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灾变中国——中国自然灾害史

研究者普遍同意：“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史中农业生产曾遭受了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侵袭，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自然灾害的类型。中国的自然灾害的灾史之长、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地球上的最高山脉真正分割着两个世界，分割着有神论世界和无神论世界，分割着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分割着灾民之国和公民之国。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人类，居住在一个陡峭倾斜的坡地上，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挣扎在“斜面上的居民”。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势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基础，如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大陆性气候、气候的复杂性等等特征，使中国成为受自然灾害统治的国度。中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70%处于生态脆弱区。

一、地理特征：大自然是不平等的

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等。中国陆地平原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国土大部分属山地。而欧洲平原厬630万平方公里，占全欧洲面积的五分之三。更重要的是，地势和地形两方面的特征，都表明中国是“斜坡上的国家”，这不仅强化了中国耕地资源稀缺的特征，也因季风气候形成了毁灭性的水灾和旱灾。除去靠近北极地区和俄罗斯平原以外，欧洲处于温带，这是欧洲的一大优势。欧洲西临大西洋，正处于盛行西风带，沿岸有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直达欧洲西北岸，西风吹越暖流上空，携带暖湿气流进入欧洲大陆，由于增温和充沛降水的双重效应，构成了西欧冬季温和，没有严寒，夏无酷热，年温差不大，降水量适中的有利条件。同时，一些海和海湾深入内陆，又加强了西欧气候的海洋性。另外一方面，欧洲地域空间具有多样性，被称为“移居的乐土”（内部民族大融合）、“迁徙的福地”（向外）。地中海四周为集中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由西欧向东，大陆性气候特征逐渐增强，直到大陆东岸的季风气候地带。亚欧大陆面积5071万平方公里，北美大陆百积2423万平方公里，这一数据显示亚洲腹地大陆性气候特征冠居全球。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严格说来，从季风的成因和概念考虑，世界的典型季风区仅出现于亚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

亚洲在全球7大洲中面积最大，约为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与其他大陆相比，亚洲多数地区的大陆度平均在50%以上”。亚洲内陆到海岸的距离最远超过2500公里，而在西欧各地与海岸的距离最大距离不超过600公里。陆路辽阔意味着远离海洋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存在“强烈的大陆性”，这首先意味着干旱问题极端严重，其表现之一就是亚洲腹地的沙漠化。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内陆远离海洋，旱灾极端严重。那里的居民几千年来挣扎在生存线上，生存危机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其次是寒暑变化极端，酷热与严寒同在。太平洋西部复杂的洋流系统对中国气候的剧烈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大陆性和季风性特征结合一起，导致气温和降水的地区差异和季节差异。

亚洲——因此也是中国——典型的季风气候、强烈的大陆性气候以及气候类型的复杂性等气候牲，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及环地中海区域显著的海洋性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气候温暖湿润，季节变化不显著。“欧洲犹如亚欧大陆向西伸入到大西洋中的一个大半岛，因此盛行西风能够将北大西洋暖流的暖湿汽流吹送到欧洲大部分地区，使之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而中国却是一个被高山和海洋岛屿、深海沟封闭的大海。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特别是在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必须不断适应季节的激烈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变，山主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人类被迫匍匐于斜面上，失去了“直立”生活的尊严和从事精神生活的闲暇。

总体上来说，人类是地球上河流的邻居。中国文明同样是大河文明。但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形特点，中国的河流冲积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提供农业发展优越的土壤条件和灌溉条件——这使文明得以产生并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是激烈变动的水灾、旱灾和低温天气——这使文明局限于较低的层次，并经常中断而须从新开始。在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生存环境中，农业生产和收获处于十足的战争状态，生存紧张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

在地质方面，几大“版块”在中国交接，以地震为主要灾变的地质灾难相对集中。亚洲大陆东缘有巨大的岛弧－海沟系，是地球上最活跃的活动带，这里地震频繁，具有浅、中、深源地震，世界大部分的强震都发生在这里。岛弧－海沟系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带，目前全世界的活火山大约有830个，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太平洋周缘的岛弧－海沟系地带。此外，中国内陆沙漠，戈壁面积广大，土壤品质低劣，水土流失严重。这一切又使自然灾害在中国变本加厉。

二、统计数据：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

中国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据史料统计，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中，中国共发生水灾1029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灾几乎年年出现，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10至20年出现一次，因而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从历史上看，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呈加快趋势，每年平均受灾频率为：隋朝0.6次，唐朝1.6次，两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另外一组统计数据表明：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中国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54宗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8宗，占15%；受灾死亡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44%。近4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数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00至700亿元人民币，近年已达到1000亿元以上，并继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50年到1992年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09%，美国1991年的同类数字是0.27%，日本是0.5%。

中国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按其成因归类，可分为四大类：即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海洋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

（一）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以及火山喷发、同体崩塌、滑坡、地面沉降、泥石流、地裂等。中国至少有13个省会城市和京津两市分布在地质灾害集中的区域。其中32.5%的国土和45%的大中城市均位于地震高烈度区（大于Richter magnitude scale 7度）。

在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其中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悬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至3000人。

（二）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可以包括旱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冻灾、雪灾等。其中旱涝之灾尤其严重。

中国首先是一个“治水社会”。如前所述：中国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29次，较大旱灾1056次，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1949年以来，重大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平均每年达25次之多，干旱和洪涝面积平均每年达2733万公顷，登陆台风平均每年7次，均居世界各国之首。有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至1980年期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至200亿元。中国是一个多山多暴雨的国家，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共约7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中国经济最精华的地区，集中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70%工农业产值，这些地区地面高度有不少都处于江河洪水位以下，使得洪水问题更为严重。

黄河两千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920年黄河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便饿死300万人；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

长江在1931至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造成超过14万人死亡，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

淮河近500年来发生水灾350次；海河近300年来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

中国的每一条大河都是西太平洋的残忍的信徒，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财产都成了它们东下朝圣的牺牲。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极端过分的恶作剧者，他们为人类送来牛羊和稻谷，但其目的仿佛就是为了马上将之掠走。各河流冲击扇，产生多少丰饶和文化，就产生多少饥荒和反文化。

（三）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包括热带风暴（台风）、风暴潮、海浪、海冰、海雾、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赤潮等，其中台风和风暴潮的危害最大。据统计平均每年影响中国的台风近20个，其中登陆的7至8个，约相当于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和前苏联的30多倍。

（四）环境灾害和生物灾害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环境的不断恶化，如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等，不仅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强烈加剧了人类生存危机感，它导致人绝望和歇斯底里，反过来加剧了生态灾难。

