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精神，江泽民不是偶然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们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国的精神文化，还是中国的社会文化；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的“人民群众”，都是不同程度的江泽民主义者。因此，不能完全否定“江泽民是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这一口号，在相当程度上，江泽民确实代表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是那样思维、那样生活、那样表演的。江泽民是中国人的代表，把领袖视为神，或者把人民视为神的“儒家时代”的分析模式已经陈旧了，我们必须在“上帝比人民正确”这一超验标准之下，将“自己”、“人民”.“知识分子”同政客一起放在审判席上——没有人是无罪的。当然，宗教上的人皆有罪观念，不能取消法律上、政治上当政者的世俗责任和罪行。
一、大学的覆没
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江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因此如何用江泽民主义压倒大学精神，就成为江时代的政治目标之一。大学精神的没落是整个江泽民时代的遗产之一，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埋葬了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中国大学成为真理和社会关怀的敌人。于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转向民间，最后在网络上重建家园。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与此同时，学院成为培养“愤青”和“小资”的摇篮，而知识分子的腐败丑闻分享了政治腐败引起的广泛批评， 一般地说，江是通过李岚清、陈至立等人对大学进行控制的。但是，江泽民主义对大学的控制不仅仅是采取人事方面的安排并在大学里培养大量学生特务与政工干部，江还经常到大学里亲自发表讲话。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因此受到过这位政客的侮辱—— 当然，学校当局是把这种政治侮辱当荣耀来接受的。这种合作关系也是江的文化虚荣心与大学经费要求之间的合作，江是带着钱来收购知识分子的忠诚和掌声的。江泽民对大学的胜利是小市民精神对“人文精神”的胜利。
1、对大学的控制
一九九〇年五月三日下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长篇讲话。这是江为占领大学发出的战争宣书。此前，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江与北大学生座谈时，把广场上的杀气糅进“语重心长”的语气中，阐述了他改造大学“恩威并用”基本思路。在这些讲话中，用“民族精神”取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成为江改造大学的核心观念；而占领大学的目的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大学从“动乱中心”改造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江特别告诫“国外敌对势力对我们搞破坏、搞颠覆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国内反共反人民的势力也会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进行捣乱。大学是他们捣乱的重点之一。同学们要认识和警惕这一点。既然斗争不可避免，我们只有迎接斗争。参加这种斗争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可以增长才干，提高识别能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四月版）。江的谆谆诱导是卓有成效的，这是北大历史上最可耻的一天。
一九九九年是“六四”十周年，江在惊恐中首先想到了大学的稳定，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教育部党组发出了（关于做好一九九九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稳定工作的通知）(教党[一九九九]一号)。该通知说：一九九九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稳定工作也将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特别应该看到，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比往年更为明显、更为激烈地表现出来，如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并末改变，境内外敌对分子将利用一九八九年“六四”政治风波十年之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待机制造和挑起事端：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势力还在加紧向高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及煽动、破坏活动等。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显露，一些困难可能还会加剧。——在新的一年，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维护高校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对此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
这一年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第一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开学后在高校深入开展揭批‘法轮功’斗争，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稳定工作的通知）（教党[一九九九]二十四号），通知号召“进一步做好维护高棱稳定的工作”，“认真总结上半年维护稳定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制，建立健全定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的制度。要加强信息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本地、本校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对影响稳定的隐患要及时发现、及早防范并坚决、果断地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
度过了一九九九年的“政治年”之后，江开始全面推动个人崇拜运动，高校同样不能幸免于难。二〇〇〇年四月十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中发[一九九八]十七号）的要求，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北京有四所著名的高等院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带着“名利双收”的目的，江在世纪之交成功收买了这四所大学，并成功地在那里进行了“政治演出”——至少他自己认为这些演出是成功的。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受害者。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改造为爱国主义精神，江离开北大之后，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等人不久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江的讲话表示了隐喻性的抗议。除此而外，北大没有任伺反对声音。不仅如此，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听闻江主席要驾临寒舍，竟然不辞老朽地候驾南门久之，江在北大的战果使他最后放心地让美国总统前往演讲，而北大学生经过政治培训后果然不负江的厚望。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的大学，在杨子立等案件发生后竟然没有一位教授表示抗议。而在一九九九年砸美国大使馆的运动中，该校学生向世界展示了大学生的“真勇敢”是如何发作的。
北大之行显然给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江是带着这种“美好的回忆”前呼后拥地开进清华大学的。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江再次向清华师生卖弄了他的爱国主义知识，从此，清华大学左风日盛。中年学者秦晖先生的遭遇可为一证，由于他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因此被清华当局以“减少授课时间”、“降低经济待遇”等方式加以处理。从清华出来，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江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基本上完成他征服大学的演出任务。
征服大学凯旋归来的江泽民似乎并不满足取得的“成绩”——他把目标定在了“两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的核心内容是用“爱国主义”思想“武装”知识分子的头脑。当然，知识分子的头脑不仅仅需要政治谎言来武装，更需要经济投入来“证实”——江是了解这一点的。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朱镕基的讲话披露了江时代对科技领域的投资规模。朱镕基说：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达二千五百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多。“科学家”们是如何表现的呢？新华社报导：“金怡濂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时表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吹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暸亮号角，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的广阔舞台。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开拓进取，勇攀科技高峰，以毕生精力，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这似乎不像一个科学家的讲话，但中国的科学家，或江泽民的“科学家”就是这样讲话的。因此人们也不难理解，九十年代的“新左派”思潮中，相当部分人是所谓的“科学左派”。这些人因“科学的自负”而在政治文化上更加不可救药。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江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投资：“十年来，高校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二十二点五亿元，其中，二〇〇〇年共获得研究经费六点二四亿元，比一九九年的零点四四亿元增长了十三倍。”
那么，江泽民时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取得了哪些成果呢？一片空白。
除了高等院校之外，江还特别注意招安中国的作家团体。巴金为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从来就是一个御用组织，江通过建立“中园文学馆”等投资进一步“稳定”了“作协”的局势，江因此是作为老 出现在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全国文代会”上的。在江泽民时代，中国也进入了无作家时代。不过“前作家协会会员”王力维可能是个例外。二〇〇一年五月二日，王力雄发表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另外一位抵抗江泽民对科学院占领的知名人士是前社科院院长李慎之先生，他在一九九九年国庆夜写的《风雨仓皇五十年》对江泽民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篇文章感动了很多人，因此也惊动了江泽民——有关部门开始找李慎之谈话，中宣部下命各地媒体不得发表他的文章。“有江一代”，中国有多少作家呢？有人根据中国作协提供的最新数字称，目前中国作协会员总数已达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其中，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的五年间，发展新会员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其中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家有六百四十二人，约占新会员的百分之四十三 ——在这一庞大群体中，有几位王力雄和李惯之呢？
2、人民大学：“江主席来了”
把江泽民到人民大学考察一事单列一节观摩是必要的。笔者曾于一九八六年考入人民大学，因此对这所学校比较了解。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或“第二神学院”，是中共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大学，中共党内一些知名左派都出身于该院校，如王忍之、李文海、腾文生、徐光春、邵华泽、杨伟光、郑必坚等。人民大学也被李鹏视为“自己的院校”。早在一九八八年，《中国青年报》曾以“倾斜的金字塔”一文披露人民大学在行政方面的黑暗与腐败，引起轰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后，中共为了树立典型，在通缉令中也特别“照顾”人民大学，通缉令中唯独没有人民大学的学生。九十年代以来，人民大学受到关注与该校六四难属丁子霖有关，人大成了监管丁教授的“六四干校”。对于这样的“母校”我多年来的确羞于启齿，但这种羞耻却无法与江泽民带来的羞耻相提并论。
官方媒体报导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随同考察，下午三时许，江泽民总书记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江泽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代表进行座谈，纪宝成校长汇报了学校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说，去年八月，他在北戴河与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对这“四个同样重要”，大家都很认同……当然，据知，江人大之行给该学校带来了丰厚的礼品——江带来了包括给戴逸“清史所”的研究资金在内的大笔金钱。
在人民大学的网站上，学校当局以文革的文风写了一篇独特的文章，题目叫《春到学苑催百花——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记事》，这篇文章充分展示了江泽民时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堕落下贱、精明无耻以及奴颜婢膝，也展示了新一代大学生是怎样的名利之徒。经历过“文革”的读者欣赏完人民大学的奇文之后，肯定会联想到“文革”中一些“毛主席来了”的新闻报导。这个民族及其知识精英确实不长记性，而且本性难移。人民人学住着徐水农民。不过农民有农民的精明，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大学发生的丑闻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江泽民时代基本生存状态的写照。人民大学与徐水公社唯一的差别可能是，没有一个人真心地崇拜江泽民，江泽民不过是他们谋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增加政治工分和存折数目不得不巴结的生产队长。
就在江泽民先生离开人民大学不久，周星驰先生来到了人民大学……
3、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与医疗腐败
法庭、学校和医院的腐败特别代表了江时代社会的极端黑暗，而这种黑暗显然得到了知识分子（法官、教师、教授及医生）的有利配合与积极参与。当修正行为、塑造心灵和救死扶伤的领域成为谋利组织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江打电话给地狱中的邓小平请示报告，发现电话费非常便宜——原因在于，他拨通的不是国际长途，而是本地电话。
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中国新闻网转载了《检察日报》的文章：《教育领域腐败的五大特征》。文章说：教育领域腐败的发生和蔓延分为三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的萌芽，九十年代中期的发展，九十年代末的大面积爆发。文章认为，教育领域的腐败和 职务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一把手”职务犯罪比例较大：第二，教育乱收费问题严重：第三，高考、中考等招生中的腐败现象严重；第四，基础设施建设、财务和采购等利益环节是教育领域腐败中职务犯罪的重灾区；第五，学术腐败。事实上职务犯罪、工程腐败以及采购腐败问题，遍及各个领域，因此，教育腐败特别表现为收费腐败、招考腐败、权学腐败以及教师滥用权力等方面。
教育腐败首先表现为学校当局把学生和家长视为经济项目，把学校视为赢利企业而产生的。这种行为得到了“教育产业化”和“国家垄断教育”两方面的政策支持——这两个似乎矛盾的政策共同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垄断经营的教育公司。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
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二〇〇三年中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一万二千六百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二十一点四亿元。教育乱收费的主体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等。学校企业化使穷困地区和穷困家庭的孩子或被堵在校门外，或家庭负债累累，甚至父母因交不起学费走上绝路。——有报导说：二〇〇二年陕西宝鸡市的丁先生从七层楼纵身而下，而儿子手上拿的是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七千多元的学费清单，二〇〇三年榆林南郊农场五十三岁的农民景统仕自杀，他的女儿刚刚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而三女儿和二儿子又双双被保送进了重点高中。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江苏省凓水县东并镇爱民村四十岁的农民陈能根，因没筹到女儿陈霞上中专的学费，喝下一整瓶农药自杀身亡。山丹一中一名叫苏天将的高三毕业生参加二〇〇三年高考被大学录取后，因无法筹集到学费在家中上吊自尽……
早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图义务教育法》和一九九五年通过的《教育法》，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然而．问题在于，义务教育究竟是谁的义务呢？从根本上说，公民受教育是一种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那么，答案是清楚的，义务教育是“国家”或政府的义务，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义务。正是考虑到“人的有限性”和“政府也是经济人”，所以现代政治文明赋予了现代“国家”或立宪国家供给教育的责任，同时以法律的形式将之规定下来。这是“义务教育”的本来含义：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奇怪的是，江泽民时代的国家义务被转移为公民义务，国家供给教育的义务转移为公民接受教育的义务。
中国现有中小学教职工一千零六十九万，其中专职教师八百九十二万，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生均经费指数（每个学生年均经费与人均GNP之比）奇低。一九九八年，小学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指数只有零点零五，还不到印度的一半。在所有人口五千万以上的国家中，“无出其右者”。中小学的经费中，老师的工资占大半，（《解读中国教育》第二十五页）但是，与此同时，全国三分之二省区市拖欠教师工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仅从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全国共拖欠教师工资七点一亿元。
教育的贫困在某种意义上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体制有关。在目前以地方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投资模式中，事实上，中央政府把教育投资义务转移给了地方政府、社会、家长和孩子，甚至慈善机构，而与此同时，关于教育多元化的改革政策并没有 同时配套出台。
