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江胡完成了表面上的权力移交，中国政治从此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这个不确定时期唯一确定的事件是：江泽民及其集团将很快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江泽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是，终结江泽民主义的政治抵抗一直存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门前政治和网络政治的兴起。当然，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并不意味着江泽民主义的结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胡锦涛将部分吸收江泽民主义的精神“维护稳定”。
一、门前政治与稳定的终结
一九八九年以后，国家暴力在城市和街道实施了全面戒严，中国政治因此进入低迷期。知识分子和学生作为政治主体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可悲的是，机会主义取代启蒙主义统治了大学。但稳定党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一场新技术革命发生了，一九九五年之后，因特网进入中国，民主墙于是陆续转向虚拟世界，并几乎取代了纸媒自由而形成了“第五种力量”。与此同时，“稳定主义”改革导致的社会冲突在民间不断滋长，它以上访的方式在“信访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向政府门口聚集。九十年代初期，这一政治浪潮主要以下岗和传统的权力侵略为控诉对象；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抗争成为主力军。当然，抗议权力滥用和不公正仍然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共十六大无论如何都可以视为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稳定主义”在党内不再是决策的唯一根据：另一方面，网络自由开始和上访抗议合流，在二〇〇四年的春夏之交表现得最为引人瞩目。由于有了互联网，忽视和压制上访声音的官方媒体的垄断被打破，上访者从政府门的的拳打脚踢中可以和世界建立起联系——因此封锁网络并关闭网吧就成为“稳定主义”最后的一种政治努力。
1、从“广场政治”到“门前政治”
二〇〇四年仅仅是上访风潮和上网风潮合流的第一年，因此前景如何尚未可定论。人们不难想象关网锁国政策在短时间内将变本加厉。不过这种倒行逆施在技术上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政治因素是：取消收容制度的新政府在清理房地产恶性拆迁、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发起审计风暴的过程中，也必须部分依赖媒体的开放，特别是互联网的开放，同时部分依赖民间上访所给予的政治支持。因此，“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联合及发展，应该拥有一定的政治空间：更为乐观的估计是，这是一场新的政治变革在民间的率先反应。
如果把网络自由视为民间力量的“民主墙”，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合适的。因此大致可以总结出中国民间政治在新世纪的三大特点；第一，政治中心从广场转向门前；第二，政治主体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转向失地农民、拆迁户和网民；政治运作方式出现了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联合，并可能实现从街头政治向法庭政治的理性转换。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门前抗争可能指向两个方向：或者转向传统的激进主义的群众运动，但在机械武器时代，这一前景是悲剧性的；或者说转向谈判和审判方面，但这一理性主义前景被稳定邦的疯狂自私所干扰，因此前景不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门前开始有人静坐，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景象。事实上没有人愿意出面与上访者接洽，政府大院里面的人精通搭便车这种智慧，因此他们已经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官场哲学。这也是“江泽民主义”在官场内部结出的文化果实：机会主义塑造了黄色笑话和非利不图的官场文化。官员们宁愿绕开走，他们首先选择了躲避抗议的办法。然而“稳定”政策和既得利益同时导致了对示威的弹压。总的说来，初期的门前冲突还不是非常猛烈的，但逃避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秩序稳定、特别是权位稳定受到威胁的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愈演愈烈的上访风潮可以视为对麻木不仁和政治压制的双重反应。
由于中国政治的等级特征和民间的清官崇拜传统，上访的中心区域自然锁定在首都北京。一个新的因素也强化了“进京告状”的热情：在那里更可能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从而可能强化申诉的效用。不过我们不能指望从官方媒体上对这些上访行动进行统计和分析，但互联网上有相关报导；虽然这些报导不可能覆盖全部
抗议活动。二〇〇四年是“六四”十五周年，毫无疑问，中国当局为了维护稳定丑态百出，至今还把蒋彦永医生关在黑暗中（编注：二〇〇四六月一日至七月十九日，蒋彦永医师遭秘密拘捕。其后受当局软禁八个月，于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解除软禁，但一份“无头文件”仍限制蒋彦永自由）。当有关当局正打算松口气的时候，民间上访浪潮却打破了中国政治表面的宁静——而首善之区的北京，成为门前抗议的热点地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二〇〇四年七月十日，在北京市政府机构门前，有拆迁户冒雨上访。该消息说，北京市的许多党政机关门前聚集着成百上千的上访者。有报导称，目前聚集在北京的上访群众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南站、木须园、甘加口（音）、东高地等地。事实上在六、七月间，正在北京为“六四”十五周年和香港“七·一”大游行而草木皆兵的时候，在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组部、民政部等“敏感地区”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上访者——这些案例一方面表明各级政府显然对民众申诉没有依法处理或没有成功镇压：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冲突愈演愈烈，而民间抗议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的壮观程度——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开始，有二十九名男女年轻警察列队在公安部门前上访。
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三百多来自各省市的上访群众聚集在北京西单的中央组织部门前，高呼口号，十点二十多分，大批公安拘捕了一百多上访人士装了满满一辆警方用大客车运走。
七月六日，三百上访人士上访北京中纪委，在中纪委门前高喊冤枉。
七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二十多名上访群众按照昨天上访中纪委得到的答复来到北京高检上访，高检姚厅长不但不接待上访群众，还出来指挥现场的警察保安们向高检车上强制拖拉多名上访人士进行殴打。同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些上访群众陆续聚集在中纪委门前，呼喊“我们冤枉！”、“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权”等口号，要求解决冤情。
最高人民法院也是上访人土造访的一个部门。但上访人士屡屡在高法里面被殴打、被勒索、在外面被截访、被强行关进车里扔到远离市区的八宝山、被带回本地关押劳教、收容、甚至就在高法附近被警察殴打致残致死。高法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冤情和倾诉，读者群集。”
七月九日上午十时左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的公安部门前出现了十余名上访人员，上访人员随即被赶来的警察团团围住。一名上访人员把写有“冤”字的红灯笼用竹杆插在一辆自行车上，其余的上访人员则静坐在公安部大门前的东侧。上访人员大多为中年外地人员。
七月十四日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外上访群众约有三、四千人，他们来自河北、河南，东北三省等地。尽管上访者的口号叫得露天响：“打倒腐败！打倒贪官！”但来自各省的“截访”公安的人数比上访者还多，他们很快就被逐一带走。
七月十六日上午，在北京民政部门前聚集了上访群众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民政部的门前打起了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横幅有十多米长，上面写有“强烈要求按三个代表精神迅速落实灵泉受害者依法退款”。他们是几年前河北省三河灵泉墓地的投资者，被灵泉墓地欺骗的投资者有成千上万，被骗总金额达人民币几十亿元。几年来，被骗的群众多次到众多政府部门上访，但被推来推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特别引人瞩目的一则消息是：“维权人士申请（七一）北京万人大游行”。发起人有天津蓟县的郑明芳（还处在被警察监视的状态）、北京的叶国柱（在七一这天被公安在宾馆软禁了一天）、倪玉兰（在七一这天被北京西城区公安分局联合新街口派出所关押了一天）等。他们是当地上访群众的代表。在他们提交给“北京市公安部治安总队”的“申请书”中称：“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准备在北京东西长安街、府右街、北海、南池子、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游行活动，强烈抗议政府以下行为：
·政府野蛮强拆，造成千万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政府强取豪夺、霸占公民私有财产，造就大批乞丐。
·政府把含冤上访的百姓当成“法轮功”进行迫害。
·政府指使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对上访群众残暴实施酷刑。
游行申请显然没有得到批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法申请游行再一次成为“违法行为”而受到镇压。而在此事发生不久，中国一些民众抗议日本“侵犯钓鱼岛主权”的游行却得到了批准。北京“法制”的机会主义特征因此昭然若揭。
在全国范围内，近期颇具影响的上访事件至少包括以下七大案例：（一）四川失地农民抗议自贡市政府强制拆迁。（二）唐山移民联名告状要求罢免市委书记。（三）天津蓟县几千群众抗议县政府。（四）福建省福安市、福州市两万多农民联署动议要求罢免两市政府主要领导成员人大代表资格。（五）北京十里堡居民上访抗议野蛮拆迁。（六）吉林省松原市石油工人上访事件。（七）大庆等地工潮。以及二〇〇四年年底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那么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根据“国家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消息：二〇〇四年九月份以来，中国除西藏和天津两地以外，各地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三百一十多万人参与。十一月七日《华盛顿邮报》转引述中国的一份内部报告说：二〇〇三年中国发生了五万八千宗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平均每月一百六十宗，年度增幅百分之十五。