生物灾害有两种——直接危及人类生命的和毁坏粮食与设施的。前者在远古时代危害比较突出，史藉记载的很多。后者因蝗灾和鼠灾及各种虫害而闻名。据统计，现在生物灾害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10至15亿元人民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生物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各种自然灾害几乎都附带造成各种瘟疫和传染病，这种附带危害往往超越自然灾害本身的危害程度。

（五）再适应灾害

很多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天灾”往往由于“人祸”。“灾民理性”不仅是自然灾害的文化适应，也是各种灾害的人为根源。如在专制社会因“外部性”的问题，导致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从而加剧或引发了自然灾害。专制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漠不关心和决策的随机性，也导致和加深自然灾害。还有战乱，它不仅常常是灾害的产物，而且是灾害的延续与扩大。专制制度的官僚只对上负责，为讨上面高兴和显示政绩，往往隐匿灾情，导致灾害恶化。

总之，中国的自然灾害随时间的进展而恶化，必须与政治史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再适应灾害问题的极端突出，挑战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灾害概念。“20年代中期和晚期几次毁灭性的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中国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自然现象引起的”。

对中国自然灾害进行统计，以及对中国和西方自然灾害进行统计，并比较研究，无疑会对灾变论提供“科学的基础”。以下是笔者从相关资料中转引的反映中国灾难史的一个统计图表：（略）

以上统计表明，在时间上，中国年平均发生灾害的次数呈递增状态。而根据另外的统计同样证明了这一趋势迄今有增无减：“近十年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危害加重。全国年均成灾面积80年代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可以认为，首先灾害递增和灾民理性日益强化与完善具正相关的关系；其次，灾民理性虽然诞生于灾民的求救声中，但灾民理性只是不断强化使其得以出生和成长的灾难基础而已。这一结论意味着，自然灾变与灾民文化的相关性不等于合理性。

关于中国灾变问题之突出严重性，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作了这样的综述：中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不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而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因素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最后，编著者“毫不夸张”地宣称：“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关于灾害在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已经为一些在中国有长期居住经验的传教士和学者所注意，遗憾的是，灾变却未在他们那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尽管他们广泛描写了中国“饥荒”问题的突出程度，但在阐述“中国文化的特质”或“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却从不关注二者的相关性。

费正清可以说与灾变“失诸交臂”，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有关描述，本来足以替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描述作最好的注解。他注意到：就水的供应来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易于产生旱灾饥馑。从水源上来说，华地占据优势。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份溶化渗走了。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资源由人的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糞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足够的糞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湖块地区能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在小块土地上花费大量人力并以人便溺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的人口和精耕细作的土地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密集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社为异商。费正清还提到，在大河泛滥的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与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使得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拿，无所作为。

事实上，费正清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他没有进一步用这种认识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现象，所以他说“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在他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以外”。事实上，这种“社会观念”恰恰是灾民社会的必然产物，丝毫不值得“奇怪”。

乙 中国社会是灾民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史以来，中国人仿佛是大自然里的犹太人，在自然的淫威下成为流浪者。这是地球东方的一个灾民部落。生存是斗争，是生死之战；“与天斗”的被迫适应同时转化为“与人斗”的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再适应。在政治文化中，大禹和女娲首先是灾民英雄；时人把他们看为上帝，赋予他们绝对支配每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专断权力。灾民恐惧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在理性引导下发展为灾民理性。长期的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与内耗“智慧”，这可能是种族绵延不绝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如说是一个灾民大国，中国农业生产一直是荒政性质的战时性产业。农业是以有生命的支票物为主要劳动对象，以具有肥力特征的土地为基本生产素材，它必然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季节性。这一观点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因地域性和季节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个农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将深受地域性和季节性的影响——而商业社会，如地中海世界，受同类影响较少。与此相关的社会型灾变是这样产生的：灾害毁灭农业的积累，导致了争夺生存资源的生存战争，它在边疆地区和内政方面都是突出的，由此产生的压制性军事主义进一步耗尽了农业积累，从而使社会处于不断推倒和重建的循环模式上。

笔者可以从陕西、华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平原三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进一步证明中国社会的灾民性质。

一、陕西——灾民文化的发祥地

“灾变论”包含三个灾变指标：（1）灾害频繁而严重；（2）人口和资源的冲突；（3）前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

以陕西为例来说明中国社会的灾变特征是合适的。这个被称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区，自周、秦、汉、唐以来，千余年间，有13个王朝在此定都。那么，陕西的自然地理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位居大陆深处，无法得到充分降水。第二，地形地貌特征表现为南北高，中间低。中间是关中平原（渭河平原，西高东低，西部海拔700至800米，东部最低处海拔300米。西起宝鸡，东到潼关，东西长360公里，渭河横贯），北部是陕北高原（陕北黄土高原，沙地和沟壑占总面积80%），南部是陕南山地（秦巴山地）。因此陕西地表以坡地为主。紫阳县53.6%是斜度25度以上的坡地。这也是中国地势特征的缩影。坡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耕地面积狭小，并因人口集中而导致人地矛盾。其次是水灾严重。当然这和气候及河流分布等特征相关。第三是季风气候明显。夏秋多雨，春冬干旱，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第四，河流：黄河流域占全省总流域面积的63%，长江流域占总总流域面积的35%。年均径流量约为437亿立方米。嘉陵江年均输沙量为3230万吨。黄河每年流出三门峡的16亿吨泥沙中，有8亿吨来自陕北。气候和地形使洪灾严重，暴涨暴落。

有研究者称：在有史以来的全球累计的830亿人口中，中国人口累计数达330亿，占全球人口累计数的40%。可见不仅当今之中国是人口大国，历史上的中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数的22%。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更为重要（22%比40%）。对于陕西来说，从公元2年到唐朝，实际人口维持在500万到800万之间。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突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人口分布导致的：陕西人口分布集中于关中平原，公元2年，汉关中平原人口密度约46.5人/平方公里以上，是南北地区的7.9倍和5.9倍。这同样具有“中国特色”：1990年，中国大陆地区海拔200米以下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450.8人/平方公里，海拔200至500米则降至202.8人/平方公里，500至1000米为68.7人/平方公里。海拔1000至2000米，则降至43.7人/平方公里，海拔2000米以上是仅为0.9人/平方公里。这说明，中国的人地矛盾是绝对人口数量和分布结构共同导致的。

