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毛邓江”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而在于“人民”就是由“毛邓江”、或者像“毛邓江”这样的人组成的。我们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小江泽民，他构成了江泽民时代“人民群众”的主体。江泽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因此中国“解放”的出路就不仅仅在于废黜江泽民的专制统治，更在于用信仰和规则将心灵从江泽民主义的普遍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一、“愤青”与“小资”
江泽民对大学的占领以及江泽民主义在社会上的示范效应，“有江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因此被培养成“新新人类”，这一新生代群体主要包括“愤青”和“小资”两类人。这代人是江
贡献给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他们对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军队对圈
家的影响，
1、愤青，吃狼奶长大的病人
“愤青”首先当然是指“愤怒青年”，在自由派和左派阵营里都有，但似乎主要集中在左派阵营。“愤青”在网络上和网络外都有，但似乎主要集中在网上。网络自由给这一群体提供了发言空间，而左派愤怒则成为这些年轻人发泄不满的主要内容。
“愤青”主要的“思想”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情绪化地仇视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其次是日本人，并因此诅咒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亲美言论和自由主义观点。愤青的语言特征是语言暴力，直至惨不忍睹的程度。这种骂人的习性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杂文习惯有关，另一方面是文革文化的遗传，此外则是生活不如意的直观反应。“愤青”往往就是爱园贼，但由于“愤青”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因此这个群体表面上缺少一些政治上的老奸巨猾。“愤青”由于有“大义名分”（“国家”、“民族”等）的激励，自以为“奉天承运”，“口含天宪”，因此专以大批判否定别人为己任，缺乏对话的可能性。
由于“愤青”的这些打砸抢的无套裤汉的作风，一些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对这些年轻一代感到头疼。我本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新语文运动”的，希望用一套新的语文教材与江泽民主义争夺学生。据我所知，一些知识分子对江泽民的愚民教育深感绝望，他们也写了很多文章去说服这些青年流氓无产者。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章倒是引用了鲁迅用过的一个词——六、七十年前，鲁迅指出中国的孩子是“吃狼奶长大的”。鲁迅是说，中国儿童所受的教育都是反人性的，没有爱，只有仇恨和麻木不仁。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袁伟时先生针对当代“义和团”现象，写过《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一文。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则有《狙奶反思录》一文广为转载。
九一一事件是中国愤青大暴露的时候——一场人类的灾雏却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欢呼。这种声音甚至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围进行外交抗议。在当时的气氛中，我发起了《致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上签名支持。这篇文章让一些美国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其后我应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发表了《比太平洋还遥远的地方》一文，该文对愤青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心灵特征做了详细分析。网络上屡次发文痛批愤青的政论。作家刘晓波曾有《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一文也特别值得一提。刘文载：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陨落，七名宇航员殒命，结果中国愤青继九一一之后，再次通过幸灾乐祸的言论进行网络狂欢一一在中国一些门户网站，幸灾乐祸的言论起码占有百分之五十左右。下面是刘下载的一些网友言论：
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
好！！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玩得真愉快，……感谢给我们快乐的USA，感谢伟大的sina.com。
如果那碎片掉到白宫就最好了。掉到布什的头上还要好！！
放鞭炮去了！！新年大礼啊！！
操你妈的，摔死七名科学工作者可惜，摔死七个美国政府可喜！春节不能放火炮，这下好了，美国放个大的！辞旧迎新嘛。……（摘自“新浪”和“网易”的BBS）
2、受害者赵薇及刘晓庆
演艺界明星赵薇是“愤青”的著名受害者之一，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时装》杂志二〇〇一年第九期刊登了“小燕子”披着一块“旭日”方巾的仿制品，该“服装”被指称为是日本军旗的某种“版本”。批评者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军舰上挂的就是一种发射红色光芒的军旗。目前日本网的“海上自卫队”用的仍然是这种“旭日”军旗。有批评者还指出，今年九月份，国内一些小商品市场在出售“旭日”方巾，天津市的一些小商品市场上，也发现了二战日本“旭日”方巾的仿制品。批评者说，赵薇的服装不论是颜色、图案，都与“旭日”军旗极其相似，只是原来的“武魂、忠义、尊皇、皇国”变成了“健康、和平、幸福”等。对这些指责，十二月四日，赵薇通过其经纪人陈蓉女士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时装》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正规出版杂志，如果这幅照片有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是不可能被审定出版发行的，这次拍摄的主题是年轻人崇尚自由、健康、和平、向上的精神。这件服装只是此次拍摄中的一件。因为上面正好有中文字样——健康、和平、幸福、卫生，而这四个名词正符合本次的主题，因而被选中。一般来说，模特穿什么样的服装参与拍摄是由设计师和编辑共同策划商定的。赵薇的声明适得其反，愤怒批评愈演愈烈。特别是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强园论坛”上对她的批评加大了火药味，使人再一次领略了语言暴力的“强大威力”。刘晓波在《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一文中再次保留了“大陆爱国者对赵蔽的口淫强暴”记录：
“强国论坛”上，几个网民讨论了很长时间怎样对赵薇进行肉体侮辱——是先割她的乳房、还是先割她的鼻子或耳朵——以示对她的军妓卖国行为的惩罚。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站论坛上，一些人在研究用什么样的雄性动物强奸赵薇才最过瘾——
·不要称呼她为慰安妇了。对于被强迫的亚洲国家慰安妇来讲与这种志愿慰安妇一样是一种侮辱：对自愿的日本慰安妇来讲她只是下等的慰安妇，同样是侮辱。所以，建议称呼她为“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
·如果不封杀赵薇的话，就让中国的爷们儿轮奸她。
·先轮奸他妈谁第一个啊。
……
九十年代末期另一位电影明星刘晓庆也成为愤青诅咒的对象，她是作为腐败的代表先被国家打翻在地，后被舆论再踏上一只脚的。
刘晓庆所活跃于其中的社会实施这样一些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与法治去之千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政治经济学”世界，刘晓庆是这个世界的失败者。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恶。没有公正就没有法律，在这种意义上，刘晓庆并非罪犯，最多是大盗窃国，小盗窃珠。退一步讲，即使她是罪犯，文明社会也呼吁这种精神：对罪犯的同情。这一点在中国还是天方夜谭。不仅如此，中国的观众和媒体更愿意落井下石。就在刘晓庆被拘捕的消息公布之后，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中国各家各户报刊媒体一起向一个无助的女人吐口水，砸石头，这些大批判仍然是文革式的：文学性的谩骂、道德否定、个人攻击，还有就是对私生活和个人缺点的见猎心喜。关于税收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常识：什么是税及征税的合法性？税就是指国民产品从个人或企业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其目的是支付公共费用。换言之，用于公共目的是征税的合法性。为了保证这一目的，税收制度就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权利问题。这一“纳税人的权利”一般来说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法律保护。首先是“积极权利”，它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和知情权，这方面的权利是通过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安排来保证实现的。其次是“消极权利”，即“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原则拉开了近代社会的政治序幕，它先是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后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常识”。最后，如果政府滥用权力征税，公民不仅有“不服从的构利”(Civil Disobedience)，而且有抵抗暴政和重建合法政府的权利。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在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备征税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对刘晓庆的“征服”就不是“显示出政府对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而是显示出政府对自己和刘晓庆之间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任这种条件下，公民不服从具有自然法上的当然正义。
3、小资：新新人类还是不是人类
如果说“愤青”是以左派思想为基本精神资源的，小资则以各种“后现代主义”姿态出现。他们自以为已经“后现代”了，因此对一切现代文明嗤之以鼻，这些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反对一切价值观念，采取伦理相对主义。他们追求任何自以为时髦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无可非议），但他们嘲笑任何人道主义的热情，这一点则正是江泽民主义喜闻乐见的。某些小资甚至以罪恶行径为时髦，一些行为艺术让人惨不忍睹。另外一些小资可能是东施效颦的环保主义者，但他们只是对一只小猫的伤口流眼泪，但对李思怡之死完全无动于衷。这些年轻人与其说是后现代，不如说是浅薄无聊的名利之徒以“后现代姿势”在前现代国家哗众取宠而已。
“小资”也被称为“七十年代人”。有人是这样描述“七十年代”的文化特征的：二〇〇〇年的小说界有些不平静，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小说界发出声音。他们被一些媒体和行内人台称为“七十年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性、摇滚音乐、酒吧、毒品和其他一些现代生活的符号成了非常突出的象征。
时代境遇产生自己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但在中国，几乎每个时代的问题都具有相似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七十年代并不是八十年代或所谓启蒙年代的断裂，毋宁说是一种变形的延续。因为我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结构性的改变，这种背景就是以理想主义或道德伪善为文化形式的机会主义生存方式。这种生活和精神的紧张导致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一种反讽精神和犬儒精神，这种精神以文学的方式被政治转型时期所容忍，它也是这种转型时期的精神喊叫。由于缺乏终极关怀，更由于精神自由的有限性，这种解冻地带繁殖出来的“文学自由”，更多只能求助于“本能自由”（性和生存意志）来自我确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伪崇高的解构成为各种思潮共同的文化目标。由于批判被给定的文化限制，在这种批判思潮中，反讽成为批判得以残存的文学退路之一，在这一路径中，王朔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位。王朔的作品表达了两种情绪：第一，对伪崇高的不在乎；第二，对这种不在乎的在乎。第二点很重要，它带有某种商业炫耀和做鬼脸的快感。我愿意把七十年代的作家看作是王朔的文化继承人。他们的叙述对象从大杂院转向到酒吧，这仅仅是因为经济生活的变迁导致了道具的变化，但这两代人说话的姿势和暴露本能的得意以及对这种得意的炫耀表情是基本一致的。
另外一个方面，“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差异，与其说是时代差异，不如说是年龄特征的差异。或者说，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姿态带有各个时代青春期写作的共性。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强势群体的文化，或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七十年代的人面临双重话语权力的围困，它要同时挑战成人文化和主流文化才能自我确证。这种挑战是通过炫耀不在乎，炫耀本能来表现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为了“收购注意力”。网络时代为这种商业努力提供了技术支持，使“新新人类”拥有了自己的“生产技术”，并以此来象征性地说明“文化进化”在文化生态史上应有的独特位置。
我相信人性的基本普遍一致。这种信念使我不把七十年代看成一个文化问题。事实上八十年代帮助建造了“七十年代”这种文化神话，其目的同样是一种身分自我确证，一种八十年代的“遗民”的自恋。但我不否认，由于九十年代江泽民主义精神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表面化，“七十年代”的精神比“八十年代”的精神拥有了更多犬儒特征。但这是一个过渡期的精神状况，也是这一过渡期所设定的青春期的精神状况。它是会改变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巴黎的“五月青年”到纽约“垮掉的一代”，不曾被当成一种文化问题引起了很多悲观的评论吗？我相信，理性和良知的力量是永存的，一旦遭遇自己的时代，它具有战胜犬儒的无限可能性。
不仅如此，中国人口政策灾难性的后果也从“七十年代人”身上显现出来了。独生子女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脆弱、霸道、自私、虚荣、实用。这一代人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农村的孩子的人格可能还比较正常或健康（双生子女多），但他们却受不到应有的文化教育。愚昧、单纯与精明共同构成这代人的基本人格。这当然不是孩子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严重关注。“七十年代”的人完成了大学精神的终结。
更后现代的“小资”也称为“新新人类”，据说这是“新新美女作家”创立的新名词，有评论者说，“新新人类好像是这样一群人：穿常人不敢穿的衣服，说常人不好意思说的话，做常人很少做的事。”“论露骨，好像还比不上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论另类，早就有了《在路上》；论颓废，“跨掉的一代”也都听说了几十年了：论文字，咳！不论也罢（新新美女作家，于威）。小资总的来说更少“危害社会”，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但从人性普遍一致性来说，这个“新新人类”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其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他们“强调这些区别”。但是，也不排除一些“新新人类”秀得丧失人性的可能性。在俄罗斯发生恐怖分子劫持学校并屠杀人质之际，中央电视台却为此设立了有奖测验，让听众猜到底会死多少人。事实上，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里的那些俊男覼女，是小资时代繁殖出来的新人类的代表。他们不会感到羞耻，因为在他们看来，同情心和羞耻都是现代或前现代社会的名词，这—切已经落后于“后现代”了。“后现代”的伟大观念是——“喝咖啡不放糖”，不过尽管最原始的部落早就这么“后现代”了。
二、黄色大众文化
江泽民时代的大众文化以庸俗化趋势取代了八十年代的伤痕情绪。与此相伴的是怀旧情绪和黄色笑话泛滥成灾——这是政治禁锢下心灵的逃逸。怀旧和现实的关系就像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想象性的精神自由，是一种想象性的精神回乡，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和疏离，是对灵魂的一种安顿和自慰。这种记忆是一种“像感冒似的温柔”。九十年代以来，怀旧成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个共同行动，这不是没有理由的。“黑土地”（还有“忆苦思甜”、“知青”等名字）餐馆和“老照片”的出观都是这场怀旧运动的一部分。我猜想，“老三届”在文化怀旧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某种文化权力的强弱和相关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的地位强弱正相关。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知青一代步人中年，开始在社会上步人生活和政治的领导阶层，他们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世界突显自己的记忆和苦难。他们已经等很久了。同时，作为下岗大军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怀旧同时具有了强烈的道德自觉性和现实相关性。黄色笑话是整个社会对江泽民主义的庸俗特征进行的庸俗抵抗，或者投降。当然，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最主要的方向是庸俗化，代表这个方向的明星人物至少包括赵本山、余秋雨、张艺谋、赵忠祥以及香港凤凰中文台那些缺乏自知之明的主持人们。 1、赵本山现象
赵本山成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演艺明星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个来自中国东北的聪明农民把全国人都逗乐，也把自己逗乐了——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那代表一种胜利的喜悦：一个农民通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在壁垒森严的二元社会里取得了“城市户口”。最近有报导说赵本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后同辽宁鞠躬致谢，我想他的受宠若惊或感动都是由衷的。对这一点我们不想说什么，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名之路。我们关心的是，赵本山到底靠什么把当局和观众都哄得开心地笑了。