汉源事件和万州事件可以视为中国社会转型危机的一个象征，它也是江泽民主义十五年统治的一个政治“成果”，我可以举两组资料来说明汉源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第一关于城市弱势群体的。根据全园总工会的统计，二〇〇三全国拖欠工资总额四百一十七亿元，涉及职工八百四十五点九万人，拖欠工资超过十亿元的有十几个省。这条消息来自十一月七日中国新闻社；第二关于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新华网十一月五日报导，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居民、即大约四点五亿人因无钱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这个比例在中西部地区高达百分之八十。朱庆生说，农民住院看病平均每例费用为二千二百三十六元（人民币，下同），而二〇〇三年农村居民平均年收人为二千六百二十二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运动都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2、上访有罪：警察国家的反文明罪行
“稳定主义”面对风起云涌的上访浪潮进行了符合自己逻辑的反应：把上访视为“破坏稳定”的罪行进行镇压，稳定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新贵连同天安门情结一起构成了镇压抗议和申诉的全部动机。而中国的政治专制主义可以“立法”执行这样的使命，同时，稳定主义赋予了各级政府、特别是警察部门不作为以及滥用权力进行压制的特权。因此，九十年代有关当局侵犯人权诸案并非是对中国法律的违反，而是对“中央”稳定主义所设置的真实意图的迎合和遵守。由于部门利益，面对群体性事件，第一线的官员和警察作出了“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或者不作为，或者为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本加厉地践踏人权。
“上访有罪”（包括“自杀有罪”）是稳定主义发展到穷途末路的一种反应。大致说来，中国政府面对群众上访一般采取两方面的反应：不作为和作为。后者包括直接暴力镇压、经济处罚和收买、建立地方官员责任制以及立恶法禁止、限制并惩罚上访者等四个方面。
政府不作为
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上访案件都起源于政府的不作为。如果首次申诉被有关部门重视的话，群众“越级上访”及其极端反应是不可能发生的。
《解放军报》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第四版发表了《吴官正强调要满腔热情地做好信访举报工作》的文章，吴官正对信访部门工作成绩做出了高度评价。然而二〇〇四年一月四日，新华网发表了《直击大连市信访办：百姓告状为啥那么难？》一文，记者调查显示：许多上访者对信访部门不满意！该文说：记者听、问到的上访案件有三十件，看到被请到接待室详谈的案件有五起。这种可悲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恰恰起源于信访部门对“政治任务”心领神会，而把粉饰性的“廉政任务”等而下之。因此，在不出现危害稳定的政治问题的前提下，信访部门完全可能对群众的上访漠然置之，采取不作为的方式高高挂起。
政府不作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访群众越级上访。前不久，“新华网安徽频道”一则报导谈到：近段时期，安徽省政府门前经常聚集众多上访群众，情绪激烈，打着横幅，穿着带有上访标志的服装，围堵省政府机关大门，堵塞长江路交通，有的群众从周日晚上就开始睡在省政府大门口，以便周一得“先机”上访。领导避而不见，这种现象不是九十年代才有的，人们不会忘记当年几十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和领导对话”、而领导先是回避后来调军镇压的事件。
暴力镇压
为了稳定大局，或者为了保护领导，或者因为自己就是当事人，殴打上访者成为政府官员对“门前政治”最经典的反应。这一当代传统应该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奠定的。对于中国政治来说，拳头而不是话语仍然是政治的中心。这些未进化的动物性行为一般包括两类：信访部门直接大打出手，调集警察部门甚至军队进行暴力镇压——后面这种方式由于可以“法制化”而为有关当局喜闻乐见，尽管可能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成为一个彻底的“警察国家”，而“门前政治”是“警察国家”的工作前线。
较早引起网络关注的案件是李绿松案。东方纲消息：二〇〇一年三月，山西岚县青年李绿松为改建村小学多次上访，在一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写下了反腐标语，结果被人割去舌头。“割舌事件”的真相在历经一年的波折之后终于开始浮出水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吕梁分院的立案调查结果显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岚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旺元等人以妨碍公务为由将李青松抓到公安局，十二日决定对其刑事拘留，随即于当晚将李羁押于岚县看守所，并将李捆绑在岚县公安局看守所自制的刑具——“门板”上长连十二日之久……
这类恶案并没有因为李绿松案的大白天下而有所减少。海外媒体近期报导指出：以上海、北京为主，在各地越演越烈的强拆中，造就了大批流落街头的乞丐，其中有大批的人到北京上访，众多的上访者在“上访鬼门关”——国务院上访时被殴打关押。警察往往也主动追击拦截上访者。一位叫贾凤珍的女子不久前投书网络，她是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人，从一九九二年被流氓打了以后又被法官殴打。她说：我不但挨打五次，到北京上访又碰到狠如豺狼的鞍山截访公安，被送到北京远郊十八盘（山区）企图将我冻死……
最著名的截访发生在唐山事件中。唐山警察奉命进入北京拦截上访者，这一“来京蹲守”的丑闻被多家媒体曝光。在唐山，上访者终于成为第六种人，或者成为敏感人士或“重点人口”。据中国人权的消息，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将于七月八日至十日到唐山视察时，带头追讨移民补偿专项金的张友仁被警方拘禁。而另一名主要领袖李铁为了躲避抓捕，已经在群众的帮助保护下离家转移……
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是有关当局对待上访者又一个著名的镇压措施。这一流氓手段首先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被赋予了合法性。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国务院令第一八五号发布的《国务院信访条例》（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是九十年代稳定主义制造的恶法代表作之一，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来访人员中有精神病人的，应当通知精神病人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接回。”由于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因此必然为“信访工作机构”以此为借口打击上访者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信访工作机构”正是这么做的。
在众多殴打上访者的案件中，不乏被殴致死的极端案例。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武汉《今日快报》刊登的一篇报导，题为：“举报上司私设小金库八百多万元，被隔离‘保护’于宾馆三百一十六天，突然死亡后尸体被‘强行’火化，七十多岁老母在京乞讨为儿哭冤”。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中国机械华北公司”的党办主任张津生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宋平顺等举报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警察腐败以及对老百姓乱罚款等，在三天后的十二月二十日正在上班时，他被叫到和平分局“谈话”，在两个小时内被活活打死，全身有四十多处伤、颅底、骨盆等多处骨折，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至今凶手逍遥法外。妻子张新慧为此上访将近十年，被警察扣上“法轮功”的帽子抓到北京府右街派出所，当地警察带回地方拘留，在看守所里，人高马大的刘所长一边说：“冤死你活该！”一边打了她十八个耳光、踢了她六脚，在看守所里，她还陆续被打掉了四个门牙，膝盖大腿被打得黑紫……
在大城市主要由警察维持“上访秩序”，但在乡镇，基层干部往往不得不亲自出马。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华商报》报导：陕西兴平市政府保安人员打昏上访老人雷长锁、老人躺在市政府门房内八小时无人过问……另外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例发生在甘肃。二〇〇二年九月二日《兰州晨报》刊发了《不写，打烂你的屁股》一篇报导。该文称：端远县糜滩乡数名乡干部采取非法关押、私设公堂等手段，对该乡下滩村曾参与上访的村民张金林用三角皮带进行毒打。逼供。
惩罚与赎买
使用暴力的社会成本比较高，因此一些精明的地方官员往往采取经济处罚和经济收买的方式来解决上访问题。经济手段的使用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在“灾民社会”，金钱可能和生命权以及人格权发生经常性交易。一般来说，使用经济手段的有关当局显然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它希望通过经济处罚阻止受害者上访，或者通过经济收买避免更大的政治风险。严格地说，经济手段显然是对法律的进一步践踏。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东方网报导：不满群众上访河南一村支书竟收“告状费”。该报导说：河南省郫城县巴集乡魏冢村在夏季农村税费征收中，竟向每个农民加征三点六元的“告状费”。原来，自二〇〇〇年起，魏冢村群众连续到郫城县上访，反映村里农民负担过重，账目不清等问题，惹恼了村支书魏兴昌，于是他就想出了“你们上访告状，我收钱摆平”，让“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
江西省丰城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为阻止职工上访下发了书面通知：“上访一次罚款二百元，上访两次罚款四百元，上访三次工资扣发。”通知指出：“凡以后出现类似该问题的上访和串联活动的，将取消单位年终评先资格，并对集体上访的牵头人员，将从重扣罚；对其他到公司上访人员每一次上访，扣罚其六月份工资二百元，上访两次罚四百元，上访三次及以上的全数扣发六月份工资。如到公司外其他部门上访一次，则六月份工资奖金全部扣发，上访两次扣发一至六月份年终奖，上访三次扣除全部一次性辞退补助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质问时解释说：当时下通知是出于稳定的考虑，“目的是吓一吓上访人员”（新华网）。显然，“稳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及其个体仆从践踏人权的护身符。
广为人知的收买行动发生在一些矿难等生产事故中，有关方面往往通过向家属支付一定的费用的方式阻止他们揭发事件真相。这种黑社会习性已经形成了一种国家精神，最近有评论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北美和香港等地收买媒体和学者，以便减少或消除舆论批评。这些努力据说是卓有成效的。不过不是所有的收买行动都如愿以偿，因此“政府买凶，杀人灭口”的新闻也时有耳闻。
由于网络降低了上访成本，因此，经济手段也受到了技术挑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罚和收买将是上访遭遇的经常性拦阻。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还是上访的鼓励——不排除个别上访话动退而求其次，即把“奖励”视为上访追求的另一个经济目标。
政治保甲制
针对“不稳定因素”或上访事件建立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制，这是稳定主义的政治发明。“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语）。这些政治口号是在八九运动之后提出来的，并在镇压法轮功中上升为国策。稳定主义通过“政治保甲制”将个体权力绑架在了自己的马车上，并通过腐败特权的分配这一奖励机制提供镇压动机。“政治保甲制”最大的后果是赋予了地方政府镇压上访人员的非法特权，“利益分配”的同时也意味着“义务分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一般来说，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控诉地方政府，但是“政治保甲制”恰恰同时把裁判权归还地方政府，这为地方政府报复上访者大开方便之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保甲制”是“稳定帮”与地方政府进行的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