那么，陕西的自然灾害有多严重呢？作为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它同时也是自然灾害的“天然走廊”。美国作家斯诺（Edgar Snow）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几年前西北发生大灾荒（1928－1933），曾有300万人丧命，占陕西人口的1/3，另外有50多万人移民到其他省份，数千妇女和儿童卖身为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一项调查显示：“1933年饥荒时，用3天的食物就可以买到20英亩土地。”自然灾害的制度效应表现为：自耕农减少，租佃率上升。中农和富农也缩减。因此土地兼并的中国原因并非完全是强取豪夺，而是起源于饥荒贫困。可以看出，中国历代田制由均田始，到灾荒出现兼并，导致民谱，这一过程周而复始。

自然灾害不是时代性的，而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因为整个地理环境状态是稳定的。所以当面对1983年陕西汉中、安康水灾死亡2219人这类报道时，国民已经习以为常。同时，灾民社会的政治当局在制造和深化灾害方面起着结构性作用。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资源的独占、越演越烈的征敛徭役，特别是各种军事动员和军事冲突。

陕西长久以来成为武装流冠的理想之地。如李自成、回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里。“延安府从未从战争洗劫和饥荒中恢复过来，周围农村更是如此。”“陕西是荒野和盗匪出没的老巢。”陕西款项大多数是前士兵和哥老会。但最大的土匪是军阀政府。1928年西北大饥荒时，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严重短缺。1933年，国民政府的一项调查列出陕西基本粮食税以外的33种税收……1928至1933年期间，税收继续不减，税务拖欠是典押和出售土地的主要原因。但在所有的税收中，负担最重的是不定期的军事税，它与农民抗争运动恶性循环。战争和匪患阻挡了经济商业化的进程。

另外一种战乱是边疆冲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并贯穿中国历史之始终。“中国”一词不仅表达了“位于中央”这种自大心态，也表明了“四周围困”这种敌人意识。“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沥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汉族强盛之时，固可远却所谓夷狄之人于域外，然当其衰弱之日，异族又渐复内侵。故有秦皇、汉武之开边扩土，既有西晋末年之五胡乱华。其间国力之强弱，疆域之盈亏，皆吾先民成功与失败之痕迹……”顾颉刚先生说，中华民族之来源，至今未有定论，但他支持源自中亚细亚一说：“该处土地肥沃，应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后地址变动，成为沙漠，居民不得已而四散。”“史载：夏、商代实起于东方，周代乃肇自西土也。”殷、商之势力局限于黄河流域狭长地带，“在三代时之中国，实只有东西之对峙，而无南北之纷争也。”周之始祖，相传为棄，为帝尧之农师。而周崛起于泾、渭之间。在周以后的东西之军事冲突中，以“伐纣”之战始，经战国之乱而终于秦，后历代内战和边疆冲突循环不断。战争导致中国长城的修建。长城之建筑始于春秋，至战国时代，齐、楚、燕、赵、魏、中山、秦诸国亦先后建城设防。长城不仅标志着战乱使得贸易变为不可能，也说明了战争体制强加诸农民身上的各种沉重负担。长城征夫也成为数次农民造反的诱因之一。但中国的边疆冲突并不指向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中国的地理环境特点相关：一方面，周边草原部落的围攻使远征海外缺乏经济支持和军事能力，另外一方面，西太平洋地区的风暴使大海成为屏障而不是通途——这种观念广泛反映在中国精神文化之中，并被元世祖遣兵渡海征日本一事所象征：“以飓风覆舟，狼狈而归。”因同样理由，对于灾民来说，国内迁徙和逃亡是更主要的选择，或啸聚山林，或隐藏五湖，更多的是逃往“关外”：中原战乱浮海去乐浪之地。殷末周初箕子率殷移民赴朝鲜，它标志着中国灾民迁徙最远之半径和最后之方向。

然而，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总的来说，自然灾害和军事冲突是消减人口的力量，那么人地矛盾是怎样出现的呢？因此人口过剩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人自身的生产战胜了灾变的杀戮，事实上，“生殖策略”理论就是这样来解释中国的人口增长的。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尔文主义的适应选择理论是有说服力的。但问题可能比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要复杂得多，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还必须在宗族文化中寻找补充解释，而在我看来，宗族传统同样是人类对灾变的一种文化抵抗。

“周之所以能统一中原，开拓东土……则由其广封同姓子弟及功臣为诸侯也。”在灾民社会，生存能力取决于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特别包括抢劫能力、抗灾救灾和军事抵抗能力）两项因素。这两个指标对人的数量和组织方式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人多意味着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血缘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这两项目标之下，多生成为中国人的生殖策略，并最后上升为伦理要求和国家观念，而宗族文化和这一生殖理想互相促成。

在这方面，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描述支持。许先生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他说：两河流域中城邦人群结合的原则不是亲缘，而是合约的、地缘的。黄河流域是地缘和亲缘的结合。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中国移民的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远程移民，演变的结果是大量人口高密度的分布。中国在新石器时代部落分布密度，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看，大约黄河中游一带有两三千居住遗址，密集的程度和今天的现象非常类似。由于亲缘关系，居民移动缓慢，短距离移民使得居住 地愈来愈挤。炎、黄两个部族号称兄弟关系，祝融八姓尊奉共同神祝。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天下一家，家国不分。亲缘是中国政团的第一基因。许先生进一步分析了血缘基础上的社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它产生了精耕农业，在最小的面积上获得最大的产量。奴隶农庄和精耕细作不相符合。罗马的奴隶农庄在汉代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国家常常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并把大地主的租户“编户齐民”。中国大地主定不过三代。不仅是众子分家的继承制度使然（在我看来，这一继承制度是资源短缺条件下的平均主义生存策略），也和天灾人祸密切相关。

但许先生只提出了这些问题：人口密集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局部地区有高的人口密集？可他没有给予答案，但在应付动物、天灾、人祸、季节性变化等方面，血亲族团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生存优势还是部分地穿刺出来了。笔者的结论是——以亲缘为基础的密集居住产生的结果是互相反驳的：一方面提供了救助的先天动机和生存效率，另一方面导致了人口和资源的冲突，而两者又互相强化。这种困境是通过种植业的无限精细化来缓解的，当这种保障因突发灾祸而被打断，家族领导的战争及按亲属分配战利品便成为唯一的解决办法。

二、华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稻米文化仍是灾民文化

关中文明大约在1000多年前开始衰落。由于经济和政治势力转向繁荣且人口众多的水稻生长地带——华南和华中，中国的文化中心似乎找到了逃避灾变控制的道路。然而问题果然如此吗？

