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个代表”：邓后时代强出头
用自己的理论取代“邓小平理论”，应该是江泽民一九九〇年以来梦寐以求、一九九七年以后迫不及待的理想。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江抛出“三个代表”的动机，也能明白这三句莫名其妙的口号如何成为了中共新的“主义”。这是江强加于中共的个人思想，该“重要思想”在理论的不堪，等于是不学无术和个人野心对该党的又一次公然侮辱，这是江在邓后的领袖梦，是已经成功腐败之后打算立牌坊的那种冲动，并打算用新的意识形态为腐败集团、为既得利益保驾护航。遗憾的是，这“三个代表”实在不成“理论”，更不成“思想”，从它依靠权力意志勉强“发行”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三句混话不过是过眼烟云。其唯一的遗产就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精力之后给世界留下笑料——事实上江贡献给人类的笑料本来已经“够用”了。
1、从“以德治国”、“双思教育”到“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着实来之不易，江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
索”，一方面，一套理论绝非想提出就能提出来的，何况江泽民主义本身就是思想的敌人，它跟精神生活正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理论”的框架内，或者在“改革专制主义”的框架内，如果不想公然提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政治理论。此外，中国文化传统也缺乏理论品质，语录和文学抒情是这个文化最高的精神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俚语、方言、短句的自我欣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基本上都使用俏皮话治国，最后，江泽民的智囊都是一些名利之徒，在学术上毫无建树，这些和珅式的人物更不可能为江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化建议。最后搞出一个“三个代表”，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众和珅谄媚的结果。
江是从“讲政治”运动中逐渐摸索到“三个代表”的。这中间至少经历了“以德治国”和“双思教育”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同样陈旧不堪的“重要思想”被放弃之后，最后无可奈何的江就以“三个代表”勉强出头了。
在一个法制社会，一个道德败坏的象征性人物，竟然提出“以德治国”，这种勇气超越了文化无知，给人印象深刻。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江泽民与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以德治国”，二月份以来，《人民日报》竟连篇累牍大谈江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中央一些部门也大开座谈会座谈。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安邦治国的基本方略的精辟概括，是对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推进我国新世纪的改革发展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三日电）《人民日报》评论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治国新理念，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人民日报》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张小杰）。
一些御用文人马上被发动起来大树特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王伟撰文指出：“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的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这位专家论证说：“以德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治国”既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又是一个公共行政学的范畴。该文还特强调：一九九三年九月，江泽民同志为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这是我们党行政伦理观的高度概括。江泽民同志不仅提出“永做人民公仆”的思想，而且他本人首先身体力行这一思想，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江泽民同志就以新一任国家主席的身分，坦诚地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一位“公仆”的价值追求：“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该文最后说：“以德治国”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古代治国传统、特别是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江泽民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为此，这位作者指示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治国伦理传统。
对于一心想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拯救中国的人来说，深刻领会江泽民及其幕僚对传统的移情和偏爱，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这位秀才“综观我国的德治传统”，总结出“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克明俊德；二是以民为本；三是立身惟正；四是明道善策：五是举贤任能，六是教而后刑。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德治传统”正是东方专制主义为自己虚构的道德合法性，因此难怪当时就有很多人怀疑，江泽民在邓后想当皇帝，江泽民想恢复帝制，江泽民是袁世凯。人们甚至想到，江不仅禁止文革研究，甚至禁止研究辛亥革命—— 电视剧“走向共和”因此遭停播，而江却任凭各种清宫戏垄断了大众娱乐传媒。在理论上批判“以德治国”几乎是对“理论”的侮辱，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打算实现“理论突破”的第一次公开尝试，但可能由于该“理论”实在无法登大雅之堂，又有拾古人牙慧之嫌，试用之后江最后将之放弃了。
第二个试用过的“重要思想”就是“双思教育”，其目的之一是恢复“恩人执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灾民政治文化暗示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官员，应该为江主席对稳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多提拔重用自己感恩戴德，认识到江泽民同志是“很了不起的”：并在反思这种恩德之后奉江为领袖，把江的画像放在毛和邓的左边，并树立在所有城市的中心广场上。这一运动有自己的经典歌曲，一是“走进新时代”（以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奔向未来。……”
“双思教育”是这样提出来的：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九日，江在出席了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之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江泽民同志强调，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很了不起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有必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显著成就，怎样坚定信念，戒骄戒躁，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不懈地奋斗。……遵照江泽民同志这个讲话精神，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正集中组织开展‘致富思源、寓而思进’的教育活动（简称“双思”教育）。这个教育活动，无论在已经富裕起来的地区，还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都具有普通意义。”（《北京青年报》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显然“双思教育”份分量上也无法开天辟地，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三个代表”做了政治上的准备，让人们在感恩中等待江主席隆重出场，无论其舞台形象如何都该报以掌声。
“‘致富思源’，就是要找到，要记住，使我们富裕起来的根源”，“‘致富思源’是讲富从何来”（《人民日报》二〇〇〇年三月八日）。那么富从何来呢？富从江主席来，特别是各级官员要“吃水不忘挖井人”，腐败不忘江泽民。然后是“富而思进”，是讲“富了以后怎么办”。那么“富了以后怎么办”？——“富了以后”要全力支持江主席立牌坊的运动——支持“三个代表”。
新华网北京六月十九日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文章说，二〇〇〇年早春时节，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提出“三个代表”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特别是一九九九年在县处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日，江泽民来到广东茂名高州市进行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作了开展“三讲”教育的动员报告。然后，他从高州出发，在珠江三角洲进行实地考察，一路作重要指示，例如二月二十二日在深圳龙岗南岭村提出要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经过这样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广东考察即将结束时，江泽民同志在同广东省领导同志座谈时，深刻地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盎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二月二十六日，各大媒体都以醒目的标题报导了江泽民同志这一重要思想。”并提高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邓小平同志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又一根本问题，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看看江是如何一点正经没有地、奋不顾身地推动这场运动的。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江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后被编辑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提出要把“三个代表”贯彻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江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强调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充分认识培养造就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江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全党同志都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一日，江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三个代表”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并针对左派的批评提出“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做了《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人开展》的讲话，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江要求“努力把‘三个代表’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江在海南省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江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人民日报》二〇〇一年八月九日）。“七一讲话”之后，左派开始反击。二〇〇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七一’讲话精神。”这一年来，江几乎一点正经事没干，最后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终于将“三个代表”塞进了党章——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即使在江退出总书记职务之后，仍然发挥影响并继续巩固自己的“理论成果”。二〇〇三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在全党熙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一直到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六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三个代表”仍然占据着中共的喉舌，但似乎已到了强弩之末。
2、拙劣的“个人崇拜”运动
在网络上用搜索引擎搜索“三个代表”一词，约有四百五十八万项查询结果，江泽民及其党羽为一己之私繁殖了浩如烟海的信息垃圾。江推出“三个代表”就是想跻身毛邓之列，同时持久地发挥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防止对自己的清算，这种努力由于理论水平的不堪，更要求自己的理论被崇拜。于是江开始命令舆论对“三个代表”进行导向性的宣传，同时指挥党开展学习运动。这场造神运动滑稽之处在于：一方面，江的个人崇拜主要是自我崇拜。按李锐先生的回忆，毛在一九五一年五一游行审查游行口号时，自己亲自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江对“三个代表”的“崇拜”如出一辙。江在“五·三一讲话”中大言不惭地自卖自夸：“‘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里江还创造了一个叫“与时俱进”的新名词：“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事实上江的自我表扬成为宣传三个代表的基本公式。另一方面，崇拜江“重要思想”的官员完全是出于既得利益方面的考虑，出于完成任务或者自我保护，而普通民众对此漠不关心，或者嗤之以鼻。如果说毛在中国毕竟有些贱民忠心崇拜，那么对于江几乎找不到一个真心崇拜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邓还活着，江是无论加何不敢进行“理论创新”的。