华南师范大学的王红博士在《论义务教育的财政体制的效率损失》一文中指出：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根据这一模式，发展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特别是县政府，但是众所周知，县财政力量最薄弱，全国县级政府财政自给度平均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三，贫困县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有的甚至不足百分之三十。一九九五年第二季度，仅上报情况的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就拖欠教师工资十三点三亿元。一九八五年以来，公共经费占GDP的比重多数年份逐步下降。二是“多渠道筹资”。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需要政府和社会一起来负担。学费、杂费问题搞得怨声载道。一九九六年政府教育拨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五七，比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六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一九，而同期农村学生学杂费占学校经常性成本的比例却由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十点八提高到百分之十一点五。一九九六年农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占全国适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校学生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却是：小学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七，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七。目前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额中政府公共经费投入平均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要有固定的比例。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这个比例即要在二〇〇〇年时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而现实是，这一比例在九十年代几乎逐年下滑：一九九一年为百分之二点八五，一九九二年百分之二点七三，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均为百分之二点五二，一九九五年为百分之二点四六，一九九六年百分之二点四四。一九九一年该比例世界平均为百分之五点一，发展中国家为百分之四点一。（《解读中国教育》，第一一八页~二一六页）
与此同时，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中央对义务教育的拨款却未有增加，一九九五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比重，比一九九四年还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六四。在一九九六年全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中，中央财政拨款所占的比重仅为百分之零点零四。
有报导说：目前在北京，一个学生至少需要两万五千元，才能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而中国农民去年的人均收人只有二千六百二十二元，城镇居民也只有八千四百七十二元。江泽民时代巨大的文化成果因此昭然若揭：它使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校为了扩大财源，开始向官员和资本家出售文凭。而在江时代，这些暴发户像政治暴发户江泽民一样，迫切渴望得到文化的上认同，以战胜出身的肮脏，当然，对于官员来说，购买学历也是组织上的要求，是买官必须准备的条件。
教育腐败更怵目惊心的表现，是在教师对学生滥用权力方面，教师对学生采取暴力，在九十年代后期已经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表明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新世纪以来，有关“禽兽教师”的报导似乎有取代“校园暴力” 成为教育栏目“热点新闻”的趋势，用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强奸女学生”一词，大约有十一万条相关新闻，其中当然有重复报导，但这一资料对理解相关案件的严重程度仍有参考价值。问题如此严重，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赫山区相继出台了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有报导因此特别引用以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为该规定辩护：
高校中的问题同样严重。发表在“新语丝”网站的《中国大学好色导师面面观：招学生还是找情人？》一文披露：有的导师在研究生面试之前就心怀鬼胎，那就是：面试一定要找个有姿色的女生，录取后亲自指导她，揩她三年的油，挖她三年的煤。有人戏称这种丑恶行径为“以太太的标准招录研究生”。“有的导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硬是相信这样一句话：男人靠现金，女人靠献身，想得通看得开的女人，就这样被它们征服！想不通看不开的女人，只好另寻出路。”……这类丑闻在江泽民时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倒不是什么“斯文扫地”——“斯文”从来
都是“扫地”的。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维护学术尊严，反对学术腐败》。文章承认，学术腐败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事业崇高、圣洁的形象和声誉。”该文转引有关评论说，学术腐败包括剽窃、拼凑、制造“学术泡沫”等多种不诚实的学术行为，还有各种评选活动中的请“托”活动，如给评委送礼、请领导说情、评委之间互相照顾关系等等，“但这些都是现象。要从本质上说，它是指一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另有评论指出：学术腐败还包括以下现象：高校教材、教参编写中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和抄袭现象；粗制滥造的形形色色的辞书：学术文章、著作在数量上恶性膨胀，在质量上却没有相应的提升：沽名钓誉，一些并非搞学术研究的人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或金钱，当上名牌大学的兼职教授、顾问，以此捞取更大的社会资本：高等教育和学位掺假、注水，在全国各地到处贩卖的假文凭使不少人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以及在学术评奖、科研基余项目评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等等，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二〇〇二年被侮辱和被
捍卫的学术诚信》一文，文章列举了一些学术腐败的案例。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网转引《半月谈》杂志的文章：《为发财不择手段，医疗腐败五大毒招骇人听闻》，文章列举社会公认的腐败情况：
第一，暗吃“回扣”：最突出的就是“开单提成”（即吃“回扣”）。某些医生为了吃“回扣”，不顾病情乱开处方，中国医药的销售医院占百分之八十五，医药生产厂家在不择手段地抢滩医院这一巨大销售市场时，给医生的回扣是十分惊人的。一位业内人士讲，抗生素的回扣约为药价的百分之十五，肿瘤药物的回扣是百分之三十。“某位患者因感冒去医院，医生竟开出八百三十元的药方，患者未予理睬，到药店买了二十多元的药，就治好了。”
第二，小病大检查：一个六岁女孩到杭州做阑尾炎手术，手术前竟然被做了一百零四项化验和检查，连艾滋病化验都不放过……
第三，哄抬药价。
第四，索要贿赂：收红包最普通的表现就是收取手术的专家点名费，尤其是从地方到大都市求诊的病人，不送红包是难以找到医院，难以找到病床的。很多医生还藉“请外医”的名义收费和要红包，形成了很多医生到处走穴，互为收取红包开方便之门。
第五，分节多收费：分解医疗程序，增加收费环节。过去补一颗牙，两次十五天一百多元即可完成。现在，同样的病在治疗环节上除增加照相外，还增加两次治疗，费用达九百元以上。另外，因专家门诊可以多收挂号费，很多医院把大多数医生都转成了专家，造成有的医院连普通门诊挂号都没有。
这只是“白衣战士”制造的黑暗世界之冰山一角。我所认识的全园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赣曾在二〇〇四年政协会议上“痛斥医疗腐败”，他称半数以上农村病人不敢求医。这一资料在二〇〇四年底得到了中国官方新闻的广泛证实——中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因贫困不能求医治病。
二、九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
九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是江泽民主义在民间的公开完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威权主义经过一百年的革命实验从英雄时代进入丑角时代，暴力合法性丧失殆尽，于是政治合法性表演和军事投靠成为政治的本质。作为政治表演主要项目的民族主义和在军事投靠中被鼓励起来的军事主义，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但同时，由于这种政治背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并不特别富有意识形态的狂热，而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比如，“内部帝国主义”而不是军事扩张就是这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江泽民主义催生出来的产物，它一旦获得生命就产生了自己的独立性，可能超越江泽民主义的控制。因此，江泽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就表现为利用与被利用、反利用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比如，江泽民主义并不真正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军事冒险主义政策，由于合法性的先天不足，这种合法性危机使他对任何政治风险都极端敏感，这种政治脆弱症在“一切为了权力”的主目标下，必然对军事动员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感到恐惧。因此，它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权力，但又极力控制民族主义泛滥成灾，加之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对内帝国主义的偏好而无对外帝国主义兴趣的传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法西斯主义还不是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撇开蒋介石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建设不谈，现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则最早产生于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危机，并在科索沃危机和台海危机中达到了自己的一个高潮。九十年代初以来，为了证明“戒严状态”的合法性，江泽民主义把国内的政治危机解释为“外部敌人”的阴谋。由于我们民族理性素质的局限，敌人意识和生存危机感终于利用这一政治需要找到了安全的发泄对象。同时，贫困但不失精明的文化人找到了“爱国表演”最富裕的买主。另一方面，社会不公正问题在九十年代日益突出，以社会公正为要求的民粹主义思潮成为法西斯主义最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当二者互相利用的时候，传统激进政治主义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必然性。
1、北大转向与张文兰之死
法西斯主义思潮首先袭击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家园——中国高等学府。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民间，大学则不断成为新左派和年轻法西斯主义信徒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在九十年代彻底失去了灵魂，九十年代成为北大历史上最耻辱的或失踪的十年。
一九九八年是这耻辱的十年中最耻辱的一年，是北大精神彻底死亡的一年。一百周年校庆变成了对北大精神死亡的庆典。而六月份当克林顿到北大演讲时，北大几个渴望被导演也的确被导演了的学生，以他们的肤浅的逻辑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宣告了北大之死和江泽民主义对大学的胜利。接下来一年的反美运动中，当全世界目瞪口呆地欣赏中国人整体自我侮辱的时刻，北大再一次站在耻辱者的前列，从北大南门出发，扛起了北大精神死去的尸体在江泽民面前载歌载舞。人们盼望这些满脑子商业精神的民族主义小英雄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脚下留种，不要践踏了多年前他们伟大的师兄师姐们的血迹；真正的北大精神还残留在这些血迹上，安慰着一百年来北大的英雄们和真正的北大精神。
在这场“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这样两幅对联：
扶清灭洋；
发扬义和团精神，打倒民主、自由、科学、人权；
打砸抢被压迫民族之正义；
继承红卫兵传统，恢复闭关、锁国、自力、更生；
烧杀骂新一代青年最光荣。
尊王攘夷：
操美帝国主义，看他妈的谁敢惹我：
与党中央一致，看他妈谁敢惹咱俩。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包含着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情愫，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的话语逻辑具有一称巨大的魔力。但法西斯主义从内在情绪发展为外在的思潮，进而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则需要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关于这一代大学生何以“后现代化”的同时“法西斯化”，通行的解释是：年轻的“成熟”产生于十年的教育环境，而这十年的教育几乎像一块尿布，是被用来覆盖一片血迹，守护一个谎言。
一九九九年中国的反美运动标志着大学之死和江泽民主义的彻底胜利。不过不要认为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完全真诚的，这些年轻人可以今天火烧美国大使馆，明天就会去那里签证；今天咒骂美国人，明天就嫁给美国人。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的道德状况。但是，机会主义并不代表这些年轻人不够凶狠。他们可能缺乏主义上的激情，但在行凶方面完全堕落为江政权的后备人才。
李文兰是中国陕西汉中市洋县溢水乡上溢水村农民。二〇〇二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兰生活没有着落，加上思念亲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寻找丈夫和孩子，途经陕西城固县二里镇一带时被一些青年学生殴打致死。惨
案详情如下：二〇〇三年五月六日晚，当地学校的学生张智伟、郭亮和王云璋在镇上一家烧烤店喝酒时，李文兰上前讨饭并与三人发生口角，当晚十一时许，喝了十一瓶啤酒后的三名学生回家行至镇桥头时又碰上李文兰，三人余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说狠踢李的小腹部，并排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乱踩。随后，他们又将李拖至路边的农田，脱去李的裤子，拿起田边的菜籽杆插入其下身乱戳。李文兰倒在地上神志不清，几分钟后才痛苦地向前爬行，三人仍感不解气，又抽出腰间皮带，用铁制皮带头在李的头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日凌晨一时许，三人才结束了暴行，整个施暴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五月七日凌晨五时三十分，镇中心医院的值班医生李创民听到门外有人呻吟，开门后发现李文兰面部青紫，双手捂着肚子，说有三个流氓用菜籽杆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创民没有采取任何诊治措施，只是向二里镇派出所打了个电话算是报案。民警魏国华接警后，八时多才安排片警鲁小军（司机）去察看，鲁小军在医院没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时在桥头碰到浑身是伤的李文兰。李文兰对鲁小军说她被三个流氓打了，鲁只对她说了句“你是哪里的，走就是了”，便开车回到派出所。八日下午，二里镇二里村村支书刘国栋两次请示派出所如何处理李文兰之事，最后商定将李送到辖区以外的地方。村上据此将李送至城固县与南郑县的交界处，九日上午，二里镇苟家湾村村民向派出所报警，称发现一具“女尸”，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带着民警和当地村干部赶往现场，当时李文兰仍神智清楚，并叙述了三名施暴者的形象，随后他们将
李途到镇医院救治。十日上午，李文兰因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李文兰全身多处脏器受损，阴道内挫伤严重，因受钝性外力致膜下腔出血，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关新闻参见新华网、中青网）
诚然，那三个学生是“个别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经验使我相信，这“少数”几个学生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家教育“最合格的毕业生”，这一国家教育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完全是天经地义或顺理咸章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一种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领导了国家。这个“新国家”完全依靠政治堕落和帮派利益来维持，在它的示范下，特别是在它积极推动的国家教育中，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被束诸高阁，谎言与厚黑学因此统治了课堂内外。这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制度性地生产着年轻的名利之徒和毫无廉耻的年轻暴徒、流氓、打手与新新人类这样的精神病。他们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但却是具有相类似的人格特征的江泽民主义的“红愤青”。他们是网络上的流氓，也是街头的凶手，他们一年年在长大，因无知而更加偏激和野蛮，因精明而更加残暴和无耻，他们是中国政治真正的传人，一种“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转向所必需的群众基础。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疯狂的民族主义信徒，同时又是疯狂地杀害自己同胞张文兰的凶手。如果说毛的罪过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么江时代的罪恶之一则是为中国精心培育了这样一代新新人类，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意味着毁灭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江主义的国家教育仍在继续，孩子继续走进校门，而“红愤青”仍然在像悻悻的狗一样从学校冲向社会。经过细致的政治谎言的教育和政治堕落的官方示范，这些“新兵”冲向街道和村庄，在等候一场“啤酒馆革命”之前，不间断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暴行。我知道，“新国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八九事件之后窃国自肥的商业利益，也是为了缓解一九八九年引发的政治大恐慌——“国家”再也不需要八十年代的“启蒙教育”了，它对“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须彻底地消灭再产生“八九一代”那样的年轻一代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计地培养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们成功了，他们用李文兰的鲜血给这新一代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但问题是，这一政治自卫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疯狂自私的政治集团为了那些帮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彻底消灭中国，在人口生态方面为这个国家准备葬礼。李文兰死于这场灾难的前期，她为我们所有人发出了第一声惨叫。