华南五省是中国气温最高、降水最多、热带风暴最频繁的地区。其基本气候特征是高温多雨，冬寒夏暑。而其地貌的基本特征是山丘众多（福建80%，广东75%），自然灾害频发。在此引证《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一书的相关资料来巩固本书的观点。书载：明英宗正统七、八年，福州古田县发生瘟疫死1440口。宪宗成化十一年至十二年大规模瘟疫“死者相继”。二十一年广西平乐大水“河流民居万余”，广东风雹“坏民居万余，死者千记”。武宗正德十六年，福州大疫，府县官员死者40余，军民死无计数。嘉靖十七年，广东惠州大水，居民“死者以午记，户口或因之告绝”。神宗万历三十一年，泉州海潮泛滥，淹死万余人。三十七年，福建建宁等四府大水淹死居民十万余。四十六年，潮州飓风淹溺12500人。各种战争和民变。同时，大量女婴被溺。福建建宁府浦城县：（明英宗）正统七年，男35591人，女22243人，男女比例为1.6：1.（明宪宗）成化八年，男42915人，女18245人，男女比例为2.35：1.万历四十八年，男32966人，女11628人，男女比例为2.84：1。“一邑之广鳏十居六七”。

有明一代，华南圈套的自然灾害有记载的即达1000余次之多，平均每年3.87次，包括水灾、旱灾、风灾、冻灾、地震、生物灾害（蝗灾等）、地质灾害。有90多个年份曾发生饥荒，有40多个年份曾发生较大的瘟疫。明成祖永乐六年，邵武府瘟疫死亡逾78400人，两年后瘟疫再起，“死绝万二千余户”。明代宗（景帝）景泰七年，文本桂林“疫死者两万余人”。嘉靖41年，泉州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屍相枕藉”。该书提供的“明代华南战乱统计”表明：内部战乱撮其要者185宗（农民起义、民族冲突、兵变与流寇。倭寇和西方入侵）。

现在将视野移向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这里也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但在这块热土上并没有成功建立起控农业和实现工业化，箇中原因是什么呢？

有研究者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自给性的商品生产与农民生计困难（生活所迫）、粮食供应困难有密切关系，而且农工业密切结合，市场受到局限，因此与地中海贸易迥异。以中日生丝之战为例来说明上述问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向国际市场输出产品对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华丝却被日丝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击败。原因是什么呢？1895年，中国生丝出口仍居世界首位，占65%强，日丝输出量只占34%强。1906年，日丝输出量超过华丝，至1930年，日丝已占世界主要生丝输出国生丝出口量的68.04%，中国只保有32.76%的份额。从1877年至1936年60年中，日丝出口数量从只相当于中国的30.42%，猛增到816.34%，在价值上从相当于中国的18.92%，飙升到1059.31%。中国蠶桑改良因缺乏政府的重视因而缺乏效率，可是日本政府却全力扶持工商业是。在我看来，进一步的答案似乎应是灾民政府在发展轻工业方面受到了军事动员和农本体制的挤压。而这两点，使中日政府对国际贸易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近代中国的自然灾变和社会动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农业部门和国事部门压倒商业部门是符合“灾民理性”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在这种条件下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成为新的灾祸——“生丝危机是对无锡农村经济的学生打击”。

长江三角洲的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也许更值得注意，自然灾害几乎是近代淮南垦殖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淮南垦殖业自1920年开垦以来，1921年、1922年、1923年“连续虫、风、雨、水之灾，收成极少，入不敷出”。此外，淮河、长江、黄河水患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常规”危害。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原地区的灾难使人口向本地区移动，多种原因也导致了长江三角洲的人地矛盾。以江苏人口为例，1753年1262.9万人，耕地面积7011.0万亩。人均耕地5.55亩。1812年3784.4万人，耕地面积7208.9万亩。人均耕地1.90医疗队。1840至1950年，人口4348.3万，耕地面积6475.5万亩。人均耕地1.49亩……

三、华北平原——陕西模式向东延伸

华北地区土地资源比西北地区要丰富，但这一优势为以下两个问题所瓦解：第一，华北平原成为历代南北东西战争冲突交汇点。第二，华北的地形特征以及气候特征与陕西大体相同，可以说是陕西模式向东的自然延伸，并因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地势落差而强化了水灾的猛烈程度，同时因相对接近东部海洋而更受季风降水之影响。

前不久，一个美国调查小组在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进行了一次调查，该调查报告描述了1935年至1960年1/4世纪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这块土地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苏俄集体农庄式的高级社、大跃进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进一步强化了它从历代王朝那里承受下来的灾民遗产。报告指出：1749年，饶阳县有耕地540181亩，户均23亩，略少于4英亩。除了“人多地少”这一问题以外，几个世纪以来，饶阳农民与华北平原许多农民一样，被旱和涝这一对天灾弄得苦不堪言。1368至1749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春冬干旱，夏季多雨。发源于太行山麓的河流流速快，经常泛滥成灾。土壤盐碱化。1920年至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即今河北）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年至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1/10的男性未婚率。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几次大饥荒越演越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彺。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四、西欧农业生活及近代转型

近年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重新发现”了中世纪，它使人愈来愈赞成“历史没有裂缝”这种历史连续性的观念。近代化不是突发事件，它的基本原则在希腊－罗马和希伯来传统中，特别是在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已经逐渐确立。这一共识再一次使“为什么偏偏是欧洲”这一近代问题“后现代化”——历史连续性为地理环境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玫斯（Eric Jones）在1981年提出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战胜“偶然论”的又一过程。（偶然论认为：工业化是一种偶然，起源于煤的广泛应用和新大陆的发现）（Kenneth Pomeranz，2001年提出）。玫斯在《欧洲的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声称：欧洲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都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怎么看待玫斯的自负，这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有研究者发现，英国近代化的秘密是：人均产量超过了人口增长，避免了马尔萨斯危机（Malthusian catastrophe）。“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而是得益于“富裕农民的出现”。就粮食生产率而言，西欧中古晚期比中古中期提高130%，而中国清代与明代相比并没有上升。恰恰相反，江南一个中等农户的粮食生产率下降11%。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摘，署名侯建新的中国作者辩护说：英国是先资本主义百后殖民主义，而不是相反，他以伊比利亚半岛的衰落作为例证。他也反对剥夺论，因为中国一直在剥夺农民，所以剥夺农民也不是工业化的前提。酱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圈地运动之前已经基本完成。而圈地运动主要还是靠市场和经济手段完成的。他不同意玫斯的观点，因此他的结论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首先是原始积累的成功，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储蓄率则是这一成功的标志。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原始个人权得的发展以及社会法律政治体系。习惯法、参与裁判制以及法庭内外的斗争，保证了小农生产的连续性与正向积累。他举例说：在英格兰，十三世纪末到十六、十七世纪，这300多年的田租基本是稳定的，“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并非罕见”。此外他重视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特权”的重要意义，显然，在欧洲，城市的确立，城墙并非优先考虑，这意味着自由（尽管也存在相反情况）。从1100年到1300年，英国共出现140个新兴城市，其中许多都是国王或僧俗贵族为了赚取租金或工商业税颁布建城特许状并提供地皮和庇护而宣告成立的。城市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建立起来的，它成为农民逃亡的“新大陆”。