江泽民集团的主要人物在造神运动中首先唱主角。中宣部长、问题干部丁关根一马当先。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关根署名文章《认真学习“三个代表”、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深入宣传“三个代表”》。当然，江泽民的重要思想首先需要军队的“保驾护航”。《解放军报》二〇〇〇年七月十日报导：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近日在军事科学院和兰州军区讲话时指出，全军部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江主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军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战略任务，深入持久地抓下去。张万年强调，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军队党的建设中去，最根本、最核心的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后江时代，江泽民集团的看守内阁大员继续鼓吹“三个代表”。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大学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二〇〇四年一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我们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司马义、艾买提、华建敏、李兆焯出席会议”。新华网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近日在看望成都军区部队时强调，在二〇〇四年，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进一步兴起新高潮，要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部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确保部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新华网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督查情况的汇报。
以宣传“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造神”运动，大搞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其直接目的是企图实现江泽民主义对中共十六大的绝对统治，并使江退出舞台后青史留名。在文革过去这么多年后，整个官僚队伍如此假戏真唱，这本身的确代表了“落后文化的落后方向”，代表了“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
3、对“三个代表”的简要批判
“三个代表”在中共十六大上写进党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并于二〇〇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固宪法》。二〇〇四年我出国之前，一位中共老干部对我表示，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不是创新，是对苏联共产党某位要津言论的抄袭。我想这是可能的，“苏联”毕竟是江泽民的第二故乡，江利用“俄国文化”来统率中共，这也顺理成章。不过总的来说，“三个代表”不可能有精确的来源，因为如此不堪的“理论”，是任何政治人物都可能羞于启齿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句话在语义学上首先逻辑不通，在内容上则被驳斥得体无完肤。
首先站出来批判三个代表的不是自由派人士，而是毛左派残余。这一群人首先感到自己被江早年的极左策略欺骗了，因此对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加怒不可遏。江泽民“七一讲话”发表后，网络上开始流传“邓力群等人批江泽民公开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江泽民“七一讲话”将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分裂埋下了思想祸根，“有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出了戈尔巴乔夫，出卖中国共产党：有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出了李登辉，分裂共产党。我们认为，一、‘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理论修正。二、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违反党章。”该文特别强调江出尔反尔：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江泽民指出，“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该文结论说：三个代表是“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文章署名“一群共产党员：邓力群、马文瑞、袁木、吴冷西、段若非、喻权域、李尔重、马麓伯、魏巍、林默涵、林炎志、刘贻清、黄如桐、许征帆、李崇富、李润海、刘长法”，文章发表时间为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日。
江上台以来，一直与左派互相支持，在大力封杀右派媒体的同时，却给了邓立群等人创办刊物的“自由”。《真理的追求》就是其中著名的左派机关刊物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刊物二〇〇一年针对“三个代表”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文章，江在盛怒之下下令关闭了这个刊物，并对军队作家魏巍放言；他可能是不想活了！据知江后来又向左派道歉，但他与左派的联合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来自右面的批评主要以赵紫阳的秘书、“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文章为代表。十六大前夕，鲍彤在香港发表《已死和未生之际——再评三个代表》的长文，鲍文的结论是：“三个代表”，各有千秋。“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是句空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句谎话；“始终代表中
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大款的要求，倒是句真话，可惜和老百姓无关，那是执政之基和发财之源的婚礼进行曲。鲍彤最后指出，“代表”这个范畴是在多元社会里产生，在政党政治里起作用，是民主的产物，和专制政治水火不兼容。中共如果有兴趣当真代表而不是假代表，就应该允许竞争，应该在竞争中上台和下台。
戈尔巴乔夫在《往事与随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苏共声称，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谎言”。戈尔巴乔夫对“三个代表”的“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中国异议人土以及自由派人土对三个代表的普遍观点，在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被深圳异议人士缪希科所公布：当天上午，缪希科在天安门打着“共产党代表腐败”的标语示威，结果立即被公安拘捕。这次缪希科前往北京写了一个“三个代表”的横幅，“三个代表”分别是“共产党代表邪恶”、“共产党代表腐败”及“共产党代表无希望”，而横幅的署名是“中国民权党”。当然，党内也存在一种改革愿望，就是“让‘三个代表’言之咸成理，让‘三个代表’言之有物”。这种想法是试图利用“三个代表”的面具，塞进一些改革主张。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对江泽民主义的不了解，他想利用江泽民主义，但结果恰恰是被江泽民主义所利用。这种改革空想，恰恰是江泽民主义在九十年代大行其道的条件之一。
事实上“代表”的逻辑前捉是授权，没有授权的“代表”在民法上称为“无权代理”，在刑法上称为“诈骗”，在宪法上称为“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政治学上，代表制往往被视为是代议制的一种表现方式，由于其具有反上院的民主色彩，因此往往被现代民主政治思潮所追慕。似最具有极左色彩的代表制理论仍然以授权为逻辑前提，并固守选举和竞争为授权的基本制度。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地地道道的违反民法、刑法和宪法的违法犯罪理论，他无权代表任何主体（“广大人民”）：而他对“客体”的代表则完全是一种精神妄想——这不再是法学的对象，而是精神病学的对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治从古到今都延续“语录统治”的习性，就是个别领导人或文化精英的短语和俏皮话构成整个国家的思想中心。这是令人羞愧的一种文化传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个人思想写进宪法，更罕见把个人语录上升到国家指导思想。语录不需要逻辑，不需要论证，不需要制度支持，也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这是中国独裁者，特别是不学无术的江泽民等人因此爱之有加的理由之一。
七、喉舌与割舌
暴力和谎言是任何极权社会实行内部控制的两个主要手段，对于西方极权主义政府来说，它的独裁统治面对自由传统往往要做某些伪善性的调整，但对于东方专制主义者来说，暴力本身就成为政治正义，而谎言成为政治智慧。这就是所谓的牢牢控制枪杆子和笔杆子，中共对笔杆子的控制经历了毛的“割喉”时期，现在进入了江泽民时代的“割舌时期”——张志新割喉是毛时代镇压舆论自由的极端象征，而九十年代末期发生在中国山西的“李路松割舌事件”则是江泽民时代言论禁锢政策的象征。江时代由于经济开放已经冲破了毛时代彻底的愚民宣传，因此江开始提出“舆论导向”和“主旋律”等新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刻意把媒体打造为党的“喉舌”的同时，继续执行毛时代的铁血政策疯狂割断社会的舌头。
1、“舆论导向”与“主旋律”
江泽民对舆论的“重视”在当年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个人虚荣心进一步支持他为了集权变本加厉地控制传媒。在江时代，为他战斗在割舌第一线的文化刽子手包括丁关根、徐光春、李岚清、陈至立、李长春、刘云山等，由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江的宣传长官捉襟见肘，丑态百出，而各级宣传部门成为“戈陪尔总部”以来，与警察部门并列为民愤最大的专制机构。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大陆媒体不断披露各级宣传部长及唱主旋律的歌星吃喝嫖赌、贪污腐败的丑闻，这可以视为媒体对管制政策的变相抗议。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标志着江泽民对舆论控制的开端。江在这篇讲话中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要以充分的说服力、强烈的感染力和坚强的战斗力，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江泽民于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提出了“舆论导向”的问题，江泽民先重复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观点，首先将宣传工作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然后江提出 “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表示“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应地增加投入，为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需的物质保障。”江泽民在舆论导向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这是具有江泽民特色的政治手段。经济保障不仅是为了提供导向效率，也是为了赎买“新闻工作者”。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弘扬主旋律”这一概念。一九九六年一月二日，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把舆论宣传同“讲政治”联系起来，这标志着江开始利用舆论为自己全面掌权热身——宣传重点从稳定为中心转移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他要求新闻记者“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严守新闻工作纪律”，同时开始卖弄他对新闻事业的专业知识，党内斗争、缺乏自信以及制造个人崇拜的需要，使江十多年来念念不忘“舆论导向”的问题。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纪要上的重要批示：“希望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们，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深入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办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什么是江泽民强调的“新情况新特点”呢？显然是江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二〇〇一年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江强调“进入新世纪，要继续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那么，什么是“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呢？即“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宣传教育。”江毫不掩饰中共对舆论的操纵，以及控制网络信息的新计划；“舆论引导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渠道。”(《人民日报海外版》，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江时代中共系列的主旋律是什么呢？最引人瞩目的可能是清宫戏，然后就是对文革宣传模式的复兴。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篇讲话中罗列了舆论导向的精神成果：“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涌现了一 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孔繁森、徐虎、李素丽还有军队的李国安，等等。但这些“榜样人物”消失得如此之快，以至在二〇〇三年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之后，不得不再到“雷锋”那里为中共的宣传寻找资源。当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再一次面对东方“政治幼儿园”的“政治演出”目瞪口呆。