赵本山成为90年代以来的演艺明星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个来自中国东北的聪明农民把全国人都逗乐了，也把自己逗乐了——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那代表一种胜利的喜悦：一个农民通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在壁垒森严的二元社会里取得了“城市户口”。最近有报道说赵本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后回辽宁鞠躬致谢”，我想他的受宠若惊或感动都是由衷的。对这一点我不想说什么，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名之路。我关心的是，赵本山到底靠什么把当局和观众都哄得开心地笑了。
赵本山的“表演艺术”基本上是通过自嘲或自我作贱来表现的，这是赵本山艺术的基本特征。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自嘲有如此广泛的市场需求呢？就是一个合法性已经终结却仍然在台上一本正经地表演的时代。本来这个时代是一个伤痕时代，从三十多年的政治压制中解冻了的人们正打算抹眼泪拥抱哭诉一番，但由于倾诉出了一个一九八九年，伤痕时代便提前结束了。在接下来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时代”里，由于草木皆兵般的精明，不仅人们的哭声被压抑下来了，而且笑声也被压抑下来了——嘲笑当局是被禁止的。这个时代仍然不是鲁迅的时代。黄色笑话于是在民间开始流传，它传达出后极权社会里人们普遍的调侃心态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但这些酒桌或床头文化无法公开化，能公开表演的不是对领导人和社会黑暗的反讽，而是自嘲。在意识形态管制仍在继续但事实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笑料的新世界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以至全民都快在“新闻联播”面前放声大笑了。正在这时，一个极尽自我丑化之能事的刘姥姥来，贾府上下终于开怀一场。
事实上一九七六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就有人打算以嘻皮笑脸的方式迎接西单民主墙之后的冬天，这一使命是在八十年代由王朔等人来完成的。“伟大光荣正确”之后必然紧跟一个丑角时代，这在社会心理学上不难解释。不过赵本山和王朔还有所不同，王朔是一个具有真正颠覆意识的城市作家，他也是一个越活越明白的人。但赵本山不同，如果说王朔在城市里做鬼脸，而赵本山则发自内心的向城市鞠躬——他对乡土的怀恋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对城市生活的谄媚。在这种意义上，赵本山的表演艺术不仅仅具有时代特点，也具有身份特征。在一个城乡差别如此严重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农民只有通过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在城市文化市场中获得注意力。
但不能因此就把赵本山视为农民艺术家，甚至农民生活的代言人。我们说，九十年代中国从英雄时代彻底进入丑角时代或笑话时代，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生活本身是快乐的，而是指强加于生活的那种力量，那种强制方式是可笑的。换句话说，九十年代中国底层人的生活总的来说是更艰难了，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几乎从八十年代后期就没有增长，而由于城乡之间的身份管制，进城的农民生活并不好，民工的人权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而在赵本山的故乡东北，这十几年来那里的农民生活尤其艰难。但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在赵本山的作品中得到体现，正相反，赵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农村政策宣传符号的简单图解。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艺术化了的政治谎言。所以与其说赵本山表达的是农民的快乐，不如说表达的是一个进城而且没有遭遇警察驱逐的农民的快乐，表达的是这个农民对加入分配性体制的几十年的孜孜以求。当然我不否认赵本山拥有很多农民观众，但农民对赵本山作品的喜爱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新闻联播的不喜爱，或者是由于来自同一块土地的那种亲切感，但不是因为赵本山真正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赵本山现象也说明了文化上的穷途末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兴奋点集中在农民的自嘲上，不仅说明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也说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经贫困至极。文化上的末日心态也最后将体现在赵本山本人的艺术创作中，从二〇〇三年春节开始，我们发现事实上他已经江郎才尽了。赵本山是一个聪明人，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艺术缺陷，他似乎打算通过严肃的努力来寻找出路，但电视剧《刘老根》的续集继续讲述着他努力的无奈，这不仅仅是由于文化管制，也和他自身的精神品质有关。我相信赵本山在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突破口，无独有偶，张艺谋的“英雄”也昭示着这个犬儒时代的“艺术”已经走到尽头了。也许还有掌声，但谁都知道，这是十三年来最后的一场演出。
我们当然并不是苛责赵本山的出身和文化水平，但我想对他说真话更好。我最近看到那位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为赵本山辩护的一段文字，深感这个笑话时代之所以是笑话时代，就是因为农民中的文化人赵本山和文化人中的农民余秋雨共存的缘故——由于余秋雨大师的故作文化状，你才会觉得余秋雨更有喜剧效果，只是他通过赵本山把你的笑引出来而已。我们先看看余秋雨先生是怎么说的：
“赵本山最容易被文化界所轻视的地方是过于世俗，文化层次不高。轻视者的内心有一把潜在的标尺，他们所追慕的文化层次大抵有两个方面：要么国际气派，要么古雅蕴藉。大凡原先文化普及度不高的国家和民族都会产生类似的追慕，而这种追慕也确实是合理的。但是，用真正现代‘大文化’的观念来看，这种追慕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肤浅的。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构架的根基，也是推动精雅文化不断演革的动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长久、更深入人心。”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余秋雨先生恰恰就是轻视赵本山的“文化人”，而且集中表达了余秋雨先生的伪善。不过在余秋雨先生神乎其神的“文化名词”卖弄中，你就知道他所理解的文化是怎么回事了，也就理解这个时代最后的告别演出是那么的恋恋不舍。这是余秋雨和赵本山的时代，一个以自嘲和一本正经共同为文化送葬的时代。
2、余秋雨现象
把余秋雨视为大众文化、特别是庸俗化趋势的代表，显然要受到他本人的抗议——余秋雨所有的文字都试图证明余秋雨是学者和思想家，但在我看来，这些证明总的来说是无效的。九十年代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名人”像余秋雨这样为“文化”作出了最具有颠覆性的贡献：他告诉人们文化仅仅是思想贫乏特别需要的语言口红。余秋雨的“文化”是空洞无物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华丽词藻，然后就是屏幕上的操作和情绪渲染，余秋雨受人责备还不仅仅在于他掩盖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光彩经历，这种掩盖比经历更不光彩；还在于如此“著名”的“文化大师”对当代文化的堕落、对人文精神的覆没缺乏抗议和敏感，而且自己就是这堕落和覆没的参与者——他是继诗人汪国真之后中国又一个无病呻吟的“文人”，他的成功关键在于他生产的民族文学化妆品直接批发给了江泽民主义。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李正兵的文章（关于“余秋雨现象”批评之综述）。文章首先罗列了余秋雨先生一大堆令人瞠目结舌的头衔：“余秋雨先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世界艺术理论史、城市文化学、全球华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备受学术界推崇。值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冶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
这位作者“将学界批评秋雨散文的声音粗略地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吹捧奉承型、驳斥诘难型、谩骂攻击型和评价研讨型。”“吹捧和奉承型”“以冷成金、沙叶新、楼肇明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值得一提的是沙叶新的评价：“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驳斥和诘难型”“以余开伟、汤溢泽、朱国华、王永叙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中指出，《文化苦旅》中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说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感伤情调。另外，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流水生产线。”：“谩骂和攻击型”“以王强、周泽雄、朱大可、黄敏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王强的批评值得注意：“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这样批评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先生的的总评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在我看来，李正兵本人的观点远非持平之论，应该属于另外一种“吹捧和奉承型”，他和余秋雨在精神质量方面基本上是同构的，不可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批评。
近年关于余秋雨的新闻首先是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揭余秋雨文革中实为左派写手，但余秋雨从不为这种过失忏悔；余杰的话得到了一些知情人士的支持，其次是金文明与余秋雨的笔墨官司，金文明写了一些批评余秋雨的文字，金认为：余秋雨的不懂阴阳历的互换、不懂古代地理、不懂古文常用专有辞 ，等等，因此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余秋雨的辩护颇具讽刺意味：他以“理论家”的身分反驳别人对“散文家”的质疑，但当别人指出他在理论上有缺陪时，他又以“散文家”的身分批评别人的不懂文学；第三是余秋雨状告《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萧夏林侵犯其名誉权案，结果以一审败诉收场。萧夏林二〇〇〇年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文化中的文化》。萧认为余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期间，对深圳文化进行不切实际的吹捧，并称其“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第四，二〇〇四年，余秋雨“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再度成为新闻。湖北经济学院的古远清对此评论说：“凡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尖锐批评时，余秋雨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面对巨大压力，只能封笔。这种话他过去说过多次，可每说一次就有一本新着问世。他这次故伎重演，说封笔原来是为了推销他即将出版的四卷本学术文集。这是一种商业炒作。”
我对余秋雨先生的大作多次想拜读到底，结果都半途而废。我显然认为余秋雨先生的确是传统文人的翻版，并且是古代腐懦和上海小市民的混合物。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完全乏善可陈。余秋雨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名流，根本原因在于整个民族文化水平较低的缘故，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与江泽民主义的愚民共同的产物。余秋雨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缺陷和读者的愚昧。不过余秋雨现象也讲明了一个道理：流行的未必是好的，事贯上这个道理在西方早已经是常识。
余秋雨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缺陷的代表，他就是这个缺陷本身，由于我们的生存境遇，由于历史文化的某种延续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仍然表现为对几千年来自身局限性的“路径依赖”，显然，对外在环境特别是警察制度的强调已经再也不能成为解释这种局限性的理性的理由了，必须抛弃这种来自深刻奴性的思维习性，到自身存在状态那里去寻找真相。那么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局限性呢？这种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哲学理性的缺乏和宗教意识的无知。相应的，这种精神结构呈现出东方式的情感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这种求真乏志、求善不能、求治无方的精神状态，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上处于较低层次的水平上。
第一，哲学理性的缺乏和文学功利主义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七年后的俄国知识畀有过这样一种反思：俄国知识阶层“对待哲学的态度如同对待其他精神财富的态度一样，都缺乏较高的文化质量；在此，哲学的独立意义被消解了，它只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功能的目的。”如果说，俄国的知识阶层“对哲学抱有传统的敌意”，那么余秋雨一代的知识分子则通过文学形式表达了对哲学的崇拜，结果生产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伪哲学出来。这些急功近利的努力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它只是为了显得很哲学，以便通过学术上的包装推给同样具有哲学虚荣心的广大读者。
第二，宗教意识的无知和大义名分的伪抒情
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待宗教的态度“尚未步出少年时代”，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可能更糟，可以说筒处于蒙昧无知的时代。东方历史产生了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态度，革命年代对法国启蒙哲学的复制更加深了对宗教的轻率态度。这种革命伦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欧文化拥有自己的宗教根基，它们至少有一半是建立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所奠定的宗教基础之上的。”缺乏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只有走向自我崇拜，这种自我崇拜主要是通过大词、自然物和个体清高的抒情来实现的。但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俄国作家弗兰克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一文中说：“俄国知识阶层传统道德、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孱弱无力，毫无成效，且没有事实根据。“但抒情可以自体中毒，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忘乎所以。由于人的自义（编注：基督教神学中的词藻，指自恃正义的人，带贬义）这种局限性，在自我崇拜状态中，人肯定会迷失的。因此，“忏悔”和“余秋雨”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问题。
具体来说，余秋雨是中国传统及近代美感教育的牺牲品。美感教育是蔡元培倡导的，其目的之一是以美育取代宗教。这是中国文化近代转向过程中的文化迷路。“美感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是“陶冶感情”（这无异于自我欺骗）。美感语文并不想追问真理，仅仅追求“自有儒者气象”，“儒者气象”可能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对象，也可能是精神病理学的对象——割断美感思想的宗教教脐带，美感文学就只能是无病呻吟或动物性的嘶喊。“美感教育”扭曲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教育主题，即理性主义目标，包括哲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和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结果在文化上导致了情感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泛滥，文化英雄成为无病呻吟的变态者和自高自大的疯子；政治上导致各种极端主义泛滥，鄙俗的唯物主义和小农反智主义大行其道，政治英雄成为文学抒情患者或不学无术却打算凭“立场和态度”改天换地的狂人。
美感文化是对“两希文化”的误读（“两希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排斥理性和宗教回到审美阶段，无论如何是思想的倒退。在这一点上，从亚里士多德到齐克果（克尔凯郭尔），到今天各种语言哲学和主流的科学哲学，从柏拉图经维柯到现代的人类学家，都标志着人类思想离弃原始的“诗性智慧”（美感文化）、面向理性和终极真理这一基本路向。齐克果的例子也许特别值得一提，这位自称诗人的哲学家认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三个阶段：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在审美阶段，人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及时行乐，没有首先责任感，不能洞察存在的真理；在道德阶段，人遵守固定的道得准则，也希望别人遵守，凭理性生活。但人在这个阶段中仍不能达到真实存在，因为道德存在要与人的感性生活发生冲突，给人带来沉重的痛苦；在宗教阶段，人摆脱了世俗和道德的束缚，凭信仰生活，他只作为自己而存在，面对的只是上帝。（《人生道路诸阶段》，一八四五）因此，这位天才的思想家主张：必须摆脱生活的美学阶段，“从美学的虚幻中解脱出来，不再痴迷于三心二意的绝望，这样才能意识到心灵的严肃性。”在他看来，鲁迅式的文学绝望是对心灵的毁灭，“从无限的、绝对的意义上，绝望则毁灭了灵魂，因为灵魂并未突破绝望而是被禁锢其中，被硬化了。……当我在绝望中获得整个世界时，却因使自己处于有限之中而毁灭了灵魂。……因此，有限的绝望并不自由。”鲁迅式的绝望最后只能通过征服世界来自卫，这一绝望在哲学上的产物就是所谓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这一主义的运动就是获得世界而消灭灵魂的过程。美感文化所树立或崇拜的英雄不是追求真理的人，也不是道德英雄，“美学的英雄通过征服而伟大，宗教的英雄则通过忍受而伟大。”这个征服者由于缺乏绝对者对他的限制，他只服从美感激情和理性算计，“他就能说我天生就可以成为唐璜、浮土德或强盗之王，现在我要锻练这种天赋，因为美学上的诚挚要求我成为特别的人……像所有的诚挚一样，即使美学上的诚挚也是有益于人的，却不能彻底拯救他。……对他来说，善恶之分在所有诚挚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英雄观并无善恶观念，这是一种不分善恶、只看结果的英雄崇拜，这一审美习惯不同情苦难甚至嫉妒苦难，全部理想是成为“征服者”：如果不能实现生活上的征服，就在语言文字上实现象征性征服，这就是各种文学抒情（诅咒和抱怨）或否定性杂文。美感教育最深刻的消极后果也许就是他所妄称的对宗教的取代，一方面美育绝对无法取代宗教，另一方面，它导致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政治后果；凶手取代上帝统治着文化和生活——以“美感”的方式。