这场交易是成功的。县政府在省城，县、市、省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拦阻或遣送上访人员，而上级政府对这种越级司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直接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于是同时履行警察部门的部分职能。而各级政府为了“稳定”也增加了差旅费用，这又构成了发挥办案人员积极性的经济动因。由于中国政治的特点，“政治保甲制”不是公开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电话和会议通知下去的。尽管不能找到规范证据来证明“政治保甲制”的存在，但仍可以在一些人事任免中，以及有关部门的文件中看到这些证据。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从二十四日起，如果由于管辖地人民检察院不负责任对待群众控告、申诉，引起群众越级上访的，相关责任检察院、检察部门和检察官将受到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组织、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新华网）。这一规定意味着，管辖地人民检察院未必会因此会“负责任对待群众控告、申诉”，但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止“群众越级上访”以逃避责任。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印发了《关于做好我市进京上访群众劝返工作的意见》（穗府办[二〇〇三]六十号）。该“意见”第一条就规定：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该意见进一步解释说：“我市进京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崔仁泉同志负责总协调，市驻京办代表广州市政府负责将进京上访人员接回驻京办，市政府办公厅信访局负责做好全面的协调工作，责任单位负责将进京上访人员带回所在地并做好后续工作。”“意见”的第二条要求“立起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当发现我市群众进京上访并接到国家信访局通知后，市驻京办立即派员到国家信访局非正常上访人员分流工作站把上访人员接回驻京办，同时及时告知市政府办公厅信访局，由信访局通知上访群众所在地责任单位当天派人赶往北京，与驻京办共同协助国家信访局做好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将上访群众带回所在地，并认真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广州市明确要求“健全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包括“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领导包案制”，目的是“做好群众进京上访的防控工作”，“把这些群众稳定在当地。”“政治保甲制”必然包括“罚则”：“对进京上访量大、处置措施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通报批评。”
这一规定是中国建立“政治保甲制”的明证，广州的“领导包案制”是在北京“稳定帮”要求下交出的合格的政治答卷。这些政治戒严措施在北京显然更为重要。二〇〇四年四月五日《新京报》的一篇报导披露：“北京出台村干部‘十严禁’，集体上访镇领导担责”。“领导责任”不仅仅是“通报批评”，而是“组织处理”。组织处理意味着是占用权的丧失，因此这一“地方性法规”为“政治保甲制”提供了组织保证。
恶法昭彰
毛死后，中国政治实现了从“加强无产阶缎专政”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外在转型。这一变化对上访人员意味着镇压方式更多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臭名昭著的恶法包括《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刑法》第二百九十条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以及“稳定党”特别针对上访问题制定的一些违宪的地方性法规。目前，由于孙志刚案件，“胡温新政”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正面评价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政治保甲制”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制定了新的恶法。特别是到了所谓的“政治敏感时期”，这些恶法彻底丧失“法律的稳定性”，成为权力自卫的简单工具。
在所有针对上访人员的法律镇压行动中，最为无耻的方式是立法惩罚“自杀”行为——他并不关心“自杀”本身，而是禁止“上访自杀”。二〇〇四年四月二日，新华社以喜悦的心情报导了《北京制订新规：上访自杀自焚自残将被追究责任》。这篇报导说：北京市针对当前群众上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按照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近年来，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众多群众利益的问题更加集中和突出地反映出来，群众上访尤其是群体性上访增多。上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和过激行为，严重扰乱了群众上访秩序，也直接影响到首都治安秩序和社会安定，更不利于解决问题。对在上访活动中实施违法行为，采取打横幅、呼喊口号、拦截公务车辆、围堵党政机关和单位等方式扰乱机关工作和社会秩序的，公安机关予以制止、警告，对不听劝阻的依法处罚：对采取自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责任。该“意见”特别照顾到“天安门”这一敏感地区：到天安门等重点地区的上访人员，由公安机关送交信访部门。对在上访中未经批准采取游行示威方式的，公安机关应当劝告、制止、警告，必要时依照有关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带离现场，由信访部门交上访人员所在地党委。政府或单位接回教育处理。对在上访过程中借机打、砸、抢、烧以及聚众冲击党政机关，阻塞铁路、公路交通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立即制止，对主要责任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利用群众上访进行破坏活动的人员和煽动、策划上访群众闹事、制造事端的组织者，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罚。
事实“北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几位在天安门自杀抗议的人被“依法惩处”，尽管这些处理又是一次“法律追溯既往”的违宪行为。也许世界和未来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在一个文明时代，自杀者必然应该是社会同情和法律援助的对象，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它居然成为国家立法千方百计打压的违法行为。在这之前，中国曾以绝不在政治自杀和绝食行动面前妥协而闻名胜世。今天，它已经昂首阔步地从“自绝于人民”这种政治自辩进展到“自杀有罪”的新天地——这个新天地可以视为地狱在此岸世界的直接投射。
既然“首都”都如此不顾廉耻，“首府”自然就争先效仿。新华社四月二十六日以不太赞同的方式报导了北京的第一个追随者——西安的情况：“西安发《通知》将罚爬楼自杀，市民称不近人情”。这篇报导说：西安市公安局日前下发了《关于妥善处置以攀爬设施的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个别人为解决民事纠纷、维护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攀爬供电、通信、水塔等公共设施及其他民用高大建筑物，扬言自杀或要挟他人。这种行为妨碍了公共利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对此类行为，《通知》要求，除及时实施营救外，公安机关还应根据其行为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无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对确系精神病患者或智障人员等，按有关规定处理。西安市公安局新闻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出台该《通知》，是因为自从去年以来，这种事情在西安多次发生，在客观上造成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但就该通知的具体操作，新闻办表示暂时不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媒体不敢直接质问北京，于是西安的《通知》引起了某些批评。四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严惩“自杀维权者”要慎行》，直接批评西安的做法是靠“高压手段”换取暂时的安定，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对策。这篇文章还指出：人的生命至可宝贵，除非迫不得已，没有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管用的权益救济管道越来越少，文章特别提到自杀抗议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不作为和镇压：“严格的程序，复杂的关系、高昂的成本、重大的案情是通过正式渠道维权的四个必要条件。当没有关系、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的普通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就是‘自我维权’了。而除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还有什么资源来自救。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以生命相威胁，从而引起媒体关注继而引发高层重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同样荒诞的法律措施是针对“越级上访”的。在“政治保甲制”的庇护下，中国各地纷纷制定《逐级上访暂行办法》，明确禁止“越级上访”。如《甘肃省人民群众逐级上访暂行办法》（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而《黑龙江省人民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工作细则还有这样的规定：“信访人未向和未经所在单位反映与处理或单位正在办理期间，不应越级信访或重访。否则，由此所造成的停发工资，扣发奖金，以及按《职工奖惩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除名、解聘等一切后果，由信访人自行负责。”因此可以看到，利用经济手段对待上访者也是“有法可依”的。事实上上访的逻辑就是“越级”的，因为它主要是针对本级政府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在“常委会制度”或“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依靠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制衡”来申诉冤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限制“越级上访”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公民的上访权。
二、网络政治与稳定的终结