舆论导向在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煽动民族主义，而在国内，就是回避各种人道主义灾难。这种罪恶在道德上是不能原谅的。不仅如此，中共的喉舌还千方百计地利用灾难事件重新制造“恩人执政”的神话，刻意“把坏事变好事”。这一卑劣行径在一九九八年中国大洪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江泽民所有的政治表演可能仅仅是自取其辱、引人发笑而已；但他一九九八年水灾中的政治表演尤其让人叹为观止。江根本不关心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关心的仅仅是如何通过洪灾来“讲政治”。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说：“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激励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我在当时曾撰文讽刺江利用洪灾捞取政治资本，可惜没有媒体敢发表（一九九九年，该文发在“思想的境界”网站）。
2、从割喉到割舌
九十年代的“舆论导向”产生了自己的恶果：由于信息失真，激进民族主义以对抗全球化的名义卷土重来，并把矛头也指向了始作俑者。这既是一种政治反讽，也是一种思想悲剧。另一方面，整顿媒体的手段被讽刺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地下党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在无所顾忌地进行舆论导向的同时，江泽民的禁锢手段变得更加“精致”——暗地里更频繁地对传媒进行整顿。整顿往往是通过“电话打招呼”、不发文件、内部通报、内定黑名单、秘密关闭等方式来进行的。言论管制也产生了自己的“新文化”，那就是犬儒主义思想的泛滥和全民传讲政治笑话、黄色笑话。
从古斯塔夫，勒庞到汉娜·阿伦特，在谈到“群体领袖的说服手段”或“极权主义的宣传”的特点时，都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谎言建立在群众心理和暴力恐怖的基础之上（《乌台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
主义运动》）。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来说，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切适性。在中国，灾民理性使一切意识形态狂信都充满机会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思想管制更多不是建立在暴力恐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存恐惧的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论禁锢制度是这样运行的：通过生存资源的垄断，“国家”使不服从者不得食。无论是普鲁士的宪兵制度，还是纳粹的紧急状态法，都无法和这种“软约束”，机制媲美。在这种体制下，对言论的禁锢不是通过外部法规的约束来强制执行的，而是通过食物供给制的背景来使被喂养者“自动”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对这种体制真正的挑战来自经济多元化改革，生存资源垄断的瓦解终结了极权主义的“宣传时代”。
资讯封锁和惩罚言论是言论禁锢的两个方面。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由于信息的匮乏，全面的记述江泽民时代的思想禁锢史确是很困难的，我在这里仅仅评述一些代表性的事件。
(1)信息封锁
毫无疑问，信息时代对管制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收音机到互联网，中国政府遭遇了第二次“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这仅仅影响了管制的效率，并没有影响管制的热情，甚至激发了这种热情。当然，由于信息技术的内在力量，对信息的管制是注定要失败的。杜会主义在西伯利亚以西经历了政治失败，在远东，将通过政治失败和技术失败的双重悲剧为自己一百年的演出落幕。
信息封锁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信息；事故灾难和政治批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外媒体成为信息封锁的主要对象。而从一九九五年以后，网络成为信息封锁要面对的新课题。
有研究者称：大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凭借公安局的证明。同样，各无线电修理店铺都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注册，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那时候一个政治术语叫“收听敌台”，后果不堪设想。八十年代以来，对短波收音机的控制放松了，甚至取消了，但对敌台进行干扰的工作似乎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电话和传真在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命运。但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对电视的管制。九十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可以更多地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但往往在播出“敏感节目”的时候，突然会被掐断。这是令人汗颜的，足以让“爱国者”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愧。
不过信息封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引导性报导或者隐瞒，使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并进一步导致了群众性的判断失真。比如，六四事件渐渐被人们淡忘，法轮功事件遭到了超过它本身应得的更大的误解，而像河南爱滋村事件、厦门远华案、加入WTO，更不用说十六大人事安排等等事件，民众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愚民基本接受了当局的某种暗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乌合之众”。信息封锁也和九十年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的勃兴密切相关。“五·八”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中国民众的反应显然和中国官方传媒对科索沃危机以及阿富汗局势的信息处理有关，更和九十年代官方传媒对美国的导向性报导有关——而对美国的攻击更多是为了政治自卫：因为一九八九年以来，美国是批评中园人权问题最坚决的国家之一，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对美国的报导方针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报刊基本上还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行。而来华或在华工作的外国记者也往往成为有关部门特别关注的对象。“有幸”的是，中国在九十年代多次被记者国际组织评为“记者的敌人”，在中国，很多接触“敏感问题”的外国记者被拘，或者被驱逐，比如：二〇〇一年中，有报导说，两名在中国河南探访的德国记者被中国地方当局扣押，其中一名被扣留的记者任职《法兰克福评论报》，他曾经报导上蔡县的艾滋病丑闻，说当地有六成半居民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联合早报》报导，部分驻华的西方记者二十六日为一名据称被公安“打”的同行表示不平，而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展开舌战，法新社摄影记者谢笛文( Stephen Shaver)六月二十三日在探访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时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据说，当时谢笛文正在对演出场外的一名抗议者进行拍照，遭警察强行制止，事后谢笛文的胳膊被抓出“淤青”，中国对记者表达愤怒的更多形武是驱逐，当然，和冷战时期苏联的做法相比，中国往往有所克制。这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对国际人权准则的虚伪承诺至少比毫不承认要有些约束力。
除了记者外，海外学者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也往往是“不受欢迎的人”。这方面有一个名单，拒绝妥协的人将无法签证到中国进行研究，而能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使人怀疑他们的学术诚实。而一些侥幸进来的人，如果“任性”行事，将受到严厉的对待。如一九九九年中国曾经以收集国家机密为由，扣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文革学者宋永毅长达六个月。一九九八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中国核导弹专家华棣别离故乡十一年之后返乡，被中国当局逮捕。他被指控泄漏国家机密，判处十年徒刑。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完全的。
不过，和这些外国同行比起来，中国的记者和学者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将受到更严厉的管制和处罚。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政治荒诞：没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奉行言论自由宁与外主不与家奴的政策。一方面，言论主管部门要求统一口径，对新闻和思想进行垄断：另一方面，出动专政力量，对越轨的媒体和诚实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由于这种管制，事实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信息时代消灭了新闻。谎言和无聊是中国文化界在九十年代一场集体演出，这是继一九四九年以来灵魂脱衣舞以后的化妆误会。整个社会为了平衡这种民族精神障碍，发明了各种黄色笑话来自我解嘲。当然，政治笑话不能公开讲，于是两面人、夜间人成为城市人的基本形象。这种后继有人，新一代犬儒主义者像庄稼一样在滋养他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他们以后现代主义的口水和石块，成为“割喉政治”的同谋。
(2)惩罚思想
对思想进行惩罚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有学者曾说，中国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字狱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历代都埋葬了很多思想殉难者。“莫到书生空议论，头颅落处血斑斑。”无论是德雷福斯事件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希腊意义上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集体出现过，即使星星点点，也被虐杀在武夫屠刀之下，或者自毙于幕僚智慧之中。但是，最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文化事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张志新割喉案，它不顾一切地展示了对思想虐待和屠杀的现代形式。这一事件具有极端的象征意义，它凝固了人类思想受难的全部历史及其意义。“割喉”，一种对内体的惩罚，对发声器官的破坏，表达了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分裂期的原始阵痛，表达了肉身对灵魂进行历史统治的野蛮和贪婪，也表达了这种统治最后的高度和局限。
树的死亡从头部开始发黄，一个民族的堕落从大脑开始。问题并不在于头脑的种族性贫困，而在于对喉咙的政治性切割，使思想封闭在头脑中发呆，全部异化为护卫脖子和食道的生物学反应。也许是因为对这种文化返祖现象的自责，一九四九年，割喉在彻底成为一个“临床问题”（戈陪尔）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伪宗教”问题：灵魂忏悔和敬拜偶像成为割喉的外在礼仪。由于这种“忏侮”的虚伪，也由于偶像之间的机会主义替代导致的偶像崇拜危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管制肉体来管制思想更多是通过“法制”的形式来进行：一方面，割喉的现场更加隐蔽，另一方面，这种隐蔽不断对立法提出要求，而这种“法制”要求与法的精神本身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中国思想禁锢史因此从割喉时伐进入了割舌时代。一九八九年以前，中国对传媒的管制以“积极宣传”为主，一九八九年以后以“舆论导向”为主。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失败和历史性的失败：第二，经济改革使媒体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多元化。这是一种被迫的转向，是权力部门在合法性危机中的自卫反应。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就是好”式的宣传充满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自信，而一九八九年以后，以言论管制为主则展示了中国政治进入了“德国现状”，展示了意识形态的不中用或贫困。这时，异议者基本上不再被交给人民群众用石头打死或割断咽喉，而是以法制的名义送进监狱，或者用黑社会的方式割去舌头，把声音屏蔽在黑幕之中。
九十年代禁锢言论的“政策”可以不完全地统计如下：
通过电话或会议打招呼
一般打电话也不让记录，并拒绝说出究竟是谁的意见。这种方式是为了“不留痕迹”，出于一种可笑的但可以理解的政治上“留后路”的精明算计。比如《方法》杂志，一九九九年春被勒令停刊。两百多位“两院”院士写信讨个说法结果却没有具文。《东方》杂志似乎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
发通知规定哪些问题不得讨论
在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以下是互联网上公布的三个版本：
一、中宣部版：
（一）内部文件不要公布：
（二）不要组织跨区域的研讨活动，不要让一些思想自由化分子异地发表意见，给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
（三）抓人的报导多报，杀人的报导少报：案例不要报导细节，不要借案例攻击社会；
（四）李洪志生日的五月十三日要避免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生日”等字句，内容要严格审查；
（五）不要过多宣传福利彩票一夜暴富：
（六）对高考状元的奢侈消费，不要渲染，
（七）出版社在出古书时，要注意影射现实的倾向；
（八）出版社及报社在出版或刊登有关历史文章时，要注意有些人为自己翻案。
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版：
（一）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
（二）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三）泄漏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
（四）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
（五）宣扬凶杀、暴力、淫秽、迷信和伪科学，政治导向错误和内容庸俗、格调低下的：
（六）传播谣言，编发虚假新闻，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
（七）其他违反党的宣传纪律，违反国家出版管理、广告管理规定的。
三、某出版社内部版：书稿“十不出”暂行规定