2、何新事件——人文精神的覆没
不过九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不能忘恩负义，他们应该永远铭记一个叫何新的“导师”，是他在九十年代初思想界人人羞于抛头露面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首先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情绪上升到“学术”的高度的（本节引文均见何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何新思想”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现象，一个做人的方法，一个反文化的文化事件。它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的残暴和精神的狂妄增添了生活的下贱和道德的卑劣。
“为自己声辩”
“何新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攻击“自由化”以期被“集权化”利用，如果说何新为权力辩护完全是为了权力的利益，那仍然把他看高了，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被利用的“折现”。他是把每一次谄媚同他在体制内的地位和银行存折的数目联系起来的，就像撒尔美夏斯“为英王辩护”不是为了英王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查理二世的钱袋一样。他的这个目的似乎渐渐被“中央领导”认识到了，同时由于何新的“理论”的无知和无耻让“中央领导”都觉得不好意思再用，再加上政治危机基本过去了，还要改革开放，还要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何新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于是近来何销声匿迹了——抛弃何新可以说是“英明领袖”唯一英明的一件政绩。可以说利用何新是权力体系一场危机以后精神极端贫困而饥不择食的选择；利用权力是灾民何新极端生存恐惧而不择手段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双方对这项合约的有效期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何新的缔约行动首先表现在给权力不断上“奴才以为”、“窃以为”的奏折方面，其次表现在为“中国”的“声辩”上。如果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引起另一方当事人的注意的话，他就呼喊“狼来了”。坦率地说，他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至少在一定时间是成功的，牛的幸福是找到草料，“文化”的幸福在于被使用.。“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和强者一致”
“缔约行动”的第一个办法是直接恭维权力，讨好构力。当面时是低声下气的，远距离时是大喊大叫的，因为他担心权力听不见——的确，“老同志”的听力多少不大灵便，何况向权力讨饭的“精英”在中国总是人才“供过于求”呢。在“收购注意力”这方面，何简直是非常精明的；不过一般的奴才都有这种聪明，就是对主人投其所好，对主人气急败坏的事情义愤填膺。
我们先欣赏“低声下气”式。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他终于凭借对自由的谗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了王震的“亲切接见”，这显然是何新“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看看幸福的何新在去银行之前的幸福吧：“看到您身体健康，全国人民都会高兴。”何怎么知道全国人民都会高兴呢？看来以人民的名义“服务”人民是权力的智慧，而以人民的名义讨好权力则是“人民”的智慧了，“戈尔巴乔夫……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他知道王震讨厌戈氏。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了——如果历史有这种闲功夫的话。“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他知道王震是个大老粗，是喜欢听蔑视知识的恭维的，更重要的是，刚过去的麻烦全是知识分子惹的祸。然而就是这个攻击知识分子的何新，早在一九八八年，他还书面“奏折”：“十年改革的根本失误是……没有真正动员和开放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能力。”对于一九八八年的话，我只能这样理解：“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貭正动员和开发何新，特别是何新的创造能力。”而一九九九年，这个“波西尼亚人”（本雅明）终于找到机会了，不过，似乎不仅毛主席蔑视知识，希特勒主席也蔑视知识，希特勒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不能靠知识分子创造历史。”（《法西斯体制研究》第二四六页）
“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他知道或听说王震有动辄要摸枪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送来了珍贵的贺礼。“发生社会对抗”就得“死人”，这种逻辑是何新向胜利了的“战斗者团体”投降打出的旗帜，也是他加入蒙昧物群的标签。然而，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看来王震一直对关于他的某些传闻很恼火，于是他不仅不领何的讨好，反而不耐烦地训斥说：“最好一个不要杀。”何多次主张杀人不可避免论，常然他自己是不在可杀之内的，就是说，应该杀别人。
何新把这篇彻底暴露他的奴性和残忍的谈话记录编入了他的文集，目的可能是为了向世界炫耀：“那天王震同我讲话了，而且他没有直接说滚呢！”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大喊大叫式”。“窃——又是一个窃，比‘臣’还要谦卑——这还是二十世纪吗？——观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皆与具诚敬之心，勤勤恳恳，励精图治。然而权威未立，故易为省部藩镇诸侯所辱慢。幸赖今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在。”如此胜意，而迄今仍未闻“何爱卿平身”之圣言，何亦可怜！谁是笑柄，人皆知之矣。
“与弱者为敌”
他说：“至于某些自由派精英……我不会与此辈为伍——我对他们的轻蔑甚至大于敌意”。鲁迅说，明言轻蔑着什么，并不是轻蔑，何新不是轻蔑，而是畏惧。何新当然“不屑”与自由派为伍——自由派为此应感谢何新——因为自由派既不能给他买去古巴的机票，也不能给他提供住房。相反，攻击自由派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何是喜欢与权力为伍的，“我是支持现政府的”——给钱吧，政府？！
对“自由化”的攻击是他最大的“理论贡献”或送给“新时代”的礼物之一。他的攻击没有任何思想信仰上的理由，是完全为着趁机“揩油”为目的的，而“‘揩油’”据说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全部的。”（《鲁迅全集》第二卷第四一〇）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治疗”一下他对一些学生对他“人身攻击”的“大义凛然”的反击，为学生故。
他在北大的那个演讲上，先宣读了他收到的匿名信的内容：“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然后，他激动地反驳：“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于是，据他说，他“一下子就把北大学生镇住了”。
他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善良，特别是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他为此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人伤害的可怜虫。但这是一种无耻的道德讹诈，他是拥有最强大的支持的，而照正的弱者是那些喋血的人们。问题不仅仅如此，北大那些被感动的学生们没有看清何新正在表演的舞台的全景。这个舞台上还有其他人物和剧情，但被何新掩盖了：让我们恢复舞台的真实情景，你将看到，这个“人身攻击”，这种辱骂是特定语言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一般学术辩论中的粗暴失理的咒骂。让我们想象一下事情真实的全部的过程：坦克正压过一个北大女孩儿的身体，这时，何新先生出现了，他鼓掌欢呼：压得好！压得好！于是这个女孩的男友满面泪水地咒骂了何新。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于是何新先生才正义凛然地训斥这个男孩子；你为什么搞人身攻击！——这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境与下面的例子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暴徒正在强暴一名少女，被凌辱的少女绝望愤怒地挣扎并咒骂这个暴徒：于是这个暴徒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训斥这个女学生：你为什么搞人身攻击！——这就是何新所谓的“人身攻击”的起源！而现在舞台上只有何新一个人了，他可以尽情作可怜秀了！
“人权”就是“猪权”的始作俑者之一
据说“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个可爱的命题是何新的发明，这个命题不仅表明了他对人权概念和人权史的无知，更恶劣的是，这个命题把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人性与猪的“理想”和“猪性”隆到了一个水平。
何的“人权”至多不过是“猪权”，而这种“人权”唐太宗可能做得更好。这种思想推翻了有史以来所有关于“人”的定义。“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乃是一个古老的看法，我们赞成这种看法。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十页）赫拉克利特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何新先生为了找到自己的“草料”式幸福，而一定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和他一样寻找这种幸福，不是牛对人弹琴的狂妄吗？
何视人如猪的第二个理论是“利用论”。即他认为，中国人总是被人利用，没有知性或判断能力、而知性正是人与猪的主要区别。在这方面可以抬举他，把他看作黑格尔主义的信徒，黑格尔是把人民视为贱民的：“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即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法哲学原理》第三一九页）何新认为“理性”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不理性是别人的事情。黑格尔的这种大言不惭是同他在同一本书里关于私有权的理论明显矛盾的，对人民的不信任，更多由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何对人民的污辱则来自对投靠运动中“竞争”的恐惧。
何新第三个“猪论”是中国人如果没有坦克的保护尤其是没有权力的管束就必然大乱。在他眼里，中国人是天生的“动乱分子”或毫无理性的猪群，如果离开“人牧”就将互相残杀。他把人群斥为猪群的一个目的是反证“人牧”的伟大和神圣——通过辱骂人民拍权力的马屁而求个人的私利，在这方面何新登峰造极。“幸赖今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在，故能一锤定音，保持统一，但一旦猝有不讳……”——好一个“讳”字，与“窃”字正好合拍——则乱可能从下起……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土分裂，生灵涂炭。他不知道南斯拉夫之所以有今天，正是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由一人“一锤定音、保持统一”的必然结果。“如果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早些出现，偏狭的民族主义可能就不会如此得势。”（《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七页）。正是“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苏联解体亲历记》小杰克·F·马特洛克，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一版，第三四〇页）
“说人们不会好好工作，除非有人经常在他们头上挥舞鞭子，是反映着相当原始的、奴性的心理状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一〇页）鲁迅先生说 “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绥拉菲摩维支在《铁流》里，写农民杀掉了一个贵族的小女儿，那母亲哭得很凄惨，他却差异道，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孩子，一点也没哭过。他不是残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会这么宝贵，他觉得奇怪了。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全集》第二卷第三五九~三六一页）
他对全体人民进行疯狂的“人身攻击”的第四个理论是历史发展总是要死人的理论。他否定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认为中国人的性命在权力的利益或伪意识形态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任意屠宰作为权力的牺牲的。认为何新是个变态的杀人犯就污辱了杀人犯，因为杀人犯也是法律的对象，也有逻辑能力，也有人的同情心，“何新思想”低于人类各种文明的现象。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弥尔顿斥责撒尔美夏斯那样的激愤了：“流氓啊！”他骂道。然而，也许这种“评价”今天使用起来可能会污辱流氓，因为流氓只是无原则的恶棍，未必是嗜血的帮凶。
“人权就是生存权”，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阴谋，论者自己也未必相信是真理。“他们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现代文明的卫士，高傲地以现代文明的带头人自任，窃据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是不配担当的职位。”（《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十四页）“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个堕落的哲学就是为这个“职位”利益服务的。
“狼来了！”
何新鼓吹民族主义，集中攻击美国，渲染战争气氛。他为什么要谎称美国要进攻中国、中国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危险”呢？
谎称被敌人包围以证明国内集权主义的合理性，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政治秘密了。何新的作用是帮助“谎称”而已。除了这个目的以外，何有更现实的目的：如果把“自由化”说成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部分，那么，镇压自由就有了合法性。从好的方面说，何新患上了“间谍恐怖症”和“警惕综合症”，这是一切原始人群和现代“贱民”基本的政治心理疾病。这种疾病何新显然感染得最为严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对他应怜悯而不是轻蔑，对患者应该怜悯：对何新来说，“这似乎是……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总统笔记》第六十三页）
但何新呼喊“狼来了”还有另外的现实的个人动机：企图引起别人特别是权力对他的注意，毕竟，“何爱卿平身”的圣旨还没有传下来。这就像一个又丑又老的女人，总是呼叫别人要“非礼”她才能引起注意的变态心理一样。是的，何新多么盼望有人非礼她呀，而且最好是克林顿那样有钱有势的漂亮男人！马克斯·舍勒对“老处女”的怨恨的分析，用来分祈何新的“何爱卿平身”以前的怨恨，简直再恰当不过了：“老处女的温情欲、性冲动、生育欲都被压抑：正因为如此……在周遭环境中一再寻找颇具性意味的事件，以便对之作出严厉的负性价值判断……翻来覆去地找碴子……”（《价值的颠覆》马克斯·舍勒着，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二十八页）“找碴子”要选大目标，所以何新选择了美国，以反证他的伪勇敢，以说明自己作为危机的发现者具有更重要的权力使用价值。
这种叫喊也是为了平衡自己因“卖身投靠”产生的心理内疚，因为“虎狼在侧”可以证明自己“慌不择路”的不得已：“个人由于心术不正和心神不定，怀疑自己的行为在对‘别人’的集团的关系上是否合适……偏执狂患者在自己的周围所看到的仅仅是敌对力量……他必定想用审美手段来‘美化’自己的生活……他玩弄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赖因哈德·劳特著，东方出版杜，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版，第五十九~第六十二页）陀思陀耶夫斯基说，良心——这就已经是后悔。何呼喊“狼来了”，是一种隐蔽的后悔，一种高度自私以后的后悔——我错了，但是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别处。“理论信念最终变成强烈的感觉，伪造良心的呼声……良心需要特别的外在支持。”（同上）“狼来了”，这正是何新“伪造良心的呼声”。
从何新开始，中国这几年连续出版了很多渲染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作品，除了《中图可以说不》以外，还有许多“中国可以说不——许非礼”的文字垃圾。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鼓吹者拥有更多商业上的实用目的而不是种族主义的激情，除了何新可以证明这一特微以外，一九九九年以《环球肘报》为代表的中国众多媒体的法西斯主义喧嚣更多出于增加发行量这个卑鄙的、不负责任的商业目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如果一定让中国法西斯分子在残暴和卑鄙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将选择卑鄙。一九九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再一次震惊了世界。抵制洋货虽然是一个谎言，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仍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地进行了投机性的商业努力。“打倒北约——喝自己的可乐！”“抵制美货——电脑除外！”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它的出发点和目标，它的虚伪和下作。还有一本叫《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奇书，它把本来属于何新的“狼来了而我们必须是狼”的最早发明权，扣到了美国人的头上。他们谦虚地反问：在这和平的年代，为什么美国说中国要影响世界和平？这些圣徒忘记了何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就鼓吹世界是不和平的，就期待别人非礼他，并声称别人已经非礼了他而且坚决鼓吹要反非礼——他像林彪把叶群的内裤举起来证明叶群是处女一样，把世界地图举起来，在上面吐了几口唾沫，然后就证明，中国被侮辱了。在他看来，根据他的学术水平，由于美国和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特点，美国已经把中国非礼了而且必将继续非礼。“朝鲜，将来可能是个麻烦地区……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根据他的逻辑或他的地图知识，如果男女同校或男人和女人“紧挨着”生活，男必非礼女，或女必非礼男——中国周周是其他国家，中国就必然被包围，而被包围必然就是“面临着重大危险”，而何新和他想象的主子们就必须把人民用坦克“保护”起来，而何新因为这个伟大的发现就应该做中国甚至古巴的护国法师……
3、《中国可以说不》要说什么