如何看待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中国学者秦晖在一篇文章中说：私有化必然导致效率吗？我国传统时代上千年历史的土地买卖并未造成土地配置的优化。他进一步引证欧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农业经济学“农场之争”中恰达耶夫（Pyotr Yakovlevich Chaadayev）的观点：德国私有农地市场交易的结果造成土地零碎侵害，而没有造成效率。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我国传统时代上千年历史的土地买卖并未造成土地配置的优化”，这一命题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土地买卖”是非“自由的”，这一点正如秦本人刚刚所论证的：“中国古代土地兼并并非是交易产生的（如封赐、圈地等），农民战争主因是官民矛盾而非租佃矛盾。”那么如何评价第二个问题，即“德国私有农地市场交易的结果造成土地零碎分割，而没有造成效率”。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德国的土地私有制度是在战争状态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十九世纪对于德国来说是第一个战争世纪。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对德国（当时称普鲁士）开战。在战争状态中，在民族主义鼓舞下，德国于1807年开始了“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它实际上是一场土地革命”。1807年10月9日《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赦令》（《十月赦令》）把“地产自由”与“农民解放”确立为改革目标。但与此同时，“军事改革”开始（可以提一下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m Kriege）：军事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军事动员和战争消靡了农业改革的有限成果。与此相关，教育改革灌输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1813－1814）爆发，法国失败后是沙皇支持下的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反动统治。改革的遗产分布是不平均的：“在西德主要形成一种大块土地或租佃给农场主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在西南德，至少把土地划分小块给农民，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并为市场从事独立生产。”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持续扩展到1848年，它奠定了普鲁士工业的基础——向资本主义容克（德文Junker之音译，指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地产制过渡。1848年“红色革命”是对容克地产制的抗议，其结果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的统一战争和铁血统治（1864的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俾斯麦及其精神统治之下的德国，“私有农地市场”大打折扣。

封建精神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因此中世纪后期起义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十一世纪的骑士制度：尊重妇女和穷人。不准把农民赶出土地是公认的法律，农民不用担心失业和晚年没有生活保障（领主有责任照顾）。农民不用服兵役。这一点和西方宗教传统密切相关。但他给出的答案则可能是一种同意反复。问题的实质是：“原始个人权利的发展以及社会法律政治体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承认“农业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主要劳动对象，以具有肥力特征的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那么否认或轻描淡写地对待农业的“地域性和季节性”是不诚实的。特别是当认识到工业化以农业增长为基础的时候，在逻辑上支持农业以地域和季节特征为基础也是顺理成章的。

中世纪的欧洲农业是建立在“土地丰富，人烟稀少”这一地理条件之下的。但这一判断当然不否定欧洲农业也同样深受灾害的影响。侯建新的论文中也谈到：“从1300年或1350年到1450年或1500年期间，西方大多数农村遭逢困难。农村自身的进化和外界事件的压力——这还不考虑可能的气候变化（气候越来越冷且不稳定）——促使在农村生活中的劳动力与资金两个因素上，强制地发生了重要而残忍的变化。”这一时期，欧洲人口下降、土地荒废。劳动力价格（工资）上涨，土地和谷物价格下降。这主要是瘟疫（黑死病）、饥荒与战争的影响。但这里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我并不是说欧洲绝对无灾变，而是为什么中国是相对灾变的。

世界农业起源于西亚、北非地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在近东地区先后兴起了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和波斯人、克里特人、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中国直到公元前2000年还没有文明生活。我相信这种状况存在某种偶然性，迄今为止，世人还无法证实最早的人类是何时以及为什么先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早期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全球迁徙还是先后选择了相对适合生存的地带定居下来了（古代各大文明的分布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说：没有理想的气候条件，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文明。这话至少在文明的开端时期是一个基本常识。地中海的商业文明（相对来说）显然和其地理位置及气候特征密切相关（欧洲地域空间的多样性为地中海四周集中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东南部的“新月沃地”及附近地区为贸易提供了剩余产品）。在中世纪，欧洲地多人少（欧洲可耕地占总面积的1/4，亚洲为1/6）、森林茂密，典型的传统农业是休闲，轮作并兼有放牧地二圃或三圃耕作制，将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大约公元前1000年，最早在希腊形成了二圃制（亦称两年轮作制，即将土地分成两个区，一个区种植麦类作物，一个区休闲，次年轮换）以后推广全欧（三圃制），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产业革命。这种耕作制度对于精耕细作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有人把欧洲精神归结为以下几点：（1）古希腊的民主传统。（2）日尔曼民族中的“自由人”的聚合（在和平时期抵消领袖的权力，包括中世纪的“封建”精神）。（3）古罗马的法律和成文法的思想（及后来洛克（John Locke）和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等人的权力分立思想）。（4）基督教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和平等的思想，以及道德风尚。（5）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结合“两希”遗产形成的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事实上，人类最早的解放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公元前10000年左右，冰河融化把欧洲解放出来。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欧洲实现了农业变革。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石器工具进步，此外一个条件是气候的变化：由于气候转暖，人类离开山洞到平原定居。食物储存使人从自然的绝对控制中独立出来。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出现剩余并产生交换。然后自由时间增多，神职人员出现。石器时代的巨大坟墓建筑和巨石建筑可以表明这一点。但在中国，建筑主要表现为墙的修建，人类必须为各种灾害而不是终极问题劳神。相对说来，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人的第一次独立运动一直没有完成，作为“斜坡上的居民”一直没有站立起来。因此一直到现代，“站起来”仍然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

要之，缺乏良好的自然条件，先民无法取得农业剩余并从事交换，而交换本身再一次需要相应的地理条件。正是在贸易（地中海贸易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地理大发现前期）和休闲农业的双重支援下，人的权利问题和规则至上的问题才得以发现并逐渐确立——饥民只有传统而没有规则，换句话说，灾民理性等于食物就是规则，力量就是上帝。因此，当问及“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它的答案可以上溯到西欧历史的开端，那里并不能提供全部答案，但没有那里的答案，所有的解释都是不同半径上的循环论证。