鉴于目前许多出版社、杂志社出版了一些与中央精神以及新闻出版署有关规定相违背的读物，在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受到了撤销出版社、停业整顿、警告等不同程度的处理。为了进一步严肃出版纪律，避免以上现象在我社出现，特做如下十项规定：
（一）不出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及在政治上有错误倾向的读物。
（二）不出版在介绍中央领导人事迹时有损其形象的读物，如出版在介绍国民党高层及台湾高层领导人时，有宣扬台独及影响一国两制政策的读物。
（三）出版在介绍“文革”、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时有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读物。
（四）不出版有损害宗教人士感情内容的读物，尤其不得出版有损害伊斯兰教等宗教人事感情的读物。
（五)出版有挑拨民族关系、分裂祖固倾向内容的读物，涉及到西藏、新疆、台湾等敏感问题时要严格把关，有关地图要请权威部门审阅。
（六）不出版探讨政治、经济、教育诸领域的改革时，观点偏激、有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读物。
（七）不出版气功等有宣扬封建迷信色彩的读物，尤其不得出版法轮功等邪教方面的读物。
（八）不出版泄漏国家（政治、军事、金融、经济、科技、国防、外交、测绘等）机密方面的读物。
（九）不出版为党史及国际共运史已有定评的事件或人物翻案的读物。
（十）不出版格调低下、思想庸俗，夹杂色情内容和低级趣味的读物。
以上规定希望在编辑过程中，一审、二审、三审要严格执行，对于出现问题的书稿，出版社将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四、延续“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等。
以非言论方面的理由惩罚言论越轨者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民间出版，以“扫黄打非”的名义、贩卖书号的名义和偷税漏税的名义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惩罚方式，也是留后路的一种选择：合法性危机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以至没有人愿意承担惩罚言论的恶名，一九九三年十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以后又一再重申有关规定，查处买卖书号的行为。至于扫黄打非并列，有“批林批孔”之意，把“非”和“黄”放在一起以象征性地败坏民间出版的声誉，象征性地说明禁锢思想的某种合理性，新华网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条消息说，二〇〇〇年的“扫黄”“打非”工作中，各地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一点一亿余件，破获案件六千零五十一起，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二十五条（查缴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三条）。这条消息还说，二〇〇一出版物市场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为此，新闻出版署署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石宗源宣读了《关于二〇〇一年“扫黄”“打非T行动方案》。
黑名单
一段时间由有关主管部门开列一个名单，媒体被告知不得发表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文章或言论，而出版社不得出他们的书。当然，这个名单一般说来不是书面的，如果是书面的也是仅仅发到某一级。我们对这样一些学者印象深刻：李惯之、茅于轼，刘军宁等等。当然，他们的命运比遇罗克要好得多。李先生《风雨仓皇五十年》大作被人公开以后被谈了话，然后就没有公开的声音了。刘先生出国了，而茅先生仍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公布他的天则研究成果。当然，这个名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媒体整肃
对有关媒体单位的经济处罚或人事变更。那么在九十年代有哪些媒体和出版单位被惩罚了呢？二〇〇一年秋天互联网络广泛传播的一则消息说；中宣部前不久下发内部通报，列举近期发生的媒体“十大违规事件”，通报还显示，即使中国加入世贸，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仍不会放松。《明报》报导，据透露，中宣部通报列举的“十大事件”包括：
（一）安徽某报用“反腐败要从制度入手，因为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做文章：
（二）北京某报鼓励“民告官”，鼓励起诉政府和党组织；
（三）某报公开称“世界上最不好的老板是国营企业的老板，因为国企老板是滋生腐败的源泉”：
（四）广东某报将张君案归咎社会，犯舆论导向错误；
（五）广东某报报导“文革武斗”时，有意误导：
（六）某报开辟专栏“戏说革命烈士”，对烈士不恭；
（七）上海某报对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报导严重失实：
（八）湖南电视台播出“胜者为王”多次出现青天白日旗；
（九）陕西铜川电台播稿“追认某某某为优秀共产党员”时，竟播成“追认李洪志为优秀共产党员”，并且在当晚重播，造成严重的政治事故。（据本报了解，该电台有关主任遭撤职，女播音员开除）
（十）南京某报“专业市场雇杀手杀人”的报导夸大事实，扰乱社会。
对上面的“某”字进行还原是一个有待进行的工作。不过我们确切地知道，湖南电视台还因为采访一些著名学者而被处罚，而所谓广东某报就是指《南方周末》。下面这个名单仍然是不全面的，但希望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惩罚方式从警告到关闭不等）。继《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后被惩罚的报纸和杂志：
北京《青年报刊世界》一九九六年五月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新闻出版署责令取消；
辽宁《当代工人》杂志一九九六年某期发表了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有关“五·一六”的文章，北京的新闻出版署责成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要求该刊作检查：
《岭南文化时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停刊：
《方法》一九九九年被关闭；
《东方》一九九九年宣告停刊：
《北京文学》一九九九年因发表广东作家林贤志《五四之死》一文被勒令检讨；
《百花洲》二〇〇〇年因发表山西作家谢泳的文章遭受批评；
《南风窗》多次被勒令检讨；
《兰州晚报》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因报导批评军内某些问题遭军方指为有损解放军形象被查处，报馆正副总编辑、新闻主管分别被处分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百年潮》多次被警告乃至总编换人：
《广西商报》因拒绝并入党报《广西日报》，二〇〇一年被广西自治区党委勒令关闭：
《羊城晚报》的《新闻周刊》二〇〇一年五月二日发表何清涟的专访，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著名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杂志二〇〇一年八月“暂时停刊”。不久前，海外有报导说，北京另外一家“左派”刊物《中流》也已经被下令停刊。种种迹象表明，这两家刊物是因为抨击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的提法，而遭到停刊的。
《南方周末》事件（二〇〇一年五月）。有报导说：总编辑和要闻版责任编辑被撤，是中宣部的旨意。“原因是五月份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期间，首先是湖南省的宣传部长向广东的该报发难，控告它在报导抢劫银行杀人罪犯张君集团案时，把犯罪的根源归咎于湖南省的社会环境，矛头直接指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接着江西省宣传部长也指责该报，在报导江西爆炸案时，不守党的新闻纪律，不用新华社记者的通稿，擅自派记者往现场探访，刊登不同于新华社通稿的报导，将爆炸的责任归咎于当地教师强迫学生手工造鞭炮，严重败坏了当地政府的声誉。河南的宣传部长则不满该报披露河南艾滋病蔓延的报导。四川、海南、云南、湖北等省的宣传部长也纷纷群起围攻，怒责该报长期以来大量刊登揭露当地黑暗面的报导，给当地党和政府抹黑，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声誉，并强烈要求中宣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严厉处罚该报，在此之前，该报多次在宣传报导方面违规、冲线，被中宣部领导点名。”（老木《南方周末被整顿的背后》）
河南省销量最高的报章《大河报》二〇〇一年六月因“舆论导向”出现问题遭当局整肃，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总编辑马国强被点名通报批评，报社全体记者编辑要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香港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导致《大河报》遭整肃的导火线是该报近期两篇揭露时弊、批评当局政策的文章。
《经济早报》二〇〇一年六月被勒令停刊，原因是其《早报证券》版刊登了一篇《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文中对深圳本地股的评价，“竟用中央领导人来调侃，实属昏头。”该段文字如下：深本地股经常敢为天下先，常有逆大盘的黑马，在大熊市中救民于水火，有特区的拓荒者色影：最近两年底气不足，可能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走了，江总书记马上在“黄浦江上画了另一个圈！”政策优惠没了，有点像后娘养的，大家从中央决定今后主板合并到沪市，就能看出个——不过风水轮流转，一旦锦涛同志接过革命的红旗，一定是团干部领导“新移民”“走进新时代”。
二〇〇一年五月四川的《蜀报》和《商务早报》被宣传部门叫停，《世界日报》报导说，这次四川调整报业结构、砍掉两间报纸，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有关。是年一月，四川曾发生一起中共县委副书记赵从容赶赴“三讲会议”，驾车撞死三名市民的案件。事发后《成都商报》客观报导。
《书屋》杂志二〇〇一年被整顿。
《战略与管理》杂志被停刊。
……还有一些出版社因出版“问题”图书或与书商合作而屡遭整顿。“著名”的有改革出版社、电影出版杜、海天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中国工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等。一些相关问题图书包括：《山蚴里的中国》、《历史的潮流》、《中国左祸》、《鸟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历史的先声》、《官场秘经》、《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沈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等等。还包括一些新新人类的文学作品，如《上海宝贝》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图书因“敏感”而无法出版。
个人迫害
直接处罚言论越轨者，从警告到开除直至判刑，迫害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政权对异端的迫害和个体权贵对挑战者的报复。当然，这二者往往是重叠的，并几乎是根据一个逻辑进行的反应：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仅仅或主要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这也是九十年代言论禁锢的一个基本特征。迫害思想一般是采取两个手段；从危及生计到法制迫害，有时候也通过垄断舆论或专政手段从事“国家诬蔑”，来败坏异端的名誉。这方面著名的受害者是对彭明、余心娇、郭海峰等异见人士的“性犯罪”指控。事实上这种黄色手段在苏联和红色东欧是警察的惯用伎俩。这种方式和警察绑票、把异议人土当人质等手段一起，说明着一个“国家黑社会”比“民间黑社会”更为丑恶，说明着主义的恐怖比恐怖主义更加具有危害性，也说明着在远东，奥斯威辛灾难如何隐蔽而中国化地被继承了。我们也只能通过举例来说明这种状况的极端严重性。
《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入狱。一九九八年五月，高勤荣在《人民日报》刊发来信，揭露运城地区耗费二点八亿元制造假渗灌工程。有关部门成立项目组，调查高勤荣写信的动机、线索来源，并拟纪律处分高勤荣，高拒不认错。高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被刑拘，翌年四月被提起公诉，因“受贿”、“诈骗”、“介绍卖淫”，最终被判刑十二年。
《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入狱。一九九八年初，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姜维平在香港政论刊物《前啃》上，以笔名发表了三篇批评薄熙来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为“薄熙来专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后来姜又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为《前哨》写了《沈阳市副市长澳门输掉四千万》的文章。二〇〇四年五月，大连市检察院以“泄漏国家机密”逮捕了姜维平。据悉，姜维平被控以泄漏国家机密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机密文件罪，姜维平否认指控。但大连市中级法院合议庭已讨论通过判决姜维平有期徒刑九年的决定，只待公布。有消息说，大连市中级法院已“内定”判决姜维平有期徒刑九年。但是姜维平的案件成了国际事件，设在纽约市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十月二十日举行第十一届颁奖仪式，颁赠国际新闻自由奖给包括姜维平在内的四名国际记者。
此外，记者被打的事件也不断见诸报端。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记者不仅和普通被迫害的百姓比起来是幸运的，和一些异议人士比起来也是幸运的。后者在遭遇这种迫害的时候整个社会基本上是鸦雀无声的，而几乎没有知识界或文化界的“著名学者”愿意或敢于为他们说话，发文章和签名更是难以想象。在中国，异端的命运是最孤独的，也是最悲惨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在大陆“内部流亡”的一些知识分子仍在坚持自己的理念，当然，他们的很多思想也在深化。但是，一项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言论禁锢政策一直在执行：那就是任何媒体拒绝传播他们的声音，与此同时，文化出版界用“不成熟”的指责来伪装了自己的恐惧；疏远异议者——这使这些人进一步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的封锁是体制的力量和“半吊子自由媒体”之间的一种同谋。对于这种状况，反省和忏悔的声音从九十年代末才传出来，但中国文化界属灵质量实在太贫乏了，这种忏悔在犬儒主义和唯物主义伪装下的批评中半途而废，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使纯粹理性丧失了政治机会主义这个结构性的论战目标，也使实践理性进一步越过了它的道德底线：拒绝倾听行动自由主义者的呼声。同时，半吊子自由媒体的“公开”殉难占据了城市广场的高处，遮蔽了地下被活埋的大悲剧，这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双重悲剧。面对“古拉格”，半吊子自由还不配享受那样的荣誉。
