握住闵惠芬的手亲切地说：“你身体这么结实，完全康复了，这说明人类是可能战胜癌症的。”他的一番鼓舞人们的话语使得闵惠芬热泪夺眶而出。江泽民顺便拿起闵惠芬手中的二胡，轻轻拉起刘天华的“病中吟”。闵惠芬惊讶地问：“江市长，你怎么拉得这么好？”江泽民说：“解放前我搞学生运动时，经常排练一些话报剧，就拉二胡伴奏。一晃三十多年了，现在手指也硬了。”
主席题诗在上头
近年最轰动的新闻是：江主席诗词《登黄山偶感》将选入上海小学课本。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晚报》报导：记者昨日获悉，江主席《登黄山偶感》等诗词将入选上海小学生的活动课教材和扩展读本，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伟人的敬仰。这篇报导还说，目前，在上海掀起了一股新方法学诗词的热潮。继本报六月七日《歌之、吟之、舞之，上海小学生九月起新方法学古诗》和六月十三日《小朋友爱唱江爷爷的诗》，以及六月十五日《摇头晃脑学古诗》后，上海师资培训中心于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举办了新方法学诗词培训班，共有二百多名老师参加，老师们重点学习了江主席的《登黄山偶感》一诗。上海小学生活动课教材及扩展读本《读读吟吟唱唱》、《识字乐》的主编告诉记者，下次修订课本时，将把江主席于一九九九年作的两首七绝和其他诗词选进课本，对师专附小焦锋老师给《登黄山偶感》一诗谱的曲，将略作修改。同时计划选入课本的还有毛主席的《咏梅》、周总理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陈毅的《青松》等伟人的诗词，并将制作成录像带出版发行。上海师资培训中心陆襄老师说，在老师用新方法教学生古诗的同时，还鼓励他们积极为伟人的诗词谱曲，让这些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配上优美的舞姿在小学生中广为传诵。据了解，目前上海师资培训中心已经举办了四期新方法学诗词培训班，共有四百多人参加了培训，今年下半年还将开办培训班……云云。
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江主席之诗作：
《登黄山偶感》
黄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久之，终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览妙绝风光。见杜鹃红礼，溪水清澈，奇松异石，和风丽日，山峦起伏，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豁然开朗，此黄山之大观也。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更感祖国河山之秀美，特书七绝登黄山偶感一首以记之。
遥望天都倚客松，莲花始信两飞峰。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
江泽民辛巳四月廿七于黄山
江主席另外一首著名诗作是《赠卡斯特罗主席》。新华网哈瓦那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三日（记者钱彤、王发恩）专电，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十三日下午在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时，向他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全诗如下：
朝辞华夏彩云间，万里南美十日还。
隔岸风声狂带雨，青松傲骨定如山。
辛巳春日重访古巴次韵唐朝诗人李白
《朝发白帝城》书赠卡斯特罗同志
江泽民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哈瓦那
江主席的诗才不是一般读者能欣赏的，因此笔者在这里隆重推荐一篇佳作》，作者：贵州省仁怀市市委宣传部易涌。作者“赏析”道：
——去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江泽民同志在安徽视察工作期间，兴致勃勃地攀登了黄山，并欣然赋诗一首《登黄山偶感》。这首诗的诗前小序，记叙了诗人登山的夙愿，登山的时间，登山的路径，并描绘了诗人登临黄山时所见、所感，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对祖国秀美河山的赞美。这诗的诗前小序文笔流畅，语词优美，情致遥深，句式长短相兼，参差错落，整节中含有变化；节奏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典雅庄丽，与后面的诗句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厚重的艺术空间。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登临并咏赞黄山，李白、徐霞客、贾岛、丰子恺、朱光潜、郭沫若等都留下过名篇佳作。《登黄山偶感》首句“遥望天都倚客松”。这里诗人以“遥望”起句，入手擒题，就景生发，信手拈来，自然入妙，一笔带出两处景物，一是天都峰，一是迎客松。诗句中“倚”是一个拟人化的描写，极富情趣，与遥望相呼应，不仅写出了黄山的高峻、雄奇、神秘，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黄山的神往之情。
——“莲花始信两飞峰”。诗人移步换景，目光东移，莲花峰、始信峰似从天外飞来。这句诗总共七字而有六字涉景，“飞”字不仅动感强烈，意境优美，而且一语双关，既描绘了莲花峰、始信峰横空出世，似天外飞来之状，而且暗写飞来峰这一胜景。天都峰，莲花峰、始信峰、飞来峰这些黄山景观，被诗人巧妙采集，化用成诗，像流水淌泻，舒卷自然，不见斧凿之痕。
——“且持萝笔书奇景”，这句诗一反前两句的平实庄稳，如奇峰突起，雅健高昂。诗人在这里突发奇想，想寄万里蓝天，握住这如椽大笔来书写黄山这天下奇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神思庄采。此句作者从空际着笔，不了解黄山景象的读者，表面看似乎没有涉及黄山的任何物象，非写实的，实际上诗句也写了黄山的景象，虚实兼而有之，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此句诗有一种自然流走之势，想像雄奇，直抒胸臆，信手拈来，妙趣天成，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飘逸豪迈之气。诗句中的“且”字，通常用于古文言文的句首或句中，这里把它融入古诗中却比较少见，也非常别致。它不仅使前两句以写景为主和后两句以抒情为主的诗句意绪关联，脉络贯通，而且具有起承转合之功用，给诗句开创了相当的虚拟想像空间。如将“且”字改换成有确切指称的“余”或“吾”，不仅黏着过实，而且境界和妙趣俱无。因而，这个“且”字，虽无写景著实之处，对全诗来说，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之中”。