“美感教育”在文本上造就了一个“语录”民族和“杂文”国度，使汉语思想进一步丧失了逻辑理性和终极关怀。美感教育并没有实现“美术”的复兴，但却导致了“美文”被重置于汉语文本的评价中心，于是中国进入了没有八股文的八股文时代。中国文人不寻求建立逻辑体系（我不认为这是由于谦虚或是为了“反对体系专制”），而是继续沉浸于语录和文字的美感之中，在这里，美感而不是思想成为文化的中心，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美感教育”在形式上的这一影响在令天仍然是巨大的，可以说，美文、特别是杂文，仍然是中国“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这些以《啊》、《匕首与投枪》为主要象征符号的文本构成了汉语思想的主要载体，它仍然是信息时代的宠儿，就像它们是农耕时代的宠儿一样。问题并不在于要消灭杂文（或美其名曰“思想随笔”），而是反思杂文成为思想的主要或唯一表达方式的这一文化局限性。人们必须明白，西方文学文本从来不是其精神文化的核心载体，而仅仅是其边缘化的表现方式。是哲学和神学以及科学主宰了人类的精神文化，而在中国，鲁迅是唯一的”文化巨人“，一代代学生的理想就是“像鲁迅那样”。中国每个学生就是一个小鲁迅，其文化理想就想搞一篇《一件小事》然而时刻准备发布《狂人日记》，再后来，就是产出无数《匕首和投枪》，在朝的叫《大批判》，在野的叫《讨x檄文》——如果害怕，就会援用特别发达的反讽手段（古曰曲笔）。我们的中文教育也是以此为目标的。《一件小事》在教育上象征着鸡蛋里挑骨头或把殊相上升为共相的那种病态的深刻和哲学缺陷，《狂人日记》象征着以阴暗面对黑暗、“世人皆醉吾独醒”那种革命情绪和精神自大，而《匕首和投枪》则以激情消灭了宽容和理性并以骂人为乐，它造就了无数玩世不恭者和批棍。总的说来，有话不好好说构成了这类文本的外在特征，它也引起了自身的反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种主张“实话实说”的“思想随笔”成为“美文”的新八股，并成为九十年代精神的象征，但其精神实质仍没有超出过去的高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是中国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章伯钊的女儿写的，并被“思想界业内人士”誉为新散文的最高范本，一时洛阳纸贵。当然，美文不仅造就了一批中国的“维特”（无论是“老年维特”还是“女维特”），也造就了中国的“伊索”。换句话说，这里缺乏哲学意愿和哲学能力，所谓“文化”往往是通过“讲故事”来完成的。汉语思想于是返回荷马以前的文化幼稚园时代，作者成为讲故事的阿姨，优秀的作者是其中特别善于辞令的——“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让人们爱听，而不是为了把事实情况讲出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此同时，读者被训练为听故事的小朋友，他们热中于谈论谁讲的故事最激动人心，这样的读者构成的文学评论界显然是不利于思想成长的。思想局限于“散文”、“评书相声”的水平是人类历史早期文化的普通现象，遗憾的是，这种通过叙述故事而缺乏抽象能力的时代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这一点“爱国者”王力的话也许是对的，在“汉语一万年的历史”中“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汉语史稿》）。对比威廉·冯·洪堡特的研究，也许后者的结论更令人信服：汉语和象形文字显然是心灵发展受到局限的产物。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那些屡次在媒体被称为“法学家”、“思想家”和“评论家”甚至“作家”的人们，也仅仅是“思想学舌者（翻译家）”和“短文写作者”，仍然游手好闲于“象形”世界而没有进入“实体”世界。这就是中国评论界、思想界和读者界的综合高度，黑格尔在阅读孔子的“著作”之后感慨道：为了孔子本人的名誉，他的作品还是不翻译过来好——那些日常语录在德国任何平民百姓都是随口可以说出来 的，怎么就“思想”了呢？！
必须要反省和终结这个杂文或余秋雨统治精神生活的状况，我们愿意向“美文”表示应有的尊重；但是，人类的精神文化比这要深刻和复杂得多——美感教育、蔡元培和鲁迅的事业并没有为汉语思想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也没有为美感教育找到根基。结果理性被阻挡，而美育成为感情欺骗。并非要彻底消减“美文”，而是使之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去，同时建议它学习西方文学如何在宗教文化中找到灵感和精神出路的（文学不仅仅是好人打坏人活该，祖国万岁这么简单，中国文学的根本缺陷是在平面上寻找终极价值而缺乏真正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反对辞令和故事取代哲学和宗教，文法取代真理占据思想的中心——这个中心在别处，在理性和信仰世界。
3 张艺谋与时俱退
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的堕落像八十年代崔健的上升一样令人难忘。一个本来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导演在江时代很快“与时俱退”了，张艺谋近年的电影被称为艺术垃圾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江泽民时代“艺术”的真实水平。张艺谋三千万美元拍电影“英雄”，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记者招待会，这种“政治优势”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其实张艺谋的“艺术生命”在“英雄”之前就完了，但英雄显然是一个标志。
“这些跟头翻得很漂亮”，这是我看完电影“英雄”之后得出的唯一正面结论。这也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如果电影艺术就是翻跟头的话。但由于这些年翻跟头的“艺术”实在太多了，也在香港翻了几十年，又在世界上“卧虎藏龙”的一次，所以也不能说这次就比以前的“把式”更精彩。导演张先生艺谋可能还是要同时以“摄影”取胜，不过这些“图片”在互联网上早已泛滥成灾了。要之，上述“正面评价”也许还是过于奢侈了。
这是一部武打影片。导演从取材到形式上可谓确有“世界性眼光”——不难看出，这几乎是专门为外国人拍的：从第一声“CUT”就开始等着金发碧眼们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眼花缭乱、在眼花缭乱中送来奖杯。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笑傲四夷、唯我独尊呢？总结来说，一是打架，一是“大一统”。前者“艺术家”们称之为“武术”，后者学者们称之为“天下”。二者的结合即“用武力统一”，或即“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这里没有“政治”和“自治”什么事儿。在这种意义上，影片却是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此谓“深刻”。然而，这种“深刻”却以极端反讽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形式、这个内容，成了影片苦心经营的正面主题。
我不想彻底否走“武打”类的文学和影视艺术，香港的相关文化产品至少比“样板戏”更有人情味，至少更容易使人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但也就到此为止，至于说这类艺术有多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就谈不上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总是有人一定要把这类文化快餐上升为“精神文化”的高度，但一旦到了这个高度就会发现，这种“文化”事实上正是精神的敌人。
我仍然高度评价两年前王朔对金庸的批评。遗憾的是不仅没有更多的人真正理解王朔批评的意义所在，而且这场争论被网络口水搞得面目全非。现在更有必要进一步在学术上对“武打”艺术（从文学到影视）进行讨论，因为它不仅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影响甚巨。那么“武打”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打架”，严重说是比较讲究形式的“杀人”。这种“身体武力”之所以上升为“艺术”并形成传统，显然产生于社会对“武术”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有这种稳定的“市场需求”呢？那就是一个充满灾变并以内体力量为冲突的主要解决之道的社会，由于灾变的频繁导致的生活紧张，科学和技术无从在精神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军事力量限制在手脚和物理兵器方面。当然，人和人的肉体上的力量相差并不悬殊，比如这些“武术”不可能达到“一道白光不见了”、“力拔山兮”等等演义的程度，但民间愿意相信这种夸张。这种意愿不仅受传统的影响，也来自现实的需要：今天中国生活的解决之道仍以力量为主体，而在生活中往往受压抑的普通人愿意向艺术中的武术英雄移情，以象征性地转移生活加诸的不幸或屈辱。至于今天强调“武术”主要是“强身健体”而非打架之用，显然是进一步“演义”了。
在上述意义上，“武打”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文明”，还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而这种生存之道在今天的视野中并非民族的荣光，毋宁说是一种民族缺陷。也许金庸张艺谋等先生知道“打架”再“文化”也“文化”不到哪里去，因此又苦心孤诣地为打架安排了一些“文化”的理由。首先是“用形式压倒内容”——怎么打比打更重要，怎么杀人比杀人更重要。然而问题是：姿势再潇洒的打架仍然是打架，动作再审美的杀人仍然是杀人。这一点是也无法改变的，进一步说，这种暴力审美事实上存在严重的精神缺陷。对生活敏感的人不难发现，总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力量，它不仅对自己的暴力理直气壮，而且特别邀请人们欣赏他的“姿势”或各种杀人“仪式”。这种审美意识是反宗教也反伦理的，它没有忏悔，只有艺术的暴政和暴政的艺术。
对“武打”进行“文化革命”的第二个办法是为之安排些“文凭”，如同今天为官僚安排些学历一样。这些理由首先是“音乐”，其次是“书法”。如蕴“武功”于音乐和书法之中即是。不过这显然近于说梦。看来这主要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中国人自己确实应该知道这二者根本不沾边，如果沾边那么除非是在“普遍联系”的“哲学”意义上。至于“书法”本身，也完全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就是字写得漂亮一点而已。我承认字写得漂亮比字写得丑更值得赞赏，但如果说字写得好就是一门艺术并且还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那只能说这种文化传统在精神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沾了象形文字的光。
当然，这部电影最令人反感的不是因为它是“武打”电影或对“武打”的故作深沉，娱乐有时候要迎合市场，对于这类“币场需求”进行学术反思是一方面，但也可以暂时对上述现状表示理解，这部影片最愚昧落后之处是它对“天下”观念的审美和讴歌。事实上，“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中最野蛮也最恐怖的力量。大致说来它由四方面内容构成：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第二，“定万姓于一尊”的“家天下”观念：第三，四夷臣服、百越来朝的“中央帝国”观念，第四点更重要，它是前三者的“意识形态”或“象征”，即“以天下苍生为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等“为天下”观念。
这些观念不仅滋养了中国五千年的专制暴政，而且制约了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详细讨论这三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地对此谈一些结论。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分裂”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是“分治”而不是“统一 ”更有利于繁荣。欧洲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我相信如果有一位“欧始皇”（想象一下成吉思汗吧）统一了欧洲，那么人类到今天将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家天下”观念使中国自秦以隆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国家和政府，有的仅仅是家族统治。“国”就是“家”，王就是家长，国就是一姓之私产，这事实上是“统一”的真正动机。此外，家天下及其衍生的各种观念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至深，制约了理性主义的发生和确立。最后，“中央帝国”观念是得“天下”以后产生的一种狂妄，以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了，这种“天下观念”先造成了“玛嘎尔尼”在中国的外交失败，今天又鼓舞一些文学青年宣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张艺谋也算中国的文化精英了吧，连他都如此胡涂，再出几个“天下英雄”或文学青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也许我们应该重点谈一谈“为天下”这一观念，这也是影片和“中国精神”的文化图腾，是一种精神拜物教。基督教理性确立了这样一种理性观念；没有人是圣人。而经济学理性把这种观念进一步规范化，它确认个人利益是行为选择的根据，而个人是人存在的基本真相。我们确信，总体来说这些理性观念是更为诚实的。它导致了思想中的个人本位主义、伦理中的尊重少数的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限制政府等。在这种意义上，“为天下”在最高的价值意义是道德乌托邦，而在普遍意义上就是政治谎言或意识形态谎言。如果“国王”也是“经济人”，那么“家天下”的目的在于“得天下”而非为“为天下”，“为天下”的目的是为“得天下”而已，至于知识分子的“天下”说教，往好了说是文学抒情，自我感动，它产生一种道德救世主般的权力幻觉（清官人格）。往坏了说不过是一种特别的交易行为，通过为王辩护而“为王前驱”。“大义名分”给暴政增添了合法性，它促使一切政治自私和罪恶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二十世纪，这类“大义名分”的政治合法性谎言导致了空前的人类浩劫或“乌托邦暴政”，但事实上这种传统至少在东方由来已久。如果说，秦王“为天下而征服天下”这一谎言旨在说明天下人可杀的理由，那么知识分子为之辩护就是倾诉些“可被杀”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这类辩护早已司人空见惯且蔚为大观。如杀“某些人”是为了“更多人”的埋了几十万王这位活利益、专制是为了全社会的稳定等等。然而秦王这位活埋了几十万人的野兽空间是为何而战呢？真是为天下人福利还是为了夺取天下人的福利？这本来是近代政治思想视为常识的问题在这部电影里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献媚。事实上这套假道理是这样“自圆其说”或“自相反驳”的：如果没有人拿鞭子管制着我们，我们就会互相残杀——因此，权力对社会的绝对征服是必要的。说它自相反驳是因为那些“为天下”的圣人们从来不尊重“天下”，天下只是百姓、暴民、刍狗、动乱分子和敌人。难道中国人就这么贱，没有棍棒统治就必然是暴民？这是对个人的侮辱，这种侮辱也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人格：只有“编剧”们才不是等而下之的暴民，对秦统一六国的这一“学理阐释”，也说明在中国专制主义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军事权力的共谋。谈到这里我想起前两天香港影星梁朝伟关于天安门镇压有理的新闻了。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倒愿意相信了——他和影片讲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杀人”的“道理”。
“为天下”最普遍的恶果是个人的消灭——中国历史没有个人，只有“天下”，个人仅仅是“天下”的手段、是牺牲。这是法家和儒家不约而同为皇帝铺张的道德理由。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无名英稚”被秦王“大义灭友”，这就是个人必须为“天下”牺牲的绝好写照，而秦王这样做竟然还是不得已的！但由于个人是人存在的第一真相，而“大多数人”和“天下”是不真的。一言以蔽之，“天下为公”永远是“天下为私”的意识形态谎言。
我不奇怪，仅仅是有点悲哀。电影快结束的时候，秦王正深沉地在看“剑”字，并看出了三套大道理。这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孩子问妈妈：我看了两遍了，咋还是看不出来呢？妈妈你告诉我好吗？这时候我突然笑起来了，特别是再去看那些“亮相”、“语重心长”、“特深沉”、“特潇洒”之类，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古装的样板戏——那些古代红卫兵和黑压压的蚂蚁人群以及铺天盖地的黑翦，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就像这样，你仰慕着一个高大全的人，低头却看见它穿着开裆裤。不过这个孩子要以后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能在一个字里面“看”出那么深刻的道理来，这需要得一种精神病：无病呻吟。诸如要莫名其妙地慷慨赴死、诸如能用文学抒情和“酷”的造型来救济思想的贫困，等等。有趣的是，这种“深沉”不乏鉴赏家，我刚刚看到一个叫张广天的作者从混乱的观众席上站起来鼓掌，并对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缺乏想象力”深感“揪心”，对“思想”们之无限上纲的前提是影片“炒作”者自己先给自己“无限上纲”了——如果你当初就说自己就是要“好看”，就是要热闹，就是庸俗怎么啦，那又何至于呢？最后，谁规定影片不能从思想层面或社会心理层面进行评论呢？不过我倒想请求张先生饶了我们，别为我们“心软”，还浪费了“怜悯恻隐之念”。我其实也缺乏那种想像力。不过下面这样一种低级的想象力我还是有的，那就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在铁器从头至尾的叮撞击声中，我将感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家铁匠铺的生意真好——但幸好我们家离它很远……
三、凶手和看客：人对人是狼
历史社会学的难题之一是：近代思想普通预设的人类“原初状态”是无法验证的。霍布斯提出文明之前的社会里奉行“人对人是狼”的原则，国家是对这一“丛林法则”的理性超越。霍布斯面对江泽民肯定心情复杂，一方面，他要感谢江泽民时代为“丛林法则”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生动根据：另一方面，江泽民的国家是最大的一只狼，因而并不是“丛林法则”的政治解决。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行凶，同时到处是面对悲剧的冷漠看客。官官相杀，百姓群殴；暴行与语言暴力齐飞，凶手与看客两位一体。这个时代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它实施罪犯统治，凶手领导行尸走肉“与时俱进”，卖淫成为文化的本质。这是东方的巴比伦，东方的琐多玛与蛾摩拉，世界的罪恶之城。
1、末日疯狂：“特大凶杀案”