中国异端的惨烈命运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这种普遍孤独之中，更表现在他们是专政部门的直接对象。这不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而是上帝与力量的对抗（梅尼日科夫斯基）。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宣传部门的工作对象，但异端却是警察部门（特别是秘密警察部门）的工作对象。警察手段在九十年代显然被强化了，可以想象的警察手段包括电话窃听、户外监视、跟踪，最后是拘捕、秘密审判和残酷判刑。
中国压制“天安门母亲运动”、“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压制，这五个案件在九十年代后期具有代表性。当然，事件远远没有结束，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跨世纪”事件。此外，诗人黄翔的命运和作家廖亦武的命运也具有某种代表性，前者在监狱生活多年后被迫流亡海外，后者即使从监狱出来仍然无法找到言论空间，他出版的几本书先给出版社惹了麻烦，后成为《南方周末》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在九十年代还有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在为这个国家挽回荣誉，他们是鲍彤、林牧、许良英和刘晓波。前两人分别是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秘书，他们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坚定的转向，事实上对整个意识形态具有某种颠覆性。他们两个人宣告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理论的大失败，并象征着“天鹅绒革命”在中国的某种延伸和文化上的胜利。当然，我们还可以向李倾之、胡绩伟、戴隍等中共高级知识分子表达敬意，他们是无愧于九十年代的。许良英先生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第一个以真实姓名在国际媒体上对天安门事件说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几乎安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当然，他因此为一些人的就业和报酬的增加作出了贡献：他的家门口经常成为各种警察室外加班加点工作的地点。刘晓波先生离开广场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因此他只得“二进宫”，但令人敬佩的是，第二次出狱后，他仍然坚持政治批评，成为大陆文化界为海外媒体供稿最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之一。刘的朋友王力雄先生的情况也引人瞩目，他在新疆从事民族问题研究而被捕，出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在二〇〇一年他发表了《退出中国作协的声明》一文，这篇文章可能是这个作家组织历史上第一篇“作家的文章”。
还有些人因书获罪并仍然被羁于狱。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沧检刑诉(二〇〇〇）二十四号起诉书指控被告綦彦臣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〇〇〇年底，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四年，二〇〇一年三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杨子立、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北京师范大学的徐伟和中国地质大学的靳海科被秘密逮捕，随后被以同样罪名被审判，二〇〇一年八月十四日，四川“天网”创办人黄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有消息说，黄琦是中国因在因特网发表或传播信息而被捕的十四人之一。
当然，还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他们可以在国内公开发表文章，但往往并不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的文章被删改，而有的媒体因发表他们的文章被整肃。有的知识分子因言论失去工作，或在工作方面受到各种影响。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方面的名单还不宜发表，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再说起他们。
(3)网络控制
请参考本书第六章之《网络政治舆稳定的终结》一节。
八、赎买枪杆子
控制枪杆子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江泽民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丰富了这一控制手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是江首创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就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
的，我们却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一九三八年，毛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再次重申建立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这是问题的中心，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根据这一猴山经验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后来，毛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类文明是从希腊开始以话语中心取代了拳头中心，但在中国，这一动物法则一直成为政治第一实然原则，并经过毛泽东上升为政治第一应然原则。政治缺乏合法性，是军事统治产生的主要原因。换言之，中国政治从来都是不合法的。
江泽民统治当然也是非法的，由于他缺乏政治权威，更奉军事为神明，由于江缺乏毛、邓那样的军事渊源，他必须重修与警察和军队的关系。在和平年代，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交易来完成的，即江利用政权赎买军权的效忠。这种赎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向警察部门和军事部门投资，进行经济收买：第二，通过人事任免建立“自己人队伍”，实行“内部人控制”；第三，赋予军队和警察更多的政治发言权以及社会荣誉。总的来说，江的赎买工作是成功的，军队和警察成为“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工具，也成为维护江及其帮派独裁腐败的坚定盟友。但是，这一政治上的胜利使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方面，军人干政成为江泽民时代突出的政治问题，而军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第一难题。另一方面，对军队的投资影响到改 革所取得经济成果，使军队成为一个以谋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化组织。总之，江为一己之私所推动的国家军事主义政策，是对国家的严重犯罪，其负面影响颇堪变虑。
1、警察国家与东厂政治
九十年代以来，警察成为江的政治红卫兵。为了依靠警察压倒一切，江首先在政治上赋予了警察为所欲为的特权，同时不计血本地在经济上武装警察部门。在这种意义上，江应该为九十年代以来所有警察暴行负责，是他杀害了李思怡和孙志刚。江在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的同时，大力扩张特务组织，从街道到大学，从党内到党外，暴政的眼睛和暴政的嘴无所不在，以国安部为代表的东厂文化成为时代特征。在这方面，曾庆红、罗干以及周永康等人“功不可没”。
江非常“重视公安工作”，这是一种习惯。特别是邓死之后，江开始到前台指挥警察统治。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与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代表进行座谈时强调：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更好地承担起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政法机关是维护稳定的专门力量，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顺利进行。他说，讲政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不懈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是对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考验。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自觉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任何破坏稳定的因素，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我们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江同时开出了价码：江泽民说，明年政法部门要吃“皇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政法部门履行职能所需要的经费。在江看来，警察部门的主要任务根本不是反对罪犯，维护社会治安，而是“维护政治稳定”。公然把警察枧为私人打手和企业保安，这是前所未闻的。尤其是敏感时期，江会亲自出马要求警察部门记住“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江泽民亲切会见公安保卫战线英模和立功集体代表”——江泽民说，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公安工作。周恩来总理会经指出：“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江泽民指出，必须继续大力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第一，政治上要坚定，永远做党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土。公安机关和广大干警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与此同时，江开始要求财政部门拨款支持更新警察装备。江在这个问题上是舍得花钱的，何况是挥霍公款。
江泽民同样调整了情报部门的工作中心。本来情报部门主要是对外的，江却用来对付党内敌人、监管官员、镇压异议运动，甚至参与“企业管理”。这种特务统治已经改变了中共既有的游戏规则，同时使特务权力急剧膨胀，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评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像陈希同案件、成克杰案件、姬胜德案件、远华集团案件等，都是安全部特务立了头功，除了在党内广布特务以外，江在大学里也培养特务监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动向，其目的是彻底根除“八九运动“在大学的复兴。一些年轻人因此“应召入伍”，他们成为江泽民主义安排在大学的岗哨。这些大学生干此下贱的营生丝毫没有羞耻感，他们也不是为了忠于“江泽民第三帝国”，而是为着特务的特权以及金钱。二〇〇三年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网友”对我证实：他就是安全部门的人，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因自豪而有某种紧张。他也向我证实，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因此“你要警惕你身边的任何熟人和朋友”。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揭露了苏联晚期的特务制度，在他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组织。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他还回忆说：“克格勃不仅违反现行法律，而且也违背了它本身的工作条例，对一系列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采取了某些业务技术措施。对苏联人民代表鲍里斯·叶利钦、杰利曼·格德利扬进行户外监视，实际上对区域间代表小组的所有领袖都进行监视。他们的电话，连他们的亲属和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甚至连像拉伊莎·戈尔巴乔娃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这样一些人，也都遭到了窃听。……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躲在门后从钻孔里偷看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在偷看的正派人一样。”（《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赫鲁晓夫曾就此向当局抗议说；“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江泽民统治的中国。
江泽民对警察的利用和纵容是一把双刃剑，警察部门必然要利用这种利用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同时要求政治上的特权，特别是刑讯逼供的特权。事实上，“打人”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内在要求。人们普遍相信，“打”事实上几乎是中国警察的职业特征或工作需要，但这也是江泽民的需要。关于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近几年大陆媒体有一定程度的讨论。但这些学术分析或新闻报导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方面避重就轻，一方面讲的是假道理。在一个缺乏政治合法性又公布了宪法的国家，使江泽民结构性地需要警察特权的支持以消除政治非法性和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意义上，警察打人就不是“滥用权力”，而是充分行使江泽民实际赋予的权力。换句话说，警察打人实际上并不是被江禁止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江的默认和支持。江为警察打人“埋单”，并在政治上为警察做担保。所以警察打人基本上是他的”经济人理性”支配下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警察滥用权力”为何屡禁下止。在一个威权国家，至少在令行禁止方面还是有相当的效率的，而警察部门之所以对“住手”的禁止性规定熟视无睹，只能说明这些“禁止”是缺乏诚意的，是粉饰性的，而警察部门对此自然是心领神会，一般说来，越是政治危机的时段，这种情况越严重，中国的警察权力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显然得到的强化，特别是镇压法轮功中，“滥用权力”成为江泽民的实际命令。要之，在中国限制警察权力的关键根本不是对警察部门提出批评，而是对江泽民主义提出批评。