一九八九年冬天，世界在庆祝极权社会分崩离析的同时，中国的坦克仍然绝对地守卫着血迹未干的皇宫门前。中国的返祖现象给乐观主义的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中国例外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笼罩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本国的“六四”恐惧连同苏东的“天鹅绒革命”所积累的恐惧，使江泽民主义在邓小平的威权主义基础上更加倒行逆施。江泽民主义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核心政治理念，从而彻底消灭了中国的大学精神和街头政治。这就是互联网在中国出现的宏观背景，它在江泽民主义战战兢兢和沾沾自喜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信息技术为物质条件，在江泽民主义的政治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似乎为中国社会断续几百年来的文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中国当局是慢慢才意识到“网络自由”对专制利益的威胁，因此，中国不久开始控制互联网。这导致了“网络自由主义”与“江泽民主义”统治之间的持久冲突，这一冲突在“胡温”执政以来变得更加复杂化。因此，中国的网络政治在二〇〇四年，也就是“六四”十五周年这一年，处于一个转折开头，或者处于一个转折时期的前端。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搏斗仍将在网络上继续，但人们有理由看到江泽民主义的绝对统治已经开始土崩瓦解。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网络技术对棍棒统治的胜利，尽管现在还不到最后庆祝的时候。
一九九五年六月，中国邮电部长宣布中国将对因特网上传播的内容进行限制；一九九六年二月，公安部规定因特网用户必须开始上网三十天内进行登记注册。中国的“猫头鹰”刚刚起飞就惊动了中国的“睡狮”，牠不打算倾听把政府变成“狐狸”的劝告，牠撕破刚刚带上的人权面具，通知僚属：“巴黎发生革命啦！”
控制网络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国耻之一。首先，网络控制是国家滥用社会资源和纳税人的钱并从事侵犯纳税人权利的犯罪活动：其次，这种倒行逆施不仅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在实际效果上也从来没有达到它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其结果仅仅是豢养了一批滥用职权的网络警察和网上告密者，制造了一批又一批骇人听闻的迫害网民、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案，遭遇了国内国际人权运动一次又一次批判；至于封锁网络资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网民可以通过对抗性的技术手段轻松越过防火墙而进入“自由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封锁可以视为江泽民主义和网警以及有关提供封锁技术的公司之间的互相欺骗和互相利用，这是政治恐惧与商业利益的互相合作，但却是以浪费资源，践踏人权为代价的。总之，封网不仅是时代的邪恶，更是国家的愚蠢。
恶法昭章：滥用立法权限制信息自由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当局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网络自由的政治意义，随着网络批评言论的不断发展，也随着中共十六大的到来或者新一轮党内权力分配的到来，控制互联网很快被列入决策层的时间表。对于中国网民来说, 二〇〇二是一个决战年，在十六大前后，中国批量生产了一系列互联网法规，中共的网络长城初具规模。
截止二〇〇二年，仅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就包括：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的通知》
·《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此外，信息产业部规章性文件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关于中国互联网络功能变量名称体系的公告》
·《专用网与公用网联网的暂行规定》（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邮电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二十四号》
·《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规范“网吧”经营行为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八号令
·《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三号令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通道管理办法》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
其他法律、法规有：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二〇〇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出台的法规目的在于严控互联网，对互联网用户上网实行限制，并且严格管理网吧。一些法规禁止网吧经营者和互联网用户通过计算机发表、下载、复制、浏览、发送或传播“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包括“触犯法律以及破坏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泄漏国家机密，有损国家声誉的活动”，“传播有关邪教，迷信、谣传等内容的资料”等等。
二〇〇四年又是一个政治年，SARS悲剧中惊慌失措的北京当局开始“吸取教训”，进一步控制网络，这种控制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后达到新的高潮。六月中旬，信息产业部发出通知“净化网络环境规范信息通信服务行为”，该通知要求“规范信息通信服务行为”，“近期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未经许可擅自经营的网站和拒不履行备案手续的非经营性网站。依法加强对公告栏系统（BBS）、聊天室等网络栏目的管理。”“在短信息服务方面，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认真贯彻已下发的《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告》，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信息服务的短信息内容提供企业进行清理，并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代收信息费的行为，遏制有害信息的传播，加紧制定出台《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范短信息服务市场。”《人民日报》与此同时，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发出了“关于开展移动短信服务自查自纠活动的通知”，对信息自由传播进行进一步的限制。当时有网络评论指出，这一通知与短信息传播包括有关江泽民在内的政治笑话有关。
中国对互联网的立法是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下进行的，中国的立法内容严重违背了国际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也与中国宪法中相关人权条款发生了冲突。在程序上面，这些法规更缺乏民意基础。因此，“恶法非法”这一结论对于中国网络法规来说是切中要害的。
建立网络警察队伍监管网络
江泽民时代是军警力量公然介入社会生活的反动时代。这一介入是缺乏相关政治资源的江，为了控制军警力量对军警部门进行的一次政治赎买。在这种背景下，军队和武警的对内职能被大大武装起来（台海危机被作为江向军队进行政治投资的借口不断被使用），而与网络直接相关的警察部署就是网络警察的组建。网络警察主要工作是负责监控、查缉网络上的一切活动。如此公然利用警察力量侵犯言论自凼，这在现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如果说中宣部是一种反人类的组织，那么，网络警察同样是一个反文明的机构。为此，我曾在《网络警察应予取缔》（原载香港《开放》杂志）一文中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解散他们的“东厂”。
目前中共到底有多少网络警察？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台北中央社一篇报导说：目前中国网络警察的编制人数多达三十余万人，其人员多由具备网络专业知识与深谙计算机技能的年轻干部所组成，主要任务即在打击“反动”网站、过滤危害信息和封杀境外涉及政治的网址与电子布告栏。此外，中国安全部门也有三万多名的国安人员专职监控网络，主要工作即是专责监视网络的内容与封杀网页，以阻止所谓的“有害信息”传播与散布，并同时对目前各地流行的网吧施以不定期突击检查。考虑中国三千多个县大多都有控制互联网的办公室，上述数字是基本可信的。
迫害在网上发表不同政见的网民
网络警察直接抓捕或者协助拘捕网民，是我们时代骇人听闻的迫害人权的恶案之一。无论如何，网民因言获罪恶的事实，彻底击碎了江泽民主义关于“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的阴暗盘算。这些拼命三郎式的盗火者成为这个时代争取言论自由的新英雄，也成为江泽民主义时代人权状况的见证。我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份中国网友“失踪名单”，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工作仍然面临很多统计方面的困难。在我所掌握的信息中，至少以下一些网友可以列在这个名单上：
上海林海。一九九九年因转发电子邮箱被捕。他可能是中国网络获罪的第一人，出狱后移居美国。
四川黄琦。天网网站负责人，二〇〇〇年被捕，二〇〇三年五月九号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北京杨子立等四人。杨子立是LIB126.com的始创人，在网上宣扬中国政治开放，为农民苦难申诉。杨子立于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在回家途中被警察带走，与他同案被捕的还有三名互联网人士徐伟、张宏海和靳海科。这些网民在二〇〇三年被判处八年和十年有期徒刑。
北京何德普。何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二〇〇三年十月因为在网上发表民运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判刑八年。
辽宁罗永忠，罗是残疾人，二〇〇三年，因在“不寐论坛”和“思想评论论坛”等网站发布“反动文章”被捕，至今关在狱中。
陕西颜均。颜由于在互联网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于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在西安市中级法院受到秘密审判。
四川欧阳懿与赵常青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二日审判四川省遂宁市观音小学语文教师欧阳懿。三十五岁的欧阳懿二〇〇二年七月设立网站，在互联网上经常发表一些关于民主改革的见解。因为转载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人大会议之前一百九十二名知识分子给人大的联名上书，于是年十二月五日被捕，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给人大上书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有赵常青以颠覆罪名被判刑五年，另外还有网民被捕至今没有下落。
江苏李志。江苏网民李志二〇〇三年九月三日被正式逮捕，理由是李志与海外异议人士有联络。
甘肃李大伟。曾经当过警察的李大伟因下载“反动”文章和与海外入士联系于二〇〇三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
湖南陈少文。陈因在网上发表了将近四十篇被视为“反动”的文章，二〇〇三年被湖南省涟源市官员以从事颠覆活动为由拘押。