我几乎一直是在颤栗中整理下面这些材料的。无论如何想象中国社会的黑暗，这些案例仍然会使你感到震惊。这是一个疯狂的国家，它的恐怖真的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案例仅仅是网络时代以后人们能了解到的，而且显然仅仅是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的一小部分。通过这些案例人们至少能够明白中国的社会确实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而这样的人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这个国家只有神能拯救了，任何力量无能为力。但问题是，目前这种状况是神对中国的管教吗？祂在任凭凶手的心刚硬？我不知道答案。我只是感到恐惧！——它甚至动摇了我关于废除死刑的观念。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些凶杀，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一种观念，一种狭隘，一种对仇恨的鼓励，造成了如此大范围的死亡。
石家庄爆炸案：杀害一百零九人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六日凌晨，靳如超先后在石家庄市棉三宿舍、市建一公司宿舍等多处引爆炸药，造成一百零八人死亡和三十八人受伤，从而酿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爆炸案。法庭经审理查明，河北省石家庄市刑满释放人员靳如超，因家庭琐事对其邻居以及继母、前妻、姐姐等人怀恨在心，决意采用爆炸的方法报复以泄私愤。此前，靳如超于二〇〇一年三月九日在云南省马关县持柴刀将一名曾与其同居的女青年杀死。
“南京大毒杀”：杀害至少四十二人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四日下午，中国南京市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中国官方一直未公布确实的死亡数字。但港台各大报章和当地居民估计死者已过百，中毒者超过一千人。北京在香港喉舌《大公报》十五日则引述当地公安局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指称，中毒者超过一千人，迄至十四日晚间已有一百人死亡。《香港太阳报》十六日则称死者已达二百四十三人。台湾中央通讯杜、《自由时报》、《中固时报》、《联合报》，及香港各大报章如《东方口报》、《苹果日报》均引述相关消息指，中毒者可能逾千，死亡逾百。人民网在九月三十日报导：该案致四十二人死亡，三百多人中毒，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正平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经营“菊红”面食店期间，见陈宗武面食店生意兴隆，遂怀恨在心，意图报复。陈将所携带的剧毒鼠药“毒鼠强”投放到该店食品原料内。
杨新海特大系列杀人案：杀害六十七人
杨新海，一九六八年匕月十七日出生，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汝南埠乡张家村杨陶庄东队人。据杨自述，这两年，他在皖豫鲁冀四省杀人作案二十五起，杀死六十七人，重伤五人，强奸二十三人。二〇〇四年二月一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新海判处死刑。在提审时，杨曾反复说起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警方分析，杨新海这种心态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他的爷爷的“成分”是地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身分”已经令他感觉到自己与社会存在紧张的关系，而他儿时的贫困生活以及在城市里打工时所受的挫折，更足加剧了这种心态。
内蒙古十个特大恶性杀人案：杀害三十四人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特别公布了十起重金悬赏重特大案件。悬赏案件的总奖金为一百一十万元。新华社报导，这十起案件均是重特大杀人恶性案件，有至少三十四人在这些案件中被犯罪分子残酷杀害。
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杀害二十八人
自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二〇〇〇年九月间，张君单独或组织、指挥李泽军、陈世清、赵正洪、严若明、许军、李金生、秦直碧、全泓燕、严敏等人，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持枪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二十二次，致二十八人死亡，五人重伤，十五人轻伤，二人轻微伤，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三十六点九万元，抢劫出租轿车五辆，抢劫执行任务经警微型冲锋枪两支及子弹二十发。
王福仁特大系列持枪杀人案：杀害十八人
该犯罪团伙八人在主犯王福仁的指挥下，以钢珠枪、刀具、绳索等为作案工具，在一九九八年六月至二〇〇〇年六月间，以独自作案、交叉作案和结伙作案的方式，先后活动于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区十五个市县，疯狂作案一百二十一起，杀死十八人，重伤、致残十三人，抢劫现金及赃物折合人民币五十万元。
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杀害十七人
自二〇〇一年九月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河南平舆黄勇先后从网吧、录像厅、游戏厅等场所，以资助上学、帮助提高学习成绩、外出游玩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一些未成年人骗到自己家中，将其绑在木马上或先把被害人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将其勒死。至案发为止，黄勇共计杀死无辜青少年十七人，轻伤一人。黄勇杀人后，肢解部分被害人的尸体，手段极其残忍。
山西胡文海特大杀人案：杀害十四人
新华网报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榆坎区鸟金山镇大峪口村胡文海因浇地一事被本村高彦画、高彦堂兄弟劈伤。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七时许，胡文海指使榆坎区北山煤矿工人刘海旺以调解矛盾为由，将被害人胡根生骗至大峪口村胡文海住所，当晚，胡文海持双管猎枪，击杀李继、胡根生后，便开始大肆枪杀仇人，持枪行凶共杀害十一户十七人，杀死十四人，二人重伤，一人轻伤。胡文海案件之后，网络上广泛流传着《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一文，胡文海谈自己的杀人理由时说：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整死我，我就起了杀心了……
葫芦岛“二一八”特大杀人案：杀害十三人
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八日，葫芦岛发生一起罕见的特大恶性杀人案，连山区杨郊乡叶屯村村民郭忠民因建蔬菜大棚占地问题与本村村民刘长瑞、郭忠仁、张宝华三家发生矛盾，当日十五时许，郭忠民持尖刀、菜刀、锤子和木棒先后将刘长瑞、郭忠仁、张宝华三家共十三口人杀死并畏罪潜逃。二十三日，郭用自备的农药畏罪自杀，经抢救燕效死亡。
北京市石景山特大杀人案：杀害十二人
二〇〇二年九月，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绿化队职工闫建忠因为倒垃圾、建房等琐事，与邻居刘宝金等人发生纠幼，遂起意报复。二〇〇二年九月七日，闫建忠携带尖刀、砍恨将邻居刘宝金、庞慧琴等九人杀死。被害人中年龄最大的七十六岁，最小的年仅九岁。
深圳求职少女被杀案：杀害十二人
二〇〇一年年底，马勇在深圳与段智群相识。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马勇在深圳市布吉镇租住大坪路某出租屋；同年四月，段智群入住该屋与马勇共同生活。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月间，马、段两人以劫取他人财物为目的，多次到深圳市布吉镇某职业介绍所，假以“招工”的名义，诱骗单独求职、身体瘦弱并带有手机的女青年到其租住的出租屋内，以扼颈的方法将她们杀害，随后掠取她们随身携带的手机、提包等财物并抛尸荒野。根据马勇的交代，深圳警方对几个抛尸地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共发现十二名女青年的尸骸，并经DNA鉴定证实是失踪求职女青年的遗体。
南充特大杀人案：杀害十一人
自二〇〇〇年三月至二〇〇一年五月期间，南充刘天兵、刘天龙、赵强、廖雄四人先后在南充市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境内进行故意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犯罪活动，作案十一起，杀害十一人。网上曾有消息指出，这是南充黑社会罗小林集团对社会的反扑，四川很多高校都收到警告信，表示要杀一百名学生泄愤，使得南充地区人人自危。
“兄弟杀人魔”：杀害十一人
二〇〇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石家庄市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流窜六省、将十一名女子残忍杀害的恶性杀人犯罪团伙，河南籍犯罪嫌疑人沈长银、沈长平兄弟俩被抓获归案。经警方初步审讯后得知，这一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沈长银、沈长平兄弟是河南获嘉县人，帮凶杜素容是四川绵阳人。白二〇〇三年六月以来，他们在甘肃、内蒙古、安徽、山西等地疯狂作案十余起，诱骗杀害歜舞厅、洗浴场所女性服务员十一名，抢得人民币十二万余元，手段残忍。此外，沈长银还供述，他曾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在河南获嘉县将吴某杀死。
成都头号杀手：杀害九人
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三年初，资阳人涂贵武伙同他人，流窜资阳、荣县、成都等地，疯狂暗杀九人，重伤两人。
陕西柞水灭门惨案：杀害八人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三日，柞水县下梁镇发牛血案，明星村杨氏兄弟两家八口人遭灭门，受害者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年仅四岁，十五岁的龙凤胎命丧利斧下。
其他重大案件包括：广东揭阳灭门案：杀害八人（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三日）、陕西柞水特大杀人案：杀害八人（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三日）、云南曲靖特大杀人案 杀害八人（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河南平舆艾滋病人特大杀人案：杀害八人（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京城特大劫车杀人案：杀害七人（二〇〇一年七月至二〇〇三年四月间）、北京“恶魔的哥”杀人案；杀害七人（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至二〇〇三年四月）、河南治安员特大杀人案：杀害六人（二〇〇〇年七月至二〇〇四年三月间）、民工张秋兵灭门案：杀害六人（二〇〇四年）、北流市“三·八”灭门惨案：杀害六人（二〇〇三年三月八日）、南安“一二·二五”灭门惨案：杀害六人（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安徽太和“灭门惨案”：杀害六人、恶魔出租车司机杀人案：杀害六人（二〇〇三年五月至十月间)、湖北“九·二九”特大杀人案：杀害五人（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射洪县“四·五”特大杀人案 ：杀害五人（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安徽泗县“五·二五”特大杀人案：杀害五人（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张光旗杀人案；杀害五人（自二〇〇一年八月以来）、河北沧州灭门案；杀害五人（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周一男灭门惨案：杀害五人（二〇〇四年五月间）、河北阜城灭门惨案：杀害五人（二〇〇四年六月十八日）、云南宣威灭门惨案：杀害五人（二〇〇三年二月十日）、鞍山灭门惨案：杀害五人（二〇〇三年三月）、哈尔滨灭门惨案：杀害四人（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九日）、福建南安灭门惨案：杀害四人（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城南变态杀人案：杀害四人（二〇〇三年三月至九月）、偃师灭门惨案：杀害四人（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内蒙“一·一八”灭门惨案：杀害四人（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凶毅案：杀害四人（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重庆“五·一八”特大杀人案：杀害四人（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八口）、海南“一·三一”特大杀人案：杀害四人（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包头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广西柳州“五·三”特大杀人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一年五月二日）、湖北宜城特大杀人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旅顺“一二·二九”特大杀人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兰州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广东潮州“彩塘灭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湖北恩施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五日）、浙江台州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二日）、海口“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三年十月六日）、甘肃临泽“八·二六”灭门惨案：杀害三人（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郑州“九·一〇”特大杀人案；杀害三人（二〇〇四年九月十日）、河北霸州警察杀人案；杀害二人（二〇〇一年）……
在上述案件中，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凶杀案被媒体广泛报导。但是我们看到，马加爵凶杀案仅仅是众多特大凶杀案件中“微不足道”的一例，另外一起值得重视的案例是“变态狂魔”刘超案。泰顺籍“变态狂魔”刘超，五年前在杭杀人奸尸潜逃后，就走上不归路。这些年刘超流窜于昆明、广州、长春等地，作案数十起。他甚至公开向公安叫板，不时写信给犯案地公安机关，并在给朋友、女友的信件中透露自己杀人的过程。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刘超终于在福建寿宁县落网。在一些杀人案件中，小女孩段雪花之死具有某种代表性。三岁的段雪花随改嫁的母亲住进了继父家，但她却因为是继父家“凭空多出来的一个包袱”而被继父的母亲屡屡折磨，小女孩不仅在粪坑里待过，而且腿骨和头盖骨都被打裂，死时，头皮全部溃烂，而且身上有六十多处伤痕。这件事情发生在开县东华镇荷花村，小雪花死于二〇〇三年四月十日。（更多的“孩子之死”的案例请参见拙著《孩子之死》，在那里我介绍了大量的相关悲剧）。
2、“非正常死亡”——谁杀害了他们
在中国大陆几乎每天发生着各种灾难事故导致的死亡事件。这种非正常死亡事件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它造成的生命悲剧和经济损失一点也不比恐怖袭击逊色，甚至更为严重。但遗憾的是，或者由于麻木和习惯，或者由于政治需要，人们对此缺乏任何新闻热情和道德敏感。不仅如此，这里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新闻报导往往仅仅是表演政府仁慈的必要情节，而不是关于悲剧本身的记忆与反省。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引用的案例丝毫不意味着在其他时段里中国的同类灾难较少，正相反，这类悲剧发生的频率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二，进入本文视野的灾难事件显然不是这一时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全部非正常死亡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在统计学上穷尽相关案例。那么什么是我定义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呢？除了官方相关法规规定的“六非”事件以外，还包括自然灾害和“直接人为因素”导致的死亡事件。总的来说，这些悲剧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官僚主义、商人急功近利等因素造成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惨案发生后责任人及地方政府往往刻意隐瞒真相，甚至打压披露真相的人，这种倒行逆施往往导致灾难的扩大。而上述掩盖和隐瞒，往往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江泽民主义”应该对非正常死亡事件承担主要责任。
以下这些案件大多仅仅一九九九年以后发生的，这些惨案几乎都激起了网络上的抗议。应该感谢互联网，使这些死亡案件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但是，这也意味着在网络时代以前，中国无数惨案淹没在政治舆论掩盖之下了。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一百万左右。
烟台海难：死亡二百八十二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新疆大火灾：死亡三百二十四加六百九十四人（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八日）
辽宁阜新大火：死亡二百三十四人（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川合江惨案及长江海损：死亡至少一百四十加一千一十人（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二〇〇二年八月二日。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九日《法制日报》发表《长江海损事故频发原因剖析》一文指出：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长江干线共发生海损事故一千零七十一件，死亡七百四十一人，直接经济损失三点九二亿元：二〇〇四年一月至八月，长江干线共发生海损事故一百三十六件，沉船八十九艘，死亡和失踪二百六十九人，直接经济损失达一亿多元。）
洛阳大火：死亡三百零九人（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芳林村小学爆炸案：死亡四十二人（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
南昌幼儿园大火及相关火灾；死亡十六加二百八十四人（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另外，官方统计，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其他特大火灾至少包括：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五日，浙江省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村民自行搭建草棚从事迷信活动，引发火灾，死亡四十人。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五口，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火灾，造成五十四人死亡。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一栋八层商住楼起火，二十名消防官兵牺牲。二〇〇三年四月五日，位于山东省即墨市龙泉镇的青岛正大有限公司车间起火，二十一人死亡。二〇〇三年二月二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天潭酒店因服务员违规使用煤油墟发生火灾，三十三人死亡。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六日，北京两名中学生因与“蓝极速”网吧服务员发生纠纷，纵火将其烧毁，造成二十五人死亡。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八日，河北省唐山市一非法游戏厅电路起火引发火灾，死亡十七人。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河南省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因包房内的石英管电热器烤着周围易燃材料引起火灾，造成七十四人死亡。）