——结句“日破云涛万里红”是全诗的高潮处，诗句不仅描绘了黄山云海和日出时的壮丽景象，而且使全诗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云海和日出，也是黄山的一大盛景，日出和云涛俱现，并得而观之，是遊人最感幸运的，诗人不仅如愿攀登了黄山，还看到难见的日出奇观。江泽民同志目睹盛景，顿觉无比欣慰，满眼光明，对国家的中兴充满希望。于是诗人便给我们描绘了“日破云涛万里红”这样一幅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此句诗气象峥嵘，景象宏阔，突兀高速，酣惕淋漓，潇洒出尘。在全诗来说，有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这犹如一首壮丽的交响乐曲，行进到最为华美，最为辉煌的时候。诗中一个“破”字，刚劲有力，既状红日喷薄而出冲力之强，更显作者写景状物笔力之雄。清人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诗末句表面是写黄山红日喷薄而出时的滔滔云海，而此情此景，却象征着蒸蒸日上的中国，这与诗人的理想和身分妙合无垠，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对祖国秀美河山的热爱之情，而且还流露出作者对祖国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希冀和憧憬。
……
我在网络上第一次看到此文时就推荐给很多朋友，人们对作者的脸皮普遍惊叹。不过不能完全说这位作者是御用文人，他们最多是“欲用文人”而已，或者说期待被利用而已。但在一定意义上，江的表演也是“上有好者”与“下必兴焉”之同的合作，这点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江主席题词”这一问题上。虚荣的心碰上谄媚的嘴，这就是政治秀不可收拾的主要原因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日，山东大学的孙文广先生在网络上发表了《江泽民题词与个人崇拜》一文。他上网用搜索引擎“google”搜索“江泽民题词”竟出来三万三千八百个条目（有些重复内容）。他说，江泽民题词超过毛泽东，google结果如下：江泽民三万三千八百条，毛泽东二万二千八百条、邓小平一万九千四百条、李鹏一万一千八百条、胡耀邦一千九百一十条、赵紫阳八百六十条、朱镕基七百六十九条、华国锋七百零七条。据说，中共中央为了应付处理日益增多的题词要求，还特别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设置了一个“题字处”，有专职的处级干部领导开展工作。他说：江泽民的题词几乎无处不在，江泽民的题词遍布全国各地、各行业。这一点在中国的确是有目共睹的。
进退失仪，秀态叠出
江的公众形象在国际社会一直不是很正面。一方面，人们不能接受他不分场合的作秀，另一方面就是他的一些表现确实不够检点。最广为人知的趣闻是：一九九六年，在西班牙访问而检阅三军仪仗队时，江泽民当着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面，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面对那么多的媒体录影机，竟如入无人之境地从兜里掏出了一面小镜子，一把小梳子，开始像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一样大模大样地梳起了头发。美联社记者拍下的照片，西班牙各大报都以他的梳头玉照做了头条新闻。第二张著名照片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与俄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有关中俄边界协约后，江总书记搂着叶利钦叫记者拍照，有网站不怀好意地称之为“回眸一笑百媚生”。第三张照片是二〇〇〇年四月十四日江泽民在死海，在水上仰面朝天露出白白的大肚子，被当地记者拍下来后，登上了全世界的主要报刊。在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和夫人陪同江参观博物馆，博物馆是文雅和严肃的场所，但江主席没有好好欣赏艺术作品，却搂住总统夫人跳起舞来。新华社的报导说：“法国总统转身不见了夫人，原来江主席和她跳起了华尔茲。”
此外，最惹笑的事件是：二〇〇〇年土耳其给江授勋，按常规奖章应该是由主人给他戴上，他却抢先一步，抓起奖章自己戴上了，让主人目瞪口呆。与此相关的真实故事是：一九九八年七月，江参加香港一周年回归典礼，顺道参观一民居，遇四名退休老人围坐打四方城，也不管老人听不听得懂北方官秸，即上前去又比又划对老人说麻将要这么这么砌。而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江总书记视察一灾区，一进灾棚，见一妇人正在切菜，江总书记即立刻给妇人上了一堂家政课：他左手半握拳，右手作捋刀状，示范标准切菜姿势。这两个镜头中央电视台播放出来以示总书记亲民。
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前夕，美国《洛杉机时报》发表了一篇很严厉的嘲讽江泽民为个人崇拜作秀的文章，说江“亲吻婴儿，在国宴上卖唱，雇用民意测验公司调查他做得如何。他将他的照片粉刷在广告牌和书的封面上。仿效他的偶像——前两任毛泽东和邓小平，他在相机前游泳以颞示他的活力。”文章还说：“一个曾经向政府做过咨询并不愿透露身分的公关顾问说，‘他想取悦所有的人。’江的一些试图巩固继承权力的资格的做法是令人难堪的笨。几年前，一家报纸刊登了当年毛和邓阅读《人民日报》——共产党的喉舌——的照片，第三张是江装腔作势地模仿他们的照片。”“他对他形象的重视甚至决定了他的着装。在一九九九年中国庆祝共产党统治五十周年的北京市区大游行中，江是高高的看台上唯一的一个穿着毛式衣服的领导者。其他的官员都穿着西式服装。当扯着毛、邓和江的巨幅相片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面色严峻地鼓着掌。也许多于任何其他的义务，江还试图享受成为世界政治家的滋味，并极力地在这方面表现。被数以亿计的观众观看的国家晚间新闻节目中，几乎每晚都播放有关江周游各国，或者是在北京接受来自一些小的、贫穷的、大部分中国人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国家的晋见的录像。摄像机还跟踪他精心布置好的在群众中走动的场景。他会拍拍他们的身体，将婴儿放在他的膝盖上玩耍，以表示他是位像平凡的周恩来一样大善人的领导。”