北京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二〇〇三年被捕，二〇〇四年获释放。
李毅兵，网名阳春白雪，二〇〇三年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蔡陆军，网名争民主，至今系狱。
姜力钩，网名龚存龙，被判刑四年，至今系狱。
罗长福，网名正义与良知，至今系狱。
湖北杜导斌，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一日被孝感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四年。
江苏黄金秋，网名清水君，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广西覃秋。新浪网的消息说；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七日，钦州市计算机管理监察部门在网上监控发现浦北县某一计算机上网用户传播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反动信息。公安干警顺藤摸瓜，于当晚九时多抓获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覃秋供认了他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七日期间，在寨圩镇时代网吧内通过国际互联网复制、传播反动信息达五十多条的事实。目前，有关部门正对已被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覃秋作进一步处理，而为犯罪嫌疑人覃秋提供方便的时代网吧因疏于管理也被处以重罚并责令停业整顿。
河南网民“裤头”，河南《大河报》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报导，许昌市魏都公安分局网络监察大队对当地的“春秋论坛”进行“巡查”时，发现了一篇署名“裤头”的网友所贴、名为“妓女万岁”的帖子。报导称，“该帖子以妓女为题，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府，在论坛上造成了负面影响”。网络警察立即通知论坛负责人，将帖子删掉，并启动侦查措施，七月十日，署名“裤头”的王某在许昌市区被民警拘捕。报导指，网络民警对王某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未透露具体处罚细节。
张玉祥（不详）
陶海东（不详）
……
二〇〇四年六月，中国因关押了世界上最多的网络人士而受到了国际人权组织猛烈的批评。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中国至少有六十三名因特网使用者因为在网上发表激怒政府的意见而被逮捕入狱，其中二〇〇三年五月以来，有十七人受到审判，刑期最长的判了十四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中国是世界上因特网异议人士
的最大监狱”，“中国是全世界关押网络不同政见人士最多的国家”。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人权组织的统计支持了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总部设在伦敦的大赦国际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报告称，仅仅在二〇〇三年一年中，被捕的人数就比往年急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此外，在网络上散播SARS传染真相而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那些因为在互联网上下载资料，发表言论，或通过电子邮件传播信息而被关押约人员，包括学生、工人、作家、律师、法轮功学员、商人、前政府官员等。人权组织亚洲调查联盟的张先生( ERPINGZHANG)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创造出网络犯罪这一罪行的国家，在中国至少有超过一百名人士由于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被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可耻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是不负责任的，章反驳说：“中国法律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中国的因特网产业发展迅速……那么这就显示了中国在因特网这个领域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这么迅速的发展。”这是江泽民时代中国贡献给世界又一个著名的政治谎言。
有更多网民没有被投入监狱，但他们因发布政治文章或建立民间思想网站而被警察传讯、拘压或警告，一些相关网站也受到连累，或被警告，或者遭遇经济处罚。这样的网民包括“思想的境界”站长李永刚，“不寐之夜”站长任不寐，不寐论坛版主侧评，不寐论坛版主费城，信仰之门网站站长思路（被非法关押多日），学而思站长杨支柱，学而思论坛版主杜义龙，启蒙论坛与自由中国论坛站长方应看、查克，自由评论站长温克坚，宪政论衡站长王怡，北国之春站长张玉波，民主与自由论坛的吴伟、黄奴等所有版主。特别是在二〇〇四年六四前夕，关天茶社、不寐论坛和思想评论论坛的普通网友也大量被警方警告或找去“谈话”。
监管、关闭或屏蔽不受政府控制网站
知识分子从广场转移到网络是当代中国文化中心一个重大的转移，敏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思想中心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互相重叠的大迁移：第一，一九八九年以后，由于江泽民主义对大学的控制使思想从校园转向民间；第二，思想中心从北京——上海转移到北京——广州；第三，文化载体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李慎之先生的去世也标志着中国学院自由主义让位于网络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转变。网络上的相对自由及其对生活的快速反应，都是知识分子重新聚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思想可以在网络外进行真正的形而上学探险，另一方面，政治批评开始摆脱半吊子自由主义垄断阅读的落后局面。
知识分子栖居网络不仅表现为成为网民，更重要的表现为成为文化网站的创办者和主要作家，并成为各次网络抗议浪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据我所知，山西谢泳先生和北京的秋风先生应该是最早在网络上创办个人网页的作家。随着“思想的境界”和“不寐之夜”等网站的兴起，中国文化网站出现了千帆相竞的热闹局面。值得一提的，像刘晓波等“老异议人士”毫不保留地在网络上放言，这些在底线上的挑战也给中国网络言论提供了一个可拓展的空间。但这些独立于政府控制的文化网站，自然也成为中国当局变本加厉予以打压和限制的主要对象。
这些屡次被封闭或者长期被关注的网站包括：黄琦“天网”，杨子立的“羊子的家园”，李永刚“思想的境界”，任不寐的“不寐之夜”和“不寐论坛”，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以及民主与自由、自由联邦、自由中国、学而思、宪政论衡、北国之春等。此外颇具影响因此备受关注的半官方网站或准学术网站有北大在线，天涯社区、世纪中国、思想评论等。一些网站被关闭也连累了服务商，有关部门有时候为了避免刺激国际批评，往往把怒气撒在服务商而不是文化网站的创办者身上。
此外，被监管的网站也包括一些打擦边球的官方网站。去年年底，北京市政府开辟网站公开接受民众发表施政看法与填答问卷，结果受到热烈回响，上网人数逾十二万人次，但网站却很快突然关闭。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封闭了六家网站，还对国内三大门户网站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舆论整肃运动。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的评论栏目：新浪观察、搜狐评论、网易时评在极短时间内，从其首页和新闻中心显注位置迅速消失，除此之外，中宣部还严格限制文章自由更贴，关闭敏感新闻留言版，删除一些已经转载过的敏感事件的报导，如孙大武事件、宝马案、周正毅案件等。一般来说，关闭独立网站也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任何“敏感时期”，一定也是中共在网络上进行大扫荡的时期。不过具有讽刺的是，官方的扫荡行动往往打着“扫黄”的名义进行的，这一以“扫黄”为名行清除异己之实的盘算，早已经是“江泽民主义”公开的“经典秘密”。遗憾的是当局似乎缺乏任何自知之明，今年七月当中国公安部长周永康呼喊“打一场围剿淫秽色情网站的人民战争”的时候，网络上却是一片哄堂大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在网络上控制言论也获得了一些唯利是图的海外公司的技术支持。近年，卷入东方巴比伦淫秽丑闻的公司至少包括：加拿大北方电讯（NORTEL）、美国的思科公司（CISCO）、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海湾网络（Bay Net works）及网感(Web sense)等公司。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批评网上搜索引擎公司雅虎和google协助中国压制互联网言论自由。该组织同时呼吁美国引用其（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制裁美国私人机构在世界上一些“最压制民众的政权”的活动。美国在二〇〇三年七月通过了《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目的是打击世界各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审查。另外有媒体报导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亚洲人权团体建议美国应针对与中国互有往来的企业制定“企业行为准则（Corporate Code of Conduct）”，并主张应敦促美国软、硬件大企业不要将限制自由言论及信息自由的科技卖到中国，这与七十年代兴起的“苏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als）”的社会责任类似，当时的美国企业签署声明在与南非进行商业行为时不参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苏利文原则适用于中国的重大难处还在于，中国劫持了十几亿人的“市场购买力”，并且愿意慷国家之慨，在收买海外公司和海外舆论方面不借任何代价。
封锁海外网站
限制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屏蔽海外网站，建立网络长城（“信息柏林墙”），是北京在网络时代制造的又一起政治丑闻。根据哈佛大学贝克曼网络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in Harvard）的调查，中国估计封锁了约百分之十的全球网络，封杀了超过二十万个网址，为此投资八亿美金巨资，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西方的主要新闻媒体，以及民运组织、法轮功团体、其他宗教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如“无国界记者”网站等），都被封锁了。二〇〇二年九月份中国还一度对google和sourceforge.net网站搜索系统采取了为期一周的封杀措施，引起广泛抗议。
北京封锁海外网站主要是通过屏蔽网址、过滤网页内容、及违反国际准则和互联网协定进行域名劫持完成的。这引起了封锁和反封锁技术战争的轮番升级。在这场反封锁的网络战争中，登陆技术经历了网民“普通代理技术”到专家有组织地提供“复杂代理技术”两个阶段。英国广播公司（BBC）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报导说，众多西方社会的网络专家们正在努力研究，以帮助更多的中国的网络用户绕过中国政府对国际互联网的封锁。目前重要的突破封锁软件包括“动态网”（二〇〇一年，比尔·夏，美动态网技术公司）、“无界浏览器”（二〇〇三，美国极景网络科技公司）等。总的来说，在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技术互动中，大量资源和人力被浪费，而北京从来没有成功实现封闭海外“反动信息”的目的。
监控和关闭网吧及实施上网实名制