南丹矿难：死亡八十一加二百人（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七日，二〇〇〇年）
内蒙古丰镇中学惨案：死亡二十一人（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死亡三百四十九人（二〇〇三年上半年）
重庆井喷：死亡二百四十三人（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密云惨案：死亡三十七人（二〇〇四年二月五日）
河南“爱滋村”死亡事件。河南省统计，已有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人为艾滋病毒带原者，但专家认为，实际人数可能多达一百万人。据卫生部的统计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七点四。
毒食杀人：安徽奶粉与广东毒酒，不知道确切死亡人数。
……
在以上各种灾难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发生这种故事：责任当事人隐瞒事故、用金钱买难属的嘴、用黑社会力量威胁难属、威胁记者，甚至掐断电话，阻碍交通。然后是地方官员隐瞒事故（尽管有相关法规禁止这样做），少报死难者人数，动用地方武装力量封锁现场。然后中央权力在信息披露后撤换地方官员，谴责国际媒体对中国的“丑化”，同时统一口径，关闭互联网的自由论坛。然后，通过地方和中央各种喉舌的无耻编造，灾难变成好事，丧事当喜事办：灾难恰恰表现了中国人民恢复生产的精神和各级领导对灾区人民的无限关心。在这一连串的丑恶表演中，只有对既得利益的患得患失，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而对死难者哪怕一点点愧疚都没有。
上面的案例显然不是“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全部。这些惨案每天都在发生。
3、流氓毕至，凶手咸集
由于政府堕落为（也起源于）谋利组织，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深刻的无政府状态。由于谋利型政府对垄断利益最大化的无止境的追求，它同时垄断暴力以限制任何公民自治状况的出现。在中国，斯大林体制确实出现了断裂，军警部门主要不再是国家权力扩张的工具，更多成为权力董事会的保安——它只是在限制民间自治的情况下才发挥过去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公民自治被取缔，权力部门同时退出，社会就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互相行凶，孩子和女人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权力垄断导致的社会不公正为这个无序的世界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个世界充斥了末日的贪婪和末口的疯狂。
这是怎样—个末日景象呢？浏览一下官方网站的“社会新闻”栏目，也许会使任何一个乐观主义者大吃一惊。仅在新浪网“社会新闻”栏目中可看到如下案例：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七龄女童幼儿园中疑遭两年猥亵，当事人不知去向（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口13：26）
学生干部遭几名男子殴打，身中三刀当场死亡（图）（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2：22）
四十八岁男子强奸幼女送玩具，只为“脱裤子一起玩”（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1：52）
八名男子为抢回卖淫女子，暴力袭击三名警察（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9：50）
小伙奋勇抓贼遭小偷围攻，失主一边悄悄溜走（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9：43）
九年艰难申诉九年刻苦学法，白发农妇告赢公安局（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8：32）
三嫌犯挖墓地盗走死者头颅，向亲属敲诈赎金八十万（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7：27）
菜贩逃跑城管开车将其撞倒，称只想把她逼到路边（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7：03）
前妻铁锤砸死前夫，众村民为杀人犯向法院求情（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6；50）
六匪持刀洗劫长途大巴，车上二十多乘客被抢劫一空（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1：42)
男子怀揣炸药包讨债，被警方狙击手击毙（组图）（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0：49）
少妇摔下公交车重度昏迷，无钱治疗已被医院停药（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7：40）
市场开业花篮遭哄抢，抢者多为妇女和儿童（组图）（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15：48）
女孩落水被急流卷走，看客围观阻碍他人施救（图）（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7：27）
医务车路边突然开车门，小伙无意撞上反遭殴打（_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4：28）
数百人疯狂抢空超市续：供货商按号撤出分店商品（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01：09）
六岁女孩命丧黑诊所（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22：45）
四少年狂盗灌溉设施，犯罪低龄化引人关注（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口14：30）
……
这样的新闻当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它是中国社会每天发生的“正常现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而“个别事件”不再是掩盖现实灾难的合理借口了。两个基本结论可以提出来：第一，社会秩序全面崩溃，而警察部门破案率每况愈下：第二，几乎所有人都在行凶，“警察和人民”如果不是旁观者，就可能是积极参与者，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或者由于类似的原因，中国出现了引人瞩目的高自杀率。
“中国人民”不仅仅热爱暴力或“武功”，也精于造假和说谎。暴力和谎言、行凶和欺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据美国海关的资料，二〇〇三年，在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了百分之六十六，远远高于居第二位中国香港的百分之五和第三位墨西哥的百分之四。凤凰卫视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日有一条消息，称失信严重损害中国经济，至今损失一千三百亿元。这条消息还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认为现在是一个诚信社会的人不到百分之二十。不过对于一个假奶粉、假酒杀人的民族来说，“克隆”一下“帝国主义”的技术和产品，这是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对于一个“爱国主义”者来说，这简直像“抵抗日货”一样是爱国行动。对于这种破落户精神，江泽民先生在华莱土的访谈中，不是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示给世界了吗？
警察显然是当代中国流氓演义中的主角。我们仅以“收容审查”中发生的惨案为例。孙志刚之死引起轰动，从而在形式上结束了罪恶的收容审查制度。在江泽民时代，收容审查所造成的恶案引起争议的至少还包括以下三起案件。
第一，“惨绝人寰的轮奸案”
《法制日报》报导：涂同、苏萍夫妇是湖南人，二〇〇三年七月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丈夫涂同到珠海，妻子苏萍则回江苏娘家筹款。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中午，苏萍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在那里苏萍背信弃义“收容”，并在收容所被强奸。此案最后的进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被害人无处申冤，警察部门一推了之。
第二，收容车内烧死二十五人
二〇〇一年四月九日，广东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的一场大火，致使汕尾市海丰县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收容遣送车上的二十五名被收容人员被活活烧死。
第三，收容车上掉下五人二死一伤
《广州日报》报导：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五个被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截至记者发稿时，这五名外来工除一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已经有二人被医院证实死亡，一人还在紧急抢救当中，还有一人下落不明。
来自纽约“中国人权”的一份报告称：根据一九九六年民政部《全国收容遣送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会议纪要》，官方公布全国每年收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一百多万人次，流浪儿童十多万人次，遣送或资助返乡六十多万人次。以上三项数字加起来，一九九六年的收容遣送总人次就达一百七十万之多。该组织称，中国目前关押人次经常在一千五百到两千以上。（“中国人权”一九九九年十月报告《收容遣送在中国》）
收容制度是一种国家绑票行为，其基本动机是敲诈勒索金钱，而“稳定压倒一切”为这种流氓行为提供了政治口实。《三湘都市报》二〇〇三年六月九日下午采访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曝出的内幕引起轰动：收容遣送站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五百至八百元遣送费后放人；当本地区“货源”不足时，甚至到广东等地购买被收容人员回来罚款。
不过总的来说，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绑架机器。“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构成了讨要“赎金”的正常借口。
4、见死不救——这块土地还有活人吗
暴力、谎言造成了普遍的麻木不仁。中国是一个盛产凶手和看客的国度，这背后是敌人意识在起作用。人对人的普遍敌意首先产生于灾民社会的生存竞争传统，其次得到了各种版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当代意识形态的熏陶。江泽民主义对“看客文化”的独特贡献则在于，用大棒和胡萝卜从两个方向上消灭同情心，同时身体力行地为幸灾乐祸，为普遍的自私自利做出了杰出的政治表率。善良和同情在江时代被国家视为犯罪和不稳定因素，因此被“人民”视为“敏感”和“不成熟”。于是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见死不救的国家，个人生活在稠密的人群中却如同走在荒漠里。孤独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奢侈，我们拥有的甚至是对孤独的无动于衷。这里没有生活，“生活在别处”。
江泽民时代的李思怡案件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国家面对个体命运麻木不仁的代表。除了这一众所周知的政府不作为案件以外，九十年代以来，“政府”与“人民”成为可耻看客的法律事故（对政府来说）和道德事故（对“人民”来说）层出不穷。以下一些案例是官方媒体披露的，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兰州晨报》：女教师当众被丈夫连砍七十八斧，司法局长、干警见死不救。
二〇〇二年八月六日《兰州晨报》报导：因怀疑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妻子与学校校长有染，渭源县一职工姜维堂在众日睽睽之下将有四个月身孕的妻子孙祥玉扒光衣服，连砍七十八斧头，残忍杀害。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杀戮过程中，当地派出所干警、司法局局长、乡长、学区校长、学校校长等人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惨案的全过程，但却没有一人上前施救。
《华西都市报》：我们都住在这街上。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唯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兰州晨报》：地痞歹毒，路人冶漠：十六岁少年被活活掐死街头。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三日《兰州晨报》报导：七月十二日下午六时许，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小魏在盐场堡七路车站卖桃子时，被当地几个地痞活活掐死在街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旁边几个同和小魏卖桃子的小贩面对歹徒的狠毒竟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小魏倒地命殒。
《新京报》八男子将一女摁倒沙发由一人实施强奸，二百人围观。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二时四十分左右，珠海香洲“滚石”的士高大厅发生一起强奸案。据目击人讲，八名男子当着在场近二百人的面，将一女子摁在沙发上强奸。慑于歹徒的淫威，这二百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六分钟”。事毕后八人仓皇逃窜时，被赶来警方一举擒获。二百个人中有面带微笑的，这是可以“看见”的。
新华网：吉林一步年意外昏倒，在场干部见死不救。
陶汉武，一九八八年生，吉林省干安县人。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当地仙字乡动字村约八十余名群众集体来到干安县政府，准备向有关部门反映与相邻的锁字镇前训村发生的草地纠纷问题，当人们快要行至县政府二楼时，“楼上出现了四、五名干部模样的人一边厉声呼喝，一边把反映问题的村民向楼下推。”陶汉武被推倒在了地上陷于昏迷状态。县政府工作人员置村民们跪求于不顾，没有及时救助，最终导致陶汉武死亡。
我们继续看一组新闻：“歹徒连奸三女无人敢雷，卧铺强奸案震惊广西”。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九日，一辆牌号为川E-05507的长途卧铺班车从川东南与贵州省遵义地区接壤的古蔺县开往广东省东莞市。车上除了三名司售人员，还载有四十二名乘客。在这辆长途卧铺班车上，途经广西时，一歹徒兽性大发，竟然如在无人之境般，一路上对车上的三名女孩强奸五次：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卧铺车上有四十多名司机和乘客，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和反抗。
凶残和懦弱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品质显然多年来是互相改造的。在一般情况下，凶残和懦弱未必是两种人，而更可能是同一种人。一个人在暴力面前的极端懦弱就更可能在更软弱者面前表现凶残。凶手和看客在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是“二位一体”的。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了在A种情况下我是凶手、在B种情况下我是看窖，同时在两种情况下互相支持这种局面。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分长长的清单（遗憾的是，它永远是不完全的）：
……陕西绥德一农村，两名歹徒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学校，将一名青年女教师轮奸。而众多的学生家长、村干部、学校老师及领导竟然围观了一个多小时。
从孔孟之乡济宁发往文明城市青岛的长途客车上，抢劫得逞的暴徒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名女青年强奸。
南方网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七日消息：“少女拒调戏被砍八刀，二十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该报导说；一名来自湖南益阳的十六岁少女，前日下午在白云区京溪路，光天化日下被一男子调戏，少女不从，该男子于是找了一把刀，当着二十多个围观者，对她狂砍八刀。“当众行凶扬长而去”。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消息：十二月八日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被劫碟血街头，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名大学生捅成重伤并枪去部分财物后从容离去。
中国新闻社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消息：“武汉老法官浴血斗歹徒，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制止小偷行窃时，五十九岁老法官潘先德挺身而出与四名歹徒搏斗，在被刺一刀血流如注的情况下仍追击歹徒二百余米，可现场百余人围观竟无人援手。
《重庆晚报》报导：二〇〇二年七月三十日凌晨六时许，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周围近十条小机驳船对呼救的人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
大洋网讯二〇〇二年四月六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广场三个幼童落水，水池边围拢了二、三十人无一援手。其中一个孩子在水里踩着水，急得一边哭一边向围观者作揖，岸上的一个孩子的母亲也下跪在地，求会游泳的帮助一块下水找孩子，但无人应答。最后孩子溺水窒息死亡。
人民网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消息：二十四日傍晚六时许，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三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几十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十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死亡。
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仙桥镇十一岁的男孩小杨和姐姐从仙桥渡口搭乘揭户〇〇八九号船到市区榕城师范附小上学。船行至榕江南河江心时，小杨在船尾边沿掉进了江水中，其姐忙向船上乘客求救。但当时船上二十来名乘客谁也没有站出来救小杨。见求救无望，小杨姐姐奔向驾驶室，跪着再三向驾驶员请救，见驾驶员无动于衷，她请求“扔给他一个救生圈也行啊！”但一切枉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扼腕。绝帮中，小杨姐姐向船上一外地人借了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小杨的母亲还以为孩子掉进水中肯定有人救，抱着一大堆衣服跑到江边准备给儿子换。一切太迟了，小杨已被江水吞没，母亲哭倒了，而那艘船仍若无其事地往返搭客。当晚七时,在事发点约三百米处打捞到了小杨的尸体。……