丙 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社会动乱是一种再适应灾害，是无神论社会对危机的本能反应；越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越是无神论传统越强大的地方，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越强；在极端情况下（如在中国），自然灾害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几乎具有一一对应的相关性。这一对应性将人的主体性悬挂在空中：由于缺乏信仰，无神论应付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在肉体上上消减竞争者邻居并均分财产，人的责任因此被置于自然力量之右。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与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分道扬镳——一方面，人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但另一方面，人犯罪是出于自己。肉体作王的结果就是该隐家族背叛神，战争成为无神世界应付危机的第一正义。这是一场“分别为暗”的选择史，人自己上被告席。

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灾民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交替出现。在以后的历史灾变的重复中，历史的绵性发展面临巨大的障碍，永远存在下一个动乱使社会发展的努力回到或接近起始点。“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出现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

一、生存之战

自然灾害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使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条件，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与此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压倒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相比较更具残酷性。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交替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经济秩序”于掠夺性政治动乱之中受到摧毁。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了。中国的农民造反百分之百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国人基于人类的同情心上而可能对“农民革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因资源极端匮乏，生存之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具有普遍性。或者说，生存之战是一种全面内战。具体地说，生存之战大体上包括以下各种“战争状态”。

（一）灾民造反

农民造反基本上发生在饥荒年代，是最典型的生存之战（灾民起义）。它包括造反和内乱两种形式，前者针对王朝，后者是不同的灾民队伍之间的互相攻伐。

一般来说，灾荒和政府横征暴敛（不是阶级剥夺）是中国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抗议队伍一般以流民（往往是灾荒的产物）为领袖，以灾民为群众。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农民造反运动的特征，其背景是：秦始皇嬴政在位十多年中，几乎无日不征发徭役，大兴土木，对匈奴和南越用兵。其中兴建阿房宫、骊山墓和对外用兵，连年动用劳动和即达170万人。秦朝法律残酷。二世“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徭役的极端存在象征着中国农民制度具有准奴隶制度的特征，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农民问题之一。隋煬帝对内大兴土木，役丁600万建洛阳，征调民工300万开凿大运河，发丁100万余修长城。公元606年，全国人口4600万，公元605年，兴建各种工程动用民力1700万。不过大规模徭役也为起义提供了组织条件。当然，很多农民选择是在自然灾荒爆发的时候开始的。如元末红巾军，明末李自成等。

中国农民选择的政治目标是均贫富，更可能是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政治目标传达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中国农民的政治理想和皇帝以及知识分子的理想（土地均分制）基本是一致的，区别仅仅是夺取分配权。因此，中国的平均主义传统是非常深刻的。历次政治动乱不是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之间的征战，而仅仅是争夺平均主义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征战，而控制权回报构成了“起义”的第一政治目标。这可能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的历史秘密。

（二）血亲纷争

家庭内部成员之是的生存利益分配之争。主要围绕家庭地位、继承权、大家庭财产分配和老人赡养等“经济”问题展开。这种“该隐与其弟亚伯”的冲突遍及世界，但在中国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的家庭成员因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极度稀缺，使他们很难通过“多样化”发展来实现自我价值，令致他们把各种冲突内化并推向极端。”家庭动乱”往往恶化为悲剧性的自相残杀。中国普通家庭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极其经常的，其中发展为大打出手、视如寇仇，乃至蓄意杀害，例子不胜枚举。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划清界限”运动表面显示的是家庭悲剧的政治动乱根源，但其实质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极端焦虑。考虑亲情之重和幼儿的成长环境，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动乱比家庭内战更严重地几十人性和人类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内战几乎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第一根源。这种疯狂在权力集团内部尤其严重，王权世袭制度导演了中国高层家庭内部特别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史。《郑伯克段于焉》讲述了一个手足相残，卑鄙但被升格为政治艺术的故事，曹植在胞兄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故事家喻户晓……社会高层家庭内战对底层家庭以及社会内战的示范效应是不能忽视的。

（三）“战斗者小团体”

生存之战更普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人与人是狼”这一霍布斯（Thomas Hobbes）定理可以看作是灾民文化的一种准确的概括。生存之战是中国人际关系冷漠和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根源；也是唯家族主义和唯团体主义的根源，因为家族和团体是“生存之战队伍”，是“战斗者小团体”，它比单个的个人有更强的生存战斗力，和生存能力，因而也产生了灾民对这个团体的依附或费正清所说的“社会观念”。灾民团伙是掠夺性和资源垄断性组织，是灾民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奉行一种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小团体的内部之战和外部之战共存，后者表现为掠夺之战，前者表现为分赃之争。这是一种充满无限导论的社群主义。

先介绍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它主要发生在尚未垄断国家权力以前的遊民时代。各种造反和骚乱（以“梁山”为代表）无不指向粮食和财富的掠夺。当它们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由于资源短缺和贪得无厌，互相攻伐不可避免。黄帝和炎帝勾结起来率领各自的灾民部落，和蚩尤在远古的旷野里，似乎进行了第一场著名的生存之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之战是典型的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春秋无义战”）。刘邦与项羽、宋江与方腊、朱元璋与张士诚、李自成与张献忠、蒋介石与毛泽东……各种灾民队伍进行搏斗只有一个目的：把对手的饭碗抢过来；因此也必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彻底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因为生存需要基本上是肉体需要，消灭别人的肉体就在根本上消灭了他人对“需求”的竞夺，同时，也消灭了“敌对势力”因生存需要而必然发动的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挑战。由吴天明导演、张艺谋主演的电影《老井》形象地描写了中国的村落之战。那是旱灾地区典型的生存之战。

（四）权力内战

权力斗争是战斗者小团体内部之争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它垄断了资源以后必然产生的分赃之战。这里没有文化贵族，有的仅仅是军事贵族或前战斗小团体的贵族化形式。当外部之战完成资源掠夺以后，建立内部的资源分配制度成为一项新的任务，由于掠夺的非法性，这个分赃过程必然产生无序状态，再分配同样是无法无天的；分赃斗争从掠夺战争结束之日起始。“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有限的妥协，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权力斗争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战争年代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考虑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军警首脑的特点，笔者将术力集团内部的斗争称谓“权力内战”。“权力内战”往往蔓延到社会，或利用社会动乱（当然也可能同时为社会动乱所利用），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五）对外扩张

这里主要指在生存欲望支配下的王朝对外战争。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和中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也存在于和遊牧民族作战的年代。此外，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战斗小团体也往往为了逃避剿杀和开辟新的生存资源，而向境外扩张。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对外侵略问题并不突出。很多对外征服都是防御性的。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内战”的工作太多太繁重，使统治者没有精力“照顾”国际问题。