总之，中国警察之所以成为凶手，根本原因是江泽民的需要，或者，为这一需要中国政治必须向警察付出这样的代价，政治需要警察的保护。不合法的政治需要警察的非法保护，为了购买这一“超额服务”，政治必须向警察部门支付合法经费之外，必须同时支付“非法报酬”——赋予警察特权以购买非法支持。在这一背景下，警察无法无天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2、政权与军权的交易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五个基本目标”：“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这五句口号再被重中。“政治合格”是江泽民在后邓时期“建军思想”的核心。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军在平息武装叛乱和制止社会动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建立了功勋”。然后他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所以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是由于始终维护内部的团结统一，”这句话实际上代表了“建军思想”的核心：军队不是对外的国防军，而是对内的党卫军。
邓后时期，江的“建军思想”转移到以“三个代表”强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方面（“军魂意识”），开始了把党卫军打造成江家军的进程。二〇〇一年三月十日“两会”期间，江泽民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对军队的军队领导），以及军队对江党的绝对效忠。江泽民强调：“要保证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关键在于选好干部，要造就一大批可靠的接班人。”江指着“杨家将”问题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要挟党中央，向党争个人的军权：林彪鼓吹军队要管党管政，在军队培植亲信，企 图发动武装政变，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极大损害。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形势复杂多变，西方敌对势力把搞垮军队作为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因此，确保我军干部队伍政治上合格，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大局，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重中之重。”为此，江将“人事问题”置于建军思想的中心：“要从青年官兵抓起，不断强化军魂意识，为造就合格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解放军报》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八日第六版）
当然，江根本没有什么“建军思想”，因此他对军队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人事运作和经济收买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亲手缔造并领导了”武装警察队伍。
有评论指出：武警是江泽民的私人军队，一方面是为了镇压国内的政治运动和突发性事件的，也就是针对“广大人民”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平衡军队的权力——起初，江对控制军队缺乏自信，江上台不久，便起用已退休的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巴忠 ，让他担任全国武警部队司令员。以石金为笔名的一位评论人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武警是江泽民的私家军》。该文指出：“江泽民建立了一百五十万武装警察部队，使中国的武警公安多达五百万人以上，是解放军总兵力的一倍。”署名廖玉佩的文章则指出：江泽民无限度地扩充武警部队，武警所学所练的就是抓人、打人、杀人、绑架等专业技能，一旦复员，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去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而能够发挥他们抓人、打人、杀人一技之长的各地各级公安部门，又都已人满为患，因此很多人就加入了有组织的黑社会活动。江泽民对武警的“关怀”也特别突出。江泽民每到一地视察，都要安排接见当地武警总队团级以上干部，以示关爱。如《人民日报》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报导：春节期间，江泽民视察武警北京市总队，江在讲话中说：武警部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圆满完成了以执勤和处理突发事件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新的贡献，而驻京武警部队承担了大量安全保卫任务，在维护首都的安全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泽民说，武警部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肩负的任务重大而艰巨。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保持常备不懈。
其次，通过人事变动改造军队。江改造军队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江利用李先念说动邓小平，在刘华清、张震协助下，最后将杨白冰罢官。江先用由喜贵控制中央警卫团，然后通过晋升新将军的办法提拔亲信或“创造亲信”控制全军。有评论指出；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二年初，江曾经在一天之内提拔一百五十二名将军，一年提拔五百余将军，授上将军衔七十九人，中将七十二名、少将数百名、大校（正师级）六百二十五名、上校二千二百四十多名。这一数字超过毛泽东授出的元帅十人、大将十人、上将五十七人，一共七十七人的数字：也超过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一次性提拔上将十七人的数字。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江在北京中南海再次举行晋升仪式，晋升十五上将。被提拔的十五人中包括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和总参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由喜贵等高级军警官员，美国之音报导说，这是江泽民巩固自己在军中地位的举动。“现年七十七岁的江泽民在二〇〇二年和二〇〇三年分别把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移交给胡锦涛，但是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分析人士说，这次提升上将表明江泽民还在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因此估计他不准备在今秋引退。”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网站“人民报”发表了“江泽民当政时期授予上将军衔警衔名单”，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以来至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共授予九十六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警衔。邓小平当政授出上将十七位。江泽民当政以后送出上将军衔警衔七十九个。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举行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次授上将仪式，授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等十七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其中洪学智一九五五年曾被授予上将军衔。
江泽民授予的上将军衔警衔七十九个：
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傅全有，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空军司令员曹双明等六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十九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他们是时任副总参谋长徐惠滋、李景，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周克玉，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政治委员戴学江，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文卿，沈阳军区司令员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政治委员谷善庆，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曹芃生，济南军区司命员张太恒、政治委员宋清渭，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政治委员史玉孝，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周子玉，空军司令员于振武、政治委员丁文昌，第二炮兵政浩委员隋永举等四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十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他们是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曹刚川，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张工，国防大学校长邢世忠、政治委员王茂润，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方祖岐，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张志坚，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杨国屏。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中央军委委员郭伯雄、徐才厚上将军衔。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十六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他们是时任副总参谋长隗福临、吴铨叙、钱树根、熊光楷，总政治部副主任唐天标、袁守芳、张树田，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周坤仁，总装备部政治委员李继耐，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政治委员杨怀庆，空军司令员刘顺尧，军事科学院院长王祖训，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铁环，成部军区司令员廖锡龙，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徐永清。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授予七位高级军官上将军衔。他们是：空军司令员乔清晨、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温宗仁、沈阳军区司令员钱国梁、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姜福堂、济南军区司令员陈炳德、南京军区司令员梁光烈、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书田。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江泽民颁发命令状，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十五位高级军官警官是：副总参谋长葛振蜂、张黎，总参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由喜贵，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文台，海军政治委员胡彦林，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国防大学政治委员赵可铭，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兰州军区司令员李干元，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刘冬冬，南京军区政治娄员雷鸣球，广州军区司令员刘镇武、政治委员杨德清，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政治委员隋明太。至此，中国恢复军衔制后共授予上将九十六位。
此前，香港中共军事问题评论家金千里撰文评论江泽民逐步巩固军权的过程。他说：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后，江泽民清除了杨白冰搞山头派性的“杨家将”，杨白冰被削军权，依附杨的将领则分别下放各军区。江泽民“抓纲治军”是循序渐进的。江除了提拔“自己人”之外，还特别注意“平衡派性”和“交流换岗”。一九九五年八月前的中共军委三总部大搬风，擢升张万年、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准备接替将于一九九七年召开中共十五大退休的刘华清、张震。张万年为林彪四野系统的代表人物，就任总参谋长两年多，紧跟江泽民，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故获重用。同时对原四野部队起鼓舞作用，因林彪事件多年来甚受排挤。另一方面，江泽民又倚仗迟浩田的三野系统，使三、四野都有代表人物执掌军委，达致平衡。“交流换岗”即每年进行一次军方人事大改组，彼此互相调动，达到消除山头派系的目的。
江之所以能够在军队人事问题上为所欲为，主要是利用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位置，使他能够顺理成章地利用政权置换军权。此外，他也成功利用了军队干部对权力最大化的要求，利用“分层流动”的诱导机制使军官趋之若鹜。
3、慷国家之慨，义人民之愤
不过权位不是江提供给军队的全部“黄油”，江还通过投资等经济手段讨好军队。包括提高军费开支、提高军队干部待遇和优待专业军人以及纵容军队企业经商特权等。
数据显示，中国军费增长最快的时期是七十年代，这十年的军费较六十年代增长了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国家用于科学、文教、卫生、体育支出之和。而这十年中国则先后与苏联、越南交恶。从越战后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间，中国军费基本上处于负增长状态，平均每年负增长百分之一左右。但“六四”事件后，当年军费增幅由百分之二点六二增至百分之十二点六四，一九九〇年增为百分之十五点二。一九九四年及一九九五年增幅分别为百分之十二点三及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四：此后四年，中国的国防预算成长率在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之间。二〇〇一年度国防预算猛增百分之十七点七，达到一千四百一十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百七十亿美元），增长幅度为近十年之最（《联合早报》），同时，在二〇〇一年一年内大陆军人加薪百分之二十五。二〇〇二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再次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为一千六百九十四亿四千四百万人民币，较二〇〇一年的国防费用高出百分之二十，二〇〇四年五月底，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报告《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称，去年北京加强了攻击性军事力量的发展，研制了更多先进的导弹和破坏卫星的激光器，并加强了地下设施的建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取胜以及向台湾施压：“北京的防务开支在五百亿到七百亿美元之间”，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名列世界第三。内部报告预测，在整个十五期间（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五年），中国军费开支将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年军费总额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