有研究者统计：仅一九九六年下半年《羊城晚报》所报导过的相关案例就有：七月十一日广东雷州海面发生大风暴，十多名渔民被掀落大海，岸边渔民大呼救命，而停泊在附近的渔船竟援兵不动，见死不救，致使十二名渔民葬身大海。八月四日，安徽省蚌埠市淮河新桥旁，三名少年不慎落水，同伴急呼救命，而两壮汉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致使三少年命丧淮水：十一月二十二日，广东东莞大塱镇，一妇女被摩托车撞倒，左腿断裂，腿骨外露，血流如注，躺在路边对围观者大呼求救，数名围观者竟无动于衷：十一月二十四日，广东阳西县沙扒公路新桥管理区代仔村附近，一驾摩托车男子不慎翻倒在地，头破血流，四肢还被摩托车压住，当场昏迷不醒，十几名围观者却不予理会，几辆过路汽车的车主们只是停车看了看，又马上把车开走，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南京市一民警被汽车撞倒，当场不省人事，其女友跪在路中拦车救人，一连驶过十七辆汽车，竟无一停车救人……更有甚的是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徐闻县一九岁女学生不慎跌落公园的游泳池，三名学生大呼救人，徐闻县公安局二队四名巡逻接报赶到现场后竟见死不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
引人瞩目的政府见死不救的新闻至少还包括以下案例：
二〇〇四年三月四日，在望城县雷锋大道东马集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长沙开往望城的一辆货车与星城镇响堂村村民所骑的摩托车相接，当时星城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国新驾私车路过，农民拦车要求送伤者去医院，并将伤者抬到车后排座位上，而王国新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送人，后伤音龙松林因重度脑损伤抢救无效身亡。
《法制日报》的一则消息是，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湛江市徐闻县一名十六岁少年为抢救一名溺水女孩耗尽体力，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另两名闻讯赶来的少年拼命打捞抢救时，五名值班巡警却在岸上袖手旁观，自始至终不积极施救。
新华网重庆频道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九日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害怕车祸伤员的血弄脏了急救车”——十七日中午十二时许，彭水县卫生局两名干部和县中医院的六名中层干部，面对求救的车祸伤员见死不救，驱车扬长而去。
江西省铜鼓县铜鼓中学高三女生李艳珍因拒绝与该县无业青年郑义年交朋友，在参加最后一场英语考试的途中，被身携炸药的郑抱住一同炸死在大街上。此前，受到骚扰的李艳珍的家长和李参加高考期间居住的酒店老板，都曾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郑的行为却没有被公安机关制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冷漠市长”王明忠的故事。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新堡乡全体村民、新堡中学全体师生的公开信”。信中说，二〇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率领吴忠市所辖五县（市）主管农业的副县（市）长、农业局长、水保局长等，分乘九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当车队由南向北行至中宁县新堡乡七星渠黄湾桥时，迎面遇上新堡中学初一班十三岁女学生王萍。当时王萍正骑着自行车过桥，桥面很窄，王萍准备下车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王萍是在距渠南岸约两米处，从桥的西侧落水，很快被水从桥下冲到东侧，并几次挣扎着浮出水面。当时，车队已经全部停下，乘车的领导加上司机三十余人下车后在渠岸上观望，没有一人下水救助，致使女童失踪。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新京报》报导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部门“见死不救”的案例：沈阳市市民董国明因拒绝搬迁而被开发商强行困在家中达二十七天。在这二十七天中，开发商钉死了董家的房门，雇佣保安看守、禁止任何人为董送食物、以噪音烟熏折磨顽强困守在家中的董国明。在这期间，董国明多次求助于公安机关等政府部门，但根本无人理睬……这才是“我们的政府”最经典的表现。
这样的场面我们见得多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上，邓小平就这样把一少年掐死在天安门广场，也是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今天，有哪些中国的精英敢出来作证呢？情况完全一样：“在场的小贩却远远躲避，他们矢口否认当时在场，也拒绝透露歹徒为何打人，原因是他们害怕得罪打人者。”那些试图作证的人，我们都离他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由于道德上的伪善，我们甚至用各种办法讨厌他，通过道德上的中伤以便掩盖自己的卑鄙，以便陪得上自己的名誉，以便把英雄踩到脚下。这个适合因为卑怯而仇恨英雄，他们仇恨任何与自己不一样（丑陋）的人。这就是王小波津津乐道的“沉默的大多数”。猪是他们另外一种名字，特立独行的猪是他们唯一的政治理想。江泽民们是了解“人民”的。东方网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有这样一条消息：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许，深圳鸿强公司两工作人员黄某和蔡某驾着摩托车往宝安二十八区方向开去，当路过灵芝公园门前“育春发廊”时，摩托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轿车相撞，黄某和蔡某被撞致重伤，昏迷倒地。蔡某抱在怀里的袋子被撞翻，袋中的材料款五十万元港币和七千元人民币散落在地，当时现场有众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不但不及时向伤者施以援手，反而集体哄抢地上的钞票。六四以后，江泽民政权是怎样转移人们对广场血案的注意力的呢？就是把金钱撒向“市场”。
如果一个陌生人闯入这个世界，他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这个世界还有活人吗？事实上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反复面临着这样的质问，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经过无数次的见死不救的历练成为幸存者以后再成为看客。最后，中国的国家本质就是见死不救——拒绝政治改革就是一种见死不救。
四、“儿童贸易大国”
文明史进展的路向之一是从成人中心主义转向儿童中心主义。这一转折在文化上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从以力量为中心的动物法则转向以爱为中心的黄金法则。中国有史以来对儿童权利的伤害是臭名远扬的，“父为子纲”及“易子而食”分别代表了中国成人世界关于儿童的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传教士入华以来，弃婴、女童缠足、童养媳、一夫多妻制同时成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是历史的传人，今天，中国社会伤害儿童的现象也与时俱进，一方面，弃婴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儿童成为“市场时代”的商品：国内贩婴活动日渐猖獗，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儿童出口国。作为“儿童贸易大国”的一位普通公民，面对亲子人伦的疯狂堕落，该如何反诘这样一种指控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文明世界几乎无法理解：谁在卖？谁在买？为何卖？为何买？江时代的“儿童贸易事业”的确是骇人听闻。
1、中国“贩婴市场”
“三·一七”贩婴大案被称为今年中国最大的卖婴丑闻。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七日，广西警方在一卧铺汽车上发现一个旅行袋，开袋一看，袋内竟装着两个被捆绑在一起未满周岁的婴儿。车内又脏又臭，空气憋闷，旋即也发现两个用棉被裹着捆绑在一起的婴儿，民警在车上共找到二十八名婴儿，其中一名已经因窒息死亡。这些婴儿大的不到三个月，小的才几天，全部为女婴，因长时间处于封闭环境导致严重缺氧，脸色红紫、呼吸急促、奄奄一息。十三天后，广西警方又破获了十三名婴儿被拐卖案件——警方以此为线索，最后破获了贩卖一百一十八名婴儿的特大案件，此案抓获五十二名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文化不高的农民，但其中有十一名医护人员利用“职业优势”参与贩婴。
这篇文章说，“重男轻女是祸根”。因为婴儿的来源无非几种途径：想要男婴却生下女婴而遗弃的婴儿；既是女婴又属超生范畴而遗弃的婴儿；非婚生育放弃的婴儿；偷拐来的婴儿。但警方在案发后，多方了解证实，这次被贩卖的婴儿仅有很小一部分属于非婚生育和偷拐的婴儿，我想“重男轻女”常然是原因之一，但女婴成为现代奴隶贸易的主要产品，还有更多的外在原因。重男轻女在中国是有传统的，但儿童市场似乎到江泽民时代才发展到如此规模，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些当代理由。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原因，其次则来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的影响。这种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使人们的心灵发生扭曲，而政府忙于经商放弃了管理社会和保护儿童的责任。如此重大的案件延续这么长时间，如此多的儿童被贩卖却长期无人过问，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引人瞩目的云南“城中村”儿童失踪事件更能说明上述问题。二〇〇四年八月二日，新华纲在“新华视点”栏目中发表了《揭开贩婴集团的黑幕》的文章。文章说，被贩婴儿大多来自“城中村”和贫困山区，那里管理混乱给罪犯提供“可乘之机。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云南省刑侦总队负责人赵立功说, 二〇〇〇年以来昆明市失踪的三百五十二名孩子中，仅两名是常住人口的小孩，其余均为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其中三百一十九名是在昆明市城郊的官渡、西山两区丢失的。
这篇文章还谈到，被贩儿童的另一个来源是贫困的山区。二〇〇四年六月，福建长汀县警方和云南盐津县警方连手破获拐卖儿童特大案件，涉案人员八十多人，涉及被拐儿童六十多名。这些儿童大部分来自云南盐津、大关两县的贫困山区。福建省长汀县公安局到云南办案的刑警告诉记者，一些被拐儿童是当地超计划生育的儿童，甚至还有个别家庭专门生育小孩再卖给人贩子。当地山区的贫困加上计生管理工作的漏洞促成男婴的一个“供方市场”。需要补充的是，贫困山区的政府不作为或渎职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罗锋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口说，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两万零三百六十起，抓获犯罪分子两万两千一十八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五人，但他没有讲究竟有多少儿童仍没有解救出来。
与贩卖婴儿可相提并论的罪恶行径是绑架儿童。近年来，绑架儿童的案件不断上升。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北京东城区的一名儿童被绑架，绑架者勒索二十五万人民币赎金。同一天，北京海淀某中学学生十二岁的帅帅被绑架，绑架者索要一百六十万。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日，深圳龙岗的一名儿童被绑架，疑犯勒索人民币十二万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广丰县排山镇的一名疑犯只为勒索五千五百元，将被绑架的十一岁男童撕票，这名十一岁男童被他活活掐死……
在大多数案件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最让人同情的，想象一下这些父母的感受，如何谴责贩婴罪恶都不过分。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多父母直接参与了贩卖婴儿的活动，他们竟然并不是受害者。二〇〇一年四月份《时代》杂志一篇文章说，“贩婴的妈妈多出于无奈，但也有妇女表示，过去靠养猪赚钱太花时间、金钱，生个小孩不过九个月，又不花什么钱。”“贩卖婴儿的妈妈有的是要支付结婚费用，有的是违反计划生育担心高达四百美元的罚款：尤有甚者，计划生育部门的干部，有时都还帮着当地妇女卖婴儿。”这篇文章还提到：在靠近中越边界的这个市集，形成中国最大的地下贩婴网络之一，其中一个集团过去五年就将五千名婴儿卖掉，对象多为东部省份希望领养小孩的家庭。
2、世界最大的儿童出口国
由于弃婴问题越来越严重，也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政府在对象年代开始向外国人开放儿童领养业务。这些业务是以收取“必要费用”为前提的。中国政府一直为这种收费活动进行辩护，但有国际舆论批评中国政府贩卖婴儿，谋取利润。情况到底如何呢？
美国之音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篇报导说：近年来中国政府由于国内弃婴的增加而悄悄地鼓励外国人到中国领养孩子。中国官方的领养事务中心拒绝透露外国人到中国领养了多少孩子。但是《中国日报》去年六月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国人从中国领养了两万一千个孩子。据香港《南华早报》说，其中大多数孩子都是被美国人领养的。举例来说，从一九八九年十月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差不多八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总共领养了一万零六百三十名中国孩子。仅一九九七年一个财政年度，美国人就领养了三千五百五十三个中国孩子。中国供人领养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女孩子。这篇报导引用外国领养机构的观点说：外国夫妇从海外领养一个孩子，平均花费一万三千到两万四千美元。香港《南华早报》的报导说，由于中国政府要求领养人必须亲自到中国办理领养手续和带走孩子，十到十五天的中国之行要花费大约四千美元。此外，领养者还要出申请费、翻译、律师费、签证证明费等其他费用：此外，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向中国孤儿院自愿捐献四千美元。文章引用中国收养中心官员话说，中国收费大致就是以上几项：一是审核费三百六十五美元：二是翻译费二百美元：三是赞助费三千美元：四是办理其他手续的费用大约八百美元，总共不超过五千美元。当然，来华旅行的费用自理。
我们对照一下中国大陆的相关报导，看看中国政府是如何出口婴儿的。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了一篇相关文章。文章披露，中国已有五万多名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目前获准收养中国儿童的十五个国家是：美国、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遗憾的是，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不属于中网政府鼓励领养弃婴的对象。这篇文章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几年成为美国国际收养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九九一年还仅有六十一名中国收养儿童获得赴美签证；而去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五千零五十三名。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资料统计，美国人在二〇〇二年底就已经收养了超过三点五万名中国儿童。
文章说，中国收养中心（CCAA）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办理涉外收养的社会公益性福利机构。也就是说，它是独家垄断经营儿童出口业务的。这篇报导是这样谈论收费问题的：“收养费用也极低，收养一个中国小孩的费用约为一点五万美元。虽然也有一些机构会收到三万美元。”“如果以总共五万名收养儿童计算，那么国际收养家庭捐给全国各家儿童福利院的费用已达一点五亿美金。”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按照“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外国人捐赠给福利机构的财物必须全部用于改善福利院条件上，不得挪作他用。福利机构还应将捐赠财物的使用情况告知捐赠人。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捐赠人并不清楚所捐财物的具体用途。福建已经出现了一起挪用捐款的例子。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华盛顿邮报》一篇报导说，自从有关收养法律自九十年代中期放松以来，外国人收养中国婴儿已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经济福利，同时也协助舒解了中国社会最困难的窘境之一。《纽约时报》说，由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许多农家弃养女婴，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领养孩子的主要来源之一。法新社说，在一九九二年才让外国人收养婴儿合法化的中国，现在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婴儿出口国。光是去年一年就有大约五千名中国婴儿被美国人收养，《华盛顿邮报》说，想要收养中国婴儿的外国家庭必须为每名婴儿付出高达一万五千美元的收养费，其中大约三千到五千美元是规定必须捐给孤儿院的费用（VOA）。
来自香港《苹果日报》的批评尤其严厉：“中国出口孤儿，年进帐七点五亿”。这篇文章说：在中国政府默默推动下，愈来愈多外国人到中国收养弃婴、孤儿。可是，外国人要领养中国小孩绝不容易，手续繁复外，花费也甚巨，领养一名小孩要花十至二十万港元，其中大部分是“自愿”捐给内地孤儿院的钱及领养手续费，现时中国每年约“输出”五千名小孩，若平均每人的领养费为十五万元，一年就为国家增加近七亿五千万港元的外汇。安排外国人领养国内弃婴的服务，近年已成为中国当局创汇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温州地区调查时还发现，中国儿童福利院同时也向国内领养人开放领养业务，收费也高得离谱，大约是二至三万元人民币。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每年儿童贸易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这些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由于制度上的问题，没有独立监督机构能够对此发表报告。不过可以参考的数据是：目前，福利院监护养育的儿童共有两万名左右，约占中国未成年人总数的十万分之五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儿童福利院每个儿童每月平均费用四百至五百元，欠发达地区的儿童福利院每个儿童每月平均费用二百至三百元。换句话说，中国福利院儿童的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善，也就是说，出口儿童所获得的资金并没有导致福利院条件的根本改善，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钱“去向不明”。