有研究者称；中国目前只有四千万台计算机，已经带动了八千万网民，每台“负载”两人。而新增网民的收入越来越底，昂贵的PC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中国网民数量全球第二，中国PC数量只是全球第四。因此，“像中国这样总体生活水平依然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拉动更大规模的人口上网，只能通过全面发展网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在于网吧！”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应该鼓励网吧的发展，以“资源分享”的原则解决更多人上网的问题，但是中国当政者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许可证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更为了限制言论的政治利益而顽固实施限制网吧发展的政策。这一倒行逆施不仅侵犯了基本人权，也侵犯了网吧营业者的经济权利：在这些类似黑社会式的清理行动中，政府成为违约者和抢劫犯。
政府首先对网吧开业申请实施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规定硬件条件以及须县以下政府批准才能开业的程序条件），这不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也大大提高了网吧经营的成本，这种高成本经营也是网吧不得不向未成年人开放，并昼夜开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为恶劣的行动是在“敏感时期”，利用个别网吧的偶然事件，违法关闭和整顿网吧。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二〇〇二年北京的蓝极速网吧事件，该事件为当时的北京政府提供了通过“讲政治”来邀宠的机会，其结果是全国范围内对网吧经营权利的粗暴践踏。当时中国有二十多万家网吧，而有关当局在全国关闭了一万四千多家网吧，其中三千一百家被永久关闭。为此，朱镕基签署了一份关于网吧治理的法律文件，禁止网吧通宵营业，禁止十六岁以下儿童进入网吧、开业须县级以上批准，并要求必须登记身份证件等。这当然不是最后的疯狂，在以后各次“敏感时间”，网吧利益也不断遭遇政府权力的侵略。比如在二〇〇四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国查处了所谓“无照网吧”一万六千五百户，而在三、四两个月份，中国关闭了八千六百所互联网网吧。
中共为了在技术上全面监控网吧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中由国安部、公安部和电子信息部联合建立的“金盾工程”就是一个高科技网络监控系统。有网络新闻指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与“金盾工程”的上马和实施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之音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篇报导进一步说：“金盾”工程计划在二〇〇五年前完成，它保证任何使用者在中国的网吧里上网聊天，在网上查找数据，收发电子信件等活动，都将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一九九〇年以来奉行“宁左勿右”政策的上海，再次于二〇〇四年六月率先推出“新规定”：在各公共互联网使用地点安装录像监视系统和计算机软件，以防止互联网使用者浏览违禁网站，同时也防止十六岁以下少年进入这些场所。《上海日报》报导说，这个耗资七百万元人民币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将帮肋监视上海所有网吧内的十一万多台计算机，而且能够立即查处非法活动。有趣的是，上海的做法在广州引起了批评，《广州日报》为此发表评论《网吧装监控软件是否侵犯隐私》。但这不标志着广州政府缺乏献媚的能力，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南方都市报》报导指出：广东省拟实施在线监控网吧经营及个人上网。文化部在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则公开宣布：二〇〇四年底全国网吧将被安装监管系统，通过这套监管系统，文化行政部门将以高科技手段对网吧实行全程实时监控。这条消息还说，二〇〇三年，文化部就要求各地网吧安装监管系统，目前，四川、广西、湖北、浙江、江西等地都已安装完毕，取得“良好效果”。
此外，控制网吧臭名昭著的措施就是“上网实名制”。来自天津的一则消息说，天津市网吧将全面推广“用户上网实名制”，从二〇〇四年元旦开始，天津将首先在市内六区“网吧”实行“实名上网”：届时，在“网吧”上网必须先凭身分证购买上网卡、凭卡上网。同时，福建、江西、辽宁、江苏、山西等地也开始实行这一新制度。我的调查则显示，并非所有的网吧真正实行了“上网实名制”，但在北京和广州，一些网吧确实在严格执行这套制度。令人感慨的是，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和政治名人张海迪以及机会主义的方法鼓吹专制的国情研究者康晓光，都曾为“上网实名制”和“管制网络”向当局跪请过，可惜在网民的批判中最后销声匿迹了。这些事实至少说明，网络斗争竟然也成为政治邀宠可资利用新机会，而网络自由的敌人就不仅仅是北京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包括这些“欲得利益者”。
过滤词制度
具有一定上网经验的网民马上就能“破译”“柳丝”和“填俺闷事件”（“六四”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词的真实意义，事实上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为了表示“六四”，网友还发明了[5+1，5-1]这样复杂的替代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在网络上，特别是电子公告牌上规定了大量的“过滤词”，这些词或者不能正常显示，而是以***等符号出现：或者，如果你的文章或邮件中有规定的过滤词，就无法发表或传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避免被批评，连“共产党”，“江泽民”都变成了***，结果使一些像献媚的“爱国愤青”也无法正常发言。二〇〇四年四月四日，“亚洲新闻网”转发“路透社”的一则消息说，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为了配合当局打击网上色情等行动，根据政府最新的黑名单，禁止查询的关键词达到了四万个。另有媒体报导：“随着四中全会日子愈来愈近，在搜索引擎google输入‘汉奸’、‘美帝国主义’、‘钓鱼岛’甚至是‘反腐败’等就提示打不开网页，更不用说‘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关键词了。”
二〇〇四年七月份出现的腾讯事件，可以视为“过滤词”政策遇到的重要反弹，腾讯公司过滤掉了QQ游戏中“保卫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词语，引起了网友的强烈抗议，最后腾讯公司不得不道歉。事实上一些网络公司真正要屏蔽的绝非“保卫钓鱼岛”、“南京大屠杀”等词语，而是中南海的大人物们最讨厌的词藻。署名方舟子的网友二〇〇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新语丝”网站公布了某网络公司所屏蔽的敏感用词，竟然多达一千个左右，其中包括英文freedom（自由）、GCD（共产党），及中文“三个代表”、“党”、“民主”、“民运”、“六四”、“李鹏”、“天安门”、“江泽民”、“朱镕基”、“李长春”、“胡锦涛”、“警察”、“邓小平”、“首长”、“书记”、“城管”、“高干子弟”、“人大”、“黄丽满”、“宋祖英”、“自焚”、“温家宝”、“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罗干”、“吴官正”、“贾庆林”、“专制”、“暴乱”、“暴政”、“北大三角地”、“北
韩”、“北京当局”、“藏独”，“陈希同”、“持不同政见”、“赤匪”、“达赖”、“大法”、“地下教会”、“丁关根”、“丁子霖”、“动乱”、“独裁”、“法轮”、“反共”、“反人类”、“共产”、“国家安全”、“国家机密”、“汉奸”、“红色恐怖”、“基督”、“江流氓”、“江绵恒”、“江戏子”、“江则民”、“江泽慧”、“江贼江”、“江折民”、“江猪”、“江猪媳”、“江主席”、“将则民”、“僵贼”、“僵贼民”、“酱猪媳”、“抗议”、“劳改”、“劳教”、“老江”、“老毛”、“老人政治”、“毛厕洞”、“毛贼东”、“木犀地”、“庆红”.“上海帮”.“上海孤儿院”、“则民”、“择民”、“泽民”、“贼民”、“赵紫阳”、“真善忍”、“真相”、“政治犯”、“中俄边界”、“晚年周恩来”、“朱琳”、“自由”、“作秀”、“收容所”等等。无论如何，这个过滤软件及名单的制作者是非常“懂政治”的，不过如此“懂政治”的人才显然只有在中国政治的培育下才有可能。
在中国大陆，网络过滤导致的很多笑话，也遭到一些网友的公开反对。二〇〇四年四月四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转发过一篇署名“思宁”的文章，该文题目是；“过滤词制度违宪违法违规”。这篇文章说：以人民网为代表的我国部分网站，近年来在新闻、论坛、电子邮件等服务中实行过滤词的管理制度，对网站认定的所谓敏感字词予以禁止、遮罩、修改等。过滤词制度造成许多网站错别字成灾，网站上汉字的使用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这位作者批评说，第一，过滤词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反了宪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过滤词制度妨害国家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妨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侵犯了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侵犯了公民通过电子邮件享有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限制了公民通过网络提出这种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文字方面侵犯了公民通过网络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利；第二，过滤词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过滤词制度违反了《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告》的规定。这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监视电子信箱，侵犯通信自由
在大陆的一些网络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自己的邮箱常常被打开或直接被关闭，或者不能正常收发信件，或者被大量的垃圾邮件所困扰，而有的时候“有人”从你的邮件向很多人发出大量的垃圾邮件，而你自己却完全一无所知。我个人一个独特的经验是：二〇〇四年初我从美国回到中国，我的renbm59@hotmail.com邮箱密码被“破译”了，该“窃贼”不仅定期更改我的邮箱密码，而且还以我的名义给一些朋友写信。我最早的一个信箱renbm@21cn.com完全无法收发任何有关政治资讯的邮件，而我在网络上的公开信箱bmzy_r@163.com则被“黑客”攻击得根本无法使用。
我们谁都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中国网警不仅在网络上安装能够复制电子邮件的软件，并能够立即终止传送所谓的颠覆性材料；封锁邮件可以针对内容进行过滤，比如标题或内容中出现被定义的敏感用词，就会出现收信人收不到信的情况。为了对付这种封锁，一般可以采取使用某些符号分开“敏感词”的方法重新发送邮件。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网民尚缺乏足够手段对这些侵犯通信自由的国家犯罪提出控告，但我希望人们能够为此在技术和法律上进行准备。
设立“举报网站”，鼓励陷害，伪造“民意”
二〇〇四年六月十日，中国政府开设了“非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net.china.cn），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的网民可以向这个网络举报违反中国法律和法规的网站。这个网站列出的可以举报的非法网站类型包括宗教网站、危害国家安全网站、宣扬暴力和色情网站以及违反知识产权网站。这是中国政府将本来存在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行动制度化的重要举措，从此，“暴政的嘴”将被国家公开鼓励，而国家可以利用“民意”或“盗用民意”“合法地”进行网络清查。这个网站宣称它已经处理了公众提供的上千件个案。