由于中国从来不公布军费开南的熏要细节，因此，对北京军费的任何估计都必须要包括其他财政来源。因此，北京军费的实际数字要比其公布的数字多很多。一般说法是官方数字的五倍左右。《华盛顿邮报》报导说，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是亚洲最高的，比日本四百五十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要高出许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IPRI）早就指出，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其实际军费开支比它公开宣布的多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我们再看看公检法部门的开支情况。北京市财政局网页上的一篇文章说：“九五”期间，北京市财政支出从一百八十七点四五亿元增长到四百四十一点二三亿元，年均递增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六。财政支出高于GDP增长速度十二点七七个百分点。其中，“公检法支出是我市各类支出中增长较快的一项。一九九六年支出十四点零三亿元，到二〇〇〇年增加到三十二点六七亿元，年均递增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占全市财政支出的比重一九九六年为百分之七点五，二〇〇〇年为百分之七点四。二〇〇二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突破一千亿。公检法系统采购金额一百一十六点七亿元，占采购总金额的百分之十一点六：而农林水系统采购金额八十九亿元，占采购总金额的百分之八点八（国库司《情况反映》（第五期二〇〇三年四月三十日）。
那么江给军队的钱主要用途是什么呢？首先是提高军人生活水平。其次，用于购买俄式装备。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中国九十年代末期至今，一直保持全球第一武器进口国的地位。比如中国从俄国采购了价值接近三十亿美元的军舰和战斗机，二〇〇二年七月中旬，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已有三百五十枚短程导弹，瞄准台湾，还有二十多枚可携带核子弹头的长程洲际导弹，可射达美国洛杉机等西部本土。该报告称：中国近年从俄国进口先进战机、驱逐舰和潜艇等，其军费开支不是公开的二百亿，实际已达六百五十亿美元。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海安全，对美国在东亚驻军，包括对美国本土都已构成威胁。最后，江必须维持二百八十五万军队和五百万公安武警的“正常开支”。江时代的“裁军”基本是象征性的，而裁减下来的军人相当比例又充实到武警和公安队伍中。一九九八年七月第二次中共发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明白宣告从一九九七年九月起，三年内将再裁减员额五十万：陆军裁减百分之十九、海军裁减百分之十一点六、空军裁减百分之十一。军队规模将维持二百五十万人，使军队数量与规模控制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与国力许可范围内。然而，这一计划虎头蛇尾，而整个裁军表演到二〇〇〇年已经被大力发展海军、空军的新政策所取代。
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江挟政权贩卖权位，则操国库投资军营，中国军费的大幅度增长是与中国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为代价的。中国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一九八五年取消粮食统购这个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六干亿到八千亿。从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〇年，除了提留统筹和各项社会负担外，国家从农业征收各税总额由八十七点九亿元迅速增加至四百六十五点三亿元，增长四点三倍。有人统计：中国农村每年流失的资金高达二千四百亿元（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几乎全由农民负担。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换句话说，江泽民武装家丁的绝大部分经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与军费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收入仅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在伊朗、南斯拉夫及波斯湾战争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L)主任西格尔(Gerald Segal)在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一九九九年九至十月号）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点五，人均收入全球排第八十一位（联合国有一百九十个成员），排在格鲁吉亚、巴布几内亚之后；而人均同等购买力，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排一
百零七位，夹在阿尔巴尼亚和纳米比亚两个小国之间。今后三十年，中国将增加四亿人，人口达十六亿。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十六亿人温饱。（曹长青，二〇〇二年七月三十日，多维网）一言以蔽之，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百分之三点五的中国，武器进口却占世界第一位，这正是江泽民对中国作出的“杰出贡献”。
江为了转移支付，必须制造政治理由。因此，要慷人民之慨就必须义人民之愤。这就是鼓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叫嚣美国包围论，特别是叫嚣台海危机。江从无真正“解放台湾”之心，其有关宣传第一是为向军队投资制造理由，其次是为控制军权编造藉口，事实上军队也利用了这一动机，假戏真唱谋取本位利益。当然，这种项目宣传确实可能弄假成真。江也利用了一些突发性国际事件煽动民族主义，同时趁机大幅度向部队投资。海湾战争之后，江以受到美军高科技战争迅速获胜的影响，马上展开九十年代的“军事现代化”。十六大后，受到“美阿战争”及“美伊战争”美军战法的冲击，江提出以跨越式的发展同步达到信息化与机械化的目标，而中国的几次民族主义浪潮几乎同时在社会上泛滥成灾。
除了经济投资，江还特别重视感情投资。有评论披露，十三年来，江到军队、基地、军事院校视察多达四百五十次（根据中央军委对江泽民颂扬的数据），而到地方、基层、单位视察，仅二百八十多次，到农村、林牧场，仅五十一次。江为了枪杆子可谓鞠躬尽瘁了。
4、军人干政公然以行
中国为了消除西方的怀疑，也为军费增长做辩护，于一九九五年公布“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并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发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些报告透露出来最有价值的信息不是那些大大被缩小的数字，而是中国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这些报告表明，军队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消费部门，而军队不断参与并控制社会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因镇压法轮功，则着重强调了军队“制止武装颠覆，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军队把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作为重要职责，“打击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犯罪活动，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军队干政是江泽民时代的主要特征，也是江苦心经营军队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邓去世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五大以来，江开始收获他在军队项目上的投资回报，并在继续投资中获得更大规模的政治利润。军队对江的“关怀”在一定时间内是“致富思源”、“知恩投报”的。
新世纪之初，江提出“三个代表”开始搞个人崇拜，特别是开始积极谋求十六大续任军委主席，并在中国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谢幕后谋求通过军队长期控制中国政局，在这三场政治战役中，军队赤裸裸地支持江的倒行逆施，用枪迫使整个国家接受江的全部要求。
二〇〇二年是江在党内确立“三个代表”为新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时期，面对党内外的非议，军队公开站出来挥刀示威，对整个国家进行武力恫吓，二〇〇二年七月七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近日在陕西驻军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五·三一”重要讲话是当前思想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是全军第一位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军官兵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的精神上来，坚定不移地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江主席的指挥。张万年指出，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事关新时期军队建设方向和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永保人民军队性质、本色和作风的根本政治要求。张万年特别强调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一定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精心做好维护大局、维护团结、维护稳定的工作，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江主席的指挥。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务必特别清醒、特别坚定、特别过硬，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确保部队的纯洁和巩固，以做好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火胜利召开。——曹刚川、李继耐、石云生、乔清晨、李干元、刘冬冬、李安东、谭悦新等陪同考察。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报导：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今天在全军军以上单位装备部长《装备维修工作条例》集训会上强调，全军装备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五·三一”重要讲话，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军装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始终不渝地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军装备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中共十六大上，军委为江泽民赖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保驾护航”的“事迹”广为人知。按照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江为中共确立的帮规，江泽民应该在二〇〇二年“十六大”上全面交权，江临阵不放军权，于是策划了军队将领在“十六大”上提出“特别动议”，“要求江连任军委主席”，否定邓小平关于十六大江泽民全面交权的“遗训”，也践踏了“党心民意”。江泽民正式当选后，香港《文汇报》访问了北海舰队副政委于常启少将。后者称，去年中共十六大前，江泽民就曾表示辞意，但“军队将领们都不同意，希望他留任”。此一报导佐证了“特别动议”的真实性，即江泽民的续任军委主席，是军方将领的决定，江用人民的钱买通了枪杆子，并亲自实践了“金钱里面出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里面出金钱”这一“良性回圈”。
江泽民的续任军委主席招致了前所未有的恶评，在这种背景下，军队变本加厉地为恶棍前驱。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六周年前夕，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正式出版并印发全军。二〇〇三年八月二日，《解放军报》报导：曹刚川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强调：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导和统领部队各项工作，“要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 ”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九口，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科学指南——沿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文章强调，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事领域的生动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文章最后呼喊：“始终不渝地沿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这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这是全军官兵不可动摇的信念！”