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一版，宋强、张藏藏、乔边等着）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代表了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从准官方意识形态（如何新理论）向民间发展的一种趋势，也表明这种思潮的日益理论化。这种分化同社会公正问题浮出水面有关，实际也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无套裤汉关于官方对公正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对民族主义的机会态度的不满和绝望。法西斯主义的民间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即政治机会主义的疏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抛弃，相互厌恶中的相互抱怨。换句话说，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法西斯主义更多持民间立场，同样在“抵抗羞辱”，甚罕通过强化自己的民间特征来获取群众。于是，“新左派”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文化”。到目前为之，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偏好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暴力的层面上，还未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仍能发现机会主义的文字风格。也许，由于依附传统，中国的文字事业一直是蕴合一种商业精神的，这种商业精神在分别经历了谄宫和媚俗两个阶段，现今步入了既能谄官又能媚俗特别是能够个人致富的新时代，当然，《中国可以说不》如果说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还是过誉了。算是文字爱好者的作品是合适的，在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惊世骇俗——实际是入世媚俗——之语，余者皆不知所云。该书本身不服从理性，只服从愚蠢。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 “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它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狱中书简》，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第七一八页）因此我不会去和他们辩论，何况他们愚蠢的背后还有精明的支持，而精明的背后就是刺刀和污告了。当然，“愚蠢”也是有使用价值的，只不过是对当局有使用价值。“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同上，第九页）
无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对西方文化，“中国”大多时间是说不的，尤其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这种传统从乾隆开始而绵延迄今，“中国可以说不”的逻辑前提是中国一直在说是，这个前提是虚构的，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人对“中国”或中国政府一直是说“是”的，赋有真正道德热情和勇气的人应该呼吁“中国人可以说不！”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命运和第一任务。
因此，此书的名字应该是《中国还要说不》，这才符合实际。因为毫无疑问，作者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国的政府”，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是要“部分地”说是的，但作者应该是主张全部说不的，他们提示人们应该看那杯子满的半部分。
此书是对《日本可以说不》的拙劣模仿。这种模仿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是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日本说不”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历史，也不符合日本工业化现实。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说不》是对近代以来日本所鼓吹的“亚洲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不先生”们对这样思想渊源事实上并不清楚。日本的亚洲主义最早是后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在白人中心主义长期压抑下而发出来的情绪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赞同过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亚洲主义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伙伴，成为日本在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政治理论。而中国恰恰是“亚洲主义”或“日本可以说不”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对之说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国站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制止了日本在亚洲说不的霸权野心。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这类新法西斯主义作品唯一的贡献，尽管他讨论的方式和结果，与“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逻辑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此外，我同意他们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包装愤怒的推销商
作者把愤怒变成了商品，如小贩的叫卖。所以对书中一些广告用语别太当真。对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说理。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与其说脆弱的民族主义情结表达了一个大国寡民“特别发达的自卑感”（《开放世界及其敌人》第二卷第一一五页）不如说几个“波斯尼亚人”经过令人丧气的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灵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织在一起，是“可以”反对语言秩序的，反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反对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可以”胡说八道的。
作者发誓不坐波音七七七，但七三七是要坐的。作者斥责《读者》充满了“小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建议《读者》杂志捍卫自己的名誉——并对赴美学人——当然不包括出访或公款旅游的官员——沾柒上“美国瘟疫”而深恶痛绝。但作者自己看《读者》，也积极把夫人送到美国去。说美国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认为俄罗斯和法国还不错，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历史悠久”。作者们气愤已极的时候要纠集法国去烧好莱坞，原因是中国人不看网产片爱看“十大影片”，并认为是“好莱坞”在“箝制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说出了部分真理，中国的确没有搞出几部好片子，人们不爱看国产片，就像鲁迅说的“不喜欢看中国书”一样：但原因不在好莱坞，这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制度规定性里去找。好莱坞为世界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它的强烈的商业主义总是破坏它的这一贡献。
“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本节引文除特别注明的均出自《中国可以说不》）这种“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怜的，但这说的好像还是实话，尽管有专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术虽然可能受到了毕生的启发，但是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完全是大言不惭。这一“伟大历史”是他们的期望，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民族主义不能通过吹牛来体现，这同把清朝的辫子拿到欧洲去展览一样污辱我们的民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宪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八十七页）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国的“不先生”们用腐烂的逻辑安慰了他腐烂的灵魂。“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时间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希望，实现希望要努力工作，要减少压制和暴力，而不是仅仅通过算命。
作者用一种奇妙的逻辑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命题：由于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血，充满痛苦，所以我们民族具有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用作者的口吻讲，就是：我们牛逼，因为我们痛苦。“中国便是野蛮的好。”（《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二七
八页）这可真是天下奇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的民族的特征？……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通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制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
我们的“思想深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孔孟之道中的道德短语，还是唐诗宋词中的文学抒情？是《资治通鉴》中那些令人恶心的权术故事，还是古典小说中那些杀人者演义？是《金瓶梅》中发达的意淫，还是我们唯一超越世界水平的关于吃和酷刑的想象力？作者要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因为这“工地”上允满着“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作者不仅自己“歌颂”，还要涤清“普遍的怨恨情绪”，让这“普遍的怨恨情绪”变成普遍的对怨恨的歌颂，作者更主要是要歌颂“上述”“黑暗”，因为“黑暗”能够“丰富”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希特勒先生如此这般地丰富着犹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这般地丰富着南京人民的感情，毛泽东如此这般地丰富着五十五万右派的感情，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如此这般地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感情！这厮究竟想干什么？这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鼓吹中华民族必须像狗一样生活他才觉得中华民族感情丰富了？才体现了“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作者嘲笑美国人肤浅、无知，因为美国历史短，“美国人太年轻”，可是随即又自豪地声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四十年，年轻而充满活力。那么，究竟是历史长一些好呢，还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与其优秀与否有必然联系吗？绵延就是优秀吗？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强得多，也绵延几万年了。也许实在没有夸耀于人的了，就只剩下了“我们能活着”这一“生物优势”了？
娇滴滴的美国人，心灵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蕴：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国佬的屁股，“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抽紧了”。因此，作者认为，阿Q看杀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那体现了民族的坚强：镇压无辜无动于衷才表明民族有底蕴。为了让作者不断坚强，感情日益丰富，有必要不断打他的屁股，让他居住在欺诈、愚昧、疯狂和黑暗之中。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记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显然，一切炫耀武力的战争都是令人鄙弃的，但炫耀人口并非光彩。“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吗？……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辩传》中牛二的态度。”（《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一七九页）现代牛二们更“牛”了，因为中国已经有十三亿人口和人肉供他们进行理论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了！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是因为它的战争能力，更不是体现在战争中拥有众多的人口炮灰，而是因为它拥有自由和正义。人口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同样是一种罪恶。作者无非想说：我们不怕死人，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死得起。人口众多有如此妙用为何又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呢？作者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视百姓为走狗，“死几万人算不了什么”（毛）。
所以他们继续说：“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劳动，也意味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丝毫没有攫取的成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第一三四页）。
根据他的逻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简直不是人。这家伙经历过战争吗？他知道什么叫战争？他就不怕在历次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和干百万无辜死亡的平民的灵魂半夜来敲他的门？！有人说，战争只有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才是美好的。这真是真知灼见。在这些战争爱好者看来，战争是劳动，中华民族热爱劳动，所以中华民族热爱战争，所以作者把中国比喻为工地，并对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兴得手舞足蹈，对和平生活气急败坏。什么是战争？就是证明人类是自相残杀的动物这一特征的一种以生命为工具的生物实验：就是千万人为少数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种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坏一切文明成果后国界恢复原状然后重新建设、昔日的仇敌又称兄道弟的一种人类疾病，就是老百姓永远遭殃，杀人英雄永远辈出的一种绝对不公正。只有从未经历过战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企图趁火打劫的市井无赖或仅仅怂恿他人投入战争的恶棍才会赞美战争，而一切经历过战争的人无不谈虎色变，杀人者在恶梦中忏悔，幸存者在悲伤中诅咒。东史郎就是著名的战争忏悔者之一，他说：“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境、战争的罪恶。……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罪恶之极的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茶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战场断不是什么美好场景的泛滥。战争本身就是丑恶，凭什么把它描写成一连串的美好事物呢？”（《东史郎日记》第三一四页）应该建立一个战争特区，让世界上所有喜欢战争和鼓吹战争幸福的疯子们携带一家老小——请原谅我这个罪恶的比喻——在那里彼此开战，是的，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追求战争“幸福”。这些爱国贼反驳说：如果不通过战争如何统一呢？首先，不通过战争就不能统一，这个命题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更重要的是，统一真的那么重要，足以不顾及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吗？如果说统一是为了个人福祉，而统一却毁灭了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统一还有什么价值呢？是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统一永远仅仅是一种次价值（并非完全无价值）。这些民族主义者，也许对民族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对中华民族饱经痛创和死亡唯一高唱赞歌的“民族主义者”。
为谁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究竟在为谁说不？说其中包含着恭维权力的目的并不过分，“民间化”是伴随着忧怨和勾引的。“我等老去之前”，多“面向现实”啊！“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说得多明确，不过我提醒“中国顶尖人物群体”注意；这家伙如果没有“林彪高举式”的恶意和阴谋，那就是在骂您呢！
“中国可以说不”含有四个命题：
谁说不？
对谁说不？
就什么事情说不？
为谁说不？即“说不”是为了捍卫谁的利益（我们排除“版权”利益）？
中国民众可以对“顶尖人物”说不吗？台湾中国人可以对“中央政府”说不吗？作者认为不行，只有“国家”可以说不。“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国家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绝无所谓调解、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畜生一样，就是本能的服从与惩罚。……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二十七一三十三页）“不先生”表达了这种“意愿”，他表达了渴望从潜在的暴君变成现实的暴君的强烈“意愿”。
根据作者的描述，似乎美国华人可以说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CBS事件因华人说不直至CBS道歉。这时，作者就“不管”“国家是干什么吃的”了。
“说不”很容易，也不需要负责任。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否定比肯定更容易。“不！”，否定人格的最好表达，“说不”是暴君的唯一语言。对外国人“说不”更容易，骂得痛快淋漓也没人管，也无所畏惧，此谓“大智大勇”。作者还敢向谁说不吗？
他敢向主人说不吗？一面点头称是，对权力；一面说不，却对天空。所谓“该说是的时候说是，该说不的时候说不”；这是一种乖巧，一种智慧，一种太监的机灵和成熟。
《中国可以说不》主要是为“人权”说不，而且是为了外国人批评“中国”践踏中国人的人权而同外国人说不。它实际上是为践踏人权的“中国”说不，而不是为被“中国”践踏人权的普通中国人说不。由于保卫中国人人权首先是中国人最热中的自己的事业，因此对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国际社会“说不”，实际是对中国人说不。
“记得一九九一年九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定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地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来讨论的信。’李鹏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达一百多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