中国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蒋耀平在“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开通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毫不掩饰地声称该网站斗争的对象是“危害网络与信息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都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并承认“这些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面对外界的强烈批评，官方“新华网”在六月十八日按老习惯发表了一篇题为网民对‘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开通反响强烈的卖瓜文章，该文所说的“网民强烈反应”原来仅仅是记者对该网站“历史意义”的空洞赞扬。由于我们能理解的原因，网民对举报不可能有“强烈反应”，但个别的网络流氓倒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对一些网站进行报复。但更多的情况将是：有关方面可能诡称“网民举报”而关闭他本来就打算关闭的任何网站。
官方网站的“舆论导向”与“网站自律”
中共和北韩或中东地区的一些独裁者不同，他没有完全禁止网络，这个“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半开放国家，一方面严厉控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又想利用网络革命为专制利益服务。这就表现为：北京在关闭民间网、封锁海外网站的同时，却大力发展官方的网站，捞取垄断利益，并把丁关根倡导的臭名昭著的“舆论导向”政策复制在网络宣传上。但官方网站的很多工程师或记者中，不乏良知末泯之人，因此如何管理官方自己的网站不出“政治问题”，又成为北京至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官方网站的电子公告栏，由于基本上允许网民的直接参与，完全按当局的旨意控制言论几乎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说，官方网站比传统的官方媒体更自由一些，但它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传统媒体那么大，更多的网民也不愿意浏览政府网站。
有关当局管理网站官方一般通过三个办法进行，一是要求网站公开张贴可耻的“莫谈国事”的公告；二是签署“网络公司自律协定”：三是“互联网协会”、安全部门或网络警察部门不定期到网站检查。
二〇〇二年三月间，中国政府发起了《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保证活动，官方报导说有三百多家公司参加，包括新浪网、搜狐网和雅虎中国在内。在公约上签字的公司要保证不传播“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迷信、淫秽”的信息，它们还表示不“制作、发布或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而为落实中国互联网协会关于组织签约单位网站信息内容互查工作，各省市互联网协会经常组织了一系列对省内网站的抽查、自查和互查活动。来自广东的一篇报导说：为在党的“十六大”期间营造一个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在省管局的领导下，广东互联网协会于二〇〇二年十月上旬组织了对省内大部分网站较为普遍的信息安全检查活动。……由该协会工作人员直接上网浏览查检。对一般网站，进行系统、细致的浏览，以便发现有害信息；对开办BBS的网站，其查检内容包括：开办手续、经营范围，并以上传信息等办法对论坛、网民聊天室、文化艺术类留言板、IT行业布告板、新闻跟贴等进行有害信息封堵的检测。……为了迎接“十六大”的召开，广东省内大部分网站均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监控管理工作，网站管理、监控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建立了敏感时期的值班制度。有些网站在“十六大”期间关闭了BBS栏目或减少栏目，避免出现有害信息。技术监控手段获得了普遍提高。经检查，开办BBS的网站，大都落实了版主负责制，每个栏目基本上都有一个指定的专职人员充当版主，对登载的信息进行自动和人工过滤、筛选和监控。对上传信息大多数网站基本上能做到全预审。被抽查、互查的网站均能要求用户在使用BBS前履行用户登记程序，包括填写注册表格，提供真实姓名、电话、身分证号等相关个人信息。大部分网站都能在留言板、论坛、聊天室等BBS网页的显著位点击弹出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表清晰可认的扫描图片，以及弹出相关载有电子公告服务规则的页面等。开办BBS的网站其信息安全检查人员基本具备删帖、封帖、追查IP等监控技能和手段。发现不良信息能直接进行删除后做好记录。大部分网站的备份日志都能保留在六十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相当一部分网站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对有害信息的管理工作十分严格，对疏忽、失职的工作人员处罚力度较大，有的网站甚至采取“株连”的措施，如一位普通职员出错，其主管、部门经理等领导都受到被扣发奖金等处罚，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出错的几率……
官方网站在“舆论导向”方面最大的成绩是成功鼓动了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反美情绪、反日情绪和反台独情绪。这些粗暴和野蛮的网民被我定义为“爱国贼”，而被其他评论者定义为“愤青”，这个“新人类”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江泽民主义在中国校园里尽心培养起来、然后在网络上收获的庄稼。这些新一代的网络红卫兵当然不仅满足于口头上的假大空和幸灾乐祸，而且还进行“打砸抢”的实际行动，这包括网下冲击美国大使馆，网上攻击“敌对国家”的网站等“英雄壮举”。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五日，“亚洲新闻网”转发韩国瀛海通讯社的报导称：韩国星期四正式请求中国政府协助调查日前韩政府逾十个政府单位遭到怀疑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的案件。韩国国家情报院十三日首次披露，国会、国防研究院、国防科学研究所、空军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等十个政府单位的计算机，遭到来自中国的病毒程序（变种Peep、Revacc）的黑客袭击，因此韩国外交部副部长ChoiYoung-Jin今日正式向中国驻韩大使李彬提出了要求中方助查的决定，而中央杜台北六日报导：中国保钓联合会网站日前被自称是“日本Hacker Will”的日本黑客攻击，首页遭篡改，论坛也被删除，会员数据外泄，中国黑客组织随后组织一千九百余人，发起为期一周的“中国黑客八一反击战”，攻击口本、台湾等两百余个官方网站。
当然，最主要的攻击活动是针对异议网站的。一些网警或显然被收买和雇佣的网络流氓在一些网站肆意捣乱——不寐论坛不过是屡遭其害的网站之一。
网络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遭遇的挑战，更是江泽民主义遭遇的政治滑铁卢，但任何媒体上的革命都有专业上的局限性，网络也一样。换句话说，人们不能指望网络信息可以自动推动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虚拟世界毕竟是虚拟的，其最大的功能是为打破政府垄断言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但社会的自由要依靠每个人自己站起来承担责任，做一个新时代的传教士。真正的变化需要返回现实世界，需要回到网下，需要把网络自由变成现实的自由，或者需要网络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创造性地联合。最近我们看到的“门前政治”已经推动了这种进展。
网络为中国社会的转型确实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不是“五四”时代的人所能想象的，也不是“六四”时代的人所能求助的。这还是目前我与一些朋友倡导“中国网络大选”运动的真实背景。在一定意义上，网络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九四九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他们不必完全等候权力斗争提供发言机会，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自己想发表的——常然，因此耍拥有相当大的勇气。此外，我们这代人可以期望中国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成果上实现最后的文明转型，而不至于再次返回造反传统中。现代武器的国家垄断也制约了传统变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信息和话语基础上的权力转移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必要。
三、再见了，江泽民
江泽民告别舞台之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一是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同时在政治局常委中用自己人占据多数。二是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疯狂地巩固自己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主要方式是安排“自己人”进入军队领导层，同时拙劣地宣传“江主席建军思想”。不过，人的作为的确是有局限的，无论你怎样试图统治未来，都是不可能的。江的所有政治努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这是不以江的意志为转移的。江的垂死挣扎唯一的政治“贡献”是：他由始至终地坚持“江泽民主义”，彻底丧失了灵魂得救的最后机会；并因此支持了江泽民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成为学术对象。
1、从“江核心”到“胡执政”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政治迎来了“九一九关口”——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九月十八日新华网转载《瞭望新闻周刊》的报导“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是此文最大的印证。“胡锦涛时代”到来得比预料得快，中国政治再一次出现了一个“过渡时期”。
世界舆论对江的辞职普遍感到惊讶，因为会议之前各种信息充满了矛盾：而官方给出的信息基本上不构成“自愿辞职”的充分理由。江泽民在屏幕面前第一次进行了不太情愿的最后表演——他与胡的“最后握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热烈”的。笔者认为，江是被迫辞职的。二〇〇四年七、八月份是江在集团内部征求意见的关键时期，他的成员为他提供了矛盾的建议，这可能使江低估了驱逐他出局的政治力量。江的虚荣心同样帮了倒忙，他受到的谄媚使他放心地把自己的去留留给了会议讨论。江显然不完全清楚整个国家对他的厌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胡锦涛给他的体面告别几乎是充满同情和吝啬的，会议结束第二天，中国媒体对江没有任何礼节性的赞美之意，江在出局的同时中国政治就在他身后关上了大门，然后哄堂大笑。