（六）对内扩张或内部侵略

笔者把王朝或统治者对国内的战争征伐和行政侵犯称谓“内部侵略”或“内部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若经济原因或生存空间问题是国际战争的主要根源，那么灾民社会的“内部帝国主义”政策完全出于同一原因。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侵略者在占领区所推行的蛮横虚伪的文化政策，与“内部帝国主义”大同小异。由于误导，或者也由于人类种族中心主义的本性，内部侵略的罪恶往往受到忽视，至少在与外部侵略相比较时是这样。事实上，由于内部侵略的经常性和直接性，其危害更大。同时，由于内部掠夺的机会成本更低，比较效益更主；所以内部侵略往往是人类战争的真正主流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动乱”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一直“沦陷”在这样的“自我侵略”状态之中。因此我不赞同储安平先生1945年关于“沦陷区”的议论，他说，（大意）日本入侵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沦陷”，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又“第二次沦陷”于“缺德透顶”的本国官僚的统治之下——由于生存竞争导致的内部侵略，“沦陷”一直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正常”的生存状态。

（七）“绿祸”

“绿祸”显然是与“黄祸”相联系制造出来的概念，笔者用它来指中国四周草原民族的长期间断性的入侵与征服。中国的北面边界基本上为遊牧民族所环绕，那里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是遊牧民族不断向中国农业地区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了“灾变论”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不同就是自然条件的不同”（魏特夫），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期（这首先是灾变导致的结果），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文化的不同。遊牧部落与遊民社会相比更具野蛮性，不过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更恶劣罢了。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认识这个问题。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尔……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水平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立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把他们的面孔塑造成为有细长眼的，颧骨突出的汗毛稀少的，把他们多节的身体坚硬化了。随意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遊牧制度，遊牧经济的条件使他们与定居居民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怯懦性的借贷，有时则是屠杀性的掠夺……他们是土地的自然创造物，是饥饿和惨苦的儿子；骑射是遊牧人民的唯一的手段，使他们在饥饿的年代里避免全部的死亡”。

灾民部落（勉强可以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内战无异弱化了它对草原民族进攻的抵抗力，而同时作为“近邻”，也因此必然遭受比西方更严重的征服。“草原灾难”或“绿祸”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长城是这种冲突和中国人缺乏安全感的历史见证，而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千古不变的意识形态。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这些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欧洲所遭受的这种恐怖）同遊牧部落向中国和印度的胜利相比，还真是不值一提……东欧各民族组成的堤坝保护着欧洲，他们用自己的不幸换得了欧洲的安宁”。

中国的农业文明生存在草原文明的包围之中，也意味着羊生存在狼群之中。这种“农耕孤独”状况和美国对比是非常突出的：美国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和民主，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到美国的本土（中国无一倖免），美国周围也不存在侵略性的民族。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说，美国的环境优势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这样说来，“中国”仿佛是上帝的弃儿。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元朝和清朝在中原的杀伐对民族文化和灾民理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两个世界的撞击”

近代以来，西方入侵和中国排外的历史情绪以及文化的差异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很多流血冲突。这些冲突和战争在已经动乱不堪的中国历史中添加了更多的死尸和炮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疑是一种新的灾变力量（在灾民看来部分如此），尽管这也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在近代中外冲突史中，日本的侵华战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的入侵根源于日本的生存恐惧，就像草原部落的入侵根源于他们的生存恐惧一样。中国的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显然是更加残酷和恶劣的；而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在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的危机感中熊熊燃烧起来。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是空前的，而日本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一切社会灾难、自然灾难和政治专制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

上述社会灾变的描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今天的欧洲人回顾欧洲历史对五件灾变事件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一是成吉思汗的侵略，二是法国大革命，三是纳粹的兴起与奥斯维茨（Auschwitz）灾难，另外两樁是自然灾害：黑死病和里斯本大地震。这种惊恐是“少见多怪”。这些灾变中国人见多了。中国每个朝代末年至少都发生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恐怖和暴政；而几乎每个君主甚至包括他的大大小小的跟班就是不同形态的希特勒，至于“成吉思汗”式的入侵更是每个帝王必须面对的“外交”难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成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牲与欧洲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文化的意义。他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统计：“亚细亚曾被征服13次……而欧洲只发生过4次巨大的变化。”他接着分析说：“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形式提供一份详细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负责的也是复杂的工作。我已经说明，每次自然灾害几乎都可能导致一次相关的社会动乱。此外，二十四史是另外一个证明。二十四史至少意味着24次持续若干年的巨大的社会动乱；而其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帝王易位都可能导致一场规模不等的骚乱。加上异族入侵和其它各种社会灾乱，展示了一部混乱而血腥的中国历史。1815至1914年间，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百年和平”在中国历史旧是极其罕见的。有人用“粗线条”勾勒了中国社会动乱史：秦亡后，中国“一统时期”达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大约800多年；换言之，在接近一半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生活在战乱之中。

为方便起见，可以选择政治动乱史的某一片段进行“抽样”考察；这种证明显然需要一定的想像力，但我砍这种推理的可行性。

1800年至1949年期间是中国灾乱最突出、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后期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动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白莲教（1796－1804）；对英战争（1839－1842）；太平天国（1850－1864）；捻军（1853－1868）；回民起义（1855－1873）；对英法战争（1856－1860）；对法战争（1883－1885）；第一次对日战争（1894－1895）；义和团运动（1900）；辛亥革命（1911）；军阀战争与北伐战争（1915－1928）；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国共内战（1946－1949）……事实上，类似的社会危机不仅仅影响当代。

下面的一些资料来自法国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的《中国社会史》一书。一般来说，西汉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时期，然而即使如此，西汉的社会动乱仍然是接连不断：

公元前212年秦末的社会大动乱开始，这场动乱持续了1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决战；

公元前201年分封之乱；

公元前201至200年与匈奴作战；

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乱；

公元前199年内战；

公元前198年匈奴之乱；同年山东和长江流域的10万人被强行迁至华北地区，这一灾难持续到公元一世纪。

公元前192至190年，渭水流域的30万人被征修建长安的城墙；

公元前180年之前的吕氏之乱和公元180年对吕氏党羽的镇压；

公元前179年收队南越；

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58年北方边境军屯；

公元前157年至154年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35年进攻越国；

公元前133年远征匈奴；

公元前132年10万人受命修复黄河决口；

公元前131年谋取西南；

公元前130年四川到广东的道路工程；

公元前129年渭水和黄河工程；

公元前128年远征满州和高丽；

公元前127至119年进攻匈奴；

公元前124至122年刘安事件；

公元前123年对蒙古地区发动进攻；

公元前122至109年汉朝向南征讨；

公元前120年大水灾，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

公元前117至115年建甘肃诸郡；

公元前113年在西北地区征民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和土地开发工程；

公元前112年远征南越；

公元前110年征服福建越国；

公元前109年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108年远征西域；

公元前104至101年在西域和帕米尔远征；

公元前102年驱士兵和苦役犯修建长城；

公元前101年消灭大宛国；

公元前99年，帝国东部人民起义；

公元前97年对匈奴战争；

公元前95年，陕西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92年宫廷审判；

公元前90年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征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去世；官吏队伍和宫廷之间持续80年的各种斗争；