二〇〇四年九月中旬，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要求江辞去军委主席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危机关头，军队再次冲进中南海为江示威。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军报发表“元旦献辞”，公然提出全军完成了“军事斗争准备”，针对台海形势一语双关为江留任军委主席制造战争舆论。文章要求，要“始终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指挥。”二〇〇四年四月三口，《解放军报》报导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的讲话，徐强调全军“特别要强化政治意识，弘扬主旋律，为全军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人民日报》发表（八一特稿）：全军武警部队学习“三个代表”。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才厚（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该文说：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影响，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人民军队永远听从党的指挥。“一定要深刻理解、全面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新华网兰州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近日在新疆、甘肃驻军部队调研，代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亲切慰问广大官兵。他强调，必须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部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要着重学好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要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江在压力下被辞去军委主席，军队一些头面人物开始用各种方式“表示要牢记嘱托”（即继续按江的意志干政），并掀起了赞扬江泽民的卓越功勋的小高潮，中新网九月二十二日电：广大官兵对江泽民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表示崇高敬意，认为全会对江泽民为党、国家和军队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文章还“披露”说：“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期间，心系基层，情注官兵，冒着高温酷暑、风雪严寒，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先后视察了二百多个基层连队。他看望过的基层连队官兵满怀深情地谈到，十五年来，边海防及基层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训练、执勤、学习、生活保障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江主席为部队建设呕心沥血，他和部队结下了深厚感情，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江主席的革命精神、革命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了《军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在职理论学习规定》，规定中指出，全军要重点学习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基本问题，深刻理解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着重学习掌握其中贯穿的根本性指标、历史性课题、主导性思想。该报导还特别指出；“要坚持贯彻屡实、真诚的要求，坚决反对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江泽民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十五年述评。社论用文革笔法全面歌颂江泽民的“十五年风雨，十五年征程，十五年辉煌”。文章最后再谈“嘱托”问题：“三军将士将牢记江泽民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嘱托，始终坚定地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永远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三军将士将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社论中提到“胡主席的指挥”，已经开始表明军队的机会主义态度，这对江不是一个好消息，江苦心经营的枪杆子面临重新寻找雇主的危险。
5、江泽民的“军事主义陷阱”
江对军队的利用后果复杂。总体上说，依靠军队统治进行有限的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的基本特征，而其结果都失败了——国家最后没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治没有现代化，而独裁者人最后又被军事力量所剪除。这是合乎逻辑的。
“有限现代化”理论拥有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转型目标：改革是为了巩固给定的权力结构，同时也是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这种改革方案首先承认“现代化”的目标，但它认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应该是、或至少表面上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休克式”的，特别重要的是，改革项目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政治上坚持原来的独裁体制。那么什么是“有限现代化”的“军事主义陷阱”？所谓“军事”是指包括正规军事部门在内一切暴力机构，也包括警察、秘密警察以及其他强制性机构。“军事主义陷阱”是指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政治保守导致赤裸裸的依靠军事专制，同时为了证明军事统治的合法性，对外开始炫耀武力或进行军事扩张；第二，军事部门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和腐败部门，耗尽国力和改革成果，严重的时候导致经济停滞和国家解体，最恐怖的国家解体是出现军阀混战；第三，军事压制必然导致军事反叛，在历史上表现为军人干政、军事反叛以及暴力革命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杠杆。
“有限现代化”存在“军事主义陷阱”必然性。灾民政治依赖于两种统治手段：力量专政与恩人专政，就是实力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但当这个社会开始有限改革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就日益失去了社会整合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恩人执政”受到了削弱：由于改革的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对旧意识形态的否定的基础上，在政府改革力量三心二意的鼓励下它不断丧失了合法性。但同时，“政治稳定”仍然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样一来，在政治稳定的“需求”不变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力量的弱化意味着实力控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实力控制”一般说来也包括两种方式：经济龚断（产权单一化）和军事强制，或经济控制和军事控制。灾民社会产权单一制（或国有制）从生存层面上解决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完全的依附关系。但是，有限现代化过程中，经济部门或产权单一制一般说来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在“政治保守、经济自由”的渐进改革方案中，经济控制作为一种政治控制手段必然受到削弱，“国有财产的流失”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下降。这样，在“实力控制”的总需求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控制”的弱化意味着“军事控制”的加强。
改革时期政治对军事部门的依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军队基本上是对极端生存危机的反应，它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掠夺性的“经济部门”。近代以来，尽管政府表面上是立宪的，但实际上是派性的，并且是以“军队私人化”为基础的派性暴力组织，军队作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标志是它的私人化，它靠个人感情维系。每一个军事派系都是战斗者小团体，以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牟利团伙。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法律的效忠破坏了宪法的结构，对利益的效忠又高于对领袖的效忠而出现了无休止的倾轧。当军事力量因改革危机被从“潘多拉匣子”里请出来的时候，它将为了纯粹的物质利益的目的要求政治权力支付或增加报酬，如果政治权力无力满足这一要求，它将“用自己的办法搞钱”。这种办法一般说来有两种：第一，夸大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的严重性，因此提出增加军费开支和警察装备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同时追求在政治事务中发言权；第二，直接进人经济生活，开展非法牟利活动，一般说来，“高利润”的军火、贩毒、走私、嫖赌业是它经常“独家经营”或暗中支持的主要行业。政治领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讨好这种要求，也真诚地愿意在改革危机中强化政治强制功能。但在灾民社会，“短缺经济”是其经济的基本特征，改革积累的社会财富也是有限的，在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不变的条件下，军事部分经费的增加就意味着改革部门改革资金的减少：无休止的军事投资和军事掠夺轻者是国家经济以及改革出现停滞，重者导致“政府破产”。军事部门经商也扰乱了经济秩序，耗尽了改革取得的微薄成果。
军事主义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展，最后可能提出权力要求，可能使政治体制经过警察国家体制进入军人政体，包括进入混乱的军阀时代和反军事统治的军事革命阶段。军阀时代和革命时代呼唤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个新的有限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新政权为现代化目标，刻意削减军队的开支，并因此裁减军队，这些努力不久在改革危机中将遭到反弹，再次跌入军事主义陷阱。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服从这个规律。
与“军事主义风险”相伴的是民粹主义热情的高涨。由于国家非生产性支出（主要是军事投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不断垄断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进而导致政府征税饥渴和失业状况恶化（因财政贫困）螺旋上升，民众因日益贫困化而对强制制度提出激进主义变革的要求。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往往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政府贫困也提出对经济的军事管制和强制征收的要求，这进一步激起了反抗。民粹主义运动一方面为军事镇压提供了“理由”，另一方面为军事战争和军事革命提供了兵源和意识形态，于是军阀战争和人民革命交织在一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治合法性的瓦解使民族主义成为最后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民族主义思潮主要的表现对象就是台海问题。换言之，需要不定期地制造民族主义事件来不断地在国内进行意识形态复兴，以超越后改革时代政治的精神贫困。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既然体制转轨时期必须进一步提升军事力量的控制，而军事部门在国家生活中的强化就意味着军费的增长，而江泽民对军事部门的关系重建也需要增加军事投入。军费增长需要政治上的合法理由，因此战争状态就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爱国贼的战争喧嚣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服从愚蠢（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一部分则完全服从于江泽民的个人利益和军队的部门利益。虽然在主观上爱国贼的军事动员主要不是真正指向战争的，但其现实后果则可能导致真正的战争状态。一方面，根据“安全悖论”，美台可能针对中国的军事武装增加军事投入，这一军备竞赛的轮番升级就有可能使台海和平变得越来越脆弱。另一方面，对于大陆来说，军事投入会不断侵蚀改革积累的有限的经济资源，并使政治改革在军事力量的制约下越来越不可能顺利完成。这意味着经济危机在没有政治改革为轨道的情况下愈演愈烈，它会刺激国家对内进一步采取军事统治，并对外寻求战争以缓解国内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是针对上述现实后果，江泽民的军事主义冒险不仅是一种国家罪行，也是一种反人类罪行。
军事主义陷阱至少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国内战争状态、军队腐败、经济停滞、最高权力玩火自焚以及影响地区和平，关于江如何玩火自焚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清算江的罪行的行动同样将在军队支持下进行。这里可以特别介绍一下江泽民的政治投机对东亚政治和平的影响。
江对军队的武装导致了亚洲地区连锁反应，其影响总的来说是负面的。江泽民“近海防御”、“打赢局面战争”的军事战略，已经说明将东亚近邻视为目标敌人，这一点如同他把中国本土人视为敌人一样清晰。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近海防御”事实上就包括了在东海海域与日本领土、领海的纠纷，在台湾海峡与台湾的统一问题，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汶莱之海域管理权与岛屿主权争议问题。对于日本而言，最直接的冲击是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新民族主义会受到激发，并降低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海外经济援助。江泽民的军事投机激发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其推动国家正常化的决心。对南韩来说，江对北韩的支持使北韩更不愿接受六方会谈的要求，并刺激南韩进行相应的军事投资。在东南亚地区，江的军事主义首先刺激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军人政治的复辟，而这两国刚刚建立脆弱的文官政治。马来西亚、汶来、泰国，新加坡，特别是越南，将因此投入不同程度的军备竞赛，同时寻求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当然，麻烦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江首先是台湾民主最大的敌人，其次是推动台海两岸中国人进行军备竞赛的罪魁祸首。