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反之亦然。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陪同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完全是江泽民主义培养出来的一位北大学生在世界面前进行了一次哗众取宠的爱江（国）主义表演——北大俄语系大四女生范颖川问：江泽民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用俄文演讲、朗诵诗歌，总统阁下是否能用中文颂诗和演讲呢？这位愚蠢或精明的北大女生或者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或者是被利欲熏了心，或者就是江主义的民族主义教育彻底征服了她。结果普京回答：江主席多才多艺在各国元首中间早已传为佳话，不仅能娴熟地驾驭俄文，还能够用意大利语唱歌，相比之下，我的造诣远远不如江主席……我看到这位北大女生脸红了，那是兴奋的，被自己“机智”的提问感动的。我看到江主席也微微脸红了，那是谦虚的，是礼节性的。我自己也脸红了，欣赏这种场面教人于心不忍……
3．这个江泽民是真的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北京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前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同时回答记者提问。现在先欣赏一下江主席与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张宝华小姐历时四分钟之久的对话：
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我讲的意思，不是我要钦点他，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欣你，你们呀，我感觉你们新闻界也要学习，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一套的，你们必定是Too Young（太年轻），明白这意思吗？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指水平），我跟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也要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用广东话说）识得唔识得呀！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什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 simple（太简单），sometimes naive（有时无知），懂得没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我见得太多啦，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也不说，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你们刚才在宣传上，将来你们如果在报导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我没有说要钦定，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但是你一定要间我，董先生支持不支持，我们不支持他呀？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不支持特首？
记者：但如果说连任呢？
江：连任要按照香港法律，对不对呀，要按照香港法律，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属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到那时候我会表态的！你们呀，不要想喜欢弄个大新闻，把我批判一番，你们呀，naive（无知）!我今天算是得罪你们一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指出江的说话是对记者“善意的勉励或者批评”。董建华说：“其实江主席‘系好惜你’（指记者）。”
……
“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的场面瞬间传递了整个世界，这次“宣传”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对于江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当时和一位老知识分子S先生共同欣赏了这一场面之后，彼此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一种很特别的羞耻感攫取了我们，彷佛丢人的不是江，而是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使我们不好意思看对方，生怕对方感到难堪似的。我们也可能同时在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感到羞愧，我们的“大中国的大领导人”就这样面对整个世界“大现演”了……这位S先生算是江的熟人，而且多年前还被江拜访过。大约一九八六年，S先生陪同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一个孩子到了上海，当时江泽民大献殷勤到S先生下榻处探望。所以S先生对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最后请他对“训话”节目发表一下评论，他非常平淡地说：“这才是江泽民，那就是他。这不是失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前电视上所有的报导都是表演，现在才是他本人，这是露出真相了。他刚上台的时候叫骂要让个体户倾家荡产，这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熙。这次也是好事，戏该收场了。”
不过我认为S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这个人才是真实的江泽民：但他不会就此罢休，他为了“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将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表演——对于江来说，“演砸了”绝不意味着偃旗息鼓，而意味着“愈挫愈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二〇〇〇年以后江如何“秀”的，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训斥事件的影响——江是有这种心理素质的。另一方面，他指示媒体尽可能挽回损失。我们看看中国的喉舌们是怎样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的：