作者引用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他是中国人的异类，而且“用心险恶”，他把“顶尖人物”等同于列强；我们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你们也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同恶相谅，“子为父隐”、“国为国隐”。“有一个党派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要合法的……这个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页）这“每一磅肉”就是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对梅杰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国人的人权，对作者而言，他的“中国”侵犯了他“深爱的大中国”人的人权，这些简直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历史功绩”了，如果历史上外国人不“侵犯中国人的人权”，那么，今天“中国”侵犯中国人的人权岂不是没有“正当”理由了吗！这里我们看不见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只有对“国”对“尊”的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他们为什么不对今天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或“顶尖人物”说不呢？“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五九四页）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据说已经有一位精明人帮忙发明了一种新的逻辑：中国有人权问题，美国也有。传统外交智慧称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或“外国也有臭虫”。中国人的外交智慧在历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里，面对洋人的优点时，主张你有我也有，中国古已有之，新儒学是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阶段，面对自己的缺点时，主张我有你也有，并且肯定或可能是你传染给我的。这种智慧或消极反抗在开放以后开始流行，到“不先生”这里光大到无耻。“我有你也有”这种实用理性在“就是好”时代结束后是“中国”进行国际对话唯一的说话方式。
这种病态人格在“中国人权专家”喻权域从美国回来后兴高采烈的表情上表达到极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要完蛋了！别人倒霉，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的优越感是建立在“西夷”倒霉的基础上的，美国不行了，所以我们更有信心。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别人完蛋，鼓励别人走下坡路。中华民族卑鄙虚弱到这种地步，真让人汗颜。这个“人权研究会”的副会长在美答记者的话，似乎表明他发现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时丝毫没有激起他的人类的怜悯心，而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过望；他终于发现美国也有缺点了！有“忏悔理性”的人批评别国的人权问题是出于对那里的人的命运的同情；而“灾民理性”对他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是为了显示我正确。正因为他持这种逻辑，他没有丝毫的人类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对本国人权的批评察己知人地看作是出于批评者的自我表扬。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国的人权改善，因为那样就无法证明自己优越了：毋宁说他期望所有的别国人最好都过得比本国人更悲惨。“经济这么发达的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这么冷的天气，就睡在街头公园旁边——我们有各种方法禁止有人睡在这些地方或从这里把他们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这就是人权问题哪！你在中国能看到这种情况吗？在中国的北京街头，你会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长年在那儿过夜的人吗？没有这种情况嘛？”也许太兴奋了，“人权先生”继续说：“我们中国每年无家可归，沦落街头的有十五万人。”“人权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泄漏了国家机密。或者不如让发明“人权就是猪权”的那个大学者去，但据传他很忙，正在指导古巴人民如何享受“猪权”的幸福。“说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暂时便宜美国人罢。
作者在为谁说不？作者实际上是为捍卫几个中国人——不好意思直接捍卫自己的几个顶尖人物——的利益——自己也藉此沾光——通过对外国人说不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利益和理性说不。由于时代不同了，担心被骂作奴才，所以采取了这种“二丑艺术”的帮忙方式：“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参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三八九页）
令我们遗憾的是，“不先生”不仅赢得了一些真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想浑水摸鱼的“精明人”的稀疏的掌声；而且由于它貌似正义凛然，也多少贻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们。“他们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发地迎合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懂得向这些群众讲话。……他们有一种变态心理，首先足一种自卑情绪，这种自卑情绪通常通过一种过分的虚荣心来得到补偿，这种虚荣心又导致一种优越感……贬低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别喜欢暴行……这些家伙一定要杀人，因为他们有病。”（《未来社会主义》第三一五~三一七页）
这几个热血沸腾唾沫横飞的民族主义英雄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爱权主义者：不是爱权主义者，是爱钱主义者。他们用混乱的逻辑和肤浅的激情向权威主义进行了一次哗众取宠半掩朱面的献礼，“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否认官方的价值……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这一呸可谓用心良苦：“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参见《辜鸿铭文集》）。我呼吁中国的“顶尖人物群体”百忙中有时间用一官半职“体察”一下他们的孝心。
4、汪晖与“新左派”
“新左派”是江泽民时代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潮，我们可以通过其代表人物汪晖先生的代表作品《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来认识一下这种思潮。显然，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当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特别重要的一年，但如何理解八九运动的文化意义，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像汪晖此文那样令人震惊。我与汪文的分歧，远远低于历史学派和年鉴学派的争论的理论价值，事实上，这几乎仅仅是一场捍卫常识的论争。刚刚过去十年，作为过来人发生如此严重的叙事分歧，这本身就是汉语思想的一种耻辱。
“反历史的解释”
大致说来，汪文有三个令人瞩目的新观点，第一，虚构反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第二，把八九运动看作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第三，汪文刻意把“新左派”看作是八九运动理想的“合法继承人”，这可以看作是他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所有这些论证，是以对资本的仇恨为理论起点的，这种“傅立叶变态心理”成为批判理论的伦理合法性，尽管是一种文学的合法性而不是理性的合法性。
汪晖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继续虚构理论批判的话语前提，这种虚构是通过模糊“新自由主义”的概念、特别是通过把“权贵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方式来攻击自由主义，这种论证方法使人想起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论证关系。与此相关的是，汪晖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并以此把自由主义放到了愤怒的群众面前。自由主义警惕民主，但不反对民主。更令人难忘的是，为此，汪晖是思想史上第一个把贪宫污吏和自由主义并列的“学者”，这如果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出于理论上的“急需援助之感”。举例来说，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立论呢？
“新自由主义依靠国家和超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的联系形成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利用了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以反政治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这一反政治的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牢固联系。”（除特别注明的以外，本文引文均见汪文）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很多概念是纯文学的。“依靠”是什么意义呢？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一种思潮和政治生活都会发生各种联系，批判性的思潮也是如此。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九十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之间是互相依靠的关系、同一的关系，还是互相反驳的关系，这一点是汪晖文章的一个主要症结所在，“话语霸权”的指责建立在这种谈判基础之上。事实上，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连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也不明显，充其量是管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共存的次混合经济。然而，就是在这种有限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权贵资本主义和计划者之间、政治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和计划者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当代文化冲突的主体特征。汪晖不仅对这种分歧的进一步确证缺乏理论耐心，更对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缺乏理论诚实。在我看来，主张“主流文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坚定反对派，而且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家。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上，它更多是对“权贵”的批判而不是对“资本”的批判，它是对权贵和资本勾结的无效率和不公正的理性反应。
汪晖的敌人有两个：国家和资本。他对国家的仇恨是通过对新国家的乌托邦想象来超越或回归的，而不是通过对有限国家的建构来使生活成为可能。他对资本的仇恨事实上是通过仇恨表达了一种敬畏。而他对国际资本的指责，一方面无视中国发展需要资金而外国资本不是慈善家这一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他对国际资本的指责忘记了这种经济力量在中国还是边缘性的力量，而他的指责毋宁说是对国际资本道德表现的一种抱怨或表扬。正是这种对国家和资本的善恶二元论思考，他把自由主义定义为国家和资本的同谋甚至有时候混为一谈（什么时候同一这取决于他的理论需要）。
更令人费解的是，汪晖承认“现代市场社会”已经形成了，并且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事实上，现代市场在中国还是一个谎言。此外，“国家干预和暴力”是反市场的还是市场取向的，是指向利益集团还是指向充分竞争的，这本来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汪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目的是论证八九民运反权贵私有化、而新自由主义背叛了这一理想。在这种边界模糊的概念替换中，被化约掉的是关于私有化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分歧或共识，八九民运反权贵私有化被等同于反对各种形式的私有化，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也被等同于主张权贵私有化，因此，自由主义背叛了八九运动的理想。这就是汪晖的“理论分析”。
为了凸显自由主义无视社会公正这一指控，农民问题重新被提出来。首先，汪晖认为八九运动是“城市社会运动”，然后，作为这一运动保守力量的承担者，自由主义在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忽视了农民问题。八九运动果然仅仅是城市社会运动吗？大学生是八九运动的社会主体，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是对城乡差别有最深刻体会的社会阶层，事实上他们也是八九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统计学上的分析当然是重要的，以笔者所在的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及其学生自治组织的构成上就可以得到验证。此外，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果然存在忽视农民问题的倾向吗？这种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汪晖的文字使我们感到门户之见往往比观点分歧更能动员学派的激情，因为我们发现，随着争论的深入，观点的分歧反而越来越少，讨论的努力却集中在“这是我的观点”这种话语权利争夺上。
为了延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逻辑，汪晖把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是“西雅图抗议事件”的先声。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住的笑料。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的恶意反叛，而且他的论证过程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八九运动发生的国内背景，并不无正确地说出了抗议事件的国内原因，同时又把这一抗议事件看作是对国际资本力量政治反应，这种自我反驳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的精神状况
汪晖把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T
首先，汪晖的关于“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这种判断是不真的。国外的反思不论，在中国国内，关于一九八九的反思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至少公开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八九以后已无思想，因为诚实的思想已经蝥伏，而公开的思想基本上充满了各种犬儒色彩，以这种公开的犬儒来概述包括民间思想的中国当代思想的总体特征，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以为九十年代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划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划分是不诚实的。一方面，激进主义完全鸦雀无声，而保守主义根本不是思想，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李慎之先生与笔者交谈中说 “什么保守主义，不过是害怕罢了。”由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左派或左派激进主义，因为中国的左派并没有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在生活，更没有提出过左派固有的激进纲领。至于自由主义，最多是半吊子自由，不过它在理论上基本上是诚实的。所以，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可以划分为两部分：机会主义（包括权力机会主义、新左派机会主义和保守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包括公开自由主义和它的民间理论）。自由主义特别是民间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公开对八九民运进行过讨论，因此所谓反思就仅仅变成了官方的政治应对和伪思想的自我辩护，这种“反思”是对思想的侮辱。
既然对话没有发生，既然反思并不诚实，那“共识”从何而来？如果官方允许的声音就是思想本身，这种观点；它所要反对的思想和权力的共谋有什么区别呢？当然，真诚的保守主义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开的微弱的声音，但汪晖对保守主义和渐进主义有某种“阶级仇恨”似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了一种理论误解 似乎主张保守主义就等于赞同强力镇压，似乎主张渐进就等于漠视社会公正，这是把思想体系和社会关怀完全混为一谈。当然，中国的保守主义还存在各种理论缺点，比如它的前提缺位，比如它的犬儒，但就其背后依靠的理论资源——西方保守主义传统，是有自己外在的理论根据的。这种根据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中，在光荣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更有“效率”也更人道的这种历史记忆之中。
汪晖的“第二个阶段”是这样叙述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知识界的分歧尖锐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讨论……；第二，人文精神与后现代的讨论……：第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第四，关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讨论。”
在对第二阶段的述评中，汪晖继续沿用了他对民间思想的漠视，并进一步把中国当代思想史等同于“《读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斯托雷平领带”的禁锢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冬天”，公开的思想根本就不是思想。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汪晖的相关划分，那他又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思想故事”的呢？
在“关于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将市场的自我运动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过程”，“这一理论极容易滑入一个理论陷阱，即将理论的要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首先，没有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经济学自由派把市场看作是民主的充分条件，最多是必要条件。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位市场主义者说过他说的市场就是邓南巡以后中国出现的实际“市场”，这本来是一个理论常识。既然如此，那究竟是谁“将理论的要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的呢？问题还不只如此，汪晖把思想史等同与政治史的独特贡献是，他把自己对别人思想的误解或引伸等同于权力史，原因仅仅是因为二者都是他在理论上要反驳的。