江泽民的结局是意料之中的。我在一九九九年撰文指出：江的离去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为他流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应该接受的命运，上帝是公正的。世界舆论也显示了这种公正：没有一家媒体对江的离开感到惋惜，人们普遍欢迎这一结局；唯一的惋惜是，他离开得太晚了，他早就该走了。江留守军委主席两年，显然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这两年来，他压倒李鹏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符号，并“帮助”胡温树立了开明形象；除此而外，这一年他没有得到任何政治成果。这两年江在军队内部继续进行人事调整，但这种努力像以前筹建江泽民集团一样，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和效忠将是非常脆弱的。我完全同意：江泽民集团的崩溃将在短时间内发生。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不能公开狂欢，但“放鞭炮”的冲动是普通的。人们即使对胡没有更高的盼望，但对江的恶感使他们有理由欢欣鼓舞。中新社是一个具有改革色彩的通讯社，四中全会闭幕第二天（九月二十日），该社转引了即将发表的《人民日报》祝贺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社论，标题是“执政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文章根本没有提到江泽民的名字，更不用说高度评价江“十五年的贡献”了。同日，“中国新闻网”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浙江地方干部任用民主推举，群众不拥护者出局》的文章。该网站另外一篇文章同样引人瞩目：（后拉登时代基地组织的五位新领军人物），文章转引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的报导说，“基地”组织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正在逐渐走向前台，他们这些极端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顽固，更加残忍，也更加危险。有读者可以联想到后江时代留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江派人物。而在前一天，该网站发表了《我国清退百万治安员整治‘红袖章’之乱》的报导，该报导说，中国公安系统的“治安员”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辅警队伍（专家估计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它“将告别舞台”，中国政府将为“这种特殊的角色画上了句号”。当然，江后时代两位江派人物马上出面讲话，曾庆红九月二十日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五十周年座谈会，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素质”，而同一天，吴邦国在中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值得一提的，新华网根本没有曾庆红这条新闻，却转发了英国《每日电讯报》二十日刊登的文章：萨达姆在下月受审后可能被处决。
江的势力仍然将对中国政治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比人们预期的要小得多，江的力量可能利用某些政治危机反击，也不排除制造“八一九事变”的可能性。但由于十五年的镇压行径和腐败纪录，使这一势力更多会处于守势。中国政坛要重新洗牌，既得权力者显然面临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善终”而不是重新上台才是江最大的政治理想，而这一理想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有太多的理由要求江对十五年广泛侵犯人权的罪行负责，因此，江不会被遗忘唯一的理由可能是对他的普遍仇恨和人类对世俗正义的要求。江将在恐惧中度过余生。在四中全会闭幕式上，江发表简短的告别词之后，胡锦涛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衷心感谢江泽民刚才发表的满合深情的重要讲话”——“满含深情”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恋恋不舍中包含的愈来愈多的忐忑不安。江主席这次没有歌唱“我的太阳”，因为太阳已经西沉，寒意逼人。
2、他耻辱地到来，他耻辱地离去
中共四中全会闭幕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携带着刚刚扶正的“党的军委主席”胡锦涛，一起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江的“重要讲话”试图向世界及胡锦涛表明：他仍控制着军委，因此控制着局势。江胡的权力移交未必是“和平”的，而且不是彻底的：江泽民不可能像邓一样“说退就真退”，他仍想留在胡的身后，同时在他们之间放下帘子。
江的“重要讲话”首先是显示“大家长姿态”，他把“胡锦涛同志任军委主席”视为是他自己的恩典，是“钦定”。当江说“希望军队始终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服从党指挥”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的“希望”，他对军队的统治优势，而不是军队的“神圣使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出席会议。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出席会议。胡在江的“希望”中，在军委委员名单中再一次看到江十五年来在军队中的“工作成绩”：江指挥枪是通过军队的人事变动、同时安排自己人完成的——江清楚地阐明着这种局势：“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在军委主席的岗位上，工作抓得很紧，就是要把军队建设的一些大事定下来，为交班打下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人们怀疑：江为什么不早点退下来，让胡自己“在军委主席的岗位上”，“工作抓紧”，“把军队建设的一些大事定下来，为交班打下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江在告诉世界和胡，他已经为交班“打下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人事安排就是这个“基础”和“条件”。下面这段话江几乎是敲着桌子讲出来的，是炫耀，是警告，也是坚决要训政的誓言：
“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任评：这是真话，江这些年一点正经事情不干，唯一干的“正经事”就是控制军权，而且达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我这些年集中精力抓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军能否打得赢、不变质（任评：坚决捍卫江的利益恐吓党内外反对派，是为“打赢”；不服从江主席的指挥，是为“变质”）。十五年来，我们大家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两雨，经受了许多复杂而严峻的考验。我们团结奋斗，在毛主席、小平同志打下的基础上，把我们这支军队的建设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任评：十五年来，江依靠军队干政在政治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这些胜利获得的战果超过毛、邓）十五年来，我同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全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几届军委班子的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任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退下来了就没完了，我仍然控制着军队：我和军队的关系，不是胡锦涛所能相提并论的；你们呀不要趁机搞非江运动，军队会帮助我镇压任何反江图谋），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同全军官兵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还会关注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任评：我清楚地告诉所有欢迎我下台的人，我不想退，也不会真退——你们要小心。）
接着江放下家长的口吻，开始居高临下地给胡锦涛和整个军委“上课”，他说：“锦涛同志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头人、班长，也是军委领导集体的领头人、班长。大家都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支持他的工作。”“班长”这个比喻是意味深长的，它想表达的是，在“班长”和各位“班级干部”之上，还有一位“班主任”，而江泽民就是这个拥有最后决定权的“班主任”。他将“义不容辞”地负责整个“班级”的“团结”，以保证其不“变色”。胡锦涛对江的恭维至少在下面这段话上是非常中肯的：“江主席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
江的“九·二一”讲话说明了什么？第一，它表明江对“中央批准他辞职”缺乏真正的心理准备，他想利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机会警告党内外“敌对力量”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错误估计了形势”，不要“与时俱进”，不要忘记“江泽民同志”——他仍控制着局势：第二，他根本不想退，他的既得刊盆、政治恐惧以及特别发达的虚荣心都支持他留在台上，至少留在屏幕上，他对离开“舞台”深恶痛绝。但无论如何，江不是邓，江对局势的绝对控制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江实际上缺乏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资源，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暂时性结盟——利益基础上的团结不可能是持久的。时间站在胡这边，也意味着利益集团将以时间为轴心重新进行调整。江对未来完全缺乏信心，无论他怎样周密准备，他的恐惧都无法根除。江的“九·二一”讲话不过表达了一种恐惧，一种酸葡萄心理，以及对被迫出局这种后果愤怒。赵岩是为这种愤怒付出代价的第一个人：但未必是最后一个人。
胡当然未必代表着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希望，但江胡交班肯定意味着政治内战将表面化，非江化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江对权力的最后纠缠，只能留下更多的政治丑闻。叶利钦离开俄罗斯政坛的时候，俄国报纸曾评论说：他光荣地到来，他光荣地离去。那么怎样评价江的到来和离去呢？他可耻地到来（背景是六四血案），他可耻地离去（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放弃终身制）。
江的告别远远不等于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春天。胡锦涛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明晰的政治取向的中国。胡锦涛的政治陷阱是江泽民主义合乎逻辑的政治遗产。
朱镕基的地雷阵是一种“文学抒情”，现在胡锦涛则真的走进了自己的政治陷阱。关于“执政能力”等于“镇压能力”的批评在“四中全会”后继续增长。“四中全会”明晰可见的政治效应是；媒体开始逐渐告别“胡温新政”，而这一切是在北京媒体继续为“新政”造势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
显然，随着北京侵犯人权事件的增加，胡正在走进自己给自己布置的罗网，大谈政治改革是胡进行政治突围一个高明的选择，但同时也可能是他最大的政治陷阱。一个反复强调宪法和民权的国家，如果同时反复不断地违宪和践踏民意，长期下去，这种政治表演可能比江泽民的政治演出更让人无法容忍，并将在政治上付出更大的代价。人们看到，胡上台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没有什么好转，当时更多人愿意让江来背负这个罪名，人们几乎把所有的罪恶行径都与江联系起来了。但是四中全会之后，胡取得了最高权力同时也丧失了这一“政治优势”。胡可能重蹈江的覆辙，取代江而成为时代诅咒的对象。
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胡因此走在江泽民主义精心设计的火山口上。他完全可能更强硬地“维护稳定”。上天已经赐给了中国无数大刀长矛和陈胜吴广，这不是中国的难题，但上帝还没有恩赐给中国一个戈尔巴乔夫。告别江泽民并不使人轻松，尽管这毕竟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