——中新社北京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电：江泽民坦诚答“港记”。香港特首董建华今日到京述职。抵京两小时后即赴中南海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追随而来的香港记者对江主席频频发问。在与董建华握手寒暄后，准备入座的江主席听到有香港记者提问，即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地回答。有港记问：江主席此次会不会为董先生提高声望提供建议？江主席笑答：“我觉得董先生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又有港记问江主席：是否支持董建华参选？是否相信他能够当选？江主席幽默地表示，已经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今天再给各位“背诵”一遍：支持董先生参选，相信董先生能够当选……面对离开房间的记者，江主席说：“谢谢！”
不过S先生也许仍然是对的，江可以继续表演，但世界再也不会完全当真了。事实上江“训话”刚刚结束，香港媒体就愤怒了。当天晚上，该条新闻就出现在香港的电子媒体上，而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日报均以显著的篇幅报导此事。香港的《苹果日报》以头版位置登出江泽民动怒的图片，香港《明报》引述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发表的，评论指江泽民的激烈反应破坏了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刻意营造的“一国两制”形象。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评论指江恐吓香港传媒，并表示从来未见过国家领导人有如此表现，简直是失控而且失仪兼欠风度。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认为，江泽民的反应对香港传媒不公平，因为记者只是尽责反映香港市民现时关心的问题。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主席张健波表示，记者提问“是合情合理，及符合公众利益，并不是简单和无知。”他又表示江如果对传媒有不满也应心平气和地发表意见……
美国之音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为此做了专题报导：海外学者评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报导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日前到深圳，参加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一些香港媒体记者却被拒绝采访。这些遭到拒绝的媒体包括一贯遭到北京反感的香港《苹果日报》、《太阳报》，也包括一些被认为是中性的《星岛日报》、《东方日报》以及《明报》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教授李金铨教授说，江“可能是恼火已久，这次是突然引发，这不是个很偶然的事情。”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认为，江泽民深圳拒绝香港记者采访，是中南海训斥记者带来的后遗症。金尧如说：“他也怕记者再追问他怎么办？他一方面余怒未消，一方面害怕记者。他知道那件事情错了，人家再问他，他怎么解释呀？”
《星岛日报》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社论特别值得注意，该社论的题目是：我们问的华莱士也会问。文章抱怨说：“昨日江总对着香港传媒大表不满，认为华莱士要比香港记者不知要高到哪里去的说法，便令人有大大失分之感。”文章提到，二〇〇〇年八月，江访美时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六十分钟时事杂志”不经彩排的访问，《星岛日报》揭露说那次访问江不是“谈笑风生”，而是被追问得窘态百出：“在当日访问过程中，主持人华莱士（Mike Wallace）趁江总兴高采刑淡自己做学生时如何关心社会，并且唱起歌来时，忽然问他对六四学生的看法，之后他不但再三追问，而且为了加强压力，更动起手来指指点点。后来华莱士见到江总额头有点冒汗，于是就促狭地问江总是不是不习惯被强灯照射。”
我们复习一下：谈到华莱士，江主席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指水平），我跟他谈笑风生……”那么，江主席和《星岛日报》谁在说谎呢？江主席和《星岛日报》都没有说谎一一因为对于江主席来说，第一次不经彩排地面对记者，特别是面对美国记者，竟然能没有训斥记者的追问，尽管这个追问远远比香港记者“反动”得多，这就是“谈笑风生”。“训斥”代表真的江泽民，而“谈笑风生”代表另外一个江泽民。这两个江泽民同时统治我们多年了，他们都是真实的。
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一些海外媒体传播“万里、宋平和乔石等中共元老批评江泽民恋权不退”的消息，这个消息也引起了北京各方面的关注。一位老先生在探望万里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万里先否认了这件传闻的其实性（我当时也分析万里不可能跟宋平搞到一起），然后说了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但江泽民这个人很讨厌，而且越来越讨厌！”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人民”的话，那么万里就说出了“人民”的共同心声。未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容忍江泽民这样的人来统治，该统治又如此之久，如此“稳定”，江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国耻，而中国人民的容忍或怯懦，本身也成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