江泽民上台以来，中国的分税改革也给福利院造成的负面影响。福利院资金大多来自地方财政，国家没有对福利机构和儿童提供直接财政支出。这种状况也导致了福利院搞“自主经营”，于是收养的儿童就成为福利院谋取经济利益的项目。无论如何，无论什么理由，一个国家出口儿童永远是一种国耻。我们可以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事业给予支持：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悲剧。一个国家的父母抛弃他们刚刚出生的婴儿，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道德败坏和不可救药。“有江一代”一句外交口号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道理很简单，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怎么可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3、弃婴之国
儿童贸易是以弃婴为市场前提的，而中国弃婴则是有传统的。弃婴是一项古老的罪恶，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至少是到了今日的中国，它仍然被保留下来了。中国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抛弃？这可能永远是一个未知数。《二十一世纪经济导报》报导说，中国儿童福利院共收养五万名儿童，由于经费紧绌、人满为患，目前还有十万多名儿童在外流浪。报导引远大陆东南沿海城市儿童福利院长表示，他所在城市人口两百二十万人，一年收到弃婴超过一百名，绝大多数是女婴，被弃男婴几乎都是残疾或有重病。但有评论认为，实际人数远高于此数。据联合国的数据，一九九三年仅在江西省被遗弃的儿童就有五万多名。
作家张平在《孤儿泪》（群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一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大同市福利院，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就收养了近万名弃婴。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天都有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残疾婴儿送来，“最多的时候，一天会收到好几个！这种现象在文革中最为突出。”这位作者给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九一年一月，大同保育院门口，一个装着弃婴的纸箱突然着火了，烟火被扑灭后，人们发现了一具烧黑的小尸体。遭遇类似命运的另一个孩子侥幸逃避了死亡，她是一个“烧得几乎没有人样的女婴，超大面积的烧伤。遍体都是焦黑的颜色。大半张脸都是黑色的，头发全被烧光，半张头皮也烧没了，一个耳朵也给烧掉了，一个胳膊也给烧枯了半截，五个像木炭样的手指稍稍一碰就掉下来一个……最最令人可怜的是，这孩子居然还活着！没被烧焦的一只眼睛居然还微睁着！几乎冰凉的身子对光线的反射竟还下意识地抽动着……”
我于二〇〇三年曾在中国广西调查福利院的一些情况，后来在《北京之春》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两个孩子的十年》。我在文章里介绍了一个弃婴的悲惨命运。中国八十年代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领养。那时候福利院的条件很差，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弃婴是从那里来的呢？“业内人士”介绍说大多数是扔在街道上的，有人通知公安部门，然后由公安部门送到福利院来。父母抛弃婴儿的原因很多，诸如贫困、残疾、未婚先孕、重男轻女等等。特别是在“计划生育”的压力之下，上述悲剧又获得了新的“理由”。事实上，福利院收养的婴儿也只是弃婴的一部分，而对弃婴的总数永远没有人知道。自从几百年前传教士东来，中国一直以“弃婴之国”而闻名于世，但在今天这一“盛世”，弃婴不仅没有根除或减少，而且获得了自己的时代特征。比如，由于城乡差距，很多农民把孩子扔在城市的医院、妇幼保健站，车站、公共场所等等，或者一些父母在机场等外游客多的地方直接把孩子扔在外国人的怀里。再如，大多弃婴是女婴，多是父亲背着母亲把孩子扔掉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
最可能遭受遗弃的婴儿是两类，女婴和残疾婴儿或残疾儿童，对弃婴特征的分析不断使我们接近弃婴现象的本质。对残疾婴儿和女童的遗弃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贫困往往并不是弃婴的真正原因：第二，弃婴说明着父母的“儿童观”的本质，孩子是谁，对他们来讲孩子不过是“我的一件产品”，正因为如此，抛弃“劣质产品”（残疾婴儿和女童）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心理学家认为，遗弃孩子，父母虽然寻得了暂时的解脱，但给孩子却带来了终身的心理创伤，他们会因为“父母不要我了”，而在未来的生活中产生自卑心理，形成行为和情绪障碍以及性格偏离。而对弃婴的父母来说，也将是一个“永远的心痛”，永远不可能真正解脱。
然而，问题比这还可怕得多。
二〇〇〇年下半年，国内一些媒体和互联网络纷纷报导北京叶新、陈荣夫妇收养了五个残疾弃婴的事迹。这对捡垃圾的夫妇在北京的垃圾堆里先后捡回了五个残疾弃婴，并尽一切能力来养育和治疗他们。他们对孩子的爱在一个冷漠的时代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在流泪的同时纷纷向这个“爱婴之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新闻事件。二〇〇一年三月初的一天，北京电视台把这对善良的夫妻请到了他们的演播室，同时请来了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是来提帮助性的建议来了吗？是来帮助这个贫困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家庭来了吗？不，他们几乎疯狂地对这两个老人进行质问和谴责，对他们的贫困进行了谴责，对他们以如此贫困之条件来养育残疾弃婴的能力进行了指责！最后他们建议把孩子关到按法律规定应该送去的地方。他们甚至不无“正确”地指出，这对夫妇对弃婴的收养是不合法的。
那么“合法的收养”情况如何呢？与出口贸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那里的比爱婴之家的情况好不了多少，而他们是有义务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的。
英国商业电视台第四频道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播出了“秘密亚洲死亡屋”，一九九六年一月九日播出了“重返死亡屋”，指称中国儿童福利院存在着虐待儿童致死的“死亡屋”。此事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死亡屋”称，一九九四年有八十多名儿童在湖北黄石市社会福利院死去。“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发表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儿童福利院状况进行批评，该报告指责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虐待残疾儿童。“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称，这一报告的许多内容是根据一个叫张淑云的女人提供的材料编写的。“亚洲人备观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儿童福利院的资金，大部分为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开支，用于儿童的食品、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的开支很少。在国际压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一九九六年四月撰文反驳这些批评，这些反驳只是引起了更多人对问题的关注。
不容否认，贩婴几乎是一项全民运动。“人民”和“政府”都参与进来了，这一活动的扩大形式就是国家垄断教育对父母和孩子的变相绑架，而贩婴罪行的背后则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也对政府官员参与贩婴活动进行了披露：一名退休的女医生从厕所的粪坑里救出一个被弃的新生儿，将她带到一处诊所，却随即遭到五名家庭计划官员责难，他们并将这个婴儿抢走，丢到地上踢打一番，再抛到一处稻田里任其溺死。这个不幸的婴儿是在违反当地的生育配额下被生下来的，相关的家庭计划官员担心如果达不到上级规定的配额将会受到处罚。中国的孩子在“国家”和“人民”的联合之下看不到解救的希望。不过我们在这里打算提出一个冒险的问题：上述种种事实是否已经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让这个国家千秋万代地受诅咒吧！
五、发展是假道理
中国经济二十年来以年均百分之八左右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中国政府为威权统治进行自我辩护的“有力”证据。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独裁不讲道理”的“道理”，成为专制政治公然以行的“政治合法性”。中国的经济奇迹在统计学上是通过GDP连续增长来体现的，而其代价是戒烟体制下的“政治稳定”。从逻辑上，一种恶不能通过另外一种善来证明，手段不能证明目的——因为人们都会，而不是准备活着。在实体上，中国的“经液晶奇迹”果然是奇迹，或者说，“发展”果然是“硬道理”吗？
从心灵状态或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政治抗议方面来考虑中国的危机，自然会引起诸多争议。但人们仍然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视域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强有力的质疑。否定中国“经济奇迹”的神话，至少包括四方面的论证：第一，GDP中心主义的破产；第二，贫富差距；第三，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第四，教育瓶颈。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笔者已经并将继续在《议报》撰写相关文论，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前三个问题进行评述。
1、GDP中心主义的破产
胡温上台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非朱镕基主义化运动，这场运动的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失业——增长“双高困境”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并否定GDP中心的经济观念。笔者愿意对这种反思给予乐观评价，尽管在逻辑上，这些反思对GDP中心主义的“动力机制”问题没有触及。事实上GDP中心主义是“权力占用制”通过“投资最大化”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而这一经济人理性只能根植于政治权力对国家资源的垄断方面，而这种垄断对政治的要求就是戒严体制的公然以行。
在北美几个月的政治讨论中，使我确信讨论GDP问题同样应该属于“北美启蒙”的文化任务之一。因此，国内作者吕文林《告别GDP崇拜》一文特别值得推荐，他以非常通俗的方式告诉人们GDP在媒体上疯狂增长是如何背离生活真相的。
吕文开篇介绍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导、整理道路两旁被毁树木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接下来，该文分别谈到GDP经济的四大缺陷；第一，GDP无法描绘经济全局，而相关统计指标是GNP。作者引证说，日本经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陷入低迷，但是GNP远大于GDP，人民生活仍然富裕。形成对比的是，中国GDP一直增势不减，即使在SARS的影响下，二〇〇三年上半年GDP仍高达百分之八点二，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中国进入特有的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双高”阶段，使经典经济学GDP高增长必然带来高就业的理论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第二，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如治理环境污染的生产活动也形成新的GDP；第三，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耗用了三分之二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三分之一；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生产每吨钢所耗能源之比比国际水平高百分之四十，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百分之三十，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五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第四，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作者举例说，“大跃进”时期中国一年要炼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二〇〇二年的一组数据表明，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四万亿元，相当于GDP的百分之四十一，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百分之五的比例。这种状况导致了GDP增长但是财富积累很慢；第五，GDP不衡量社会公正、幸福和分配，无法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的差别以及的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一千美元，但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人均GDP仅有三百美元。“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用平均数来说明整个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统计，对于一些人来说简商是真实的谎言。”
2、基尼系数：门前政治的经济学根据
GDP困境正是经济学被迫启用基尼系数来了解经济真相的原因。零点四是国际所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零点五，那么这个社会就面临着动乱的危险，贫民将为生活所迫发动政治抗议。二〇〇〇年以来，中国官方放弃了苦苦坚守的零点三九这一底线，开始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零点四五八（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国家统计局承认的二〇〇三年中国基尼系数为零点四六：清华大学一位学者在“二〇〇四中国改革论坛收入差距与公共政策分论坛”上判断，目前中国的这个数字已不低于零点五。另有学者认为它甚至已接近零点六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事实上从中国连续不断的“门前政治”也能得到印证——基尼系数展示了“发展是假道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为“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已经“按着经济学定律”揭竿而起。
中国的贫富差距一般地说，包括三组指标，一是城乡差别，二是地区差别，三是城市的贫富差距。其中，城乡差别最具有结构性。
有人统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比较如下：一九九一年全年全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千五百七十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七百一十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是八百六十元。
一九九二年，相应资料分别是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七百八十四元和一千零四十二元。
一九九三年的相关资料是二干三百三十七元，九百二十一元和一千四百一十六元。
一九九四年，三干一百七十九元，一千二百二十元和一千九百五十九元。
一九九五年，三千八百九十三元，一千五百九十八元，二千三百一十五元。
一九九六年，四千八百二十九元，一千九百二十六元和二千九百一十三元。
一九九七年，五千一百六十元，二千零九十元和三千零七十元。
一九九八年，五千四百二十五元，二千一百六十元和三千六百六十五元。
一九九九年，五千八百五十四元，二千二百一十元，三千六百四十四元。
二〇〇〇年，六千二百八十元，二千二百五十三元和四千零二十七元。
二〇〇一年，六千八百六十元，二千三百六十六元和四千四百九十四元。
二〇〇二年，七千七百零三元，二千四百七十六元和五千二百二十七元。
二〇〇三年，八千四百七十二元，二千六百二十二元和五千八百五十元。显而易见，中国改革“辉煌的十五年”，就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十五年：十五年里，城乡差距扩大了近七倍。
我注意到有学者认为这种对比对城市居民是不公平的，因为农村资源货币化程度较低。事实上这种说法同样未必公平，因为城市的一些资源同样没有货币化，如资源和劳动力的单向流动本身就额外增加了农村居民的交易成本。因此总的来说，城乡差距比较研究得出的资料是基本可信的。二〇〇四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其人均收入比率由一九九五年的二点八升至二〇〇二年的三点一。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人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六倍。与此同时，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民工的收入被长期拖欠已高达三千亿元（聪慧网：《二〇〇四中国贫富差距透视》）。
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回避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有研究者以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计算机拥有率来说明这种差距：东部最发达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地区家庭计算机拥有率相差几十倍。该文引用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了城市内部的贫富悬殊。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而在北京，最富裕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十一倍（二〇〇〇年）。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六至七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
正因为如此，有经济学家称认为，“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如果我们只考虑所谓的官方统计的收入，津巴布韦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比中国稍微高一些，但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加以考虑，则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新加坡《海峡时报》）他们也棱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前百分之五和前百分之十高收入者的收入，在二〇〇二年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分别是百分之十九点八和百分之三十一点九，而在一九九五年则分别占百分之十八点七和百分之三十点七。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美林集团的《二〇〇四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九千六百九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的中国贫困人口为二千九百万（比二〇〇二年还增加了八十万），其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六百三十七元以下，每天不足两元人民币。二〇〇四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基金为一百二十二忆元，它要面对的是二千九百万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甚至六千多万在贫困和脱贫间摇晃的人口。