汪晖关于“国家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姑且称之为“联盟论”）以及自由派对此无知甚至是同谋（姑且称之为“同谋论”）的批判是他理论的一个核心。“联盟论”的一个理论缺陷是，它预设了改革前的计划国家不存在利益集团，甚至是相对公正的，事实上计划国家是一种抢劫体制，其不公正和低效率是同时并存的，在这一抢劫体制中，利益集团一直存在，只不过不是以改革的名义而是以占用的方式来实现的罢了。肤浅的理论一直以为计划国家没有所有权的经济目标，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逻辑要求，事实上，国有化的“国有”是不可能，在生活中，权力的占用权才是唯一真实的，并且这种占用本身构成的国有化的现实目标，改革时代利益群体仅仅是把改革前的大利益群体和占用权利益群体进一步“产权化”，而这一“分配的不公正”，根本不是国家和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而仅仅是国家利益集团的自我分化。与此相关的，中国目前是否形成了经济多元化，并且社会化了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和国家勾结在一起形成垄断，这一判断同样是不真实的。总的说来，中国的垄断仍然是国家的垄断，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民间经济力量（尽管它与传统体制存在各种共谋关系），但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它仍然是弱势群体。要言之，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党而不是资本，权力的核心仍然是军队而不是企业，更不是资本和权力的联盟。“联盟论”也无视改革出了大量的不规则空间，民间资本和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中间地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华南地区。在那里，“联盟论”是对民间资本的一种侮辱。自由派看到了上述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它不认为改革国家比计划国家更坏，但也不认为改革国家的改革就是自由市场化，它更不认为这种市场化就自然导向民主。所以，“同谋论”是一种理论构陷。
人文精神的讨论很复杂，说它是“对市场扩张运动本能的反抗”，这种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它在反对不存在的东西。中国的问题不是它市场化了，而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它还没有市场化。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批判的理论前提成立，对市场的批判就代表“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吗？仇恨市场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文人精神，因为西方人文精神恰恰是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人文精神从来没有把市场看作自己的敌人，反而是其生存的社会前提。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是什么呢？不过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前期对食禄身分的怀念，对知识收入水平下降的不满。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市场的批评有两种导向，一是政治上返回御用时代，一是纯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乡愁掩盖下的利益焦虑。
汪晖对后学的赞扬超过了后学在中国精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它仍然是一种亚文化，而且在批驳中被迫退守在“文学批评”的狭隘领域，它发声的唯一方式是偶尔向思想界射几支故作高深的冷箭。“中国后学”在文化史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东方鹦鹉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原作者看不懂而中国人也看不懂的新语言，它将因这种创造而给历史提供笑料。“中国后学”的主要问题是，它还没有资格“后”，在一个前现代国家做出后现代的言说是一种奢侈或仅仅是商业化的学术表演，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从来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敌人，它最多是意志自由的文学想象，对生活的文学不满。这种浪漫主义思潮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存在，但在理性主义社会它永远是一种亚文化，遗憾的是，它在前现代国家，往往和机会主义交替成为主文化，并导致各种激进暴政。那么，如何看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呢？它是东方学院里掀起的农民起义，它依靠现代政治文明获得了发言的权利，却对这种自由充满了商业化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无视自己祖国的坦克霸权却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津津乐道；它也不承认西方的兴起是在扩张之前而不是之后，把西方的兴起仅仅看作是对外掠夺的成果。后殖民主义最后的道德辩护是，我不赞同祖国的统治者，我捍卫的是本国人民的利益，但这种辩护在这个问题上被打了折扣：本国人民需要的，正是这些文学斗士已经拥有却斥之为“虚伪”的“西方式的人权”，而后殖民主义的大师们和国内的秩序党一样打算剥夺他们的要求。
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等民族主义思潮，知识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使之从来没有成为文化事件。最后，所谓“关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讨论”也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关于国家能力问题、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几乎没有公开讨论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学术上那本奏折式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其在理论上的肤浅和在政治上的投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制度的反思，八十年代已经很彻底了，但这种彻底并没有达到“制度虚无主义”这种高度。
汪晖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是“全球危机论”，这种“狼来了”的理论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据。问题的实质是，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的问题还是全球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所谓“全球性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这种说法令人费解。不过如果汪晖说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中南海的政策，也许还有些道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半吊子改革的危机：但如果指的是他不愿意点名批判的“浮出水面的中国自由主义”，那就不知所云了。然而问题现在出现了，你怎么判断他说的是谁呢？答案足你无法知道。
“一九九七年至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或“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是汪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汪晖先生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看作是论争的焦点，并“谦虚地”以为自己的文章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历史观的震动。”当然这种“震动”不包括“读书事件”，在对这一阶段的述说中，汪晖进一步把自己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放大：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二元论。在这种理论框架内，自由主义成为民主的敌人，而汪晖及其他“学者”成为民主的坚守者和一九八九精神的“合法继承人”，而这次坚守仍然是“以《读书》和《天涯》杂志为中心”的。至于《方法》、《南方周末》、《东方》甚至《书屋》,“一九九七年以来的第三阶段”没有它们的位置。在这种言说话语中，中国当代思想史变成了汪晖思想史，“读书－天涯”思想史。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以《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为点的历史震荡，被汪晖描述为“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世界的那些支配关系本身的裂痕和危机”。其实关于这种多极世界”的观点、关于“全球危机”的观点，恰恰是九十年代中国官方的观点，甚至到了九一一以后，连新闻发言人都不再谈论的观点。一方面，我觉得汪晖夸大了新左派和自由派争论的全球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全球问题的看法完全无视历史终结后世界一体化甚至一极化的基本事实。
关于社会公正、关于WTO，汪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样在偷换概念（把自由主义和北京政府等同），同时在这样把持话语权利：我在这里说出来的观点就是你们反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我们先不谈汪晖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如何片面——在这一问题上，汪晖表现出和《人民日报》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我绝对不会说他是共谋，事实上在党是国家绝对领导者的时代，共谋是一个谎言）：他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永远比对专制主义的批评更热心，而其关于帝国主义的陈旧说教也完全无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道主义的国际化这一重大政治转变。帝国主义阴谋论在汪晖这里有新的发展、在极权国家，人民民主运动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在汪晖这里，民族自决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不把自治和自决要求看成当地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主愿望，也不看成是理性的自主要求，仅仅看成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利用或恶意教唆。这位如此热中民主的的学者，为什么对人民民主能力如此不屑一顾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和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这两个重要问题是汪晖过于轻描淡写的。事实上这场讨论在九十年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亚洲价值观，在汪晖的视野里，李光耀是亚洲人而金大中彷佛不存在。任何迷恋亚洲价值观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和韩国的现行体制无论如何在亚洲价值中也无法找到先例。我以为九十年代更为重要的讨论是关于文革的第二次反思。这场反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顾准的发现以及超越邓氏文革观以上的新历史观。而这场讨论，也恰恰是新左派理论最为薄弱的环节。围绕那个南美革命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的讨论进一步把新左派的伪激进主义特征显示出来。我之所以说第二次文革反思重要还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看法。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真正的民族精神，它还活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这种思想仇恨理性和资本，饱含平均主义的农民理想，通过反现代化的若干弊端而反现代化本身，其政治纲领是好人专政的激进方案或暴力方案。不清理毛泽东思想就无法使中国精神进人现代，而新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后现代的面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还原。
所谓法西斯主义是指政治一元化和经济多元化的奇怪结合。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上的私有化进程确实在权力主导下不断发展，但政治上的专制却变本加厉。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不仅以江泽民主义为政治背景，也以邓小平改革为经济基础，一九七八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一个具备法西斯社会基本特征的社会。有社会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这种社会状况与今日中国极其相似：
“虽然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德国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却看不见有什么根本的变化，那些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新人充满自信地登上了经济舞台，他们固执、自鸣得意、野心勃勃，感到这个新的德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这些德国经济的奠基者应该成为德国新秩序的栋梁。但是这些财界、商界的巨头们的权力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他们仍然没有实权。军队、对外政策、高级行政机构仍然被容克（编注：容克是对当时普鲁士贵族阶层的一种称呼，这一阶层代表传统君主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分享了德国的权力）地主，在东易北河地区的农村小贵族及那些因世袭地管理着旧布鲁士的各种事务的贵族元老们把持，新资产阶级在议会里有大量的席位，然而议会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皇宫和大臣的官邸里的那些定调子做决策的人都是来自农村和前资产阶级阶层的，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半封建的政治制度所控制的，资产阶级只要能够自由发展经济和不受干扰地获取利润，他们基本上都接受这一政治上的保护，主要的资产阶级的党派已和俾斯麦言归于好，大多数曾经是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者现在都变成了国家自由主义者，成了现存秩序的支持者……像德国这种经济上现代化而社会上落后的奇异结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德国的资产阶级……允许独裁统治在工业化国家残存下来，政府依赖的是一批对自己利益有着充分认识，因而有着特殊的洞察力的那些人，它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做出所有的政治决定……德皇二世继位后……着手制定对外扩张和对内军国主义的方针政策，使德国成立了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使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第八十七页）
目前申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在一九九二年的确已经同“政治现实主义”言归于好了。“金融贵族也变成波拿巴派了，他们说，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军事扩张与预期的资本利益结合起来时，在经济危机时期，资产阶级显然是愿意为“大炮”提供“黄油”的，何况对于一个缺乏敬畏之心或信仰的民族的“企业精英”来说，利益压倒一切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此外，从蒋介石开始，中国政治文化中就一直保持着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之野蛮和黑暗，同样是法西斯主义兴旺发达的土壤，有必要记住，秦始皇主义比希特勒主义有过之无不及。而在我们的灵魂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秦始皇，或小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中的无套裤汉来说，贫困人口或社会不公正构成的激进主义的正义来源，而民族主义构成了政治动员的借口。
三、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
怎么评价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呢？二〇〇一年五月底，《南方周末》被整肃事件集中暴露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局限性，《南方周末》可以规为九十年代中国残缺的良知（我定义为“半吊子自由”的代表）。当时有评论说，《南方周末》“遭受重创的导火索是《检讨张君案》这篇文章，而炸药则是经年累月由中宣部和各级被《南方周未》批评过的地方政府所共同埋下的。”中宣部就此对《南方周末》点名批评，要求《南方周末》作出书面检讨上交并另转湖南省委，视检讨程度再作具体处分决定：同时勒令《南方周末》总编辑、常务副总编、新闻部主任离开《南方周末》，《南方周末》事件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识到自己真实的处境。当《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已经一起跌落，甚至从未浮出过。《南方周末》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是当《周末》被告知应该鸦雀无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传出来，他们一起鸦雀无声。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可以在伤害朋友的时候显示出惊人的报复勇气和毅力乃至无耻，但面对基本是非问题时我们宁愿耻辱地活着，尽管九十年代对耻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栋乃至可以建立忏悔学和耻辱学了。《南方周末》之后像“六四之后”一样再一次袒露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自由”不反对被利用来“谋食”，但显然反对仅仅被利用来“谋食”。
1、思想与存在的分离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张像他们那样生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耻辱、他们的宽容、他们的公正、他们高屋建瓴和唾沫横飞，一碰到现实的黑暗就烟消云散了。“奥斯威辛以后已经没有诗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经没有知识，只剩下学术口红和私人怨毒。
中国知识分子 是世界上最有“生存智慧”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要感谢无神论的传统教育，它从内部根除了终极焦虑对良心的质问；另一方面要感谢东方专制主义的锤炼，它从外部钝化了任何尊严意识，并以“明智”取而代这，甚至将尊严感贬斥到愚人世界。道德自卫是中国心灵千百年来的战争，其著名结果就是弯曲真理热情并不断降低道德底线。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权选择了三种存在方式：第一，投靠，为王前驱：第二，在朝跪谏，在野垂钓——站在君王立场上为王而死是最高理想：第三，以“杂文”方式冷嘲热讽，几乎没有人站在真理的立场上直接责备强权，就像以色列先知站在君王面前一样。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死道”者，但这种英勇往往导致自义，而没有把这种行为视为对真理的跟从，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仆人。
