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变论》一书从1991年着手写作到最近五年里反复修改，而今再度寻求出版，其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遇到的各样挫折，都超过自己的预期。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这些文字不是为我自己的时代敲打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我给后世的某个朋友留下的一份遗产。不过我现在相信，这条路之所以如此漫长，一方面是为了有更充足的预备将自己从埃及分别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所当走的路还没有走尽─在“耶稣睡着了”的时日里，神给我的福泽超越我所求所想。

二十年前，我在一场大水里被拉出来，既要躲避自己的兄弟，又为躲避法老，就逃往米甸的旷野居住。在那里，凉风继续覆盖过来，死亡、恐惧和流亡从国家到家庭演绎着从先祖到今日的残缺。《灾变论》，是从这些岁月里长出来的。原来它所承载的是我第一个二十年对族性的文化反省，后来则成了我关乎人性的自觉；我愈来愈清楚地看见，这后二十年的所谓自觉，乃植根于大马色路上纯粹的被动事件。

其实《灾变论》并不是一本时效性很强的政论著作，因此我应该有更多的耐心等候它在最合适的时候才出版。在这个虚华的世代，文字成为口红和商品的同时，也意味着思想正成为垃圾。如果一位作者真的仅仅为真理而写作，他必须乞求一种谦卑，这种谦卑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文字的高度责任感和谨慎。基督徒作者尤其应警惕对笔下的事实和人物的“暴政”和“轻慢”，因为你的文字并非要蓄意讨好世界或排遣今人恩怨，而是一种特别的献祭。事实上，这种质量在我的世界中是缺乏的─这是一种需要借着祷告从神那里来支取的力量。

本书部分内容2001年在网络上披露以来，一度获得了很多关注。然而，最近五年来，随着真理继续向前带领，也随着一些善意批评的增多，特别是自己在路德神学院所获得的神学装备和知识更新，使我不断意识到重修此书的必要。需要改进的缺陷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写作时间拉得比较长，不同年日的文字有不同的风格，文体缺乏一致性。一些文学性、杂文性的段落扰乱了全书的学术理性与思想连贯性。第二，开篇处过于理论化，使读者有阅读方面的障碍，“吊书袋”的恶习和虚荣心同样污染了自己的写作态度。第三，基督教神学方面的论述，应该处理得更专业一些；与此相关，一些否定性的评论过于苛刻，因此需要将自己彻底从“鲁迅一柏杨”等近代反应模式中释放出来。此外，有些内容可以通过更丰富的数据进行更充分的论证，而最近几年我为此搜集了一些新的资源和心得。但尽管如此，由于写作时间过长，包括参孜书目、注释等等，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二十年里，散失很多原始的信息，无法一一收复。尤其是中文著作，由于后来移民海外而无法求证。盼望这是一个在将来可以弥补的学术遗憾。（参补笔）

我在2007年5月15日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推门出去，已经是2007年的春天了。海鸥再度归来，在门外的小山上继续飞旋歌唱。树叶和草地含苞欲放，天空的深蓝连同春天的一切，特别是孩子在阳光裹的欢笑，提示着那种长阔高深的恩情来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倏忽之问，两载又过，现已是2009年初春。冬天比我想象的要长，但雨水终于止住过去了。盼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为《灾变论》写“自序”。我要从神藉这本书所赐的祝福启程，回到我的族人和法老那里去。

任不寐

2009年2月8日

补笔：2009年5月底到6月中旬，笔者返回中国探亲，此行目的之一也是按出版社的要求：就《灾变论》的注释细节，回到自己在南宁的「私人图书馆」中查证、完善。但由于北京方面的原因，我无法完成这个心愿了。而且我在短时问内也将无法返回中国。不仅如此，这次故国之行还“损坏”了计算机硬盘，结果是《灾变论》的一切数据全部消失。这就出现了一些注释最后只能以“页码？原文如此”的面目出现。这不是责任编辑的疏忽，这是《灾变论》本身经历的众多“灾变”之一。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