中国普通居民比GDP更直接感受到了“发展”的骗局。这一点正如《新经济》上一篇评论所说的：中国人富起来了！但下岗工人没富，民办老师没富，山区农民没富。二〇〇三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对六十三个城市二千五百人的抽样调查中，百分之五十五的民私营企业工人和百分之四十七的国有企业工人反映说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说有所上升。“可惜的是，这项调查没深入到农村，如果让农民来填写问卷，可能收入下降的比例还要大。”
美国经济学家，一九七一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蒙·库兹列茨（一九〇一至一九八五）曾说过，分配不均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正当现象，收入差距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始阶段逐步拉大：一旦经济成熟之后，这个差距就会回落。这一经典经济学的经典常识有它自己的理论背景：存在一个古典经济学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显然，中国的情况大大不同（如中国的城乡对立主要不是经济学上的对立）。这种不同已经为中国社会灾民造反和农民革命的周而复始所证明。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仍然是：有什么样的“新资源”和“新思维”，能使这一陈旧的社会危机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得到消解？
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樊刚批驳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在其《中国即将崩溃》（大陆禁止出版）书中表述的观点 “中国五年将出现大乱”，但是他也承认就算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严重国家，也是最严重国家之一。樊刚的反驳更没有什么新的思路来说明如何把哈耶克的“扩展型秩序”建立在万源暴动之上。我同意“分配不均将导致社会动荡的说法绝对是夸张”，但如果说“分配不均将导致社会稳定”则是十足的疯狂，而中国式的“分配不均”根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或政治问题。比如，人们普遍同意，中国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按个人可支配收入，大致表现为百分之十五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富，另外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仅拥有百分之十五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二〇〇三年中国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表明，中国六百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也就是说，承担着中国个人所得税主体的，不是财富的占有者——富人，而是工薪阶层。而中国九亿农民对国家的“赋税贡献”更是广为人知：中国农民负担管理部门统计，各部门摊派下来的税费计九十三项，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达二百六十九项，加起来总共三百六十二项。此外还有大量无法统计的繁杂税费。因此，中国的问题显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3、资源和环境：从山坳走向绝境
八十年代有一部畅销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是启蒙时代中国知识界开展危机学研究的成果之一。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血案把该书作者何博传先生赶到了香港富豪的企业里，而“中国”则满脸血污地在GDP盛宴中“从危机走向危机” ——特别是从能源危机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地”走出“山坳”，进入万劫不复的绝境。而这一切，都是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两面红旗”下，在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中完成的。
能源和矿产资源
在电力恐慌引起问责浪潮的同时，石油危机和煤炭危机已经开始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意识形态外交扭转为能源外交。中国作为石油、天然气进口国已经“当仁不让”了。石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在北方、中东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之一。作为煤炭大国，我们以陕西煤炭业为例来说明中国的能源危机。
一九九六年，山西估算，按照该年度原煤总产量三点四九亿吨，动用消耗资源十四亿吨测算，目前已探明的二千米以内的储量至少可以服务一百五十年以上，但是到二〇〇三年，对于这个服务年限的测算已经缩短到七十年。现在，轩岗煤矿已经桔竭，大同的侏罗纪优质煤也只够开采十五年左右，而阳泉地煤的可开采量也仅能维持三十至四十年，晋城矿务局三号矿已经开采一空，十五年后这个矿务局的优质无烟煤也将陷入被采光的境地（美国之音）。与此同时，全省的煤炭资源正在遭受日盆严重的浪费与破坏。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这个省每年因采煤损失的煤层气折合一千五百零八万吨标准煤，因非机焦生产浪费的主焦煤近九百万吨，损失的水资源达四点一亿立方米，而共生、伴生资源二十亿吨也被不同程度浪费，因回采率低造成的煤炭资源损失量每年也都有几亿吨。而另一个严峻的局面是，因煤炭的过度开采给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采空区土地的大面积塌陷，水资源的严重污染、枯竭，生态的进一步恶化等等。山西挖一吨煤要损耗二点五吨水，也就是说山西每年因挖煤而损耗的水资源在十亿吨以上，山西现有的水资源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了。而在山西现有的水资源中，几乎所有的河道都受到了污染，受污染河流长达三千七百五十三公里，其中超三类污染河道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二，严重污染超五类水占总河长百分之四十五点八。据有关数据表明，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估计每年达五十六点七一亿元，二十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一千一百三十四点二亿元。
众所周知的煤炭问题是矿工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公布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在二〇〇四年中国十九亿五千万吨原煤产量中，有七亿五千万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也是属于超能力生产。二〇〇四年一到十月份，中国煤矿发生事故二千三百七十八起，死亡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媒体广泛报导说，中国单位煤产量死亡率是美国的三百倍。
使用煤炭容易造成较大环境污染。燃烧煤炭的发电厂远比燃烧石油或天然气的发电厂释放更多温室效应气体。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可是因为消耗量逐年增加，目前出现供不应求现象，已开始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三〇年间增加释放的温室效应气体与全球工业化国家所增加释放的温室效应气体所差无几。中新社的一篇报导说，中国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远超出环境自净能力，造成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被酸雨严重污染。报导说，电力工业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基础工业，却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据统计，自两千年至二〇〇二年全国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年排放量从六百五十四万吨至八百一十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四成，中共十六大后，中国为发展经济，平均每年至少须新增三千万度（千瓦小时）电力，在电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情况下，欲有效控制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几乎是不可能的。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透露，中国大陆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远高于环境承载能力。在监测的三百三十八个城市中，百分之六十三点五的城市超过国家空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二〇〇三年十月十四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亚洲每年有多达一百五十万人死于都会区的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而每年约有五十万人的死因，可归因于户外空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硫成分与微粒。二〇〇四年九月一十三日，美国众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李奇呼吁，国际社会应采取强烈行动，以遏止亚洲污染；同时，专家也警告说，中国的发展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他并且说，亚洲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导致天然资源枯竭与污染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在北京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长将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资源的挑战。中国目前现在各类的矿产资源、能源包括水资源，都非常紧缺。当前铁矿石基本上一半是进口，原油进口接近一亿吨，是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我们现在要面临水资源的挑战、矿产资源的挑战、能源的挑战（新华网）。
环境和水
中国经济年均百分之八左右的速度增长，是建立在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基础上的。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二〇〇三年的统计资料，流经城市的河段百分之九十受到严重污染：有近三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一点四九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一千一百多万吨，处置率仅为百分之三十二。据统计，在全球十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八个：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十一月份早些时候在北京表示，中国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已开发国家的三倍至十倍，中国大陆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王玉庆指出：中国粗放式发展导致污染加剧，目前COD排放总量达一千四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一千九百万至两千万吨，远超出标准。城市垃圾每年接近一亿四千万吨，处理率仅百分之五十四点二，无害处理率更低。而且中国的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重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复合，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水危机是中国生态问题的根本。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人均占有量不到二千二百立方米，在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排位中居一百二十一位。数据显示，中国的六百多座建制市中，有近四百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一百三十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六十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一千六百万立方米。专家估计，中国缺水的高峰在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二〇年出现。据预测，二〇三〇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一千七百五十立方米。在充分考虑节水情况下，预计用水总量为七千亿至八千亿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现在增长一千三百亿至二干三百亿立方米，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接近合理利用水量上限，水资源开发难度极大。
近些年来，西部青海省已经有两千个湖泊同河流完全干涸。这一现象同中国东部地区所有城市池塘渐渐消失是同步发生的。长江源区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面积达六百平方公里的赤布张湖，现已萎缩解体成四个串珠状湖泊；面积达二十三点五平方公里的苟鲁错湖，已完全干涸成一个干盐湖。黄河源头，曾被誉为高原“干湖之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干流流经第一站，境内分布着四千零七十七个大小湖泊，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玛多县四千多个湖泊中百分之九十已干涸，如今锐减到三百多个。
中国大陆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最新全大陆地下水资源评价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六千万人的饮水有困难，六亿人每天饮用受到污染的水。中国大陆约有一半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中国由于地下水不合理开采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数据显示，全大陆已经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一百四十九个，面积达十五万八千平方公里，已有四十六个城市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过两公尺。勘测结果表明，目前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地下水超采还诱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
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二十个城市中，有十六个在中国。
虽然中国可以勉强称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如今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污染问题的发源地。SARS疫情仅仅标志着“黄祸”的开端，也许上帝用这种方式惩罚“国际社会”与巴比伦之间的淫行。九十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三千四百三十六平方公理，每年流失土壤五十亿顿，沙尘暴频繁发生，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四亿人。
环境危机大大耗费了经济增长积累的有限成果。有专家指出，在九十年代，由于水污染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中国已经损失了数十亿元。二〇〇四年五月八日《中国经营报》报导说，因缺水，中国每年工农业损失三千五百亿元。根据世界银行九十年代的一个统计，中国每年洪涝灾害的平均损失是一百亿美元，而旱灾的损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一份研究结果发现，由二氧化硫等导致的酸雨污染每年给中国大陆造成损失超过一千一百亿元人民币，整个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每年约占中国GDP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因此有评论说，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偿，可以说中国这二十三年的发展是负值。这篇文章说，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以百分之八计）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
那么，中国的环境灾难是如何产生的呢？“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必须对这种灾难付政治上的责任。首先，资源短缺是一个自然因素，但显然不是全部原因。中国只注重经济产值的掠夺型发展模式，以及粗放型的经营模式，是中国环境灾难的人为原因。这就是江泽民时代的“人祸”。
江泽民十五年给未来留下了三大灾难性遗产：第一，经济瓜分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断裂；第二，以此为基础并通过刻意灌输培养起来的精神错乱，这种精神错乱以原生唯物主义和鄙俗民族主义为代表：第三，就是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前两个状态在自由秩序下尚可重建，但最后这一问题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如果说中国的出路在于实现“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中国历史却再一次被产在一场更彻底的灾变的前端。目前中国的能源危机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环境灾难也开始成为移民浪潮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以来，不乏有识之土鸦鸣不已，但中国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恰恰在这些呼吁之下的愈演愈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语心灵缺乏自觉能力的族性贫困。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继续支撑起十三亿人“发展”，也许也更无力支持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