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胡风事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勇气逐一被剥夺，道德底线逐渐成为生存底线——活着，成为中国人唯一的人生理想。毛死了以后，邓的改革政策似乎使中国的道德底线有所回升：“委婉地讲真话”以及“至少不说假话”成为新时代的道德底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精英和体制内政革幕僚基本上是在上述两个底线上发言的。邓对这种妥协大部分时间采取了妥协立场，直到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遭遇军队镇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它开始向原初底线回归，这是邓小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江泽民吸取邓小平的教训，对任何企图在原初底线发言的人，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派去警察，并将之关进监狱。江泽民时代的言论进步与这位政治丑角的开明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进步一方面是因为这位热望独裁的人已经不具备前任独裁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网络自由的突如其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竟然不乏完全站在原初底线上发言的英雄人物。在毛时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林昭：在邓时代，这个人是魏京生；而在江时代，这个人就是胡石根——胡石根是江泽民时代的林昭，江泽民时代的魏京生。这三个人不是大思想家，不是顾准，不是陈寅恪，不是李慎之，他们基本上都是行动主义者。这三个人对暴君没有采取“讲政治”的发言方式，他们更不是胡耀邦，不是任何打算勾引江搞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他们有话直说，他们没有任何顾虑，他们恢复了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并使心灵卸去全部伪装和负担。这三个人甚至没有采取鲁迅和王小波皮里阳秋式的反抗，他们直立在那里，使文学智慧变成伪智慧，使“战士”变成苍蝇，使“匕首”变成盾牌，使“幽默”露出犬儒。
林昭之死把国家和人民倒立起来，或者把整个颠倒黑白、颠倒是非、颠倒底线的世界又颠倒过来，她使浪子重返心灵的家园。她的事业没有完成，暴君和他淫秽凶残的时代将林昭所显示出的底线毁灭于群众的怯懦之中，也粉碎于人民的精明之中。乃至令天，当我们重新发现林刚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在颤栗中不免怀疑：中国真有这样绝决的人吗？不仅仅是因为林昭出类拔萃，也是因为我们距离原初底线实在太远了。魏京生是第二个站在暴君面前不打算丝毫妥协的人，他没有用“比喻”的方法说服邓小
平“开天辟地”，他直接警告说：邓打算成为像毛一样的独裁者。魏京生正在服刑的时候，“六四”血案发生了，胡石根站在魏京生的位置上，甚至更高的位置上（他已经不在乎江是什么人了），组织中国的反对派——一九八九年以前，“自由化思想”面对整肃往往这样申辩：我们绝不想组织政党：甚至在被逼迫的时候还打算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证明自己的“第二种忠诚”，胡石根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就是要组建中国的反对党，他在法庭上极其简单地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打倒共产党！”这一口号在要求“执政党”下台这种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可以说完全是原初底在线对政治常识的陈述。但即使“异议人土”似乎也会感到此话“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胡石根太“疯狂”了，还是我们离底线太遥远了？
一只跳蚤被装进一个瓶子里，扣上盖子。跳蚤本来可以跳出瓶子，但每次牠都撞在瓶子盖上。长期以来，牠拥有了一个经验：每次只跳低于瓶子的高度，这样就不会碰到瓶盖，最后将瓶盖打开，这只跳蚤仍然不会跳出来 ——牠已经习惯于瓶子的高度了。另一个故事，一群老鼠开会研究对付猫的办法，牠们想出了给猫挂上铃铛的好办法，这样猫走近时牠们听见铃铛的声音就可以逃避——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没有一只老鼠敢去给猫挂上铃铛，因此牠们的政治方案仍然是纸上谈兵。
我们的现实是：一群有跳蚤经验的老鼠研究宪政制度，打算给中共或中国这只猫挂上，但没有人去实践。林昭跳出去了，魏京生出跳出去了，然后是胡石根。“人民”躲在“瓶子”里，“精英”继续开会。关于那三个人，一个死无葬地，一个被“同志“弄脏和屏蔽，另一个陷入牢狱，生死未卜。感谢互联网，接近原始底线的抵抗已经开始，在虚拟广场，我们要为英雄留一个位置。
思想和生活的分离，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基本存在真相。这一真相使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从世界思想领域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现象。思想对现实的批判使知识分子成为自身，但生活方式向现实的全面回归使如识分子又成为现实本身。这种文字符号和生活行动之间的悖谬，也使文字符号仅仅堕落为谋食的手段，成为 个掌握特殊技能的阶层从事的商业表演项目。这种现像的产生一方面和生存资源稀缺密切相关，一方面和生存恐惧或政治恐惧相联系。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政治自由的倡导者，但远远不是政治自由的实践者。从“社会分工”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疏离并不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问题在于，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恰恰是反对自由的。这种精神紧张是通过对自由的实践者的“不成熟”或“有野心”这种指责来缓解的。与此相关的是一种“学术与生活的二元论”，这种来自象牙之塔的“纯粹理性”认为，只有形而上学本身才是有价值的。这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逃遁或自大：我可以不像说的那样生活，我是高于生活的。
宽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字舞台展示给老百姓最深奥最动人的进口的精神产品。但是，知识分子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宽容。任何物质生活上的些许不愉快马上就会被上升到“你死我活”的理论高度，并在文学抒情的支持下不断放大，在善恶二元论的鼓舞下进一步把自己想象为“我正义因此我要专政”这一原始精神的实践者甚至领袖。与此同时，宽容完全被埋葬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仰过宽容），文字暴力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后退，最后变成恶狠狠的“学术咒骂“和关于“动机”的中伤。这种不宽容精神的发作，背后是长期的物质生活紧张与情感生活不如意。一个深刻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通过激烈地攻击不宽容、深刻地反省知识分子的耻辱来超越这种围困，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这种超越，这是真诚的。但是，这种超越如果缺乏信仰的支持，就可能中途跌落到现实的岩石上。结果，对宽容的强调就完全变成对他人不宽容的指责，对耻辱的批判则变成“但我不耻辱”的彰显。在极端的时候，有知识分子甚至深刻地想象着自己打算宽恕罪大恶极的暴君，但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却打算推给人民斩首示众。
爱，这是另外一个纯粹的文字项目。一个知识分子打算爱遥远森林中的大熊猫，打算把自己新编的书送给穷困山区可怜的孩子们，并面对可怜的弃婴伤心落泪（这当然令人尊敬），但是对自己身边的朋友的痛苦，对熟悉的人的艰辛，甚至对亲人的磨难，却视而不见甚至肆意伤害。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只爱陌生人”，爱一种文字符号，爱“爱”本身——爱他自己，事实上，在我们这里爱的资源是非常贫困的。这里的爱是“敌人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通过对爱的强调，来显示精神上的高人一等，来表达对熟悉的人的蔑视甚至仇恨。不爱熟悉的人，只爱陌生人，这种爱是虚伪的，
知识分子的这些不诚实，根源于这样一种灾民理性：责任感和是非观是以利害算计为参照系的。利害高于责任感，利害高于是非，这是一种普通存在的状况。于是阴谋和麻木不仁被理论化为生存智慧，而私人朋友特别是具有某种主存优势的私人朋友的善恶标准成为自己的善恶标准（在形式上），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既然利害高于是非，反省意识和忏悔意识是完全缺乏的，因为那会避利趋害。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做错了一件事之后，他的内疚反而转化为对这个错误加倍的辩护这种努力上，用更多的错误来掩盖第一个错误。甚至通过这种指责来掩盖他的掩盖，在他看来，所有的这种“错误”都是别人的，就像所有的耻辱都是别人一样。
知识分子不能像自己说的那样去生活，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批判理性和自己所批判所反对的现实对象完全一样。这是中国真正的精神缺陷和历史悲剧。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和代表原始政治文化的机会主义政客基本是一致的，没有人不熟悉自由主义的文字经典，但中国仍然在远离自由的道路中，这究竟为什么？
因为中国还几乎没有自由主义者，专制主义的精神习性内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
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说的那样去生活。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不诚实，并为这种不诚实建立了自己的辩护机制和辩护理论。因此，这种不诚实几乎是一种难以根治的精神癌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正视它。
2、李思怡事件与中国知识分子
阿道尔诺提出“奥斯威辛之后，诗人何为？”这一命题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袒露人类精神对灾难负有共同罪责的问题，在安妮，弗兰克的悲剧中，没有人是无罪的，“诗人”应该低头忏悔而不是继续高谈阔论。过往的高谈阔论——无论是文学抒情还是纯粹理性——构成了奥斯威辛灾难的内部要件或某种文化背景。“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这一命题在汉语思想界内部要阐发出的问题也基本相同，并因我们并非在“奥斯威辛之后”而在“舆斯威辛之中”而更具紧迫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思想界左右之争的喧嚣掩盖了思想界另外一种内部冲突：就是民间道德承担和学院保守理性之间的对立。前者要求知识分子对社会灾难性事件和人权个案保持道德敏感与政治担当，后者则因各种理性的盘算要求克制和与当局的某种“合作”。这一冲突在二〇〇三年春天SARS事件之后，特别是在“胡温”体剎确立之后逐渐表面化了——保守理性千方百计地寻找或编造具有导向性的政治事件来暗示自己拥有未来，同时对民间的政治努力表示“可理解的尊重”或“可理解的疏离”。与此同时，权力机构和民间的机会主义愈演愈烈，使“李思怡之死”不仅无法成为文化事件，而且还对这一努力进行抵制。事实上学院保守理性和民间机会主义不仅是“李思怡之死”的同谋，而且将继续制造或与权力体系合作制造新的人权惨案。
在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道德状况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遗产之中。这种处境的意义之一就是：幸存在大陆的、特别幸存在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他们之所以能幸存或者还继续拥有讲台和某种话语权，本身就说明这批知识分子在一九八九年是如何善于保护自己的。显然，他们在道德上无法和流亡者或失去自由的人相提并论——相对来说，这是一批更精于在危机中审时度势的“成熟人土”。问题是，这些“次精英”恰恰构成了九十年代的知识精英的主体（“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打散了），他们以半吊子自由的腔调在半吊子自由的媒体上存在，并依此获得了九十年代精神代言人的角色。遗憾的是，这种道德上先天不足不断为自己的精神残缺编造理由，以期逃避内在良知的追问和外在灾难事件的指责。这种辩护于是构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精神状况的一个总体特征，并因其影响之巨而和“李思怡”之死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或者李思怡之死顷刻之间照亮了知识界身上“国王的新衣”。
大体说来，知识精英逃避李思怡之死的质问有五条“理论”出路。
第一是强调学术理性与社会生活的二元论，以学术的名义掩盖道德内疚。刘小枫如何陷入“西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许纪霖先生以及《二十一世纪》等“学术刊物”如何强调“价值中立”等等，我们能从中发现一种精巧理性盘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谈到“德国大学”时还会进一步阐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求真”，这种精神追求恰恰是汉语思想结构中需要填补的一个维度。然而问题是，“求真”与“求善”并非是二元对立的，“求真”就必须放弃“求善”。更重要的是，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刻意表达自己对“求善”“敬而远之”时、在有选择地表达自己的道德关怀时（在精通哪些问题、哪一事件是官方允许置喙的，或者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哪些话怎么说，什么时候说，等等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简直专业极了。这可以称为是一门“线”学：关于如何不过“线”地说真话的学问），以及特别勇敢地发布批判官方也讨厌的思潮的文章时，就露出了马脚。这些努力使人看出“真理的热情”的底色是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的：政治恐惧、道德机会主义以及对官方容留话语权或者给予项目资金支持的乞求。在表达这种乞求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为了媚俗，另外一种努力出现了，那就是攻击“政治热情”，或者主动声明自己“不是搞政治的”。这一主张的目的并不隐蔽，一是说明自己是纯学术的，如同说明自己是纯种的亚利安人一样，以获得一种文化地位上的优越感；二是为向权力表白的——我比其他人更值得信任或更应该得到宽容与支持。这仿佛是一种政治脱衣舞：我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了，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因此可以为王前驱或者为民导师：三是由于“政治”本身的名声并不怎么好，这种表白是打算把自己从新群体中摘出来，表明自己并非同他们一伙。事实上这一“政治清洗”既无知又无良；无知是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而把权术或中南海的历史视为政治，无良是为了自我“清白”就必须攻击和贬低或者构陷道德担当在理性和道德上的缺陷，事实上正是这些学术精英，比谁都更“政治”的（在权术意义上）。
第二，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些知识精英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政治问题消解了。近年来，这种专业上的逃避是在三个方向上进行的：（1）经济学者们把政治改革问题经济化了——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问题是，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准备生活；（2）法学者们把政治问题法律化了，警察制度等政治问题缩小为简单的法律问题而失去了问题本来的意义；（3）政治问题行政化。一些学者开始谈论行政改革而对政治改革讳莫如深。问题的关键是，上述努力即使策略性的考虑也使问题失去了原有的重量，因为政治问题只有是它本身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第三，对权术原则的投降，或者陷入“官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比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要“更成熟”，这集中表现在他们会审时度势地对一些事件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所依据的原则，和当局的权力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前不久，经济学者茅于轼先生在上海《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茅先生这篇文章视为保守理性的代表之作，茅先生称；中国改革已经使北京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加上胡温政革的诚意，中国民主化已经“初露曙光，待见朝阳。”为了迎接和促成这一乐观前景，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和北京合作，顾全大局，因此他特别批评了网络上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化言论。在这里，知识分子成为义务治安员和网络居委会大妈。茅先生的理论往往还和九十年代最中国化的“保守主义”思潮合作，后者以妥协的名义或政治正确的姿态从容地踏过李思怡的尸体，尽管远处的朝阳一次又一次的成为幻觉。茅于轼先生在若干人权案件上表现出的勇气是令人敬佩的，但他这番高论实在使人难以理解。这篇言论发生在李思怡惨案、连续不断的拆迁户自焚案件以及疯狂的网络大扫荡之际，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茅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学上也是可疑的。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心主义一直颇受争议，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学给出政府大三大职能之——增加就业——是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解决好的，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改革赋予政府的合法性在哪里呢？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单，但也无法得出知识分子和政府在广泛领域合作的结论来，一个健康的社会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张力是必须的，在任何情况下，面对权力知识分子首先是批评家然后才是政客。
这种政客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去年刘荻事件引发了网络上广泛的抗争。面对这种抗争大陆竟然有这样一种抱怨；把这件事捅到网络上的人把事情搞砸了，因为原本可以和警察部门私下谈判来促成刘荻释放的。上海一位“自由主义”学者和北京的一位“自由丰义”愤青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成熟者”都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我相信出发点是好的，我甚至相信确实有警察对他们有所暗示。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伪问题。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德国科学家海森堡也曾去找过希姆莱。把异议者被拘解释为外界的声援，这种想象力之荒谬、逻辑之混乱是惊世骇俗的。但这种努力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政客人格，他已经不能区分是非并因此事实上也无法区分利害了。相信外界放弃抗议就可以促成警察释放“人质”，这在哪一点上都是一种精神错乱——在逻辑上，搞议导致释放或继续关押至少在概率上完全相等，而抗议至少对改善刘荻在监狱中的处境是利大于弊的。这种假道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逻辑实质等于客观上承认当局抓捕行动几乎是应该的。
第四，为懦弱辩护，不承认软弱，或即使承认这种软弱却无羞耻感。