公元前86至82年云南远征；

公元前78年对满洲远征；

公元前77年对西域远征；

公元前76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公元前72至71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71年在新疆作战；

公元前67年对吐鲁番远征；

公元前51年在董促舒的建议下开始会堂专制和思想迫害；

公元前18年出售官位；

公元前14年农民起义；

公元1至25年“王莽乱政”；

公元11年黄河决堤并改道，灾害持续近10年；

公元17年“吕母”领导人民起义；

公元18年樊崇领导农民起义；

公元20年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

公元22年赤眉战争，期间黄河下游发生水灾；

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战乱中灭亡；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入长安；同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公元27至28年宫廷内乱与镇压赤眉起义；

……

不过谢和耐关于中国几个帝国时代的意见（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值得商榷，他夸大了中国不同朝代文化的差异性而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稳定性。谢氏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序中说此书的目的是：“反击某些错误思想。某些人幼稚可笑地认为中国是孤立的并相信所谓中国人之惰性。非常遗憾的是，为了铲除这些错误思想，尚有许多事情要做。”这基本表达了西方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经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tz）、伏尔泰（Voltaire）以及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人物代表的那种理论局限性，他们的目的之一是为在本文文明体系内进行文化批评寻找一个参照系。他们似乎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正确地得出了结论。但我不认为他们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结论成功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常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支持了他们在西方一直竭力反击的东西。

以上的统计仅仅是历史记载的史实，而且是历史记载的史实中的一部分；如上面的统计就不包括《史记·货殖列传》中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这样一次灾难：“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与西汉帝国相比，中国其它王朝时代的社会动乱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言为心声节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80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二、中国政治史是荒政史

除了兵灾，灾民政府的另一种反映就是救荒。公正地说，这种政府救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政府自我求助的目标永远高于救助灾民的目标，而灾荒的恶化也往往是政府失职（公共工程的荒废和仓储政策的失败）造成的后果。政府失职最恶劣的表现是在灾荒年月中“囤积居奇”和横征暴敛，统治当局往往为了表现政绩所施的苛政，与灾荒并行。

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中国政府在救灾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救灾往往是为了表现“恩人执政”的合法性，而不是真正为了灾民的利益，否则就很难理解“丧事作喜事办”这种政治传统。但这种频繁施恩的政府行为无疑客观上表明了中国灾变问题的极端特殊性。

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略）

三、中国杀人史之一

中国杀人历史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杀人，第二是通过刑罚合法杀人，第三则是自杀。有史以来，中国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可能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的答案。

被一些学者错误当作“敬虔时代”的黄帝时代，就是一个杀人的时代。黄帝通过53场战役打败了蚩尤，统一了3大部落、72个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黄火拼，盟军内战，决战于阪泉之野。大败炎帝之后，黄帝四处征讨。事实上，五帝与周边部落战争从未中断。

有夏（公元前2033－1562年）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夏本纪》）。商采兄终弟及制，有“九世之乱”，仲丁开始，其后五代九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开战。西周（公元前1066－771年）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春秋（公元前770－476年）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余宗。战国（公元前476－221年）250年间，大小战事230次。很遗憾，这些战争到底杀死了多少平民，没有确切的记载。

从公元前195年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10年“农民战争”。秦朝人口有3000多万人，到汉初，人口锐减至1500至1800万，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汉末人口增至6000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公元156年，人口增至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人口仅存2300万，损失达60%。隋初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末战乱，人口降至唐初的2500万。唐末“黄巢起义”，五代前后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塗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金、元灭两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忽必烈屠杀了1800万中国人，中国北方90%汉族惨遭种族灭绝。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Guinness World Records）1985年版。元末混战中明朝开国，朱元璋仅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10万之多。在位30年，杀了20万，并象秦始皇一样推行妃妾、宫女殉葬制度。明末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54年。明末人口从2亿锐减了40%，1655年人口降至1.2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其中满人和张献忠屠蜀，惨绝人寰。满族征服汉族，先在辽东地区共杀辽民300万，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扬州城破，死者达80余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倖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怪，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000万人口。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损失近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抗日战争8年，日军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民。1946至1949年国共两党打了3年，国民党一方死了341万，共产党一方死了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最后，自1949年以来，中国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人……

另外一种国家杀人，是在刑罚中大量应用死刑。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后文将进一步讨论。在这些残酷的杀人艺术之外，“连坐”“株连”制成为补充规定。中国自秦代起就开始采取连坐政策，不仅本人要被诛杀，而且要株连九族。

关于中国自杀问题，晚明以来的传教士就注意到这一独特的中国悲剧。不过由于历史上自杀人口无法统计，仅可以通过今天的相关数据想像一下，几千年来有多少中国人在逼迫中自己杀害了自己。前不久，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万分之10，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1/4人口数。除了自杀成功者，每年还有约250万的自杀未遂者。有研究者据此分析，实际自杀数要比公布的高3至5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每天约有685名中国人自杀。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平均每2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并有8人自杀未遂。自杀者平均年龄32岁。

另外一种杀人悲剧，是没有“凶手”的非正常死亡。历史上相关案例无法重新整理，不过当代的相关数据，可窥一斑。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3）至少3000万人遭“杀害”，但这一悲剧不是唯一的。2003年，中国每10万人中，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达13.6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关于中国非正常死亡问题，《瞭望》周刊2004年4月初发表了《考验转型期的社会体制》一文，该文披露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包括：（1）每年有12万人死于结核病；因患血吸虫病或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不详。（2）全年至少有28.7万人自杀死亡。（3）2001年因食物中毒而死户的人数是184人；专家估计实际中毒人数可能是统计数的10倍以上，因此因食物中毒而死亡的人数也可能是不准确的。（4）生产安全事故导致死亡的人数近14万。（5）每年由于自然灾害造成数千人死亡。（6）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7）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8）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万人。（9）每年被处死刑人数至少1万人。非战争状态的刑事杀人可以视为准战争状态，这种连续不断的小规模社会动乱同样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同类案件，但灾民社会的杀人案仍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犯罪“标的”在经济价值上可能极小，另一方面在犯罪手段及危害程度方面又极为残忍和严重。大致推算，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数字在80万人以上。

中国杀人史是中国动乱史的最后完成。它表明，缺乏信仰的社会在危机之中可能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