在这方面中国知识精英的精明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面对强权，人的懦弱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却不愿意正视这种软弱，反而繁殖出千姿百态的辩护理论，不仅不承认胆怯，而且还为这胆怯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胆怯本是一种罪，但这种罪是可以宽恕的，通过忏悔也是可以获得拯救的，但掩盖胆怯就是罪上加罪，而且是不可救药的。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假道理中，著名的有两条：（1）我们分工不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克制——但这种克制获得了另外的收获，使我们有发言权并因此在社会上更有影响。这个道理伪善之处是这样表达的：对你们的坚守我充满敬意，但我干适合我自己的事（这些话往往伴有一些鬼脸，以便表达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或道德上的自嘲）。首先，这一有选择地表达观点的思维方式，和它所反对的官方思维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在个体悲剧面前，“分工”就是罪，因为具体事件的是非是非常清楚的，它对旁观者心灵的呼唤是一致的，避重就轻就是罪。最后，半吊子自由的“影响力”是双面的，它最多只是建立了一个颠倒的、失真的、矮化的和失常的精神世界，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正常的道德标准与人性的底线。（2）如果我不能说真话，但我保证我不说假话。这一理论最终似乎是被一位叫钱理群的北大教授总结出来的，去年曾引起刘晓波等人的激烈批评。一方面，这一理论不仅缺乏不能说真话的羞耻感，而且还拥有一种不说假话的优越感，这种感觉是莫名奇妙的。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李思怡这一具体事件中，不说假话同样是犯罪，或者说沉默同样是犯罪。这种理论首先是为沉默辩护，目的是为良心找一条心安理得的归宿。
第五，两个假道理。
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为逃避道德承担，还制造了两种相反相承的假道理：（1）李思怡案件是个别事件，因此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反驳是：首先，任何悲剧都是个体的，或者说悲剧就是个别事件。饿死三千万人、屠杀六百万人，和更多幸存者比较起来都是“少数人”的事件，按这一理论，推到极至，世界上就不存在悲剧；其次，李思恰之死由于和警察制度相关联，因此就不是偶性事件；第三，人类精神进步的成就之一就是思考方式的转换：对于悲剧，首先要从受害者的角度上理解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理解。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对于世界来说，李思怡之死或者是个别事件，但对李思怡来说，这件悲剧就是整个世界，就是全部。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放到任何人的身上都会立竿见影：那些攻击李思恰之死是个别事件的人，一旦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极端强烈地要求世界把自己的遭遇视为世界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己所欲，施于人，这个道理可以保证每个个体在不幸中都得到关怀，而不是每个人都被蔑视和抛弃——按上述理论，没有人、没有一件事值得
世界关心。这一理论导致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2）接下来这种观点与前面的正相反，但结论是一样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因此没有必要太在意。反驳这一理论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正是因为这种悲剧太多了，所以更需要坚决从现在做起，不放过每一件罪恶。正是由于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太多了，因此没有必要太在意”，甚至也管不过来，所以“这种事”就真的越来越多了。这是互为因果的。这种理论是灾民社会导致的道德麻木症，由于灾难频仍它不仅失去了道德敏感，而且甚至会在别人的苦难中汲取幸免的宽慰。
上述五条出路基于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以理性算计取代道德认知，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之所以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大屠杀是理性算计基础上的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参见《现代性与大屠杀》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齐格蒙·鲍曼著，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出版。下同）
鲍曼引用阿仑特的一句话称：“最终解决”的发起者碰刭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动物性的同情，这是所有的正常人在看到肉体折磨时都会产生的。”“克服动物性同情”也是所有旁观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就是以理性分析来压倒道德敏感，甚至在理论上将道德问题贬低到边缘领域去。于是“理性”就成为一副道德催眠药，使所有堕落行径成为常态性，而道德行为反而被视为异端或变态的。显然，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先天具有智力优势。与此同时，权力部门对社会的压制恰恰首先需要知识精英分子的合作，这是通过暴力威胁与利益收买完成的。在威胁和收买面前，知识精英“理性地”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恰恰是法西斯主义体制喜闻乐见或预谋之中的。
鲍曼在谈到犹太精英被法西斯政权收买时说：“在为使暴力行之有效而必须加以破坏的抵抗资源中（可以说，破坏这些资源是种族灭绝的核心，也是衡量其成效的最终标尺），首当其冲的便是被害社区中的传统精英……这些个体被逐个挑选，合并进一个由胜利者管制的新结构当中，或者被强行重新编制成一个屈从与孤立的群体，去接受新秩序的操纵者们的直接规束和监督。”犹太精英们的新角色是犹太委员，这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伪军。“犹太精英就在使犹太人无行为能力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利益就是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行动的有条不紊搭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自己的行动成为了整个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其成功所需的要紧条件。……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职责，显然他们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而选择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未来的刽子手合作不无他们自己的理性衡量。……引导他们行为的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我们已经看到，当局通过挑选知识精英而分化精英团体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知识精英已经通过茅于轼先生的口开始说服民间采取合作态度了。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合作不仅取决于他的现实利益算计，还基于他的“理论理性”——他能够构建一套理论理性使自己的功利选择能自圆其说，当然，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理论是为利益服务的。在这方面，今天在中国大学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与六、七十年前德国大学里的同行们惊人地相似：
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中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他们赋予自己保护‘追求知识的志向’的权利和义务，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在一边。只要想起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在德国科学机构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的积极合作，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对于德国科学界（如果更一般些，知识界）的精英，以及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个别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保存作为学者和理性代言人的诚实。这个任务并不包括（万一有冲突的话，还会排斥）关心他们行动中的道德意义。贝尔岑发现，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和夏天，德国科学界的名人，像普郎克、索末非、海森堡或者劳厄都‘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提出忠告，要耐心，要克制……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等待有序的生活与程序的恢复，使他们的学科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一旦他们打算把不甚重要的方面抛到脑后时，他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保护和挽救对他们而言真正有分量的东西——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打算于他扪而言顺理成章……他们的职业行为很受需要，又颇受好评，而且可以即刻拿到资助前程远大且在科学意义上激动人心的项目基金，于是为这一切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
在通过研究资金来激发或诱惑知识分子合作方面，中国方面似乎比德国方面更加充满“政治智慧”。总的来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媒体）仅存的自由已经彻底被赎买了，于是大学再也不是学术争论的中心，而堕落为关于谁被先赎买、以及剩余多少的争吵场所。更可耻的是，在各种利益纠纷中，卑鄙的中伤和恶毒的诽谤却表现出相当的“勇气”，利益帮派之间的党同伐异同样令人脸红（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落井下石就尤其令人发指）。即使游离于这场“后一九八九”交易边缘的那些“自由派”或“新左派”知识分子，也往往在政治风吹草动的时候愿意和开明权力开展交易，尽管所谓新权力“开明”往往是单方面想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对象不是死亡的威胁而主要是工作和住房等市民利益的患得患失，这点几乎和官方项目资金同等重要。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大学就比德国大学更加懦弱和世故，因为在这里显然存在更多的选择机会、而且风险成本更底，但却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大学的独立运动。
堕落的过程就是理性战胜羞耻的过程，然而羞耻感如此强大，这就需要“理性”的理论化，除了前面提及的对“专业精神”的强调以外，就是对理性本身给予价值判断。“他一定要护卫理性，称颂计算成本与结果的价值，用逻辑来抵制非理性的、不计成本和拒绝遵从逻辑的情感和价值。”在这里，理性不仅与价值对立，而且被赋予价值。易言之，不道德在理论武装下变成道德的了，这是无耻所能达到的极点。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合作几乎是亲密无间的。“……总的说来，所有的统治者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逻辑要求站在犯罪一边，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这种理性让受害者相互敌对，湮灭了他们共同的人性。……理性高尚的信念轻巧飘逸地将受害者和旁观者从不道德的折磨和罪恶感当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生活降低到自我保全的盘算，这种理性就将人道从人的生活当中剥夺了。……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鲁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鲁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
知识精英和权力的合作当然不仅仅限于上述心照不宣的“理论领域”，它还表现在生活中的某种现实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集中体现在“隔离风险”、“封锁异端或受害人”方面。鲍曼提到了一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封锁受害者”。“封锁”包括两个方面：“要么在身体上从日常生活的情景或者其他群体的关注中消失，要么在心理上用公开且明确的歧视性定义和突显目标群体的独特性进行隔离。”鲍曼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权力实施的封锁计划得到了全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充分合作。
构力隔离受害者和被迫害者或者是为了掩盖罪恶，或者是为了鼓励和消灭异议者，但无论出于哪种目的，由于风险算计，社会和知识精英通常主动配合官方的隔离运动，从而使受害者更加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具有道德敏感和道德勇气的人，越是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里。而知识精英这种主动疏远“麻烦者”，恰恰是官方真正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目的确实达到了。刘晓波先生出狱的时候，很多人疏远他，因为怕惹来麻烦。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挑战这种“合作”，于是和刘晓波先生有了几次往来，而这种往来又构成了我被疏远的理由。丁子霖女士也许是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她有一位同学，北大的名教授，而且自比当代鲁迅，然而在这近十五年的时光中，这位北人教授没有去看望过一次他的老同学，尽管他一谈到《纪念刘和珍君》就热泪盈眶。理论是理论，封锁才足生活，这种荒诞的事情更多发生在率性而言的朋友身上，众所周知，像胡绩伟和已故的吴祖光先生、李慎之先生都是说真话最彻底的勇义之士，但正是由于这一优点，反而被拒绝于各种学术会议，疏远于各种朋友聚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疏远他们的朋友往往同样是被权力疏远和监视的，而后者却千方百计表明自己属于另外一个政治等级。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人比较敏感、某人有背景等等，因此应该离他远一点。更可悲的是，有时候越是被官方隔离的人越想隔离他人，以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或者为了其他个人目的以及帮派利益。这种努力为全面细致地实现了权力的封锁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没有这种参与与合作是无法解释当下的思想戒严状态的。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些“主动合作”都是值得检讨的理性堕落和认知失调。
主动参与封锁计划，也是理性选择或利益算计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引用鲍曼的“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游戏”这一概念来加以说明：权力在实施封锁的同时要说服受害者相信：“对作为整体的一个群体的待遇并不是均衡划一的，许多个体成员会有所分化，这就要靠每个人自己的长处。……这就激起了疯狂的为获得‘重新分类’、证明个人‘应当’被划分在更好的类型里的热情。……总的说来，有些人和群体过于急切地坚持自己有独特的质量以及获得更好待遇的权利。……以个人或群体的名义拒绝团结。……争取差别对待，而犹太委员通常被置于生存掮客的角色。……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者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也导致了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泛滥横行——代价却总是别的受害者。”
前面谈到的“分工理论”事实上也基于这种利害考量：由于“分工”不同，我的问题没有异议人士严重。这种闹剧也频繁出现在封网运动中。比如每当“不寐之夜”等网站被关闭的时候，其他一些文化网站，包括“世纪沙龙”、“关天茶社”等较有名气的网站，这时候不是站在自由的一边，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应该得到差别对待，说明或显示自己和“不寐之夜”不同，没有别的原因，要活下来。在这种“理性选择”之下，任何在自由基础上的团结都被瓦解了。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于是规则和资源由那些真正控制局势的人所操纵，他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促成“警民合作”。
封锁受害者产生的另外一个后果是通过拉开受害者和施害者或者观众的空间距离而消除后者的道德负罪感。正如鲍曼所说的：“必须牢记（种族灭绝的）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察觉的。”我们需要补充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这一客观的中介力量，它使权力对个体悲剧的隔离拥有了新的可能性——在茫茫人海中，人与人的距离更为遥远，这使个体关怀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都缺乏了理由，它可能进一步抹杀了行为的意义。
李思怡之死由于其无见证性，更需要讲述者，更需要记忆去捍卫她的生命。然而我们如何说服更多的人、更多的知识精英成为李思怡之死的讲述者，并且拥有罪恶感而参与孪思怡的受难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精神状况从根源上分析，就是理性分析取代了价值判断。在理性是道德的敌人这种给定的困境中，文学抒情可能被激发出来作为对抗理性的理由，但实践表明，“诗人”的喧嚣是一种新的感情逃遁，而不是对悲剧坚韧的承担，它表达得不是勇气而是恐惧，不是包容而是仇恨，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死而死在这里精神走到了尽头——我们需要信仰的力量。
信仰不完全排斥理性的算计。这一点正如鲍曼所说的，大屠杀的教训之一就是：“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都不是预先注定、必定如此的……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到底才是——一个选择。”这种分析同样是一个“理性分析”，它为选择指明了另外一条理性的道路。然而，仅仅作出这样一种理性判断是不够的，因为未来仍在不确定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之下，个人选择是犹疑不定的，我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也谈到，与此相关的一种理性分析也无法为行动提供确定性的方向：如果不关心李思怡的悲剧我们将遭遇同样的惩罚。事实上理性分析表明；这种命运的报复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人们可以逃脱这样的命运，至少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种前提下，理性主义就束手无策了。如果它不打算返回上面可悲的犬儒世界，就不得不进入信仰世界祈祷帮助。
鲍曼在他的著作结束的时候谈到了“拯救之途”：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无条件地承担他的道德责任。鲍曼的告别演讲结束得过于仓促，以致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个体无条件地承担他的道德责任。”所以鲍曼结束的地方正是我们问题开始的地方——我们必须为个人的道德担当提供一个理由，如果这个理由不是经验的，就必须是超验的。
知识精英的理性逃避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缺乏对这种逃遁的羞耻感，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罪中却无罪恶感。所有的辩解竟然都与羞耻感无关，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知识才可能同时是存在者，或者表现出存在的勇气，那么为什么中国知识精英缺乏道德羞耻感呢？因为他们不认罪，不承认自己在道德和理性上是有缺陷的。或者即使他们承认这一点，也仅仅是强化了他们的绝望而不是超越的信心。而要正视这一点，只有认信绝对者（编注：基督教的一种说法，“认信”即信仰，“绝对者”即上帝）才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信仰视为“九十年代的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